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晋阳秋的博客

晋阳秋

两顿派饭  未饱辄止

“派饭”是什么，年轻人多不知道，因为现在少了，几乎没有了。电影“派饭”告诉他们，老师不自己开伙，轮流到学生家吃饭是“派饭”。想当年老师不是吃“派饭”的主角，主角是干部，是各级领导。因为运动不断，指导运动的工作组就多。再有县、社干部到基层蹲点，检查工作，督导生产。还有文艺工作者的体验生活，乡野采风，等等的吧。那时他们下乡，村子里少有饭馆，生产队少有食堂，只有到大队委派的农民家吃饭，这就叫“派饭”。
派饭一般不单做，农户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每天给老百姓三几毛钱、再交点粮票。一般的老百姓纯朴、好客，把吃派饭的干部都当成“客人”来招待。如果是一顿两顿，就会尽其可能做点好的。当时老百姓生活都很艰难，派饭吃粗粮熬菜也是常事。吃派饭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且便于工作队“访贫问苦、了解情况”。 一般吃派饭时，都是自己去，村干部不做陪。
改革开放后，乡镇以上的干部下乡都坐小汽车了，至少是摩托车。到了饭点儿，轱辘一转就回家了，回城了。而更多的是上饭店了，下级请，上级吃；公款请，众人陪；也有赊账请的，于是“派饭”成历史了。
说半天派饭，好像与我们无关，我们不是干部，是被安插到生产队里，扎根做农民的。队支书让我们吃派饭，主要是和老乡熟悉熟悉，以后就要在一起生活，一起劳动了。
吃了两天派饭，以玉米面窝头和从未吃过的红面擦尖（一种高粱面食品，感觉比棒子面窝头还难咽）为主。肚子里的油水没有了，火车上发的面包也没有了，大家竟埋怨罗剑之抱了小狗来，之前它一直在吃面包。第三天我去了郝中桥家吃派饭，聊天中知道他原来在河北吴桥某公社工作，困难时期精简下放了不少人员，他比较了吴桥汾阳两地的条件，选择了回山西。我们聊的很多，主要是他介绍这里地肥、水美、汾酒、晋商、抗战等等好多事，汾阳县、杏花村整个就是美丽富饶人杰地灵的地方。最后不无遗憾地讲出了抱歉之词，“远来是客，招待不周，现在‘背兴’了。”我听到这话时，郝中桥的表情无法描述，笑里带着苦，声里透着哀。他说在外多年，因“故”回来，家乡竟不如离开时的模样了。现在每年的细粮少的可怜，棉籽油也分不到多少，吃菜都很少，要不是逢年过节，谁也舍不得吃好面（白面）。说着女主人端上来好面饺子，羊肉胡萝卜馅的，那天是冬至，我没有吃饱。
又过了几天，去了北边一个大院里面的一个小院落，好像原来是饲养棚。依然是红面擦尖，女主人左手拿北京做南瓜馅儿时用的擦子(擦床)，右手拿起一块活好的面团，在擦子上一下一下的推，落到锅里就成了短面条，锅里的水翻腾着，一寸左右的红面擦尖就煮熟了。先给我做了一碗，我吃完后把碗放在桌上，等待第二碗。女主人却把碗收了，“你们学生吃的少，以前来的几个男生就吃一碗，女生一来就说少做点，我就给她们做多半碗。”这是真的，肚里有油，碰上不习惯吃的，还真是吃不下，我开始几天也这样。这几天已经接触体力劳动了，积肥，就是把各家的猪圈鸡窝里的粪便清理到村外集中沤肥，就是担粪。我的胃口已经投降了，需要且可以咽下两碗红面擦尖，尽管只有葱花、盐和醋拌面。我微笑，点点头，向后错错，离桌子远一些。她又从瓦瓮里取了些红面，掺了些榆皮面，温水活起来，准备家人的饭。红面就是高粱面，不加榆皮面是不能做擦尖的，掺少了都糊锅（一锅糊糊）。榆皮面也不能多加，据说易导致便秘。她活好面后转身对我说，你再吃些吗？我赶忙起身，谢过，告辞，这顿饭我也没有吃饱。
很快知青就集体吃饭了，队里派王立俊给我们做饭，伙房就在男生这头。

晋阳秋

天蓝 发表于 2015-2-3 20:03
邓小平第二次站出来工作后，我作为地区工作组的一名成员，到汾阳县的离县城十五六里的一个小村子 ...

