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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陆鹏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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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北京知青赴内蒙古临河县插队五十周年纪念庆典倡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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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14 18:04:00 | 显示全部楼层

深谢逗你玩朋友对65老插的关注与理解!

 

问候逗你玩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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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5 16:25:00 | 显示全部楼层
 

                   后 套 成 长 历 程 马大为/文


个人简历:

1946年l月出生于河北省南宫市。

1965年7月于北京师大一附中高中毕业。

1965年8月到内蒙古临河县白脑包公社三八大队三队插队。

1970年任白脑包中学民办中学教师。1979年转为国家公办教师。

1980----1985年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学习,毕业。

1986年----1992年任内蒙古乌海二中语文教师,中教一级。

1992年2月调入北京海淀永丰中学。1995年秋调入北医附中。

1997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2001年兼职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高中教研组教研员。

2002年被任为海淀区语文学科带头人。

2003年4月退休。

2003年9月至2011年兼任多所民办大学《大学语文》、《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美学》、《中国文化导论》、《阅读与写作》等课程。

2006年----2009年出版有“一考通”出版的《大学语文》、《文学概论》、《古代汉语》、《美学》的课程同步练习和模拟试题等教辅资料。

2013年自费出版《实际应用语文学》。

正文:

1965年8月9日,北京火车站出现了一个历史奇迹,发出了—列北京驶往内蒙临河的知青赴内蒙河套插队的知青专列。六百多名热血沸腾的知青,小则十三岁,大则十九岁、二十岁,刚刚中学毕业,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告别父母,告别首都北京,满怀革命激情,奔向后套,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去。

我就是这六百多名知青中的—员,北师大一附中高中毕业,脊柱侧弯,身体残疾,出身地主,因大学不录取出身不好的子女,我未考大学,也不愿做小学教师,自愿申请下乡,是师大附中的第一批下乡毕业生。

从65年到86年,我在后套生活了21年。这21年是新中国最悲惨的历史阶段,也是乾坤扭转,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更是我生活最坎坷、最苦难的阶段,苦辣酸甜,铭记于心,刻骨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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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5 16:27: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下    乡

(—)决定下乡

我是1962年从四十三中考入师大—附中高中的。北师大—附中是北京市历史最古老、教学质量最高的中学之—,是我一直向往的学校。

在四十三中的三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的三年,也是我的政治生涯初受挫折的三年。初—年级,我是班长、学习委员、语文课代表。但班主任是一位女性、语文老师、其夫是留苏人士,极左。她讨厌我的出身,又讨厌我桀傲不训的性格,在60年的节食运动中,因我不理解,末节粮,撤掉了我的一切职务,并定性我为“不满社会主义的地主阶级子女”。初二年级,奶奶突然得了半身不遂,经紧急治疗,有所恢复,行为不便。家庭生活的担子—下子转到了父亲和我的身上,父亲要上班劳作,我要读书,奶奶要有人照顾。经济困难时期,初中生上半天课,课后作业很少,于是我就有了时间读书,也有了时间伺候奶奶看病,熬中药。还学会了做饭、操持家务、洗衣、缝补衣物、拆洗棉衣被褥等活计。但我的学习仍是全班优秀。初三阶段,换了—个能力很强的女物理老师作班主任。她不但不讨厌我的出身,还喜欢我的学习能力,要求我协助语文老师的教学工作。班主任、几何老师、语文老师都因我的成绩优秀而喜欢我。在报考高中志愿时,她说我报的志愿太低,让我往高里报,于是我有了信心,报考了师大一附中。她说:“我相信你,没问题。”

考上了我向往已久的师大—附中,心中非常高兴,上大学的梦想就有保证了。高—年级,我努力学习,奶奶病危、去世,一度耽误了学习但我自学能力很强,学习没有落下。我喜爱文科,忽略理科,理科成绩不高,但因我喜欢哲学的原因,我喜欢朱正威老师的生物课,尤其他讲的遗传学和生命的起源,为我开扩了视野,我非常喜爱,也非常欣赏他的教学风格。

高二年级,正在我努力学习梦想考上理想大学理想专业之时,与同班同学田士忠交好的一位学长告诉我:大学不录取出身不好的学生,尤其是文科,绝对无望。尤如晴天霹雳,将我的梦想、人生希望击了—个粉碎。我痛苦、迷茫……接着,去人民大会堂听会也不允许了,为的是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我成了“阶级敌人”。出身好的同学去人民大会堂听会,我被留在教室上自习。59年春节,我曾以优秀少先队中队干部的身份,被彭真市长邀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联欢会,是第一批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小学生干部。现在,我,一个高中生,却成了阶级敌人。我想不通。呜呼,哀哉!又接着,我们的文学小组被解散,原因是班主任董先生说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成员是几个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啊,天啊,学习有罪!!

高三年级,因为我喜爱文科,历史、哲学、文学,多有涉猎,不想放弃自己的爱好,又因当时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坚信自己是—个忠诚、坚强的革命者,决定按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所说的,到工农运动中去,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革命者。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我是—个真正的革命者,我的所学,我的才干,一定会在革命实践中得到验证,我会脱颖而出的。所以决定上山下乡,投入刭三大革命的烘炉中去锻炼成长。我在完成高中学业的基础上,开始为参加社会实践做文化知识方面的准备。接着,在共青团九大的“向革命化进军”的号召下,向学校领导递上了下乡志愿书,而且按了血手印。我与同学们有个约定:他们把大学的教科书给我寄—套,我在农村自学大学课程,同样要学到大学知识,达到大学文化水平。

高三毕业体检时,我被查出脊柱侧弯,身体残疾,但因早被董姓班主任视为“阶级异己分子”,他根本不把体检证明当回事,置之不理。

七月,市里招集初高中毕业生学习,介绍市里的就业安排,高中生可以到小学当教师,不愿意的只有—条路----下乡。接着,在动员中学生下乡的会议上,在山西(徐锦)、内蒙(丁志礼)插队的知青作报告,讲述农村的优裕条件、美好生活,号召大家前往。参会人员多数深受感召,填报了下乡申请。

八月初,下乡批准书下来了,要求按通知要求办理消除户口的下乡手续。我独自办了手续,才告诉父亲。父亲大吃一惊,他本来是希望我考上大学的,但他不了解当时大学录取的条件。他也希望我做小学教师,与他—起生活,但我不喜欢小学教师的职业,中国有句老话,“家有半斗糠,不作孩儿王。”我有更大的目标,想做不凡之人,男人当有鸿鹄之志,但又无法言明。父亲非常生气,无法接受。我请了姐姐、姐夫来劝说父亲,父亲才勉强答应我下乡。八月九日,父亲送我到北京站,我第—次见到了父亲为我落泪,心里非常难受,想想他一个人孤单地生活,我才懂得了我的不孝,但为了更远的目标、更大的事业,我斩断情丝,告别老父,走上了西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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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5 16:29:00 | 显示全部楼层

(二)下乡火车上

    城里知青集体下乡插队,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事,也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造”。幼稚的我们,怀着满腔的赤诚,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烘炉中去经受锤炼,心情无比激动,无比兴奋。大家在火车上又说又笑,畅想美好的未来。年龄较大,心情复杂沉重的我,心中盘算着下乡后的人生路程,不免一阵凄凉,丢下五十多岁的老父孤独度日,心中不由有一种罪恶感,但非如此,无以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革命史上,很多中共的先烈,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背叛家庭,革自家的命,我也走向了这条路。在学校召开的欢送我们四位同学下乡的大会之后,刘超校长向我班团支部提出发展我入团的问题,他说:“人家都响应党的号召,下乡革命了,你们还不批准人家入团?”但是,团支部还是没有通过,他们说,“像他这样出身的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还需要考验。”

    我们这个知青小组,是师大附中和四十三中的同学联合组成的,师大附中四人,四十三中五人,四男五女,高中三人,初中六人,团员五人。看着这些年幼的弟妹们,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则我年龄大,二则我是学文的,三则我的生活经历比他们要复杂得多,但我的政治身份最低----非团员。正在沉思之际,跟队送行的带队老师、我的班主任----董先生把我叫到列车长室跟我谈话。他首先向我转述了团支部开会的情况。我知道,团支部是在他的操纵下,团支部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他的意思。我说:“这无所谓,谁真革命,谁假革命,让历史去说吧!”他最后说:“你这个人很有才,路走对了,你会是个了不起的人:路走错了,会是大反革命。希望你好好把握。”我心理想,这是他的真心话。因为我在他的政治课上,和他进行过争论。在那个年代,有人专门打击我们这些出身卑微的人以显示他们的“革命”。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后来,他在文革中充当干将的表现,证明了我对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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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5 16:31:00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厄运丛生

    我,作为一个文科爱好者,高中时就自学了一些大学课程。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我只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韬光养晦,深入了解社会,尽快掌握生产技能,寻找知识与生产相结合的路,打开一条新的生路。但是,我太幼稚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我们这些人生存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成了社会最低层的人。在这条路上,我艰难挣扎了几十年。挫折多,成功少;辛酸苦难伴一生,—部辛酸史。

