沉浮

枪神

夜，牢房的夜更阴森恐怖，仿佛连空气里都有无数双的刺探秘密的眼睛在荡来荡去。离地面大约4米的一盏灯，镶嵌在屋顶上，并罩上了铁丝网，目的是怕犯人自杀。小瓦数的灯泡象鬼眼一样熠熠发光，灰蒙蒙的灯光，照着死气沉沉的牢房，粪桶散发出来的阵阵恶臭，让人直想呕吐，再加上那些成群蚊子的“嗡嗡”乱叫，搅得人心更加烦燥，让人感到有一种身在坟墓的感觉。在这阴暗潮湿的屋子里满是死气，我眼前出现种种幻觉：面目狰狞的厉鬼；悲悲切切的冤魂；飘飘浮浮的鬼火，凄切的惨叫声和无奈的哀叹声，在脑海交织成一幅幅可怕的画面，使人心神难定。

我在黑暗的监房里沉思着，想到在“学习班”所经历的许许多多忧心忡忡的不眠之夜时，很奇怪，现今被投进了监狱，听到铁门上锁的咣噹声音，反而有了一些放心宽慰的感觉。耳中响起了电影《白毛女》喜儿的歌声，这一下“大鬼小鬼进不来”，在这里可以安心睡觉，用不着整天提心吊胆，总怕被陌生人随时带走，也不知会带到什么地方，会碰到什么情况，甚至死了也没人知道，也用不着每天去应付大会小会的批斗。那种场合，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人身安全是一点保障也没有的。因此感到或许如今进了监狱，反倒比在外面还有安全感。

但是，自己这个最初的“美好幼稚感觉”很快又被现实击破了。其实在那个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非常年代里，人们头脑中的那股阶级斗争的弦，永远都是绷得紧紧的，容不得一丝半点的松懈。“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是伟人常说的一句话。况且狠抓、紧抓阶级斗争正是一个人表现自己积极上进、是非分明、阶级斗争立场坚定的最好机会。对阶级敌人不能讲同情和手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因此，不管在什么地方，在任何环境里都不会给我们这些“阶级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更何况监狱是无产阶级国家专政的工具，在那里怎么可能会有安生的日子过呢？！在那里上上下下的人员，在他们不顺心，不顺意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借口对我们进行刑罚，甚至連伙夫也可以随意对犯人大打出手，在看守所的那些日子里，我就多次目睹了那个伙夫打人的情景。那个黄姓伙夫外表一副忠厚，善良相，可是打起人那凶狠的样子，让人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他是用他挑饭的粗扁柦呲牙裂齿直捅人的要害处，真是俗语所说的“不声狗，咬死人”。因此，在看守所的日子也是过得战战兢兢的。

枪神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5-9-15 07:49
匆匆叮嘱同监友，
即被送进监狱休，
本想能够稍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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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神

牧人1 发表于 2015-9-16 23:26
至今在我的脖子上仍留有一明显的伤疤，一道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疤，它见证了我的沧桑人生，也是历史留在我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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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神

在牢房里，不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每天都是早上六点钟起床，晚上十一点钟就寝。起床后，就寝前都有狱警来清点人数。起床后到晚寝前这段时间，除了大小便和吃饭，囚犯只能席床面壁而坐，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反省交代自己的问题，或看书，当时看书只能看《毛泽东选集》（除了“毛选”，其他书藉都不允许带入）相互间不许交头接耳说话，不许乱动，想起来到屋角的尿桶去大小便，都要大声喊“报告，我要大（小）便”，才能离床而去。否则未经报告而擅自走动的，被发现時，轻则斥骂几句、罚站；重则踢踢打打、鞭抽，这是常见的事，因为经常有看守员和狱警进来巡监。他们进来时，拉开拖笼门时都会有一些响声，听到响声后，我们必须坐在位置上装出很驯服的样子，免得被他们找茬口，白白挨打。可有一个狱警，心肠特别坏，特别狠毒，做事特别阴，每次到他值班时，都要设法找茬打人，没有一班岗他不打人的。对于他来说，打人已打上瘾了，不得打人手就总感到痒痒的不舒服，而且不这样做，就不显得他是最革命的。为了找到犯人的茬子，他进入监舍时，打开拖笼门时都是轻轻地拉，尽量不弄出声音来，而且走路的脚步也是轻轻的，让人防不胜防，因为偷偷和其他人说话，我被他抓着过一次，用竹鞭子打了一身，我还算是幸运的。而同监室一个名叫韦 球，当过志愿军，上过朝鲜战场打美国鬼子的退伍残废军人，因为派性被抓，有一天，由于坐太久了，下肢麻木，便下床想活动下筋骨，那天也活该他倒霉，下床还未行走，刚好被那个最凶蛮的武装碰上，被他罚跪在牢房门前整整四个小时，時不時过来用枪托猛撞、用脚朝两肋要害部位踢；有一个叫黄炳南也是因为说话，被他用竹鞭抽打了差不多１个钟头，他也不覚得手累、手软。由于他对犯人以心狠手辣而出名，我们在背地里都狠狠咒骂他是“小鬼子皇军”，大大的坏，心眼狠毒，将來必不得好死。

