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发动50周年历史探讨总结

无声

云赴南的老知青轶事（一）

作者：张达维（张武兵）（原云南蛮老街农场一队知青）

那是1967年冬季的一天，天气很冷。我和另外两位要好的同学（王开平、胡克），在学校（北京25中）的一间小房子里，一边烤着火，一边看着全国地图，认真讨论着刚刚听到的关于毛主席对知识青年所作的最新指示精神。这是当时的北京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冬民（我的同学）刚从中央文革开会回来即刻向我们传达的最高司令部对我们中学毕业生作出的下一个战略部署。

当时李冬民传达的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还没有公开发表。我们只知道个大概精神，就是：知识青年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们几个要好的高年级同学在一起认真讨论起来，研究如何执行毛主席的这一战略部署。我提议先不要急，等我去农垦部了解一下情况再说。于是我抽空去了位于西四砖塔胡同的农垦部机关，了解有关全国农场的情况。（当时我父母都在农垦部工作。我父亲是国营农场总设计师，由于留学美国，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特嫌”关了起来）。（平时放学后我就到部机关的食堂吃饭，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我直接去了建设局。正好碰到热作处的运奉时处长在值班。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当时全国农场的基本情况。如果要去农场就推荐我们去云南垦区。说那里是我国准备开发的第四大垦区，主要是发展具有战备物资的橡胶事业。（前三个垦区是新疆、黑龙江和海南，已经基本开发建设完了。）所有这些垦区的总体规划都是由我父亲主持设计的，运处长对此十分了解。因此我听取了他的建议，回到学校就把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告诉了大家。记得当时还有一部电影记录片：“在美丽的西双版纳的密林中”。我们都看过，觉得云南西双版纳的确不错。于是我们几个就决定准备到云南农场去发展橡胶事业。我就开始张罗起这事来，于是大家开玩笑，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张版纳”。我还把此想法告诉了李东民和曲折（也是我的同学，中学红代会负责人之一）。他们也都很支持我们的这个选择。

    1968年年初，就在我们开始张罗要到云南垦区去发展橡胶事业的时候，传来了好消息，说中央文革同意我们先组织一少批人赴云南垦区，做试点.

北京知青首赴云南纪实

陈新增

1968年2月8日上午，上午，一支五十多人的队伍从北京饭店西侧的霞公府东城教育局集合，走上长安街，朝北京站东去。队前打着一面红卫兵大旗，仿照《长征组歌》中红军旗帜的样式，旗眉上绣有一行扁宋体字：首都赴云南支边红卫兵，白底黑字，分外醒目。我们北京25中的9位同学，走在队伍当中。这天是阴历正月初五，文革中的春节冷冷清清，我们心里却热乎乎的。因为远征西双版纳的这一天来之不易。 (图1)

北京学校的“老三届”(特指66、67、68届高初中学生)，经历了文革的狂热造反和大辩论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中央提出“复课闹革命”，对于高三年级的学生，中学课程早学完了，中学毕业证还没发，大学又不招生，一时陷入迷茫。我们高三二班一些同学，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先到酒仙桥798厂“学工”劳动一阵子，后来骑着自行车，又到顺义城关公社向阳大队，在潮白河边办“学农”基地去了。当年的潮白河，清澈见底，黄沙绿芦，野鸭成群。我们从白家疃林场借来铁锹镐头，当地驻军派战士帮助规划稻田。我和几个初三学生分到老乡家住宿。房东大爷让我们帮他到牛栏山运石灰，就便学会了推独轮车。一天，平整耕地在地头休息，我和一位大爷聊天拉家常，他穿着破烂棉袄，胡子拉碴，支支吾吾，神色不安。队长猛地拉了我一把，低声说：“别理他，他是地主！”我大吃一惊，赶忙躲开。原来村里的老地主“黄世仁”、“周扒皮”就这德行呀？！我们和“四清”队长一起，东家西家轮流吃“派饭”。吃完贫农吃下中农，吃完中农再吃贫雇农，绝不上地富家吃饭。在殷实的中农家，能吃到白面烙饼摊鸡蛋。有些贫雇农家不是全都富裕，吃窝头就咸菜是家常饭。地富家的房子却是破砖烂瓦。在这里我真切地了解到京郊农民的日常生活。

