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林翔云

谢谢版主的精彩点评！

林翔云

第五章 侨办私立中学
镇影剧院的售票员有两个，除了素真，还有一个男售票员名叫戴思明，是个有妇之夫。两个售票员勾搭成奸被人发觉，相约在影剧院里的一个房间里服毒自杀。思明先喝了农药死了，素真却不喝了，被思明的妻子告到法院，按照法律必须判十几年徒刑。素真的父母花钱买通法官，又捐了一些钱给镇政府，于是素真就被“无罪释放”回家了。
我问学校里的老师：为什么有钱人害死人都不必偿命？答复是：人家捐钱给政府有功劳嘛，可以“将功赎罪”。
在素真被关押期间，丽慧和亚国被他们的爸爸送来我们家，同我们住在一起，可能是怕镇上人们的风言风语影响孩子的心灵吧。我也尽量想办法“讨好”丽慧，让她高兴，能够安心读书，叫他们姐弟俩“妹妹”、“弟弟”。但丽慧那种有钱人“小姐”的作风还是经常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所以我一直没有把她当做自己的“妹妹”，连“好朋友”都谈不上。
古镇人们的“夜生活”有三个去处，一是影剧院，二是文化站，三是工人俱乐部。
镇影剧院演出《红孩子》、《洪湖赤卫队》、《五朵金花》、《古刹钟声》等“革命电影”，有时还有外地的剧团来演出“革命戏剧”《江姐》、《芦荡火种》等，但也有《宝莲灯》、《刘三姐》、《红楼梦》、《天仙配》等我最喜欢的电影和戏剧，我们没有钱买票，大哥跟几个同学在影剧院四周到处找被门卫撕掉的影剧票头和“票根”，仔细地粘贴好，让我们趁着人多时挤进影剧院，居然有几次成功地骗过检票员白看了几场，但也有被逮过“示众”的难堪“状况”发生，只是我的运气好，没有这么“尴尬”过。
刘三姐的歌声实在太优美了，有人把《刘三姐》电影中每一首歌的词曲写在黑板上，拍照以后冲洗成黑白相片出售，我竟然花了整整三分钱买了一张！现在都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有时候，学校会向影剧院租来“小电影”在教室里放映，班主任按例坐在第一排，指挥同学们鼓掌、欢呼、喊“万岁万万岁”，反面角色出场时要一起“谴责”，教室里“嘘”个不停——“革命电影”我们都是这样看的，大家也习惯了。但有一次放映的是《猪八戒吃西瓜》，我故意问班主任：“这片子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班主任说：“孙悟空是工人阶级，当然是好人；猪八戒是农民阶级，也是好人；唐三藏是小资产阶级，不好。”
于是我们一看到孙悟空就欢呼鼓掌，看到猪八戒就叫闹取笑，看到唐三藏就“嘘”声一片，煞是热闹。可惜这一出没有白骨精，否则会更好看一点。
镇文化站离我们家比较近，我经常去那地方看报刊杂志，跟站长范中阳混熟了。范中阳把一个小小的文化站办得有声有色，请了一个说书人经常在一个角落里说书，说的是《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封神榜》、《红楼梦》等等。但那说书人只会照本宣科，按书本上的文字念，包括“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我对范站长说：“请我爸爸去讲肯定要好多了。”
站长回答“是的”，但不敢请我爸爸，怕人家说他跟“反革命分子”有什么瓜葛。
逢年过节文化站会举行猜谜活动，我最喜欢猜谜，往往像风卷残云般的把人们猜了许久留下来的谜语全部扫光。
有一次我在家里，有个邻居说文化站门口还有一个谜语好久都没有人猜出来，围观的人说只有我才能猜出，叫他来向我讨教，我问“谜面是什么”？
答曰：“就画一个小勾，什么字都没有，猜一个常用词。”
我说：“谜底是‘小心’，你去把它揭了。”
后来范中阳干脆让我帮他出谜语，范的谜语全是书上抄的，所以很容易被大家猜出，而我出的谜语全是我现场编的，难度大多了。我会把全镇的“名人”都设计成谜语让大家猜，为此也得罪了几个人。比如“一江春水”可以猜“刘向东”，但刘向东本人却不一定喜欢这个谜面。
工人俱乐部在镇操场边，我也经常去那里玩。除了看看书报外，还可以打乒乓球、下象棋，有时候也有猜谜和“智力游戏”活动。俱乐部负责人郑建亚很快就看出我的猜谜能力，每一次都对我说：“你等到最后剩下的几个谜语再来猜吧，否则我写都不如你猜的快。”
有一次看到一个谜语，谜面是“日本投降”，猜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字，有人猜“屈原”，郑建亚说“不对”，我问郑：“谜底呢？”
“苏武、共工。”
我说：“共工是神话人物，不是历史人物。正确答案应该是‘屈原、苏武’，屈原比苏武还更对。”
郑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看外国有关抗战的报导吧。”
每逢周末，俱乐部会在大门口设立一个巨大的象棋牌，好像广告牌一样，两边站着两个人移动棋子，下棋的两个人在屋里，每下一步，站在窗口的传达者就喊一句“炮二平五”、“马二进三”……围观的人站在象棋牌下看，往往大声叫嚷，有时还要为走哪一步争执不休，甚至吵架，煞是热闹。
我爸爸也喜欢下象棋，他和几个棋友旗鼓相当，很难分出胜负。参加这种“公开赛”的时候，我总会去给他加油助兴——这是我小时候最愉快的事。