牢房的前面有一个小院子，宽不到2米，长约9米，专供犯人放风活动的地方；周围有一堵髙高厚厚的围墙围住。每天每个牢房轮流派两个人拿大、小便出去倒，如果碰上看守员不来放风，两天、三天才让倒一次也不一定。如果粪桶满了溢出来，那也自认倒霉了。不过大便的问题不大，因为每天两餐，每餐四两瘦米加上一点无油的菜，还不够身体内部的吸收，全部消化完了，所以大便次数不多、量也不多。我记得那个叫韦球的，他最长时间隔一个多月才大便一次，而且像羊拉屎一样只拉得一点点儿。每次他大便时全监舍的人就倒霉了，因为他大便间隔时间长，所以排的大便特别臭熏熏的，到他大便时，大家都象避瘟疫一样，用被子从头到脚把整个人盖得密不透风，严严实实才行。

枪神

在监狱里放风，就象打仗一样，要快。放风时间长短要由看守员心情好坏来决定，他们心情好时，每天下午放风一次，时间3-5分钟不定，包括倒大小便、洗衣服、洗澡、活动身体；有时只让倒大小便，每个牢房派人出来盛些水回房间留作第二天洗脸、漱口用；如果碰上他们心情不好时，则3天、5天不放一次风也是常事。即使放风，也就只给你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冬天还好说话，夏天就难爱了，因为监牢窄小，人多，又不透风，浑身是汗，那时候的水就贵如油了，一水多用，漱口的水盛回来留作洗脸，洗完脸又留作洗脚或擦身用，有这样的水总比没水好，特别是盛夏时节。

在监房的后面有一个大坪，那是对犯人进行清仓检查时用的。每个重大的节、假日前，都要对犯人进行一次全面清查，而且常常是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来进行，使之措手不及，防不胜防。犯人把各自的行李全部搬到晒坪上摆摊放开，由看守员和狱警进行逐一清查有无违禁品、凶器之类。我们倒乐于此，因为牢房内太阴湿了，所以趁此机会能把自己的行李衣物晒晒阳光，去霉气，消消毒，而且使各个牢房的人有一次见面的机会。正是得此机会，让我見到了韦子正和李  展这两个与我同是东北大队的挿青朋友，韦子正与我同是贵髙校友和同届插队的，韦此人胆小怕亊但为人谨慎老实，平日里响屁都不会放一个，更不会轻易跨越雷池半步，而李  展则是比我晚一年同在一个大队插队的小朋友，因为他去插队時是我们大队插队青年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当時还未满十五周岁，还是一副乳臭未干的稚气样子，但由于人長得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所以大家都喜欢逗他，叫他做“小朋友”。 象这样的两个人，叫我实在想象不出他们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亊情来以致招上这牢獄之灾？因为不同一个监房，是不允许互相说话的，碰见面時就是大家互相点下头，丢个眼色，就算是招呼过了。他们被关押差不多一年時间就获释放了，到亊后我才约略知道，他们是因为在制作毛主席语录時，把主席头像下面的葵花花瓣画成了12瓣, 因此被想象为这是国民党的党星, 利用伟人语录进行反革命的宣传, 这是一件严重的政治亊件, 加上 韦的家庭成份是地主, 而李  展的父亲是从当年的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国民党的一个电台台长,。这还了得？一个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一个是国民党反动軍官的后代，反动的夲貭不变。 而那些惯耍极左手段的政治投机者便以此鸡毛蒜皮大的点点问題, 大作文章， 吹毛求疵，无限上纲上线,  必欲置他们俩个于死地而后快，並以此邀功请赏。所幸的是，由于他们命不该绝，其它方靣又查无实据，在白白被关押了一年之后才不得不放人。诸如此类的亊情，在那个年代还見得少吗？正是冤獄遍地。（李展从农村出来后，先是安排到南宁煤矿，凭着他不韧的努力和才华，后来到了广西区电視台工作，个人亊业有所成就，且小有名气，也称得上是我们老三届插青中为数不多的皎皎者之一。）我还记得当年一起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还有：西江农场党委书记赵品三、县新华书店的刘0、县人民医院的护士刘0 英（他们是兄妹，而且是我姐姐的同学、好友）、县物资局的张木成、县服务公司的范信斌、县电影队的韦文锋、县港务所的黄发、罗全、罗永强、西江粤剧团的温0夫、县文艺队的李炎恩、石卡公社的杨寿安、西山邓宏飞、木梓的朱守常、朱守仁两兄弟、木格的梁永仁、覃塘的陈 州父子二人、供销社的邱全略、石龙的韦球、罗任茂等等，还有许多我记不起的这些人全都是因为是B派而被关进去的，且是一关就是好几年，最后才陆续获得释放，只有黄发、罗任茂和李炎恩等人被以反革命纵火罪判刑。而在每次检查时，围墙上都要增加哨位，机枪瞄准，以防犯人暴动冲监。