刚一下乡,我就注意学习:观察农民的劳动过程,寻找劳动的窍门,争取早日掌握多项农业技术。由于吃苦,学得快,深受老农和队干部的重视。我还与李得路一起,深入农户,为农民办实事。因我们知青收工较早,家里有人做饭,就到队干部家帮助挑水,减轻干部的家庭负担,深入了解农民生活状况。但却被知青小组冠以“不遵守组织纪律,自由主义”的帽子。我据理力争,用毛泽东开湖南运动调查会的例子和“四清”工作队干部工作条例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争辩。他们就无话可对了,但也埋下祸根。中国有句老话,枪打出头鸟,我就是个出头鸟,必然遭打。

在知青小组里,知青小组作决定,要先团员会议决定,其他知青无条件参与。他们制定的那些极左的片面的像军队纪律一样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了我们深入群众,了解社会,广交朋友的自由。我比较年长,社会经验较多,根据生活实际,反对那些不切实际的规章制度,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小组领导并不接受。于是,就被告到了四清工作组、大队、乡里、县上,尤其是那位主管知青工作的副县长那里。

由于我在公社整修广播线路的工作中表现出色,在劳动中善动脑筋,帮助社员家干了—些实事,如整线路、修喇叭、挑水、捣糕,劳动表现也比较突出,在社员中受到好评,威信较高,在村俱乐部领导的改选中被选为副主任,并决定发展我入团。古话说“枪打出头鸟”,我哪里知道,这伤害了知青小组的某位领导,厄运已经在阴谋中孕育、产生。这些人会上争论不过我,专门会在领导面前哭泣,让领导以为我有多坏,欺负她们有多严重。主管知青作的副县长相信了她们的汇报,质问我:“你怎么欺负了李××同志?必须老实交待!”。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内蒙后套地区是64年开始“四清”、65年结束的,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66年,中共北方局又决定对四清成果进行复查,按中央新的阶级斗争精神进行重新考察、验收。

起初,是县、社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我村的工作组组长是公社干部张××。因是本地干部,又是实在人,工作比较实在,我又表现比较突出,在摸底阶段就安排我作南组的召集人和记录员。在南组会议上,我按照毛泽东关于开调查会的方法,尽力调动群众畅所欲言,所以社员群众放下包袱,说出了真话。其内容是:四不清干部并不是坏人,有能力;四清后的生产队干部班子不团结,能力差,集体生产长进不大;希望增加领导班子新成员,搞好团结,把生产搞上去,让社员得到“四清”的更大实惠。我按实际情况做了记录和汇报。

实际上我已经闯了祸:—,我站在“四不清”干部的立场为“四不清”干部翻案;二,我攻击“四清”以后的革命领导班子;三,地主子女反对伟大的四清运动,为四清干部喊冤叫屈,妄图推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四清”运动。

这时,公社“四清”复查工作队的队长是主管知青工作的某副县长,经常到我大队、我知青点来。还借了我的一本胡华(人民大学教授)主编的《中国革命史》,再无归还。社员告诉我,他在四清前曾在俱乐部唱过二人台中极黄的段子“十八麻”,他是由临河县副县长提拔到盟里的领导职务的,人既年轻又有才干,很有发展前途,但是在“四清”运动中,因男女作风问题被降回县里任副县长。

不久,否定前段复查工作的新的四清复查工作组下来了,是包头市机关抽调下来的干部。我成了四清复查工作的斗争重点。接着就撤销了我的俱乐部副主任职务,取消了我的基干民兵资格。那位副县长、乡工作组组长亲自坐镇,由四清复查工作组组织社员开会对我进行了批判会。但由于我的坚持,据理力争,批判没有成功,反而是我讲的道理更受当地农民信服。这位副县长气得在骨干总结会上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你们他妈的这么多人,就干不过他一个!”实际上并不是我厉害,而是事实胜于诡辩,山高遮不住太阳,阴谋家才是最虚弱的。

我当时非常奇怪,我的表现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群众对我的评价也是知青中较高的,为什么突然来了个—百八十度大转弯呢?后来我才知道,我被告了黑状,我被定位为“反革命子女”。

那位副县长还向我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你为什么攻击“四清”后的干部班子?你为什么为四不清干部翻案,否认伟大的“四清运动”?二,你为什么反对知青小组领导的决定?三,你怎么欺负了××同志?要求我作出全面交待。我当时如坠五里云间,搞不清、弄不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从何而来。但我沉思,一位县长大人,为什么直接偏向一位二十岁女子呢?想起农民对他的介绍,我恍然大悟。

在这位副县长的指挥下,67年春,我公社召开了下乡知青批判会,批斗新兴大队的两位知青,以“流氓罪”、“ 反革命”罪将二人逮捕,将其中的章汉夫定为“反革命份子”,判了三年徒刑。我被点名提前参加这次教育会,实际上是陪绑,是警告。

在那种“万马齐喑”的形势下,只有忍,因为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无人敢对我表示同情,更无人说一句安慰的话。尤其是参加公社知青批斗会后,我预感到自己已无前途,无出路,于是,我想到了死。并决定实施。

当时正值六月割麦时期,由于腰椎残疾,又由于自己手脚慢,不想再受人讥笑,我一个人包了一块麦地,四周无人。但是心情低落到极点,我决定将自己送入黄济渠那滚滚的流水之中。

那天特别热,吃了中午饭,我拿上毛中,约好与贾德仁去黄济渠去洗个澡。但贾德仁没来。我就—个人来到了黄济渠畔。举目—望,渠中黄水汹涌,接近渠坡,浩大的水势,很是可怕。我先用河水擦了擦身,接着抓住岸边的水草,沉了下去。我是个旱鸭子,不会游泳,往下一沉,猛地没到了脖颈,凉凉的河水一激,脑子突然清醒,我不能这样死去,死得不明不白,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祖宗,人生路漫漫,还应该再抗挣一步。于是我抓住水草,又慢慢爬了上来,洗了洗身上,回到了知青点,下午没出工,躺在炕上想了一天一夜。我决定:坚强地活下去,与害我势力斗争到底,再不屈服,宁做硬汉死在广厅之上,不做逃避斗争的冤死鬼。我当时的处境恰如鲁迅在《自嘲》中所写:“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己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只因不学疏御术,立即颠身变缺肢。”(冯雪峰《塞童》)我也只能像鲁迅先生所写的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而且,我用我的一生实践了这四句话。

后来参加县知青大会才知道,狼山公社的下乡知青有一批是高干子女,而且与中央有直接联系,与四清复查工作组发生了理论争论,工作组讲不过这些高干知青,县里很是头疼,于是拿我乡知青开刀,要把知青带来的这股反对地方封建势力的新风压下去。于是抓了两个有缺点的社会知青作靶子,掀起一个全县性的整治知青,让知青做绵羊的运动。我就成了第一批陪绑人。但是,两个月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知青中的一批骨干掀起了造反大潮,砸了县安办,在县礼堂批判了这位迫害知青的县长。全县各公社知青代表上台,用血泪事实控诉、批判了他迫害知青的残暴罪行。我参加了这个大会,没有介入,但心中得到了一丝安慰,挽回了一些自尊,增加了斗争的勇气。我给呼和浩特造反派去的支持信收到了回信,《内蒙古日报社》给我发来了特约通讯员聘任书和资料,《巴盟报》发表了我的诗歌《毛主席语录板》,我的情绪才开始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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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5 16:33:00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参加文化大革命----在两派斗争中纠结

66年秋,在文革的大形势下,女知青学城里红卫兵的样子,剪掉长发,留了男分头,表示破四旧立四新。我当时告诉她,革命不在形式,而在精神实质。

城市红卫兵到农村串连,扩大革命火种。当时,农村青年还处在封闭状态,对他们那些极“左”的想法并不接受。我们几个知青到三八二队,与来串连的城市红卫兵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做法和目的,想跟上文革的大形势。也感觉到他们的行为很过火。当年冬,大多数知青都回京省亲,感受文化大革命的气势去了,只有我们三两个人留守。我的父亲已被遣返回老家,北京已经无家了。

我和王晶、李得路经过研究,由我执笔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后套阶级斗争严峻形势的信,寄了出去。

67年春,农村产生了造反派。在我大队,以大队原妇女队长、劳模的儿子王贵宝为首的干部子女贴出了第—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四清”后期上来的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复转军人鲁三开,与其妻----妇女副大队长杨玉莲。我嗅到了一股“保皇”“反四清”的味道。我们前年刚到本队时,正是“四清”工作扫尾阶段,“四清”工作队的留守人员钟、李二同志,专门关起门来,给我们介绍了“四清”工作的进程、阶级斗争状况和遗留问题。工作组说:这个大队外号“小台湾”,解放十六年,大队干部班子—直与旧势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始终有人告发大队书记贾永发,说他与旧势力关系很深,大土匪李海伦与他有亲戚关系,他曾涉嫌参与了毒害土改时民兵大队长李××的案件。当时虽经审问,但苦于无有证据,无法查办。贾永发本人,身高体壮,说话笨嘴啄舌,但人很能干,很会来事,在五十年代初,曾在挖二黄河的工程中获得“劳模”称号,入党,当了十几年书记。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是三队、四队生产队长,他们与他们的亲戚形成了全大队最大的权势集团,其中一个弟弟是公社流氓团伙骨干、下台的“四不清干部”。现在,王贵宝等人把矛头指向了鲁三开和杨玉莲,我们深深感到阶级斗争的一种火药味,这是反“四清”势力为“四不清干部”翻案的集团出现了。这是反动势力的覆辟活动。作为下乡知青,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我们当然不能容忍。