古镇一些传统的节日都很有趣，特别是中秋节夜里的“听香”——不知从哪一朝代开始，人们把别的地方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听香”活动移到这里的“土地公宫”，其盛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听香”之法也有所改变，古镇人的“听香”活动是在中秋节夜间到“土地公宫”，以自己需要问卜的心事向土地公焚香祷告，然后按照土地公的指示手持炉香走到僻静之处，聆听第一句入耳的话，以此句话为依据，如同“测字”一样，判别问卜的结果。
每年的“听香”活动都要演绎出许多故事，而这些故事尤其是那些有趣的故事千百年来为古镇人津津乐道，我小时候就听了不少。
比如有人做生意不顺，失败，赚不到钱，求土地公指点，听到一句“好香啊，好吃！”回来就张罗租店开菜馆，果然赚钱；有人想要生个儿子，听到一句粗话“求个卵鸟”，果然第二年喜得贵子……
最有趣的是那些男女青年求婚姻的故事——他们最喜欢听到的是闽南人骂人的粗话，因为有的“荤话”正是他们所期望的结果。
我们那个时候最喜欢也都会添油加醋讲的是“老光棍”丙花的故事，有许多版本，一个版本说的是“丙花今年五十四，没有老婆不用气”、“丙花今年五十五，没有老婆真痛苦”、“丙花今年五十七，没有老婆不用急”，你不急他急啊！丙花在八月十五这一天傍晚也去“听香”了。他虔诚地给土地公点上三炷香，说明了自己的希望是“赶快讨个老婆”，然后问：“我沿着往雪峰寺的方向去听，可以吗？”
卜一杯，“信”（掷茭用语，一平一凸称之为“圣杯”或“圣茭”、“信筊”表示神明认同），于是他往西走，走到一户人家的墙角，侧耳听之，屋里有个妇女正在哄孩子睡觉，嘴里不停地“哦、哦、哦”，听了许久，还是“哦、哦、哦”，没有其他言辞。
丙花折回土地公宫，又虔诚地点上三炷香，问：“我只听到‘哦、哦、哦’，是不是我要的？”
一卜，又一“信”。
于是丙花求庙祝解香——同解签一样——庙祝说：“好事好事，你不但要有老婆了，而且很快就会有孩子，你看土地公已经叫你去哄孩子了。”
丙花心满意足地走了。
过了几年，丙花还是没有娶到老婆，问别人，人们是这样给他“解”的：“土地公说你没指望了，回去‘哦、哦、哦’（睡觉）吧。”
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每年有好几次组织全体师生到乡下帮助农民抗旱，戽水、车水、挑水、挖渠、筑堤等等我们都干过，没有拿农民一分钱，吃的是自己带的干粮，但农民们并不欢迎我们，也从来不曾听他们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我看到的都是农民们敌视的眼光，至今都不能理解。
一年三季——两季水稻、一季麦子——收成的时候，我们都会利用周六下午和周日到田里捡稻穗或麦穗，交给学校。有一年我交了九斤多稻穗，得到一张大红奖状，同班有个同学对我说：“你那么积极干什么？我带你去看你的稻穗在哪里。”说完真的带我去一个老师家，在老师门口闻到屋子里飘出来的饭菜香味，我们躲在屋角处，一会儿看到几位老师和镇里的干部打着饱嗝走出来。
同学们编了一首打油诗：
少年先锋队，
下田捡稻穗，
填饱了老师和干部们的胃，
没人可怜学生的嘴。
最后一句还有一个含义——有一次我们一个同学在班里说“老师和干部们吃我们的劳动成果”被老师听到，对他的惩罚是——掌嘴。
从此以后，我捡到的稻穗、麦穗都留一些在家里，其余的才交给学校，再也不要奖状了。
报考中学时，班里有几个因为毕业考试成绩不好而没能领到毕业证书的同学坚持也要报考，学校额外开恩同意了，让他们“试一试”，这些同学跟我关系都很好，晚上便都听从父母之命来我家一起复习功课，我却天天晚上带着他们到镇上的几个好地方玩耍，或者给他们讲《西游记》里的故事，从来不提考试的事。后来这些同学竟然全部考上，有的还考进了重点中学。有一个我最要好的同学在“戒备森严”的考场上刚看完考卷就大叫“妖怪果然厉害”，差点被驱逐出场。原来作文试题被我们几个人“猜”对了。
陈琳的爸爸“改正错误”后官复原职，陈琳也就“考”上了县一中，这是全县的老百姓都知道的“权贵学校”——有钱有势的干部们总有办法把自己的子女挤进这所学校；我则考上了一间侨生特多的省级重点学校。从此我们两人天各一方。
我念的学校在当时还算是“私立”的，海外华侨在学校设助学金，主要资助侨生，也有一小部分资助国内的贫困学生。我打过几次申请报告上去，学校同意资助，但需要镇居委会证明。居委会可以证明我家经济困难——因为这是真的，但后面还要加上“管制分子人员家属不予照顾”几个字，等于废纸一张，奇怪的是学校好像不太理会居委会的“意见”，有时竟然还发几块钱给我。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几块钱简直就是“救命钱”了——家里每星期给我五毛钱，扣去“柴工票”四毛五分（十八顿，每顿两分半），剩下五分钱要买六天的菜！
我从小都是光着脚丫到处走，当“赤脚大仙”，上小学时穿着自己钉制的“木屐”——用一块木板钉上一小块从垃圾堆里捡来的橡皮带——通常是自行车的破内外胎剪下来，铁钉也是捡来的，一双“木屐”要穿好几个月，穿着它经常在路上掉了，就随便捡个石头钉好，直到木板没有可以钉的地方为止。
上了中学，学校规定不能穿木屐了，怕晚上走路咔嚓咔嚓的声音影响别人休息。这一下把我难住了。
我在镇里的几个垃圾堆翻找了几个小时无果，最后在小溪边上找到一双破的塑胶拖鞋。我把它带回家后剪掉破鞋边，刚好适合我的小脚，总算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