版主受委屈了。汾阳曾为州、府，汾阳人就会感觉高下面一头，确实。
晋商一般爱提祁、平、太，其实汾阳也是晋商聚集之地，汾酒厂就是一例。汾阳人在外很多，颇有见识，也带了各地的习俗回来，比如城里穿衣只落后太原半月左右。
汾阳老乡忆苦不太追诉解放前，只恨战乱不恨地主。对运动应付自如，有异议也不言，趋利避害。我们学校高中同学为他们代言，进过监狱；这种事他们不会做。
他们世故圆滑，但对人还不至于像对您那样，那真是恶心死了，有可能是故意为之。
同意你的说法：还是山里的人实在、厚道啊。

晋阳秋

破旧立新  娱乐靠球

在知青网上看过一个视频，说到我们插队那个时期的农村，其中一句解说词很有趣。“耕地靠牛，点灯靠油，娱乐靠球。”现在的年轻人理解“耕地靠牛，点灯靠油”一般是对的。没错，几千年农耕历来如此,字面也没有误导。可他们解释“娱乐靠球”就差了事儿了，因为字面理解的话，多是最先想到足球篮球乒乓球等等，以为那时农民就参与或观看。其实当年一般县城玩儿过篮球足球乒乓球的大约是少数中学生了，农村则是盲区。当时也没有电视，报纸也少，直观看到球赛或练球的也稀少，没有看过球赛的人听收音机能想象出那个场面的可能没有。这么一说“娱乐靠球”靠的是什么“球”呢？那句解说词的后面接着说，“这样的夜晚，除了造人，还有什么追求。”一语道破天机，原来与造人相关。这个“球”是挂靠生殖方面的“球”，而“球”字做生殖方面的释义，使用范围很大，山陕内蒙，湖北四川，再往西好像都是这样用。
当然这种娱乐是入夜后的事，且与未婚及孩童无关。那时人们怎样消磨睡前时光，麻将、扑克是被禁了，象棋是小范围的，剩下就是瞎聊。人们吃过晚饭，便三三两两的聚到一些人家。靠被摞的，坐炕沿的，蹲条凳的，站地上的，都会瞎谝（当地发音piē）。破旧立新了，老故事老戏曲是不敢说了，但是古今中外俗话雅词山南海北道听途说的还是很多，什么方面的都有，还有当时的特殊的小道消息及手抄文学。
我们最早熟悉的老乡是王立俊，他给我们做饭，上老乡家聊天当然第一家就是他家。家里就他一个人，那晚他的小侄子在。我们相互询问些事，聊些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当然又是当时我们害怕听到的今不如昔。他侄子就在一旁剝葱，从最靠近根部开始，剥去一层干枯的表皮，然后，从未干枯的部分向上撕去已干枯的部分，一层一层，由外向里，直至剥完。他不要的那些基本都是枯叶，没有葱白。我们中有人说，原来看到剝葱都是从上面开始，捏住上边往下一撕，又快又干净。“那样扔的葱白太多，”王立俊不急不慢的说，“过去我们也从上面剥，现在不是葱分的少吗。”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不让种自留地了，有自留地时，地头地边的种点什么就够吃了。现在不仅是葱分的少，连菜也少的多了，油更是不够，还有红薯、花生等等都因为“以粮为纲”不能多种了。说到红薯，罗剑之就势问了一句，家里有红薯吗，能不能烤几个红薯。老王吩咐侄子去拿红薯，好一阵拿了两个胡萝卜。我们中有人后来分析，孩子可能不想叫我们吃，于是当时就说晚饭吃过没多久，不要再拿红薯了。王立俊大约抹不开面子，厉声呵斥，最后还是给我们烤了几块红薯，他自己和侄子都没有吃。
临走他嘱咐我们，刚才说的别到外面去讲，学大寨收自留地，搞大寨工都是“上边”的新政策。

晋阳秋

烛光 发表于 2015-2-5 13:25
一九五八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要为年产一千八百万吨钢而奋斗，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是 ...

