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江青

共同

我去延安参加“长征胜利到达陕北80周年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了。
戚本禹回忆江青还有很长，慢慢读，可以认真思考。
我们已经不是文革时期的毛孩子了，有客观的分析能力，应该可以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结论了。

共同

谢谢指点！已更正。

共同

（继续：戚本禹回忆江青）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




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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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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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说。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不要乱说话，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私下里和我交流过，他也有着同样的担忧的。从那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不敢多说话了。但是有关军队文革的事，我还是要给主席报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刘志坚不大听林彪的，叶群不愿意刘志坚当全军文革的组长.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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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华的事情很复杂，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么能在地上爬呢，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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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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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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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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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