龙行天下

心胸宽广不知愁，
到处去把开心求，
中学偶能获帮助，
没钱买鞋自捡修。

林翔云

第六章 右派老师
学校里有个“大膳厅”，可以容纳一千多个学生和老师同时在里面吃饭，周日晚上还可以放映电影，每个学期放二十片，一张电影票两分钱，购买“长期券”的话二十张只要两毛钱，我和许多同学买不起“长期券”，只能在“大膳厅”外面“偷听”，偶尔花两分钱买张票过过瘾，就这样竟然也学会了那个时候所有流行的电影歌曲，电影里的故事也都能讲出一些皮毛来。
“大膳厅”给所有的同学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一日三餐取饭前的排长队——饥肠辘辘的学生们总是一下课就直奔食堂，想提早一点取到自己的饭罐，经常跟食堂的工友争吵，甚至打架——这样开饭时间就更晚了。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花几分钱到日杂商店买一种很粗糙的陶制饭罐，每一顿吃完后把它洗干净再放进几两大米，加上水置于厨房里一种木制的方形大蒸笼里，蒸一个多小时成了“蒸饭”就可以吃了。
大蒸笼脏得很，蒸饭时水蒸气凝成的蒸馏水流过蒸笼变成脏水，进入靠近蒸笼边那些饭罐里的米饭，黄黄的烂烂的难看又难吃，有的同学会把上层“黄米饭”掏掉不吃，我舍不得，每次都把罐里的食物不管稀的稠的白的黄的甚至黑的一粒不剩地装进肚子里去。
细心的同学会在饭罐的底部用毛笔沾点墨汁或油漆写上名字或做个记号，我没有做，有两次拿错别人的饭弄得非常尴尬，到现在回想起来都还觉得羞愧。
绝大多数学生一日三餐配的都是家里带来的咸菜，我带的都是咸萝卜。这咸萝卜除了作菜配饭外，我还经常在晚自修后用它泡开水当饭吃，可以勉强骗骗饿得咕咕叫的胃肠，不这样做的话，实在难以入睡。
有一次星期天中午家里来了客人，妈妈破例买了一条咸带鱼，下午我把客人吃剩下的咸带鱼头尾带到学校准备当一星期的配菜，结果当天晚上就被同学们抢着吃光了。第二天我开始当“菜乞丐”——每一顿都要向同学要点咸菜来就饭吃，直到周末。别的同学也都有这样的经历，我开玩笑说这应该算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罢。
    念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利用校园的一块空地种了西红柿和茄子，再把它们嫁接在一块，硕果累累，但不好吃，卖给学校食堂一斤一分钱，每个同学一次可以分到几毛钱，基本解决了吃菜问题。
三年初中的学费也是我自己挣的——我寒假到食品厂和竹器厂打工（要是现在就不行：童工）；暑假卖冰棒，这种活只有干过的人才能体验它的苦——三伏天大家巴不得躲到阴凉的地方去，而卖冰的人却希望老天爷保佑“再酷热一点”，越热销路越好。碰上阴雨天就糟了，一罐冰棒卖不完就得赔本！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到前面田野里两条眼镜蛇竖立起来交尾，吓得摔到路边的水沟里，撞得头破血流却庆幸装冰棒的保温瓶没有打破——一个保温瓶的“押金”要十几块，足够一个学期的学费了！
每个学期初“报名”的时候，我都用一个小布袋装着硬币去交学杂费，帮忙点钱的几个同学很不乐意，说：“只有穷光蛋才交这么多的零钱，害得我们点钱点得多辛苦！”
我反唇相讥：“袋里的每一分钱可都是我自己挣的，你们呢？！”
私立的学校很有人性，每逢春天买了很多蒜头“强迫”学生们吃（我有时买了一点食盐把蒜头腌了做菜配饭）以防感冒；星期天如果下雨，学校让炊事员带着干的大米到每一间学生宿舍里交换被淋了雨的大米，怕学生吃了发霉米生病；炊事员还熬煮非常浓的姜汤抬到学生宿舍“强迫”每一个学生“灌”一大碗——据说这都是远在新加坡做生意的校主特别交代一定要学校领导做的。
    学校里有三个“右派分子”，最出名的是教数学的金老师，据说他提出“校长应当由无党派人士担任”，竟想“夺权”，“右派分子”当之无愧。我是因为参加地区数学竞赛得了第一名、听说其中有几个考题是他提出的而去找他的，他建议我“超前学习”，就这句话让我受益终生。我在念初二年时就已经到高中班听课了，初三年已经把高中的数理化全部自学完毕，准备参加一九六六年的高考——我曾开玩笑说自己是最有资格称为“老三届”的，一九六六年我既算初中毕业，也算高中毕业，而跟我同龄的大多数刚好小学毕业，学校也已考虑把我“保送”到名牌大学——这是后来才听校长讲的，一九六六年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校长培养“白专典型”，我算是有幸同校长“并列”上榜了一回。