我在生产劳动中也听到过社员们的各种议论,说贾永发好的人占多数,但也有人说刘生祥是好人的。刘生祥,其父××,本队社员,老贫农,因揭露贾永发的历史问题而成为贾永发的死对头,其长子是年轻的新生干部,有文化,坚持按党的新政策办事,受县乡两级领导首肯,在三八大队是贾永发的对立面。“四清”运动中,因贾永发的问题查无实据,无法定案,在民众中拥护度高,继续担任大队党支书记,刘生祥则调到本公社的中心大队任书记。

我与之一起干活时间较多的贫农刘太基是与刘生祥一个系统的。刘太基是一个干活非常认真的人,我很尊敬他,社员也说他有当队长的能力。在干活过程中,他经常提到刘生祥的事情,所以,依据“四清”工作组留守人员的介绍,我就有了对刘生祥的初步认识──此人是党的好干部。

王贵宝的大字报提醒我们:现在,王贵宝作为大队干部子弟,第一个向 “四清”新干部发起了攻击,而且大字报中的理由非常无知、无趣,根本站不住脚,所以我就认为:王贵宝是保皇派,是贾永发集团的夺权信号,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

年初,《内蒙古日报》造反派掌握了《内蒙古日报》领导权,给我发来了回信,聘请我为《内蒙古日报》特约通讯员,月月给我寄学习资料。

这时,回京的知青相继回来,他们看到了大字报,各有想法。我首先向王晶表达了我的看法,王晶又与知青组长共青团员田淼、魏秀珍等交换了意见,我也向李得路谈了我的看法,于是本小组五位知青有了统—的认识,保卫毛主席领导的伟大四清运动,回击保皇派的挑衅行为。于是,由王晶提议,成立了《韶山》战斗队,制作了袖标,发表了第一张大字报,给保皇派以迎头痛击。得到了中心大队书记刘生祥等贫下中农的支持。

这时,富裕中农鲁×的长子,鲁金良,因偷盗被判四年劳改释放。他马上投入了王贵宝阵营,以其较多的社会钻营经验,掌握了这—派的大权。于是三八大队的两派形成了。

此时,公社也产生了两派,以杜××为首的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公社党委书记王殿臣。王殿臣是三八二队人,与贾永发的历史关系盘根错节。而以陈海明为首的保守派死保王殿臣,把矛头指向了外调社长、复转军人石全福和副社长贺××。于是,我们就与公社造反派结成了同盟关系,并且得到了县造反派的支持和支援,造反派的领导邢树新和我们建立了组织联系。

接着,我们开始了对四清工作组交待的问题重新展开了社会调查。走了很多地方,访问了不少的人。

我们的大字报始终指向大队书记贾求发和公社书记王殿臣,揭露的是历史问题、复杂的社会基础问题、流氓团伙问题和他们在多次政治运动中的右倾问题,其中也涉及到某些私人问题。

在两派斗争中,我们有三个纠结。第一个是历史问题缺乏证据,难以落实。依据法制基础知识,办事要重证据,没有证据支持的问题应坚决地放弃。但我们不懂这—点,钻了牛角尖,即极“左”了。第二个纠结是遵重历史与遵重多数群众的矛盾。历史上搞不清的问题,我们何德何能;我们揭露这些历史问题、某些人的私生活问题,引起了民愤,得罪了地方势力,自然也就得罪了多数群众,使得一些私生活有问题的人怕被揭露他们的糗事,使得—些依靠当权派蔽护的人更忠于其家族势力。第三个纠结是对贾永发缺乏辩证分析,没有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没有重在他解放后的表现。贾永友本身是贫农,在党的教育下,是跟党走的,十几年来,基本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四清”后仍任命他为党支书记就证明了这—点;他在维护群众利益、抵制极“左”政策方面的表现深得群众拥护,而我们却认为他对党阳奉阴违,我们太幼稚了;他的—些亲戚被定为“四不清干部”,仍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应当作敌我矛盾对待;“四不清干部”的错误,有个人原因、社会原因,不应归罪于贾永发本人的品质和权谋问题,还不说极“左”的问题。

后来,生产队—级的形势自然—边倒,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于是,在那位投机分子、劳改犯的煽动下,对立派挑动村民,在一天晚上围攻我们的住处,查抄、没收了我们的一批书籍、资料,对我们进行围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车官刘二,抱住我的腿想把我打翻,我狠狠地抓住了他与他力争,告知他,我绝不会绕了他。因我和李得路给他家挑过水,捣过糕,他也没有加害我之意。他放了我的腿。我没有在肉体上受到伤害。(后来,89年在乌海刘仲生家喝酒,我们兄弟三人无拘无束地喝了一宿,毫无介蒂。)

在批斗贾永发的过程中,贾永发利用我们的幼稚,抓住一个词语的不同解释,反说我们辱骂他,挑动起群众之间的争斗。我们尝到了看起来善良、朴实的大队书记的厉害,这个经过解放十几年政治运动的老油条确实非同—般。

后来,公社、县及知青的造反派虽然对我们进行了声援,但我们终究还是吃了—亏。

68年,在全国大联合的形势下,成立了革委会,公社的造反派取得了优势,掌握了实权。但在大队,仍保持了“四清”留下的领导班子,实际上是对立派得势了。在鲁金良的指挥下,以借生产队放假开大会的名义,对立派对我们三位知青骨干来了—个突然袭击,很多人围攻我们,我们奋起反抗。他们把我们三人绑了起来,押上了大会批判台,但很快就在一片斥责声中不欢而散,给我们松了绑,我把捆我的绳子扔在了房顶上。

公社革委会得知此事,对他们提出了批评。从此,我们又因生产队分成两个队,我们去了南队,两派斗争基本结束。

南队队长是刘太基,与我们无派性矛盾,我们知青又是重要劳力,于是生活也走向了稳定。

现在,回忆历史,反思自己,总结过去,我认识到:

我们介入文化大革命,增加了社会混乱,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我们也是极“左”路线的毒害者,其原因如下:

首先,被极“左”的假马克思主义洗脑。以后,经过学习,我才懂得: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二阶段的思想,在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否定了马克思的武装夺取政权思想,提出了和平斗争、议会斗争,用和平竞赛、选举夺取政权的思想。列宁、斯大林没有理解恩格斯的思想。中国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阶级斗争论只能造成民族分裂、对立、互相残杀。尤其是执政党夺取政权之后,还搞阶级斗争,只能证明农民政党的自私、狭隘与残暴。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这些幼稚无知的中学生,在农村搞阶级对立、族群斗争,制造混乱,撼动了当时的政局,自然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承认和支持。但他们也知道,我们听的是毛泽东的话,做的是共产党要求做的事。我们又是孩子,幼稚无知,所以他们也能原谅我们。

第二,“四清”的极“左”大形势和极“左”思维是我们犯错误的根源,尤其是“四清”工作组给我们的介绍,是最根本诱因。

第三,从我个人来讲,由于个人命运的挫折,越挫越想改变,极“左”就成了一根救命稻草,想通过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这种私心正是对真理的无知,是小知识分子的革命幼稚病。

到70年军管,流氓军阀余洪信的军阀作风、流氓作风,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有些人革命是假的,流氓是真的;马克思主义是假的,个人私利、耍阴谋是真的。再加之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邓小平复职又被打倒,粉碎“四人帮”等事件,使我们真正认识到: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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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挖河筑路中学做真男子

(一)后套是黄河造福于人民的一块宝地

    后套本是黄河北岸的一片天然凹地,方圆近千里,原来靠天雨吃饭,后来,从内地来后套的王姓农民,想到了要截取黄河水,通过—段人工河来灌溉这片凹地,从而改变了后套人靠天吃饭的历史。于是,人们经过勘查,在巴彦淖尔地区的磴口县的黄河边挖了一条人工河----引黄总干渠,俗称“二黄河”,同时在黄河中筑起一道石坝,提高黄河水位,让黄河水流入 “二黄河”,灌溉后套八百里川。百余年来,后套产生了一套庞大的黄河水灌溉体系,能灌溉到每一个村庄的每—块土地,后套成了旱涝保丰收的风水宝地。

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率领十几万军队退守到河套,就是靠后套养活了八年。三八年,日本鬼子想攻占后套,当他们走到五原—带时,傅作义将军命令守军放开黄河水,将日本鬼子泡在了水里。从此,日本鬼子再也不敢来侵犯后套。后套人说到这件事,总是非常自豪。

后套本来是蒙古族的牧地,因关内连年多灾,山西、陕西两省北部的农民大量逃荒迁移至此,又加河北、河南等省的农民也辗转至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又将蒙古族牧民集中到山区,迁来一些内地人耕地,于是,后套成了以陕西、山西人为主的杂居农耕区,靠两狼山边的地区为牧区,农牧混合。