枪神

皇城龙狼 发表于 2015-9-23 13:49
走过来的都是坚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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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神

在看守所里，我体会最深最深的还是一个“饿”字，理解最深的两句成语是“狼吞虎咽”、“饥不择食”。在监房里每天两餐瘦饭，（意指没有油水荤腥）每天送饭来时，饭是刚刚出蒸笼，滚烫滚烫的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连饭是什么样子，什么味道都还没有弄清楚，就囫囵吞枣，三下五除二，几口就干完了，一是太饥饿，二是要凭借着这一点热饭气下肚，以此增加自身体内的热量。如不小心有饭粒掉到地上也要一粒粒捡回来吃，吃完再咂咂嘴，尽管肚里仍空空如也，也要好好回味回味一下吃饭的滋味。家里送来的东西，连辣椒的枝梗都不放过，也拿来吃了，不让浪费掉。肚饿实在顶不了，就说身体有病叫家里送些“藿香正气丸”、“银翘丸“之类的药丸来，（因为看守所限制送食物类的东西）拿这些药丸来充饥，饥饿的程度可想而知。

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直到1972年5月份周恩来总理有关监管的指示下达（也就是林彪“九·一三“事件后），在监人员的生活和待遇才有些许改善，除了学习毛著外，允许看报纸，中午有两个钟时间休息，体罚犯人的现象也减少了许多，这些都是后话了。

要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生存下去，还有最要紧的一点就是不能消沉。在监狱中失去了自由，就像掉在大海里，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摸不到，人慢慢地在沉下去，沉下去。消沉就是慢性自杀，消沉就是死亡。自从自杀未遂后，我对生反而有了强烈的要求和期望。尽管身陷囹圄，自己的未来是一个未知数，既然是未知数，那就尽量不去想或少想些，不要自己折磨自己，学会随遇而安。为了消磨在狱中的时间，我跟其他同关押在一起的难友学，把旧衣服拆掉分开颜色抽成丝线，再几股几股合起来搓成粗线，用来编织手提网兜，既消遣了时间，又学了手艺，更重要的不使自己思想太过于消沉。

由于自己生性有些不羁，有一股傲气，要求平等，保护自尊。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性格，就不会在文化大革命中招惹出这么多的事情来。我喜欢接近平易近人的，平等待我的人，不喜欢自以为是，高人一等，不能平等待我的人。我有一个自己的人生哲学，对善良的人、对真心爱我、关心我的人，一辈子不会忘记；对我怀恶意的人，我退避三舍；对伤害过我的人，尽量为之以原谅；对我有误解的人，什么也不用说明；对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当尽力相助；对吝啬谄媚的人，一毛不拔。我喜欢雪中送炭，不喜欢锦上添花。这表现了我在处世上有偏激情绪。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我的性格的确影响了我的命运，而且是比较大的影响。

枪神

1970年秋未初冬，我在看守所被看守戴上了一副八斤多重的脚镣。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我给了一件衣服我小学时一位数学老师江文英的哥哥穿，他是在外地被抓回来。家庭成份是地主，而且是贵县八塘有名的大地主，如果不是跑出外地，1968年“贵县4·12、4·13”时他早就没命了。这次被抓回来，除了身上穿的，多一件衣服都没有。因为在学校时，姓江的数学老师对我挺好，加上其兄的遭遇，使我对他产生了恻隐同情及报恩之心，因此未经看守同意,便想送件衣服给他,结果被看守发现,惹来祸端,说我违犯监规，拉拢腐蚀他人，给我铐上脚镣，以示惩戒。我在给衣服他的时候，还写了张字条夹放在衣服里面，我是这样写的：

“江大哥，一件旧衣服给你外出劳动替换，不成意，话不多说，待日后到自由天地时再详谈”。

幸好字条没被发现，否则罪名更大。因为凭纸条上“自由天地”这句话，就可以给你无限上纲上线，吃不了要兜着走，可以说我们是梦想变天、反革命复僻、死心不改，受到的惩罚将会更加严厉。那么，被戴上的脚镣就不仅只是这副八斤多的脚镣，而起码要铐上12斤重以上的甚至同时还要加上手铐才成。因此虽然自己被戴镣惩戒，但我并不为此而后悔自己的作为，为人就要如此。