    第二个“右派分子”是教我们生物课的庄老师，其实他应该算是一位建筑设计师，县里好几栋出名的建筑物、包括这个学校的整体设计、甚至还有大桥都是他设计的。不过他教生物也不赖，讲得生动有趣，有许多故事是他的亲身经历。他住在学校男生宿舍楼下的“夜间厕所”旁边，我有时候偷偷去找他也要忍受那臭气熏天的折磨。庄老师不在乎这种待遇，还利用厕所前面的空间养了一大群鸡鸭兔子，饲料就是学校的食堂——“大膳厅”扫掉的残羹剩饭，每个动物都养到七八斤重，有时十几斤，全部送给学校上解剖课用。泉州地区办起“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借他去编写教材，“强借荆州而不还”，学校要他回来也不让来了。直到六六年七月，几百个同学硬是到“共大”把他“揪”回来批斗，我才又见过他一面。
    第三个“右派分子”是化学老师，姓余。虽然我接触化学较晚，他却成了我的“忘年交”，而且影响了我一辈子。刚上了几节化学课，他就约我们利用周六、周日制作一些化学试剂卖给学校赚钱。“十年浩劫”时偷偷把珍藏起来没有被红卫兵烧掉的化学化工书籍送给我，造就了一个“化工工程师”。
还有几个“准右派”或者叫做“内定右派”，其中有一个是我的英语老师，姓黄。据说他的爷爷是满清最后一个（当然也是中国最后一个）武状元，监斩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刽子手（监斩官）。他留学过英国，学的是历史，但教的却是英语，可能也是政治原因。黄老师从不备课，每次都是等到“两分钟准备”钟响时才夹着一本英语书姗姗来迟。课堂上给大家讲英语故事，猜谜语，做游戏。记得有一次他出了一个谜语“My grandmother doesn't like tea，what is she likes？”全班只有我一人得出正确答案，从而得到他的“个别辅导”。
其实“个别辅导”还另有原因：他的女儿黄丹萍与我不但同班，而且就是八十年代流行歌里面唱的“同桌的你”——我刚上初中就与她同桌。丹萍是公认的“校花”，美得成为全校女生都妒忌的对象！我很难在她的脸上找出什么缺点来，不过这也是后话，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仔细端详过她，只是听其他同学议论而已。那个时候男女生不喜欢同桌，如“不幸”同桌的话要划“三八线”，我和丹萍没有划“三八线”，而且两个人“臭气相投”，上课时都不大听老师讲课，偷偷在抽屉里做小动作。有一次我在抽屉里钉了两个小铁钉，架上一条钢丝，她在一边弹，我用手指头在另一边跳动着按，两个人的耳朵都紧贴在桌面上听“钢琴”，忘了下课钟响，双双被同学们逮了个正着！其实我很少跟她讲话，三年初中私下里听过她两句话，竟都是“恨”！
    第一次是刚刚同桌不久，有一次丹萍偷偷对我讲：“念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一直是全校第一，上了中学，却每一次都是你得第一，我只能得第二。我恨你！”
    第二次是轰轰烈烈的写大字报期间，我们班里给每一位老师都设了“大字报专馆”，准备给黄老师“设专馆”时，同学们都知道黄老师对我“最好”，逼着我至少得说出黄老师的一条“罪状”，否则就“没完没了”。我想了半天，总算找到一条“罪状”：“黄老师在教我们‘钱’这个英文单词时，拿着5分钱对我们说‘I have money，I like money！’分明是在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
    同学们七嘴八舌又添了几条“罪状”，然后上纲上线，从马恩列斯到毛的经典著作里找了许多语录，记得有马克思的“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还有毛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洋洋数千言，把黄老师批得“体无完肤”。大字报最后署下了十几个同学的名字，我的名字排在前头。
    当天吃晚饭后，碰上了同桌的她，只有三个字：“我恨你！”
    两句“我恨你”就这样伴随着我的忏悔过了好几年。