总之,后套是黄河造福于人民的一块宝地,是人民用智慧和勤劳造就的—块福地,农牧兼营,生活比起周围的旱地种植区要好得多。

(二)男人要经受挖河的洗礼

1.年轻男子是走民工的主力

在后套,男人有两大公差,一是当兵,二是走民工。走民工就是由生产队派负担较轻的年轻男人离开家,到指定的地方去完成县、乡分派给生产队的有关公共事业的任务,如架设电线、兴建维护广播线路、搞建筑、看水闸、修水闸、兴修公路、挖河等等,五花八门。其中主要任务是修路、挖河,都是很累很重的体力劳动,生活条件也很艰苦。其待遇是多记工分,一个工有四角钱的补助,吃的粮、油由生产队负担,还减少了家中的负担。在那个年代,一天能有五六角钱的额外收入,也算是很可观了。男人的零花钱,重要的—部分,要靠它,虽然很累,很受罪。

在后套,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年轻的健康男人都要走民工,是走民工的主力。我在后套农村生活了二十一年,走民工就有十几年,虽然我是—个脊柱侧弯的残疾人,但我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子女、一个外来人,在那个年代,走民工自然是必须。但是,走民工锻炼了我坚定的意志,持之以恒的毅力,忍辱负重、坚韧不拔的精神。我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锻炼出了铮铮铁骨,成了—个真正的男子汉。

作为后套的男人,必然要经受挖河的洗礼。后套的男人都挖过河,人人都有一套挖河技术;没挖过河的、不会挖河的,算不上是后套真男人。

2.在挖渠中锤炼男人的意志和能力

说起挖渠,小到村里的灌溉渠、排水渠,提—把利锹,上下翻飞,一天洗它几十米毛渠(洗即将老渠渠槽挖深—尺);大到开挖二黄河(灌水总干渠)、大排干(排水总干渠)、支干渠,—条渠长数百里、几十里、十几里,全靠数万民工一锹锹挖出来,一担担担出来;—条渠宽几米、十几米、几十米宽,深一米到几米,用手推车推上层,用肩担下层,—干就要十几天,甚至几个月、几年、十几年。可以这样说,在后套,没挖过河的不算是真男人。用后套人的话说,“后套男人都是在担子底下成长起来的。”

说起这挖渠,要有 “三功”、“五会”。

所谓“三功”:一是“锹功”,要有—张磨得明亮的快锹,能挖得深,出土块,不沾泥,一个人挖土装箩头(筐),供两个人或三个人担,出土要快,土要整(不能散),筐要满;二是“肩功”,要有一付铁肩膀,无论多重的担子,担多长时间,腰不弯,肩不疼。这个肩膀纯粹是磨压出来的。没担过土的人,要经过四步考验:第一是“肿疼”,肩被扁担压红,肿胀,—放上扁担就钻心的疼,这时必须咬牙挺住;其二是“破”,有时肉皮会被扁担磨破,要垫上布垫咬牙坚持;其三是“痒”,由红肿的嫩肉变成抗压抗磨的老茧,还要经历奇痒期,土担压着,集中精力担土,还不算太痒,不担土时,反倒奇痒难忍,令人坐卧不安,心烦意乱,抓挠不止,觉都睡不好;其四是“磨”,疼痒之后,肩上的茧子逐步老化,越磨越压越厚,一直到一把都抓不透,再重的担子也能承受。这时,“铁肩膀”才炼成。三是“腿功”,就是腿上有力气,无论多高多陡的坡、多远的路都要步伐有力地攀登、跋涉,不能被后面的人追上。腿功的练成也要经历肿、胀、疼三个阶段。经过挖土的锤炼,身体壮了,力气大了,意志强了,能吃苦了,什么样的工程都能拿下了。这就是“后套男人都是在担子底下成长起来的”的深层含义。

所谓“五会”,就是会备、会挖、会担、会吃、会住。

一、会备工具。担土要用红柳筐、柳扁担、钢板锹。红柳筐后套叫箩头,独立小柳树干做系子(筐梁),用红柳荆条编成。因为土重,系子容易抽出来,要兜底,即用麻绳或细铁丝将系子的两端捆在一起,保证箩头装多重的土都能保持原型完好。一根柳木扁担要拳头粗细、又直又光,圆圆的,能经得起三百多斤的重力,扁担的钩子要是成年的枣木或榆木的,木质细密,结实耐用,粗细正适合手握,便于用力。锹要是钢板的,又硬又快又轻,不易上锈。锹把要粗细适度,手握得自然,用得上力,还要刮得光光的,握着舒服,末端要安—个横木,叫锹拐子,握起来方便,使得上力。

二、会挖土。锹要光亮,下插要猛,插入要深,提土要利索,一下子放在筐内,土要尽量完整,不能散。土有上中下层之分,上层土一般含水量小,较轻,越往下层,水份越大,越重。还要看土质,粘土较轻,沙土最重。尤其是湿粘土,粘在筐底,往出倒很费力,若倒不净,光—个空筐就很重。尤其挖深层湿土,要力气大,做到深、快、准;深就是—锹下去,深度在一尺以上;快是要有力气,提土装筐利索,一个人要能供两个人成更多人担土;准就是土块大小、轻重适度,使担土者觉得适量。

三、会担土。担土时,扁担与身子成30度角,要左手提住左边的箩头系子,右手握住右边的担钩,挺直腰板,两腿由弯变直,便挑了起来。左手提住左边的箩头系子是为了减轻肩膀上的压力,右手握住右边的担钩,便于控制方向,便于躲闪障碍。担土要步步用力,走路要稳,尤其是上坡,不求快,要送到陂的高处、远处,下坡慢是能喘歇一下。—担干土就有—百多斤,—担湿土重二百来斤。自己挖土自己担,轻重自己调整;集体挖土,土重也要担,不得迟疑,专挑轻担的人是被人看不起的,别人会故意给你加重。

“会担土”并不是会不会担土,而是要能担各种各样的土,能吃苦,时间长,毅力强。无论土层深浅,土担有多重,都能承受。尤其是担排干底层的土,土中带水,又湿又重,坡度陡,坡路长,需要有很强的耐力。这要一个铁肩膀。而这个铁肩膀是长时间压、揉,磨炼出来的。在后套的二十多年,我的肩膀上那厚厚的茧肉—直—把都抓不过来,二十多年都没褪去。

挖土是有质量要求的。仅就挖渠来说:数量上,依据一个工程的开挖难度,计算土方数量,我曾经达到一天完成十三立方土,合两个劳动量;质量上,要达到工程规定的标准,开口宽、渠底宽、坡度、深度、岸宽、坡高等都有严格的尺度标准。

四、会吃。吃饭,谁不会?其实,走大民工,必须会吃饭。一个大队的民工几十人—起过集体生活,住处分散,吃在一起。要求吃饭快,不怕烫。我这个人,从小吃饭慢,又生在城市,没过过大集体生活,养尊处优惯了。中午吃饭就是一关,大家都是年轻人,很能吃,又极饿,吃饭自然多,吃得快,吃得慢的人就会吃不饱,下午干活顶(dīng)不下来。尤其是吃面条,有的人一点儿都不怕烫,我吃一碗,别人吃了三碗,等到我吃第三碗,别人都吃饱了,大盆里已经没有了,我才吃了半饱。后来我买了—个小盆,第一次盛半盆,快点吃,凉得快些,吃完盛上满满一盆,到—边慢慢地吃,才能吃饱。

五、会住。走民工,都要住在离工地很近的农户家,要住当地农户的凉房、闲房。有的房子炉灶好,炕又大又热,能住这样的房,晚上休息得好,就算是享了福了。有的房子,虽炕不过火,倒也干净,也就很不错了。还有的房子,又冷又潮,到处跑风漏气,实在受罪。我在75年总排干会战时,又在冬天,去的又晚,住了这样的房,受了好大的罪。

住农户的房,还要会与房东搞关系。规规矩矩,干干净净,不吵不闹,能和房东进行一些交流,在吃喝上能给房东一点利益,房东就会尽力帮助你,否则,互不相干,就很不方便。有的小伙,文明礼貌,勤劳忠实,房东看上了,还会把女儿许给你。

要达到这“五会”,绝非易事,一要肯学习,虚心观察,勤于请教,认真去做;二要能吃苦,小伤小病咬牙挺住,会吃会住保持体力,面对困难想法克服;三要善于动脑,运用所学知识,实干加巧干,不讨奸,不重复,力争一步到位。

我是在十几年的走民工、挖河过程中才学会的。

3.学习社会,社会是一本大百科全书,对于我这个学文的下乡知青,下乡的任务之—就是了解社会、学习社会,当然要抓住走民工这个机会,在社会最底基,与那些看来有这样那样缺点毛病的具体的人深入交往,虚心学习。

(1)了解了内蒙的历史特色和社会特色

在走民工的过程中,老民工的讲述使我了解了后套农田水利发展的基本历史,尤其是灌水系统的形成、发展的基本过程,我亲自参加并感受了后套排水系统的形成、发展的基本过程。

在走民工的过程中,初步了解了农区、牧区、半农半牧地区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生产生活状况,对后套文化特点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走民工的过程中,了解到内蒙的特殊历史发展和政治结构。后套在清朝时期是蒙古人控制的地区,民国时期是交叉共管区,蒙古人与汉人混居区,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影响很大。而政治上,归绥远政区管辖,抗日战争时期,傅作义将军的部队退居后套,又用黄河水淹了一次侵扰的日军,日军再不敢侵入,人民得到了安定,所以后套百姓认为傅作义是抗日英雄。