在这期间，班上的曲折（曲玉琴）、鞠颂东（鞠德利）、高峰（高永吉）和胡志坚，正在酝酿到内蒙牧区插队。鞠德利父母不太同意，我们还到他家打掩护，帮他“偷”出户口本迁户口。

1967年10月9日上午，天安门前打起“热烈欢送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横幅，大家为曲折、郭兆英等10位同学送行。他们在金水桥前宣誓后，乘坐大轿车出发到内蒙草原。不久，高三一班的肖平（毛泽东小学同学和延安时代密友肖三之子）、沈祖光和魏文祥等一批同学也远赴内蒙。曲折几人从锡林浩特盟西乌珠穆沁旗白音宝力格公社白音宝力格大队带回的信件，信中一声“他赛诺！”(蒙语：你们好)，“毛主席曼托海！(万岁)，“祝毛主席吐姆那斯拉”（万寿无疆），令大家倍感新奇。他们抄录的老红军的诗：“天作帐篷地作床，广阔的草原当楼房。倾盆大雨似淋浴，狂风呼啸我乘凉。”读来真是气势豪迈。还有照片，他们脚踏高腰毡靴头戴皮帽，骑着骏马骆驼，更是威武极了。说实在的，我不去内蒙就是怕冷，冬天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确实受不了。再有牧区挣工分，养活自己不易，担心拖累父母。他们雷厉风行到内蒙插队落户，我从心里佩服草原新牧民的果敢行动。

与此同时，远赴云南边疆种植橡胶也在筹划当中。在金鱼胡同东口东城区武装部，中学红代会的斗批改办公室设在此处。高三一班的苏北海和我们高三二班的凌瑜也在这里工作。经他们介绍，我抱着好奇的心理，走进飘散着饭菜香味的食堂里去开会，想了解赴滇的详细情况。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说了到云南种橡胶的筹备计划。原来，早在1966年大串联时，65中的几个学生就去过云南景洪考察，第二年又有几个同学到昆明联络。他们拿着农垦部的介绍信，先后向省里有关农垦系统同志说明，北京一批红卫兵决心支援边疆建设，希望去西双版纳种橡胶。可在当时，云南省也像全国一样混乱无序，派系林立，武斗不止。省农垦单位自顾不暇，根本没能力接待。他们又与北京革委会等有关方面联系，也说没有安置任务，难以安排。虽然赴滇筹备计划连连受阻，可报名参加的同学不断增多。于是在相邻的煤渣胡同东城区工会组建了赴云南筹备机构，下设联络、组织、宣传组。好事多磨，尽管处处碰壁，可大家信心十足地准备着。

机会总是偏好有准备的人。1967年11月27日，是我们难忘的日子。这天晚上10点多，首都中学红代会的李冬民来电话通知，周总理正在人大会堂接见北京群众组织代表。当时，只有女13中的林力、张春荣和5中的张进辉在办公室值班。他们骑车飞速赶到大会堂南门，李冬民把他们带进湖南厅。周总理在听取群众组织代表汇报。万没想到，他们走时紧急忙乱，写给中央首长的申请报告竟然忘记带来！再去取来不及了，马上赶写一份。字迹要大，简单明了。申请要求全在心头，三人凭着记忆拼凑词句，张春荣掏出作业本，撕下一张纸，一字一句执笔写下了大家的心愿：

首都中学生赴滇申请报告

周总理、李富春副总理：

我们是北京中学红卫兵，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坚决到云南边疆参加三大革命运动。革命的道路已经选定，我们就坚决走到底。我们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十月份两次赴云南边疆进行调查、联系。

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实地调查和亲身体验，深切地了解到云南边疆非常有开发前途，尤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橡胶生产需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去开发。我们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向革命前辈立下誓言：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世界人民争气，我们志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此致