龙行天下

学校饥饿排第一，
校长倒是挺仁义，
几个右派各特色，
最对不起同桌你。

林翔云

第七章 读书才是硬道理
    “上山下乡”并不是一九六八年才开始的，我的堂二哥鄂在一九六四年就上山下乡——那时候叫“青年移民”——到闽东屏南县一个非常偏僻的山沟里插队落户，那个地方穷得出了名，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轮流穿是不争的事实。一九六六年，他们“杀”回城里，把“四面向”的干部们批斗了一番，后来因为没有户口在古镇呆不下去，只好又回到山区务农。
学校每个学期也要组织一次“上山下乡”，只是每次的时间都较短，一般是十来天。我们要交给房东（绝对是“贫下中农”）十几斤大米，换来的是一天三顿“臭番薯皮汤”。同我住在一起的同学们受不了，晚上买饼干来吃，我每次看到他们出去买东西，就赶紧躲在被窝里装睡，听到他们啃饼干的声音，我在被窝里吞口水。终于有一天“偷吃饼干”的事被串门的同学撞见，第二天老师发动全班同学把他们批得全哭了。
房东安排我睡的房间没有一个窗子，也没有天窗，大白天也是黑黝黝的，晚上又没有灯，不能看书。在我睡觉的床后面放着一口棺材，据说那棺材是“用过”的——这里的风俗是人死了以后先要装在棺材里土葬，七年后再打开棺材把骨头装在一个陶缸里重新埋葬。有时候棺材没有腐朽，家人会把它清洗干净搬回家给后人“使用”，据说用过一次甚至两次的棺材更加宝贵。我的理解是棺材的木质好，加上埋葬地干燥而且没有虫。
没法子看书，又没有地方玩耍，只能早早入屋睡觉。由于看过一些恐怖小说，常常会幻想着床后面的棺材里僵尸伸出手来，对我说：“我饿了。”只能用被子蒙着头睡。
最可怜的是同我们住在一家的一位女大学生，每顿“饭”吃的时候都看到她流眼泪——我们忍受十几天还可以，她还要住一年呢。
“支农”最多的还是“抗旱”——不知那时候怎么年年都有旱灾。我们自带粮食和劳动工具到学校附近的村子里，参加各种各样的农务，一分钱都没有拿，有时候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走的时候还经常被当地农民骂：“这些学生仔把我们的工分都挣光了”！
“抗旱”有时候很壮观——成千上万的人们在一小块地里干活，到处红旗招展，口号声不绝于耳——连小孩子都懂得这只是为了拍照或者给上级领导们看的。我曾经参加过一次“接龙”车水，十几层的水车一层一层地把水“车”到山坡上，只是为了上面几亩小麦！水车咿咿呀呀地欢叫着，像一首优美的交响乐。
有一次“支农”“抗旱”是到离学校较远的一个山上参加建水库。师生们晚上住在“贫下中农”家里，还要参加大队部组织的“学习愚公移山精神大干快上誓师动员大会”和“批斗‘四类分子’大会”，直到深夜。
第二天清早草草吃过早饭就要带上锄头、畚箕等工具爬山到建设工地。如同以前我们见过的一样，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满眼都是“战天斗地”、“人定胜天”、“苦战一百天完成大坝工程”等等标语口号，唯独不见任何“安全”、“注意事项”。
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小山坡上挖土，用畚箕挑着土下到水库堤坝，看到几百个人分成几个小组用大石头夯坝基，另外几十个人拉着一个巨大的石头轮子在来回压土。从坝基往下看下面还可以看到一个大石轮静静地躺在一条小水沟边。我询问一个老农，才知道前不久这里出了一个大事故——就是下面那个石轮惹的祸——几十个农民拉着拉着，竟把它拉到坝基边上，这边上的土还是松的，大石轮一颠，就朝着几十个人滚下去，后面扶着“轮把式”的老农吓得跑了，当场压死压伤多少人到现在还不清楚。从几十米深的沟底把大石轮“推”上来是不可能的，后来上级又从外地调来一个新的大石轮……