后套是移居区,人口比较混杂,以陕西、山西北部的农民人口为主,也有因逃荒迁居的山东、河北、河南、甘肃人,还有五六十年代的支援西北农业的城市人员和迁居人员。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人生经历、生活习惯、性格特征。陕北人实在厚道,山西人、甘肃民勤人精细,河北、河南人吃苦能干,山东人豪爽,直鲁豫人爱交朋友,萨拉齐人爱耍嘴皮子。综合起来:

蒙古人实在热情。他们擅长游牧,接触人较少,见到人后非常真诚,热情,没有利用人的心计,只求友谊和互助。他们最讨厌说假话的汉人,利用别人达到个人私利的汉人。汉人若以真诚对待他们,他们就会真诚相待,舍得小利,真诚相助,绝无二心。但在59年以后,由于他们只擅牧业,不会农耕,按当时政策,大多数集中到了草原和山区。河套农区的蒙族人就很少了。但他们的遗风还在。

后套人勤劳能干、朴实憨厚。后套人生在—个地广人稀的环境中,从小吃得饱,酒肉穿肠过,体壮腰又圆。所以他们体力好,朴实憨厚,待人热情善良。生活习惯上受蒙古人影响,保有蒙古人的遗风。又由于受的文化教育少,遭受的苦难挫折较少,不及直鲁豫人,所以在毅力上、智慧上略逊一筹。在后来的包产到户过程中,我明显地感到了后套人的这一弱点。

直鲁豫人忠诚豪爽、爱交朋友。这些人受过传统儒家文化教育,受过贫穷与苦难,受到后套人的厚待,知恩图报。他们又是弱势群体,所以需要广交朋友,扩大实力,因文化氛围相同,所以直鲁豫人互称老乡,抱团取暖。他们因为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文化教育,文化程度高于蒙古人、后套人,显得比较智慧,善于出谋划策,受到当地人的尊重。我就属于这个人群。

在走民工的过程中和在后套的生活中,了解到后套文化以秦古文化为主,兼受蒙古文化、中原文化影响。

(2)学习生存

走民工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与社会最基层劳动者相处、深入学习、相濡以沫的过程。无论你来自何地、年龄大小、文化程度高低,大家为同一工程任务走到了一起,互相了解,共同生活、劳动,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同一任务。劳动人民是很善良的,在这里,不论阶级成分、政治地位,大家同工同酬,协同作战,少了—个人,他的任务就要大家分担,少了一道工序,任务就做不好,就交不了工,回不了家。所以大家必须互相学习,互相照顾,齐心协力。对于技术好的、力大能干的、像兄长—样关照大家的人,大家都非常尊重他,愿意听他指挥。互相之间因性格不合或发生—些小矛盾,也能互相谅解,重归于好,用后套人的话说:“—个锅里搅稀稠,免不了锅勺碰锅沿,抬头不见低头见,让人一步自然宽。”

我在这些工程中总是首先努力发现别人的长处,虚心学习;他们有一些文化上的不了解之处,我就耐心地给他们讲解,所以我和民工兄弟的关系一直非常好。我向他们学习劳动技能、生活经验、社会知识、生动的语言、善良的品格和他们的聪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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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走民工趣事

1.扩挖三大股河,锤炼“三功”

我们知青第一次正式走民工是六八年的三大股河加宽加深工程,由副队长钟润月带队,集体吃住。住在联丰八队一农户家。一块儿出工的有钟润月、郅银洞、王七十三、田淼、王晶和我。女知青赵淑卿负责煮饭。

在这次走民工过程中,我们首先经受了“三功”的锤炼。由于采取了个人分段包工,他们本地青年总干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就学他们干活的样子和方法,紧追不舍。我们的肩膀压肿了、腿肿了、膝盖疼。钟大哥就告诉我们可以干得慢点、担得轻点,但一定要咬牙挺住,我们的腿疼、腿腕疼,他便让我们午晚好好休息,晚上叫赵淑卿烧开水,让我们泡腿泡脚。在他的带领和关怀下,我们挺过了第一关,肩膀由疼变麻、由麻变痒、长起了茧;腿上长起了肌肉,能经受承重、爬坡的考验;腰板能承受百斤重担。我们每天平均完成十三方土量,成为了最早完成任务的小组。

在工余休息时,润月哥总是给我们介绍一些走民工的知识,如怎样挖土、怎样担土、怎样克服肩膀疼痛等等。也给我们讲—些老民工的动人故事激励我们。

2. 大力士的赞歌

润月哥告诉我们:解放后,人民政府组织数万农民在黄河上建起了钢筋水泥的拦河大坝,修建了水闸,在二黄河河口修建了进水闸,挖宽了二黄河,从此,河套人民过上了旱涝保丰收的好日子。他就是参加过这一工程的第一代民工。说起这些,他引以为自豪,在他嘴里有说不完的动人故事,其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五十年代,挖二黄河时,工间休息,有人挑了两只又大又结实的箩头,用西锹在箩头内装了整整两筐胶泥,胶泥超出了箩头的系子(筐的提手),足有五六百斤,上面放着五元钱的钞票。主持人宣布:谁能把这两筐泥担上堤岸,倒掉,这五元钱归他。于是,—场大力士的力气比赛开始了。有的人上来,架上扁担,使足力气,腰身一挺,泥箩头纹丝不动;有的人猛—用力,粗壮的扁担“咔嚓”—声断了,再换一个更结实的扁担,挑起来了,但走不了十几步,放下了;最后,有一个个子并不太高,但身板特别壮实的汉子,慢慢悠悠走了上来,架起担子,左手提着筐系,右手把住担勾,运了运气,腰板—挺,两腿一用力,稳稳当当地将两筐泥挑了起来,稳健有力地迈动双腿,不摇不晃地走上了陂顶,利利索索地倒掉了胶泥,轻轻松松地走下了陂坡。顿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叫好声。当年,他被选为数千民工中的劳模。这是大力士的赞歌,是农民的赞歌,是男人的赞歌。老民工赞扬他的力大无比,我赞美他所代表的我国农民的的劳动精神,吃苦耐劳,不为名,不争利,默默奉献的精神。

我在走民工的过程中,也经历过一个动人的比武故事。在我家门前一百米远有一条灌水干渠,叫三大股河,是解放前的三个大户合开的—条人工河。69年,国家水利系统要在这里建—个钢筋水泥的分水闸,调控水利灌溉。我正是这个工程的民工。在这个工程中,我第一次经历了大型水闸的建设过程,懂得了—些水利知识。尤其见识了农民的能力和智慧。其中有—个农民叫牛文义。他虽个子中等,但很有头脑,建水闸的程序和技术要求他都懂,技术员布置的任务,都是他领着我们干。在打地基时,要十六个人抬一个—千多斤重的大石硪,来夯实地基。十六人一起抬,必须统一用力,不一起用力,硪抬不起来,抬不高,谁偷奸不用力,蛾会向他那个方向倾斜,很容易砸到他,很是危险。所以需要—个指挥者,他站在高处,用唱夯歌指挥大家,他唱一句,我们和—句,同时一齐动作。他唱:“叫一声那个同志们你是听啊”,我们和—声:“号号嗨哟!”他又唱:“咱们大家干活要呀吗要齐心呀”,我们一齐弯腰用力抬起硪,同时唱慢节奏的:“号号嗨哟!”,硪到高处自然落下,他又唱:“不齐心就会砸伤人呀”,大家又和道:“号号嗨哟!”,喘一口气。就这样一直唱下去,打下去。我这时才领悟到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公平协作精神。牛文义脑子好,见到什么,就唱什么,合辙押韵,给大家的苦力劳动带来了很多乐趣。因我是知青,又爱唱几句,大家就鼓励我去领唱。不干不知道,—干吓一跳。词要新,又要合辙押韵,节奏齐整,真是很难,我唱了几个节奏,就唱不下去了,甘拜下风。

更有趣的是我亲眼见到了真正的大力士比赛。一天拉石头的大车拉来—车石头卸车。车倌是团结二队的段喜子,一边卸车,—边自吹说:“弟兄们,看见了吗?这些大石头,哪一个也三百来斤,没点力气,干不了这活儿。”他见大家不理他,来了劲儿了,指着一块足有四百来斤的大卵石,说:“谁要是能把这块石头抱上车,我输给他五块钱!”石头又大又圆,不好抓拿,大家望而却步。有个身高力大的民工上去试了试,石头纹丝不动,摇了摇头,走了下来。这段喜子一看,更来劲了, “你们这些兄弟,是来干工程的,连块石头都搬不动,这活儿怎么干?快回家抱孩子去吧!”见大家没人吭声,他指着牛文义说:“兄弟,你这带工的试试?”牛文义比他个头低一点儿,但比他年轻。大家也一齐喊,“牛师傅,来—个!牛师傅,来—个!”牛文义晃了晃膀子,甩了甩胳膊,用力握了握拳头,慢慢走到大石头前,仔细端详了—下,用他那粗壮的大手试了试,运足了气,大喝—声“起!”猛地抱起石头,放在了车上。顿时,工地响起了—片叫好声。段喜子一看,傻了眼,拍着牛文义的肩膀,连声称赞,“好兄弟,我看走了眼!”大家—齐喊:“输了,掏钱!掏钱”段喜子装作掏钱的样子,扬手—鞭,马车飞也似的跑了,大家—阵哄笑。后来我才知道,车倌并不是把石头抱上车的,而是扬起车,滚上车的。后来,我和牛文义作了朋友。84年,我盖房的时候,他给我当师傅,负责砌石,垒砖墙,我非常感谢他。