您介绍的老知青讲的那两点很精辟。您提到的龙椅很形象。

晋阳秋

最初邻居  好耶坏耶   

说起娱乐，村里真有象棋高人吔，比如李承银，他若不高抬贵手，知青里没有人能赢他。刚刚下乡时，离我们最近的邻居姓郝，老郝的棋艺就不错，时常在他家里或者到我们这里杀一盘。一对一时知青输的多，于是若在我们这儿下棋，观棋的知青就开始支招儿。老乡也都会两手，于是每次都形成双方成批参战的混战局面。总算是互有输赢吧，我们输的盘数还是要多些。一日，又摆开战场厮杀，局面对我们不利，老乡李兆生又发现一步致命的棋，“走这里！”，声到手到，“啪”，看来我们又要输了。在他的手离开棋盘时，我们不约而同的看见他袖筒里甩下了一个胖乎乎的“小兵”——白白的，小腿乱动的大虱子。我们傻眼了，讶异，想笑，忍着，无语，认输。一是这“着儿”（zhāo，象棋的步数）真的很凶，二是凭空添了个“小兵”，焉能不输。
说到虱子，就多说两句。虱子，在大串联时已经认识了。那时挤火车，睡课桌搭的通铺，还有“长征”睡老乡家大炕，都有见过此虫或引虫上身。江青说它是“革命虫”，可是我们很讨厌它。其实虱子吸人们血，瘙痒人们，应该是“反革命寄生虫”才对，不过那会儿不敢说。
随着卫生习惯的转变和农药的大量使用，身上和家里的虱子与跳蚤臭虫蚰蜒（钱串子）等都逐渐消失了。
大院坐北朝南一溜儿平房，有两间一家的，也有的三间一家。老郝家东面一家人很低调，模样名字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只记得我们洗完衣服经常晒在他们家门前廊下的铁丝上。老郝西面是我们房东的旧房，因为无意的扒门缝看了老郝女儿洗澡，被我们叫做“大色”（shǎi），当然是玩笑，太熟了。他家西面还有一家，是“坏分子”王万有家，水井就在他家前面。我第一次打水，胆小且生疏，我的动作想必笨拙而可笑，由于我站的离井台稍远，拉上来时洒了不少，水桶还磕到井口。一双眼睛自始至终看着我，是关心？是担心？还是什么？我不敢与其搭话，阶级斗争的观念使我们戴上了有色眼镜，机械的划分了人群。
不久我们就知道错了，全村老乡根本就不歧视他，还在“高高的谷堆旁边给我们讲那过去的事情”。王万有同志过去领头组织互助组、高级社,自1958年开始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因地制宜,科学种田,粮棉产量逐年增产，社员收入逐步增加，群众生活逐渐提高。这个村成为当时汾阳农业战线的一杆旗,分别于1960年,1962年1964年三次获山西省政府授予的“农业先进集体”称号。
王万有是“四清”时被划为”坏分子”的，大家觉得他比较冤枉，认为是错划的。后来，在1974年的确给他平了反,1977年还重新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苦干二年，使村经济恢复元气,分红值提高，还清了村集体的2.7万元贷款，添置了19头大牲畜。1981年,粮食总产超过历史最高年份的7.8%，棉花总产比历史最高年份增产15.3%。这一年省政府又授予他农业劳动模范称号，他这一生曾先后四次荣获省级劳动模范称号。王万有1998年病逝。（有关平反后的这一段材料引自网络）