那一天我们全班同学选了一处比较干净的空地做饭，正当大家围在一起有的烧火有的切菜的时候，四面八方的山上同时爆炸，原来负责炸石头的农民不知道同学们在这里！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我们吓得都趴在地上，幸亏空地上面一块巨大的石头挡住了炸飞象雨点一样掉下来的碎石块，四十几个同学竟然没有一个受伤！
    那时的冬天特别冷，大清早起床还没吃早餐就得去田里劳动，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水里，象刀子割一样，很快地男女同学们手脚都出现冻疮了。回校以后，刚好遇上古镇办“物资交流会”，热闹异常，我跑步八公里到镇上，逛遍全场，终于花了三分钱买到一盒可治冻疮的“蛤蜊油”，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买“化妆品”。
我记得自己当时的学习成绩不错，数理化英语都不在话下，数学老师苏国祥第一次给我们上代数课时，刚从省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毕业统配来校的他就给我们做猜数游戏，他先让我们每个人在心里想好一个数字，加上多少，乘以多少，减去多少，再除以多少，减去多少……然后让我们把最后的得数告诉他，他马上可以猜出我们刚才想的是什么数字。猜了两个都对了，我说：“老师，让我也猜猜看。”老师同意了，我真的猜出了几个同学想的数字——其实我在小学里就已经自学了部分初中的数学课程。苏老师显得非常高兴，从此对我另眼看待，有意栽培。
可惜我们班里有几个特别调皮的学生上课时故意在班上捣乱，苏老师有一次劝说无效，竟然流下了两行眼泪——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想一想他当年也就二十二岁，风华正茂，就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学校里当一辈子园丁！
全省数学竞赛时，我考了全年段第一名，苏老师鼓励我再接再厉自学后面的课程。后来他兼任高中数学课程，安排我到高中班听课，这可能是学校有史以来第一次。从此我开始自学高中所有数理化课程，准备提前参加高考。
由于苏老师对我格外的关怀、教导，引起我们班上有些同学的嫉妒和不满，他们不怀好意地在背后称苏老师是我的“义父”，我认了，苏老师也在心里默认了。
物理老师盛启义跟我关系也不错，常常在班上表扬我，把我当做榜样。有一次盛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每个学生“设计”一个轮胎生产线的“计数器”，本来这个作业很简单，按照书本上的一个草图稍微改一下就行。我竟然花了一个星期天整天，详细地画了计数器及其相关的配件和电路图。作业交上去后，盛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你以后会当工程师的，你的设计图差不多可以交给工厂使用了。”
后来盛老师创办了一个“物理兴趣小组”，我参加了。盛老师要我们自己装配一个收音机，我按照设计要求，只花了几毛钱买了一小块“矿石”，一捆铜线，一块磁铁，用空的万金油罐子当耳机，就组装成一台“矿石收音机”，慢慢调节还真能收到几个电台的广播，有时候“不小心”还会收到“敌台”的“反动宣传”，把我们吓得半死。
化学老师关喜敏对我也很关照，可能是我做实验比较认真，能够按照她的要求做好实验，并且常常提出自己的想法，包括实验中观察到各种现象的解释。她有很多想法，比如用硫酸铜水溶液做树叶标本，用硅酸钠水溶液加各种盐沉淀制成“假山水”等等，只有我一个人利用星期天把这些实验做出来交给她。