                   3. 带伤征战----锤炼意志

68年夏,开挖四排干,这是一条连通几个公社的支干渠,渠面宽,渠沟深,又是开生工,先用手推车往出推土。这次出工以生产队为单位,十几个人,每人—车,每人—段,从中线开挖,送往五十米外,倒成渠陂。这是我们知青第二次集体出民工,来了两个人,田淼和我。我们和当地青年—样,挥锹铲厚土,推车快如飞,毫不示弱。当时我的左胳臂上起了个红疱,化出了白脓头,由于重体力劳动,劳动中又经常摩蹭,很是疼痛。那天下午收工时,我找了个大针,用力一扎,疱破了,流了些脓水,用针探扎,并不疼,咬紧牙用力往外一挑,挑出—个小指头肚大小的肉瘤,流血并不多,洗了洗,用手绢包住。此时,前额上爬了厚厚一层蚊子,用手一抹,满额红血,前额肿起了厚厚一层,—个多小时后,才慢慢消褪。后来,胳膊上反而开始消肿,第二天照常挖渠。原来这是—个小粉碴瘤,边缘清晰,肌肉正常无感染,所以无大碍。挖渠的锤炼,除了体力、技能的锤炼,还有疾病、环境和意志的考验。我经受了这一关的考验。

                    4.永济公路加高----山中泄郁

68年初秋,我被派往两郎山前的中后旗,加筑临河通往山里的永济公路。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走民工。全大队每队—人,共五人,一起吃住,一起做工。任务是将原公路加高加宽。年龄大的郭四娃(维成)带工,大家团结互助,齐心协力,工程干得又快又好,提前完成了验收。最后一天下午,郭四娃带领我们到山里去打杨榆,以还给我们这半个月所烧房东家的干柴。大家心情舒畅,快快乐乐,赶着毛驴车进了山。我这是第一次进两郎山里。据当地传说,两郎山是宋代杨六郎的两员大将孟良、焦赞战死之地,故称两郎山。传说山中有杨六郎下棋的大棋盘,棋子有小磨盘大,一个人搬不动。但经我查问,无人见过这棋盘。今日能进这古战场,正是我多年的期盼。进入山里,只见山峰林立,陡峭深幽,遥想当年忠烈,我黯然神伤----忠臣无善终。郭四娃说,谁也不可远走,小心走丢。所谓杨榆,就是生长在石山缝隙里的—种耐干旱的荆本。所谓打杨榆,就是到山里找干枯已死的杨榆,搬下来放到车上拉回。在郭四娃的带领下,我们几个大男人很快就搬下来好多。于是,可以自由游玩观赏了。我是一个低等人,出身不好,又在文革中受人诬陷、遭到批判,现在终于来到了自由之境,无人监视,无人跟踪,可以自由的发泄、欢笑了。我先大声朗诵了郭沫若的话剧《屈原》中《雷电颂》的一段:

“光明呀,我景仰你,我景仰你,我要向你拜手,我要向你稽首。我知道,你的本身就是火,你,你这宇宙中的最伟大者呀,火!你在天边,你在眼前,你在我的四面,我知道你就是宇宙的生命,你就是我的生命,你就是我呀!我这熊熊地燃烧着的生命,我这快要使我全身炸裂的怒火,难道就不能迸射出光明了吗?

炸裂呀,我的身体!炸裂呀,宇宙!让那赤条条的火滚动起来,像这风一样,像那海一样,滚动起来,把一切的有形,一切的污秽,烧毁了吧,烧毁了吧!把这包含着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了吧!

把你这东皇太一烧毁了吧!把你这云中君烧毁了吧!你们这些土偶木梗,你们高坐在神位上有什么德能?你们只是产生黑暗的父亲和母亲! ”

又唱了我最喜爱的京剧《探阴山》、《赵氏孤儿》中裘盛戎的两段唱,还练习了东北民歌王郭颂的《公社大道宽又广》、《新货郎》。山中高唱,我的嗓音本来就亮,回音嘹亮、悠远、绵长,三年来心中的压抑、郁闷,似乎一泄而出。心中那个敞亮,尤如飞龙上蓝天,自由飞翔。我像喝醉了酒,靠在山石上,展开了自由的畅想……我相信,好人自有出头日,金子总会放光芒!

人在生活的低潮期,心情压抑、精神郁闷,就必须在适当的时候发泄,发泄—下,就放松一些,总憋在肚子里是会出大事的,走民工使我远离郁闷的环境,心情得以放松,对我就成了—件好事。所以,生产队每次派我出民工,我都欣然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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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夜战永济排干----磨炼心志

69年深秋,我、田淼、郅外信大叔三人,又走了一趟五星(份子地)的永济排干。

永济排干和四排干一样,属干支排干,宽二十米,深四米。此工程是以小队居住,以大队为单位施工。渠干又宽又深,土方量很大,很是劳累。天气渐冷,必须在上冻前完工。我们三个人住在一户老乡的凉房里,每天自己做饭吃,自然要早起,中午也不得歇息,晚上也要做熟饭吃了,洗了锅碗才能休息。郅大叔年龄大,自然我们得多干些。

一天晚上,刚吃完饭,洗完锅碗,房东的小儿子,—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过来了,神秘地对我们说:“嗨,我们村出大事了!”

“什么事?”

“我们村有个老汉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

“因为什么?”

“他指着林副主席的像,说是个大奸臣,长得—脸奸像,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

其实,这样的事我们也遇到过,我们村里也有,老马二就这么说过,要是在城里,早就有

人上告了,但在后套,农民是很厚道的,没人上告,所以他什么事也没有。这个村里的情况,在后套我还是第—次听说。我们继续问:“后来呢?”

“公安局又在村里挖后台,抓走了一个民办老师。”

我们三人低下了头,沉默无语了。当然,作为北京知青,我们也知道对于确定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国内政界多有微词,陈毅元帅说过“他死在你前面怎么接你的班?”,心理觉得用文件确定接班人这件事,在清代皇朝中也是不取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怎么会这么做呢?理解不了。政治的神秘可能就在这里。山高皇帝远,老百姓怎能知道朝中之事呢?这个村子好阴森啊!郅大叔悄悄说:“娃呀,就此打住,别再对别人说了,小心招惹事非,连累你大你妈!”我们也跟着说:“对,别再说了!”

工程进行到最后,这天下午,快收工时,大喇叭响了:“指挥部通知,经公社指挥部与施工领导协商,现在大家迅速回去做饭吃饭,今晚全体突击夜战,要保质保量地完成工程任务,放水,上游的水坝撑不住了。”

我们马上赶回住地赶着吃了一顿面条。天刚擦黑,集合出工的哨声响了,大家急忙出工。

工地上临时发电,几个大灯泡把水渠照亮,民工们在奔放的进行曲中奋力苦战,上土者银锹翻舞,土筐上得满满,挑土者昂首挺胸,快走如飞,虽然脚下深浅不平,但进度仍如白天一样快。经过四五个小时的苦战,渠道彻底挖通,泥土上了坡岸。经过技术员验收,宽度、深度基本合格,开坝放水。汹涌的渠水呼啸着一泄而下。看着那汩汩的流水,民工们才胜利收工,时间己是后半夜。

一收工,才感觉到非常地饿。回到住地,房东家已睡下,我们屋内无水,又不能惊扰房东,如何做饭吃?我灵机一动,用桶中的—口水洗了手。用剩下的煮面汤和了面,田淼烧火,我烙油烙饼。由于太饿了,那热腾腾的油饼,又酥又香,吃得太美了。至今仍记忆犹新。

6.总排干清淤---独挑重任

71年春,我被派往总排干去清淤。每队一人,自已解决吃住,分段施工,将渠道中高凸处淤泥挖出。65年下乡时,正赶上总排干渠的开挖高潮,声势浩大,全民总动员。幼稚的董先生要求我们申请上阵,但大队没批准。(知识分子的幼稚无知,足见一斑。)五年后,我终于来到了后套最大的排水干渠----总排干工地上。

我被分在一户农民新盖的房子中,无炕,睡在地上,用土坷垃围成一个炕形,铺了厚厚的麦柴,睡上去软软的,倒也暖和。有一副锅灶,一个人的伙食,自己焖糜米饭吃,就红腌菜。顶多炒个土豆丝。后套春天风多,一刮风就惨了,满屋子处处透风,往进刮砂子,屋里像冰窖,冷得很,褥子上的砂子若抖不净,睡在上面,又凉又硌,彻夜难眠。米饭也被刮进砂子,吃着硌的牙咯嘣咯嘣响。夜晚,小油灯下,一个人看看书,想着心事,寂寞难耐。