晋阳秋

和睦相处  淳朴乡情

村里没有什么人说王万有的坏话，当时我们还是不敢明目张胆的公开接触他。其实村里人不仅对王万有客气，对地主也没有明显的歧视。这么说吧，地主“承包”了村里的厕所，在外人看来是“专政”了，其实他不用出村，活也不重，就是臭点。人们对他们该怎么称呼还怎么称呼，偶尔开批斗会也是走形式。刚刚插队时不太懂这些，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学到公社参加个批斗会，卡脖子摁地主低头。回来后老乡们用蔑视的表情、指责的口吻向我们学说他的表现，很不满意。我们惊呆了，“斗地主”，这算“文斗”呀，错了吗？
逐渐的我们知道地主富农就是农村比较富裕的一些人，人性有好有坏，与经济实力无关。老乡们爱谝（piē）晋绥边区，谈贺龙，也聊牛友兰先生。牛先生是吕梁地区兴县最大的地主，倾力协助八路军。还有杏花村西边的下堡村，有个官僚地主任祖荫，送子参军，支援抗战。就说俺村也是，东楼院李金兰五个孩子读书识字明理，都参加革命工作，老二为革命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渐渐使我们知道了地主≠周扒皮、黄世仁，地主家也不都是收租院。其实“老三篇”中《为人民服务》里就赞过开明乡绅李鼎铭。
说到周扒皮，老乡很奇怪他叫长工起五更睡半夜的去地里“做甚”，半夜下地看不清楚苗和草，要是点马灯做活，不是赔钱么。也是，我们从前就没有怀疑过，现在想想真是的，黑灯瞎火的能干什么。田地里点上马灯做活，不挖金子，做甚都赔。
老乡不仅对地主很同情，全村社员都很和谐。这个村李姓是一大家族，解放初期,全村有42个院落,除三个属外姓，其余均为李家宅院，都是同气连枝一脉相承。但是全村不管原来的后来的，姓字名谁，大家都和睦相处，共同应对大事小情、天灾人祸，这样才有王万有时期的辉煌。我们去时，支书郭建民，大队长曹耀武，贫协主席李宪奇，还有大队小队的李天贵、张贵芬、王学云等等都不是李家那支的。
当然，老乡对我们也不错，从生活习惯到生产知识，以及学校里不教、家庭里慎言的处世经验，都经意不经意的传给了我们。但是老乡不注重学习，不关心政治，不热爱劳动，我们有时也怀疑这个“再教育”的先生不称职。
后来知道了，超前的集体经济和意识形态打击、削弱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他们抵制不符合生产规律的瞎指挥而消极怠工，我们不能说他们落后、觉悟低等等。农民珍惜自己那可怜的收成或财物，是因为他们真穷，（那时国家也穷，）也不能认为他们是自私自利。农村的贫穷落后不是农民造成的，土地承包后的奇迹验证了这一点，知青回第二故乡受到的接待，看到的变化，也验证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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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附1：晋绥边区，吕梁兴县牛友兰简介
1947年，牛友兰被群众用铁丝穿过鼻子游街示众，这样的“牵牛鼻”，这样的人身侮辱，牛友兰受不了了，绝望了，绝食三天而死。

人性、觉悟等等不因财产多寡决定。
牛友兰， 兴县大地主，牛家所在的兴县蔡家崖曾作为中共晋绥边区行政军事指挥机关。
抗日战争爆发后，牛友兰毁家纾难，支援抗日战争，为抗日救亡竭尽全力。当贺龙、关向应率领的八路军120师挺进晋西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时，他把自己复庆永店铺库存的布匹、棉花以及毛巾、袜子、肥皂等拿出来，给战士们换上了棉衣，配备了日常用品，支援了抗日队伍。
在整个抗战期间，牛友兰几乎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拿出来，支援了抗日救亡运动。先后为国捐资35000块银洋，捐粮两万多公斤，以及大量的棉花、布匹、肥皂、毛巾等各种生活用品。牛友兰拿出自己的1万银元，创办了兴县民众产销合作社。他调离时，没有带走任何财物，连当初投入的1万银元也分文未取。
1942年5月，牛友兰带领晋西北士绅团赴延安参观学习，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亲自接见了参观团成员，热情赞扬了晋西北士绅的爱国正义行动。参观团回到晋西北以后，牛友兰积极宣传延安的好经验，好作风。让它在晋西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牛友兰鼓励和支持子女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将其子侄十余人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思想教育，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7年秋，晋绥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由于康生等在土地改革试点中执行了左的错误路线，致使晋绥分局在推广他们的经验的时候，出现了“左”的错误，在蔡家崖召开了所谓的“斗牛”大会，对牛友兰进行了错误而残酷的批斗， 致使牛友兰先生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了极大创伤。9月27日，牛友兰先生含冤去世，终年63岁。
1989年7月18日,中共兴县县委正式作出了为牛友兰先生平反昭雪的决定，彻底否定了土改中强加给他的一切不实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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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杏花村镇下堡村 任祖荫，死于斗地主。
人性、觉悟等不因财产多寡决定，任何群体绝非清一色，都有左中右，阶级也如此

