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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过生活关。 刚下乡插队时，国家给我们每个“插青”安置费是185元，包括购置生活、生产用品和我们半年的生活费。第一个月每人6元，以后每个月5.5元，5元，4.5元，4元，只发6个月就停止了。以后要靠我们自己挣工分来养活自己。我们五个人一个小组，就组成一个小家庭了。对每笔开销都要抠着手指头来计算哪项该开支，哪项可以暂缓，哪项不该开支花费，都要算的一清二楚，账目公开，让大家都知道。心中对我们这个家有个底。说起我们这个插青小组的五个人，都是来自普通市民的家庭，没什么背景，且各人都经历过艰难，虽然个性和爱好不同，但有一点，我们相互之间都能够做到理解和谦让，也懂得珍惜和节俭, 不在枝节问题上过于斤斤计较, 所以相处得还算和睦、融洽。五个人中陈作雄的年纪最长，我次，因此在我们这个小家庭里，我们两人都能比较自覚地负起责任。白天出生产队集体工，收工回来，家务事大家都能主动去做，不用催促。互相之间有意见了，都能摆到桌面上来交谈，清除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我们之间很少有吵架顶嘴的现象。队里分有自留地给我们，卓群英、李玉珍、莫洁贞他们几个女的在街道副业场呆过一段时间，自留地种的菜，该种什么，什么时候种，如何护理，她们已有一套经验，所以我们小组自留地种的菜并不比社员的差。为了改善生活，我们还养起了鸡和猪，这个小猪大多数是莫洁贞护理，把它养得滚圆滚圆肥嘟嘟的。养到120多斤重时，拿去上调给公社。那年头，私人不准屠宰买卖，要由食品公司统一销售。上调一头猪，可得回几斤肉票去食品公司购买，把猪卖了以后，我们买了猪肉回来，美美的加了一餐菜。因为是我们自己劳动所得，大家吃得很开心，很快活。 而最使人头痛的是燃料的问题。社员们烧的柴草，除了队里分的稻草、玉米秆、蔗叶之外，全都靠上山割茅草。去山的路不但远，往返一趟七、八十里，崎岖难行，一天只能割得一担，还要清晨一大早出门赶路，如果草源难找时，晚上回到家时天都快入黑了，人也累的够呛。所以每次上山割茅草我都心怵，一是路远难行；二是因为社员们都是靠割茅草作为家庭的主要燃料来源，所以草源难找；三是由于自己的眼睛是深度近视，割茅草是手笨脚笨，割不快；四，割好茅草，装担又是一门技巧。装担装不好，挑起来特别吃力。怵心归怵心，去山割茅草硬着头皮也要去。有几次钻了大半天山，也找不到草源，怎么办，总不能空手而归吧？那样岂不被人笑破肚皮，我和张若波想了个“投机”的办法，在途中自个掏钱买人家的茅草挑回去交差。后来陈作鸿通过熟人关系，在当时的贵县糖厂那里要到蔗渣票，去糖厂拉蔗渣糠回来烧。我们利用农闲的时间，向生产队请假，经批准，然后“全家人”出动由李玉珍回家借木板车（因为她母亲是在街道拉木板车运输的），用麻包袋把蔗渣糠装好，然后把車堆叠得满满的,推回生产队我们的小家里，每推一次就能用好长一段时间，这样,基本上解决了燃料困难的问题, 我们就不再用上山割茅草了。 下乡插队后，吃的问题也是我印象中较深刻的。以前在学校时，也经常到农村去支援春耕生产、秋收，住在农民家里，住上三五天就又回学校了，虽然是蜻蜓点水似的，我们也能看到、听到、因此也知道农村的生活比较困苦，但究竟困苦到什么程度，就确实无法知道了。这次插队到农村后，身临其境，才使自己真正体会到农村生活困苦的程度。我们所在这个队的社员群众，一年365天一天三餐天天都是吃的玉米粥，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上一餐白米饭。荤腥菜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的社员群众，每天一大早，每个家庭都用大锅头熬一大锅玉米粥，放在锅里，这就是全家人一天吃的了。一锅粥，米没有几粒，粥稀得可以照见人。社员们都喜欢用一个带嘴巴的瓦罐盛粥，什么时候感到饿了，就去就着瓦罐嘴灌上一两口。那些粥从瓦罐嘴里倒出来简直跟水一样，特别是夏天天气炎热时，粥很快变馊了的，这些馊了的粥，我吃一口，刚一进嘴马上吐了出来，那股酸馊的味道很浓，我受不了，也一直无法适应。吃不下去，自己只好挨饿。我看到社员吃得津津有味，那时，我认为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时隔多年后，我每回忆到这件事，才明白，那是生活所迫。因为当时的生活水准只能达到那个地步，和经过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的生活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令人扼腕慨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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