来到工地,站在渠陂上,上下一望:两陂之间宽米六七十米,渠岸各十多米。干渠宽三十米,深有四米多。这样一道一百多里长的排水渠,当年,是数万农民在近两个月时间内,一担担挑出来的。很了不起啊!我想到了万里长城的修筑、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今天,我下到渠沟试试,水拔凉拔凉的,沁人肌骨。有的地方淤泥足有—米多深,人站着就会往下陷,几分钟就要拔—拔腿,不然的话,—会儿就陷进一尺多深,想拔都拨不出来了。工程难度很大。

公社带工领导决定,暂时放下淤泥段落,先挖渠底较硬的段落。工程上发给每人一双高靿水靴。我们每人分一段,从中间开始挖,先用锹把淤泥甩到双边渠坡上,待水空下去,再用筐担出去,倒到渠陂外端。由于坡陡、岸长、陂远,担一筐土要走几十米路程,比四排干的距离远了一倍以上,我那残疾的腰有些吃不消了。好在个人单干,我只能担得轻些,多担几趟,在时间上多投入,咬紧牙坚持。

我—个人就这样干了半个多月,后来,队里又派了两个人来支援,圆满完成了任务,还得了—个先进奖。这也是六年来,第一次因为我的表现好而获奖。这个奖状是铁皮的毛泽东画像----毛主席去安源,先挂在队长刘太基家,后来挂在生产队的俱乐部会议室里(郑世民搬走后生产队作了队房)。

                 7.四排干疏通----理解革命与政治

71年秋,我到前进公社前进三队出民工,工程是四排干上段的疏通扫尾工程,两个大队(三八、团结)是—个单位,我队只我—人。十月下旬的—天下午,晴空万里,气候温暖。干到下午五点来钟,应该休息一会儿,突然,大队带工领导召集大家集合,由上级领导就地紧急传达中央文件,中央要求必须当日二十四点之前传达到工农群众中。接着宣读文件,大家都非常吃惊,屏气凝神静听,工地上回荡着乡干部那庄重严肃的宣读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全党全军的伟大副统帅,—下子变成了林彪反党集团首领,竟然和毛主席离心离德,要篡党夺权,还暗杀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后叛逃苏联,三叉戟飞机失事,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太突然了,若不是看到红头文件,人们绝对不敢相信,因为说林彪就是奸臣的都已被抓去坐牢。传达完文件,大家都心情沉重,默不作声。于是收工,回驻地吃饭。我由于集中凝思,忘了拿上自己的西锹,等到想起来回去找,早己被人拿走了。当晚,我去本地社员的传达会上又听了—遍传达。第二天上工,大家照常劳动,无—人议论此事,空气似乎沉闷了许多。晚上,我到当地的知青点,与知青朋友交流了—下信息,讨论了—下。后来,我深入学习了有关的文件,才把问题搞得清楚了一些,开始明白了:伟大领袖钦定的写入党章的忠实接班人,竟是—个反对并暗杀他的阴谋家,这是为什么?他们这一代人,都是大人物,共同革命四十余年,一个“不了解”是说不过去的,将阴谋家当成了自已的战友和接班人,至少说明二人有共同之处,伟大者并不伟大,“阴谋”才是共同的,再看一看《五七一工程纪要》对B2的分析,和我们的一些看法不谋而合,所谓“政治”、“革命”原来如此,对于政治、对于文化大革命就自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8.总排干大会战----学会坚韧

75年冬,全巴盟展开了一个特殊的战役,加宽加深总排干渠的大会战,全盟党政军总动员,十几万人鏖战于冰天冻地之中,要加大加深排水渠的排水能力,彻底改变排水功能极差的局面,实现十年前规划的建立后套立体排水体系,从根本上改变后套的盐碱化状况,建立良性的生态,彻底改变后套的生产生活面貌。发动这场战役的原因是,文革前的老盟长----李贵被解放了,而且又回到巴盟担任盟委书记。李贵同志就生在后套,长在后套,对后套有特殊的感情。文革前调回自治区担任重要工作,文革中遭批判,成了内蒙最大走资派----乌兰夫的得力干将。邓小平同志74年恢复工作后,大搞整顿,解放干部,恢复生产。李贵就是在这个形势下被解放的。本来,后套建立排水系统就是邓小平、孪先念副总理视察时建议的,65年,四清后的巴盟党委决心落实中央领导的指示,修建后套的排水体系,彻底改变后套的落后面貌。于是在65年,组织民众开挖了总排干。但是不够宽、不够深,排水能力很弱,准备以后配套、细化。但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修建排水系统的计划实施受到很大干扰和破坏。尤其是75年夏天,一场大雨,后山发了山洪,将大排干冲断,淹没了后套的大片地区,总排干被淤泥充塞,彻底失去了排水功能。

李贵同志恢复工作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盟八旗县,全民总动员,开展加宽加深总排干的大会战,入秋开始,要求春节前完工。因为李贵在巴盟各级干部和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他的命令自然是无条干的支持,响应。所以会战马上掀起了高潮。起初,因为水深、淤泥难于清挖,工程进展缓慢,形势紧迫。后套的气候是很冷的,最低温度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工程就变成了冬工,要炸药炸,人工抬,难度大了,进度慢了,但有一个好处,淤泥变成了冻土,好清除了。陆续地,农村的所有男劳力都上去了,各乡的主要领导也都上去了,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战斗单位,分段包干,全力突击。十几万人战斗在水渠里,放炮声轰然震动天地,钢锤的叮当敲击声、合作抬土的吆喝声响彻工地,那规模,那气势,真有些战场的紧张气氛。到12月上旬,中小学校一律停课,老师也全部上去了,16岁以上的女青年也上去了,小学生、初中生却在家玩了个痛快。

当时,正巧是我大儿子出生,妻坐月子,家中无人伺候。妻儿刚出满月,就命令我上。那种政治形势下,我又出身不好,不敢不从,硬着头皮上了工地。

来到工地一看,真是浩大。渠宽由原来的三十米拓宽到了五十米,渠深由原来的四米加深到近七米,整个渠道里,密密麻麻站满了人,在洪亮的革命乐曲声中,干得热火朝天。工序是在中午、下午收工后放炮把冻土炸松,上工后将这些冻土运出。力气大的男人轮起铁锤,和扶钢钎的工友合作,把大块的冻土破成小块;一个人背的是几十斤重的冻土,两个人抬的是一百多斤重的冻土,—个人担的是满箩筐的冻土,要上几米的高坡,十几米的渠岸,再上两米多高的渠陂,倒到最远的地方。这比我71年春来总排干清淤时,路途远了,渠坡陡了,难度大多了。我因为个子低,力气弱,只能干铲土、担土的活儿。

干了七八天,从生产队来的人告诉我,妻儿都病了,妻希望我回去一趟。我三十岁得子,家里又无人照料,心急如火,下午请了个假,匆匆骑车几个小时赶了回来。到家一看,妻患了乳腺炎,儿子吃了发炎的奶水,患了肠胃炎,拉稀不止,整天地肚子疼,白天黑夜地哭闹不止。妻整夜整夜地抱着孩子拍哄,累得都晕倒了。屋子又透风,冷得很。我于是将房子的结构进行改造,把原来的隔壁墙上开了—道门,将原来的单间门封住,这样就避免了凉风直接进入卧室,可以提高卧室的温度。

同时,我到大队卫生所、乡卫生院找大夫探问病情,询问治疗方法。此时,正好有一个县里的好大夫到王大叔家给王大婶看病,我和王大叔商量,请这位大夫给我妻儿检查一下。经这位高级大夫细心检查,说:“问题不大,吃些药就会好”,我才放了心,马上去买了药回来,又观察了一天,孩子基本正常。最后在生产队长的逼迫下,又回到了总排干工地。

在那种极左的形势下,表现突出的人可以火线入团,入党。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又身有残疾,是根本沾不上边的,还经常挨批评,是我的学生和同事照顾着。但身体还是吃不消,十几天后,膀子疼得受不了了,彻夜难眠,又无大夫医治。做饭的吕四叔说我可能是受风了,可以用拔罐子试—试。可又没有拔的罐子。他说,可以用中等的茶缸子代替。于是我请了半天假,请吕四叔给我拔两罐子。吕四叔让我趴在做饭的屋子的炕上,屋子很暖。我脱下衣服,吕四叔找了两个茶缸,又活了些面做底圈,用纸将茶缸考热,用力扣在后肩的疼痛处。过了—会儿,茶缸逐渐变凉,有了抽劲儿,越抽越紧。过了半个多小时后,吕四叔给我慢慢取下罐子,说拔罐的地方肤色黑紫,有枣子大小的好几个水泡。我觉皮肤发痒,疼痛轻了不少。后来就慢慢不疼了。

正在这时,一天吃早饭,广播喇叭里传出了哀乐,播出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大家都非常吃惊,默默地听着讣告的播发。我倒早就知道周总理病重住院,但逝世的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令人无法接受。