龙行天下

当年乡下就很惨，
吃的差劲饿得欢，
学习认真成绩好，
几位老师都喜欢。

林翔云

第八章 政治魔术
班主任、教语文课的李果绶老师在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我从省委宣传部调动来学校的时候，临别时给原来的同事们写了一首诗。”说着说着他就把诗写在黑板上，我偷偷地对邻座的同学说：“这首诗水平太低，没有意境，连平仄都不讲究。”谁知道这同学很快就给李老师打小报告。从此，李老师对我也“另眼看待”了。
李老师对写作文有严格的要求，强调每一篇习作都一定要有“开头、叙事、议论、结尾”四个部分，否则就不是好文章，我们同班同学李文才是他的同乡，写字非常漂亮，作文全部按照他这个要求做，每一次都得到他的赏识，经常在班上表扬他，把他的作文当做范文，要我们全班同学向他学习。
我不喜欢写这种“八股文章”，写作文从来就没有“规矩”，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往往是开门见山、平铺直叙，最后也不一定有“结尾”或“议论”，有时候甚至以省略号结尾。李老师很不喜欢我这种写作风格，所以有时候给我的分数很低，也在班级上不点名地批评过我。我不理他的“忠告”，仍旧我行我素，按我的说法，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比所有的同班同学都少两三岁，但个子并不矮，全班同学比我矮的有十几个，因为我的座位号一直在十至二十号之间——那个时候学生的座位号是按体高排列的，一号最矮，四十号以后都是高个子——但我身子很弱，显得瘦骨伶仃，刚上初中时体重只有四十八斤（二十四公斤），李老师可能不知道我的年龄，有一次在班上说：“你们要注意体育锻炼，否则会像云一样。”过了两年，他才发现我“突然长高了”，觉得很惊奇，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云最近加强体育锻炼，身体好了，也长高了”，我忍不住又对身边的同学说：“胡说八道！”
其实我一直喜欢体育活动，天天早晨跑八百米——四百米跑道两圈；游泳我是“好手”，可以快速潜泳五十米，把看我“表演”的同学们吓得半死，他们以为我在水里憋死了；跳高、跳远、单双杠、鞍马、掷铅球、各类球类比赛我都热心参加，在学校举办的几次运动会上，也都有所斩获——我念初三年的时候还可以参加初一年的“少年组”比赛，因为“青年组”与“少年组”是按年龄划分的。
有一次八百米赛跑到最后竟然是我们前后两个班主任李果绶老师和苏国祥老师两人跑在最前头！我们全班同学把嗓子都叫哑了——有的希望李老师跑第一，有的则希望苏老师跑第一——我在心里默默祝愿苏老师得冠军。
几位老师几乎在同时宣布我在课堂上可以不听课，甚至不来听课也行。后来我真的很少听初中的数理化课程，有时候到高中的班级上旁听，有时候到图书馆看书。
图书馆管理员袁本溪很快就同我成了忘年交挚友，他每一次都主动向我推荐好书，我最喜欢看的是各种民间传说，汉族古代的所有“英雄人物”、维吾尔族的阿凡提、蒙古族的巴拉根仓、阿拉伯世界的阿里巴巴都是我精神上的好友，但我看得最“上瘾”的是《十万个为什么》，一集一集的看下去，直到最后一集。这套丛书影响了我一辈子。
有一些数理化和历史的课外读物也是我的最爱，例如《圆和二次方程》、《韩信点兵》、《哥尼斯堡七桥》、《生活中的化学》、《居里夫人》和一些历史故事等，但我长期借阅的是《趣味数学》，喜欢解书本里的数学难题。
可是我的“政治”考试成绩却一直不佳，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学时基础不好——民办小学五年级六年级也要设政治课，但没有专职的政治老师，只好请一位姓林的原来教语文课的老教师代，林老师一给大家讲政治术语，同学们就打瞌睡，他竟然想出怪招，说要给大家讲故事，同学们就来劲了。先讲了《林海雪原》，接着讲《烈火金刚》，后来竟讲《薛刚反唐》（我一直搞不清楚这和“政治”有什么关系）。有一次林老师在课前给我们变魔术看，人人都拥护，后来只要上政治课，同学们都要林老师变魔术。久而久之，我得出结论：政治就是变魔术！
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老师教的内容与实际完全不符——《半夜鸡叫》这种事我从来就不信，因为我有一位亲戚就是个地主，招聘长工的“唯一标准”是考吃饭，凡是食量小的他通通不要，口头禅是“不会吃饭就不会干活”。