任祖荫（1874~1947）,字席甫。自幼勤奋苦读，光绪年间以拔贡入京就读国学。曾先后出任山西浑源、浮山及陕西彬县知县。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秉公办案正直无私，深得百姓拥戴。离任时争制万民伞，长途深情相送。
民初不满当地官场腐败，请辞还乡。热心教育事业，自办私塾，义务授课。学生中不乏其后抗日之栋梁。
体恤贫苦，乐善好施。收获季节允贫苦村人到自家地里收粮打枣。也曾投资汾酒，支持民族工业之振兴。
国难当头之际，毅然送独子参加抗日武装。身为著名乡绅，一身正气，刚直不阿，拒绝与汉奸组织合作，毅然出任山西抗日民主政府参议员，为抗日奔走呼号。倾全部之财力，为抗日部队输送粮食布匹，家无余资。逝世时，儿媳向娘家借款始得殓葬。
（以上简介为其后人所撰。）

晋阳秋

是啊，人在做天在看，历史自有公判！孩子们放假了，年也近了，也该忙活了，赶紧收收话题，电脑也该让位了。
谢谢您，也祝您阖家愉快，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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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浇地  羞于启齿

汾阳的水利工程首数永田渠，渠名是为纪念1941年牺牲的文水县县长顾永田而改称为永田渠。永田渠引文峪河水，流经文水汾阳浇灌平川良田。这也就是民歌里唱的“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不浇交城浇文水，”其实还浇了汾阳。站在村里向北看永田渠是在半坡腰（慢牛坡的起伏比远处的子夏山低很多，不能叫半山腰），如果水量充足，村里很多田都可以浇到。应该是有管理处吧，定时定量的给各村放水，照顾到很多受益村庄。因此各村也浇不了很多地，平地还是靠早年的链条泵（水车）灌溉，有的在村边就电动机带动，有的离村远就用牲口拉。
村里的井水水位高，两三米的绳子就可以打上来水。井水很好喝，老乡说这附近的井水和杏花村酿酒的水是一脉，用这里的水煮小米稀饭不溢锅。我有体验，早上锅里煮稀饭，上面蒸玉米面饼子，不误事。我回家后不敢这么做，因为这么做的结果是溢的满笼屉里都是米。
后来农科所的人员还检测过井水，据说浇几遍井里的水相当施了多少氮肥，具体是哪几口井，不记得了。闲话不说了，说浇地。
永田渠放水，我们几个被安排在一块地里跟水头。就是看水流的状况，哪里没浇到，引一下，浇到地头告诉前边改浇下一块地。水流的不慢，我们四个在水头前面走，好像没有什么事干，说说笑笑的就快到地头了。不过还是发生了点事，快到头没到头的时候，水流冲开了梯田边缘，向下流去。这样靠近里面的地就浇不到了，我们急忙挥铁锨铲土堵边缘那口子，开始我们从两米以外取土，可是远土堵不了近水，水还是哗哗的流下去。随着水流越来越大，我们就地取土，快速拼命的堵。人不一定胜天，我们堵口子的土随着水流直接就流走了，口子越来越大。这时我们有人说学英雄跳下去堵吧，可是梯田有近一人高，不可能起作用。或者躺下堵，可是口子处已经塌了一两平米了，也不行。这时一位同学说从前面一点用土挡住水，让水改道，去浇那最后一点点地。好是好，不过就凭咱们几个取土挡水，得多长时间吔，那样得白流多少水呀，也不怎么好。
最后大家只好一齐高呼：郭建民--！村支书急忙跑过来，看到我们堵不住的水流，没听完我们的建议，立刻向管进水的社员们喊，“好啦——！”那边社员堵住这块地的进水口，同时打开下一块地的进水口。建民什么话也没说，急忙去照看其它地方。我们的建议好无聊，英雄不是这么当的。我们看看没有浇到的那点地，和浑身的泥点子，惭愧的相觑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