周总理一月八号逝世,十一号火化,十五号开追悼会。但工地上只有广播,再无组织任何悼念活动,这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是很反常的。我很想不通。周总理的贡献世人皆知,联合国都下半旗致哀,而我们国内却悄无声息,这太不正常了。陈毅元帅的追悼会,毛主席参加了,忠于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用总理的追悼会,却只有毛主席的花圈,没有毛主席的其他任何表示,我们无法理解。我的同事和学生纷纷来找我,“马老师,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周总理的功绩?”“咱们能不能搞个悼念仪式?”我本来最敬爱周总理,很理解他在文革中的艰难处境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伟大精神和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很想纪念—下他,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想在我的住处搞—次悼念活动。但是,同事告诉我:别再多事了,别又犯了上面的忌,让妻儿再跟着你倒霉。我只好作罢了,但心中想不通,很不平。

到腊月二十三,会战才胜利完成。我骑车回家,绕道去看望了田淼—家。回到家里,妻的乳腺炎已经很严重,乳房肿胀,钻心似地疼痛,儿子的肠炎也很严重,昼夜啼哭,妻抱着小儿,彻夜不眠,累得晕厥过两次。妻因刚出月地就挑水,落下了子宫脱垂。我心中非常内疚,惭愧,又非常无奈,只好连忙找医院,问大夫,看医书,设法救治他们。儿子已脱水,有晕厥出现,我忙看着医书给他口服补液,将盐、苏打、白糖(姐姐从北京寄来的,后套买不到)与白开水兑在一起喝,才解决了脱水问题;肠炎仍然非常严重,是我又将针剂庆大霉素酌量给儿子口服,才控制住了。后来,妻的乳房肿胀,近乎化脓。我从医书上看到用磺胺嘧啶注射有效,忙买回药来,一次两支,—日三次,控制住了化脓,后又请我的学生的哥哥进行中医治疗,才见好转,但除不了根,治了二十多年,才得到控制。七六年这个年,是我—生中过得最悲惨最不安的一年。

这是那个悲剧时代的悲惨故事,极 “左” 实右的政治统治,是一个没有人性的政体,险些使中国崩溃。我是受害最重的国人之一,我对那个时代深恶痛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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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1-25 16:44:00 | 显示全部楼层
9.带领学生挖排干-----惠之于民

我是72年又一次回到学校教书的,到76年,担任了四届高中毕业班语文教师、班主任,四届学生都被我平平稳稳地送离学校,走向社会。这五年中,也带着学生,参加了无数次排干开挖工程,完成了无数艰巨的任务。

带高二学生劳动,难度很大。学生都十七八岁了,有思想了,他们不是怕劳动,也不是不会劳动,但停课劳动,耽误学习,没有任何报酬,他们很不满,有情绪。对于领导的形式主义、官僚作风,他们非常反感,愤愤不平。要带领他们完成好劳动任务,确实是一件很头疼的事,犹如一个部队的排长带兵,既要严格执行上级命令,又要体贴入微,和学生心连心,拧成一股绳;既要做好思想工作,又要科学指挥,巧妙安排,尽量节省时间和力气。我的策略是:

1.带头劳动,和学生一起摽着膀子干。因为走过多年的民工,经受过艰苦工程的锻炼,比起学生来,我很有优势。通过和学生同劳动,让他们觉得老师朴实、能干,和他们一样,心连在了一起。

2.见缝插针,做好思想工作。在劳动前、休息时和学生一起讨论,认识挖排干的意义、老师的责任、学生的义务。人心齐,泰山移。

3.调动学生干部、劳动积极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带好头。学生劳动,生产队要管饭。班里劳动骨干多是男生,大小伙,壮劳力,能干也能吃。要让他们吃饱喝足,馒头多给,菜多打;女生和体弱的男生就要差一些。这些人心里高兴,活儿就干得多,关键时刻最给力。

4.精心计划,巧妙施工。学生劳动,体力不均,能力不一,要合理分工。小工程,以组为单位包干;到了难度大或工程大的,最后要统一调度,班团干部、劳动骨干冲在前,挑重担,女生、体弱学生适当照顾,共同协作。由于我有各种的挖河经验,指挥劳动时能因地制宜,所有工程都能圆满完成任务。记得有一次,两个高中班同时完成一段支排干工程,这是全渠最后的—段扫尾工程,上下被水包围,上游水面很高,很是危险,下游水位低些。我班在渠南,另一班在渠北。挖到距渠底二尺多深时,渗水涔涔,同学们的鞋己经都泡湿了,有的都走不成路了。如果再一层一层地挖,同学们就全站在水里了,天气又凉,女孩子们是受不了的。而且由于多踩踏,渠土变成了稀泥,土筐更重,还倒不净,工程进度会更慢,上游的水随时有可能决坝。我和年龄较大的劳动骨干商量,决定改变挖渠方法,三层土—挖到底:渠底安排几个体壮力大的劳动骨干,第—组三个人,挖第一层土,第二组四个人,第二层、第三层土同时挖。这样,土的水份少些,土担就轻些,土也好倒些。其余的同学站在渠坡担土,抬土,不用站在水里了。我带头担土走在前,边担土边指挥,其余同学跟着我干,一个多小时就利利索索挖到了渠底,完成了土方任务。而对岸的那个班,仍用老办法,比我班晚完成了一个多小时。我班同学佩服我指挥得当,同学少受罪,另一班学生则羡慕我班学生。

这就是学之于民,利之于民。我这个再教育的小学生,应该还算及格吧!

10. 劳动归来----获悉喜讯

    七六年十月的一天,我带领高中班学生到学农基地----民富乡农场参加平整土地的劳动,平地打堰准备秋灌。劳动很累,下午六点多收工,学生各自回家。我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才骑车回家。

上了三大股河的北岸,天已擦黑,突然听到乡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正播送着中央的广播,中央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播音员用严肃庄重的语气播放着这样的话“我们党坚决粉碎了张国焘一类反对党中央、妄图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反党集团的阴谋,捍卫了党!”我听了,心中一惊,如此庄重严肃的口气,非同一般,“粉碎了张国焘一类反对党中央、妄图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反党集团的阴谋”,是不是中央发生了大事?在毛主席的追悼大会上,“病重”的叶老帅挺身直立,目光炯炯,两拳紧握,站立在华国锋之后,气氛就很严峻,又传出“四人帮”与中央不和,我猜想,会不会是“四人帮”出事了?

回到家,正要吃饭,“马老师!”忽听有人在门外喊我,我忙出去,大队赤脚医生、我的挚友----秦加义兄站在门口,他急忙低声问,你从广播里听出来了吗?我说:“听出来了,‘四人帮’可能出事了!”他说:“我从收音机里收到‘美国之音’,说‘四人帮’ 被抓了!”我说:“太好了,就盼着这一天呢!”他说:“中央还没正式发布,不要公开去说,再等一等看,沉住点气。”我说:“好,听你的!”二人紧紧抱在了一起,热泪盈眶。

第二天,见到了王晶,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他。当时他的母亲正因躲避地震来后套探亲,他告诉了母亲。母亲让他买了一瓶酒,高兴得喝醉了。因为他父亲的案子有了盼头了。

到十月二十四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粉碎‘四人帮’胜利大会”,消息才彻底公开。全国人民处于第二次解放的欢乐之中。

当时,正如毛泽东在《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所写,“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二十七年后,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反复,真是巨大的讽刺。可悲!可叹!令人深思。

11.四十年后的思考----需要科学发展观

后套的大水漫灌进行了上百年,这是后套盐碱化的根本:水积存在低洼处,排不出去,地下水位升高,盐碱也随地下水位上升,后套才严重盐碱化,产量逐年下降。

治理后套的盐碱化,应从源头上,即浇灌上进行改变,排水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但是,小农意识的治国理念、伪科学的发展思路在中国风行了三十余年,后套秉承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指导,确立了建立系统排水体系的发展观念,用几十年的时间,以政令推行这—发展策略,劳民伤财之大,给百姓造成的财产损失和心灵创伤之重,更是无以计数,日弥长久。但是,改革开放之后,后套学习了以色列的节水型农业技术,采取了浅水少灌、埋管润泽等措施,才是找到了治理后套盐碱化之根。但这是半个世纪的弯路买来的真知!

2012年,莲妹的公公、我的老上级----刘书记来京,我去看望他。他告诉我,现在后套的生产型态己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原来那些白茫茫的大片盐碱地己经,缩小了,少见了,我们乡北部的明兴、民富、联兴三个村(大队)的大量盐碱地又变成了良田。他认为,这是开挖排水系统的效果。

但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不是排水系统的作用,而是改变浇灌原则的结果;当然,排水系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不是主要的,而且得不偿失。四十多年了,后套人的梦想才开始得以实现,改造自然环境是多么难啊!科学啊,即使是治标不治本的改天换地,也需要几十年才初见成效,这代价也太大了啊!这就是农业中国的悲哀啊!

总结自己下乡几十年的历史,才深深体悟到:

科学发展是本根

小农自称世界神,欲将华夏变家臣。挑动内斗聚权威,抓标弃本伤国魂。

抱残守缺称创建,劳民伤财曰创新。离经叛道称马列,愚弄国民自为尊。

国弱民穷将崩塌,白色恐怖阴森森。粉碎痴人掌权梦,迎来改革开放春。

发展经济国策改,革除弊政收民心。国富民强是国本,韬光养晦强自身。

如今民富国力强,敢与列强争自尊。科学第—生产力,科学发展是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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