戴上脚镣后，给自己行动各方面都带来诸多不便。在那些狱警心目中，被戴上脚镣的人都是待决的重刑犯，因此，他们对我更加百般刁难、找茬来惩治我、动不动就罚跪、罚站、用细竹鞭打。我无奈也只能听之任之。

天气已入冬，寒冷之至，冰冷的铁镣伴眠，被窝久无暖气，戴着脚镣行走“啷啷当当”，影响他人，也把自己的脚后根都磨破出血，为了减轻痛苦，我拆了件旧衣服把镣铐包上，响声小了，磨擦也减轻了。戴着脚镣我也学会了如何换脱衣裤，磨炼了自己的意志，也学会了“忍”，懂得去“忍”。

“戴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疚”是我中学时代读过的而且记忆犹深的《革命烈士诗抄》中的其中一首，这首诗当时还被谱写成歌曲，在六十年代时，作为革命传统教育的歌曲之一。这是刘伯坚烈士1935年3月由狱中戴脚镣往大街移囚绥署候审室时写下的不朽诗句。当我被铐上脚镣时，这首诗即跃现在我的脑海中而挥之不去，脚镣被戴上了，但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也会被“戴镣长街行”。

1970年10月的一个晚上6点多种左右，我正坐在床上百无聊赖地摆弄着那副脚镣时，我被看守叫了出去，开头我以为是提审，但一想，也不对啊，晚上极少有提审的。过了岗楼，出到外面办公室时，见到里面有八九个男女青年站在那里了。我仔细一看，有些我认识，都是同一街道的青年，我心里纳闷：他们来干什么？看守拿来一副手铐把我铐上后才对我说：

“今晚回街道接受群众批判，你要老实些，听到没有？”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来那么多人。

枪神

出了看守所的大门后，那个领队的走在最前边，我只知道他的绰号叫“咸榄弟”，让我跟着他走，其余的几个成半圆形围在我身后，如临大敌般的押着我往街政府的方向走去。我被铐着手铐、戴着脚镣，缓缓地走在我曾经那么熟悉而现在变得又似乎很是陌生的街道上。“哗——啷” “哗——啷”，戴着脚镣行走发出的声音沉重有力也很有节奏，惊动了众多的路上行人。看到我那副模样和押送的阵势，纷纷投来惊讶、不解、疑惑的眼光。由于我在下乡插队时，在文革初期时出尽了风头，认识我的人是不少，见到此景，他们则互相低头议论纷纷：

“这不是简毓骐吗？不是听说他已经死了吗？怎么现在还活着？”

“喂，简毓骐还活着呢！”

“他犯了什么大罪，手铐脚镣都被戴上？”

“你看他的样子多坦然，一点也不害怕。”

……

“是啊！我有什么值得害怕呢？怕什么呢？”听到之后我在心里自问。

在那个人人自危，感到万分恐怖的时期，很多人由于说话不慎而身陷囹圄，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因为打击的运动总是一个接着一个不期而至。能听到人们的这些议论，我内心甚感欣慰，知道我在群众中多少还是有影响的。此时，我又想起了刘伯坚烈士“戴镣长街行”的那着诗，想到他被戴着脚镣行走在街道上时的情景，

“戴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疚。”

我无心也不敢和烈士们攀比，因为我还没有烈士们的境界那么崇高和伟大。但是今天的情景何其相似。简直就是当时的再现。仔细想一下，自己也哑然失笑，感到啼笑皆非。刘伯坚烈士所处的是国共对垒的时代，而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对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插队青年，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个小小的人物，何至于要如此大动干戈呢？难道我这“泥鳅”还能掀得起滔天大浪不成？这样做是不是太抬举我了吧？自感愧受不起。但当我面对群众时，我却又覚得无愧，因为我没做过任何伤害群众的事情，我只是说出了他们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罢了。在批斗大会上，我看着前面黑压压的群众，张目四望，想极力去搜寻有无我认识的人。但是，他们大多默默地低着头，看不清脸孔。我那时甚至希望能有记者照下我的镜头，一定很好看，比耶稣吊在十字架上也不逊色。我没有感到耻辱，耻辱应该属于那些失去人性的疯子。听着在大会上那苍白无力并且显得极之荒谬的发言，那参差不齐、零零散散的口号声，会场上的始终没有他们想要制造和达到的那种气氛和效果，只能是走个形式，草草收兵。看到群众向我投来的同情眼光和那深深的叹息声，我体会了“是非自有公断”，“老百姓心中有杆秤”的深刻道理，本来我已经很绝望了，觉得随时结束自己的生命都不足为惜。但是人们的同情顿时使我感到活下去也许还是有希望的。所以我也就十分坦然，我在心中默默地唱着

“戴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