上初中时我们的政治老师姓潘，我觉得他的水平还是比较高的，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就讲：“什么叫做‘政治’？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的事。’否也！政治就是阶级斗争！”
我还是比较赞同孙中山先生的说法，但觉得还应该加上三个字“正确地”——“政治就是正确地管理众人的事”，因为“政”字本身就含有“正确”的意思——虽然我不敢公开说出来。
潘老师有时候会顺便给我们讲历史故事，当他滔滔不绝地讲完“社会发展史”后，我举手提了一个问题：“老师，这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直到共产主义社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
老师回答：“是的。”
我又问：“对所有的民族都一样吗？”
“都一样，都要走这条道路。”
“那么，西藏是怎么一回事？”
老师想了一下，回答说：“我可以这样比喻：西藏好像是小孩子，汉族好像大人，大人抱着小孩上楼。”
“那汉族呢？”
老师回答不出来，说了一句：“你最好少问。”
我终于知道，原来有一门学科是老师叫学生“不要多问”的。
潘老师让我们周末回家时做个社会调查，询问那些旧社会的工人们怎么被资本家“残酷”剥削，又怎么同资本家作“斗争”的。我认认真真地做了——问了几十个工人，却都告诉我他们的老板怎么疼爱他们，不像现在饿死都没有人可怜。
我有一个邻居以前在一个布行里当伙计，说是有一年临近春节老板还让他到外地去催款，他不得不出差去了，一路上都在想家里今年这个年不知要怎么过才好，回来时刚好除夕，到家里一看，家里年货应有尽有，即使他在家也不可能置办这么丰富。家里人告诉他，老板天天都来询问他们家还缺什么，所有的年货都是老板一手操办的。
这样的“社会调查”我敢交上去吗？
“社教”开始了，师生们也得参加学校周边社队的“阶级斗争”活动。南方人的普通话不准，农村的干部们把“社教”念成“邪教”，所以我和同学们一开始都不能理解：好好的为什么要开展“邪教运动”？
有一次全班去“列席”一个生产队批斗“地主分子”的“小斗争会”，我认为“地主分子”至少也有四五十岁吧，到会一看，被斗的人才二十岁左右，原来他爸爸才是地主，但解放初已被“镇压”。而他的妈妈——“地主婆”——也被抓来“陪斗”。同学们听了老半天才弄明白他的唯一一条“罪行”是：有一位出身贫农且与他同龄的好友曾请他一起去部队驻地看电影，他说“现在的电影有什么好看的！”他的这位“好友”不但“大义灭亲”勇敢地“揭发”了他的“罪行”，在会上打他打得最起劲的也是这位“好友”。
围成铁桶似的人们越斗越激动，最后把这个“小地主分子”五花大绑倒吊起来，但“小地主分子”自始至终不流一滴眼泪，可怜的是他的老母亲一直跪在地上向大家求饶，磕头磕到额头都是血。
同学们义愤填膺，情绪激昂，一次次地高呼口号：“打倒地主！”“打倒地主婆！”“污蔑革命电影就是现行反革命！”“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打倒……！”站在我旁边的几个女生叫喊得最起劲，平时那种腼腆、害羞的样子全不见了。
我突然感到恐怖，恍惚看到自己和父母被批斗的情景。因为上个星期六回家时，分明看到离家不远的一面墙上画了一个“四类分子汇报栏”，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的爸爸！
    第二天老师布置的作文题目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斗会观后感”，我托病交了白卷。
学校还组织师生们到农村去听老贫农“忆苦思甜”，哭诉旧社会的艰苦日子，但没有一次引起共鸣——同学们天天还在挨饿，旧社会再饿估计也是这个样子！偏偏有的“贫下中农”也不懂什么“政治”，经常讲错，有的发言者骂错对象，竟把眼下受的苦也算在地主富农“残酷剥削”的帐上，有人骂“反动派”搞什么“大跃进”、“一大二公”弄得大家没饭吃，“要不是毛主席给我们分了一点自留地，村里人早都饿死了。”……弄得组织者啼笑皆非。

麻沙老农

年纪虽小，成绩优异。四龙之命，果然天赋异禀。

雾梦

如果不是刻苦铭心，往事怎么会描写的如此细腻。楼主的经历真是够坎坷的~  您慢慢发，我们仔细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