革命红卫兵的敬礼！

首都中学生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1967.11.27

报告写完，如何递交呢？这时，李先念副总理走向台边卫生间，一会儿又回到座位上。正巧周总理起身从主席台出去。三人赶忙跑到会议厅侧面门口等待。周总理回来了，他们迎上前去：“总理，我们是中学红卫兵，希望到云南边疆去，开辟祖国第二橡胶基地。这是我们的报告”周总理亲切地问：“就要复课了，你们没有复课闹革命吗？”林力回答：“学校已经复课了,军宣队也进驻了学校。可我们是应届毕业生，希望早一点走向社会……”周总理接过那张不大的纸页：“好，我看看你们的报告吧!”

三人赶忙回到会场，目不转睛地盯着主席台。周总理回到座位上，戴上老花镜，看完报告，用铅笔批了字，转身和身旁的李富春副总理低声交谈，并把报告递到他手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三人在台下总算松了一口气。

三人走出人大会堂，夜色正浓，满天星斗。寒风扑面，他们心里一团火热，骑车赶回办公室，把喜讯告诉同伴们，激动万分地叙说着向总理递交报告的情景和每一个细节。
几天后，北京革委会计划组同志来电话要我们派代表去，告诉说周总理在我们的报告上作了指示。在那里他们看到了那张细长的申请报告原件。

申请报告上盖有中央办公厅67年2770号编文印章，列入中央传阅文件，阅后立退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报告上方的几位首长批示清清楚楚：

富春、秋里同志：
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委会联系一下。
周恩来

国钰同志：此事市革委会如何处理，是否与云南取得联系。
李富春
11.28

牛连璧同志：
请就业办公室速同云南联系落实下来，落实将处理情况报告总理和富春同志。
你意见如何，请酌之。
丁国钰 11.30

同意计划组高寒松同志办。
牛连璧 12.1

队友们欣喜万分，周总理批准我们去云南啦！

无声

总之，很多资料证明1967年秋冬北京方面从下到上似乎正在兴起“自发”的上山下乡运动，但也有资料证明当时是自上而下的在发动上山下乡，例如李冬民向同学透露了毛泽东说了“知青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在教育很有必要”，67年10月那批去黑龙江的北京知青也从丁国钰那里听到毛泽东有过这个“再教育”的指示，只不过因为复课闹革命刚开始，所以毛泽东还要等等看，毛泽东还阻止了周恩来要在大会上动员上山下乡。但是要把毛泽东68-12-21动员提前一年说成是毛泽东在67年底在内部就这样说了，对此我认为是回忆者记混了，因为“再教育”这个词最早出现再68年的8，9月间，估计67年底高层不断的在讨论或争论上山是否应发动大规模上山下乡是肯定的。

无声

1967年 周恩来年谱：

10月3日　 致信毛泽东，建议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和有关学生的一些具体问题。

10月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
10月13日、1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代表选举等问题。

10月29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学校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问题。

1967年10月16日 张春桥在上海回复要求上山下乡的红卫兵：

“我只是在这里答复一个问题。因为有好多同志看到了报纸登了北京的小将到内蒙古去落户，纷纷要求出发到内蒙、西藏、新疆、西双版纳等等地方去。。。。。。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个事情不是背上背包就能走的事。你要到内蒙古，那就需要和内蒙古商量好，你到那里安家落户，在哪一家，落在哪一户哇？这个要安排嘛！你不能到了那里就说我来到你家安家落户。人家那里有没有土地，如果搞畜牧业有没有羊给你放，这都要安排呀！不然的话，你到那里粮食怎么办，粮食你又不带去，你不带去吃什么？这些事情要做统一的安排。而且新疆现在武斗还比较厉害，那里的局势眉目还不大清楚。这个时候去，恐怕首先还是已经去过新疆的人先回去的问题。我们上海还有好几千人呐还没有回去。如果那些人还没有回去，我们又去了几万人，到那里怎么办呢？。。。。。在这个过程里边，大家还是先参加本校的斗、批、改。同时我们也考虑，在上海附近也还可以找到地方，你先在这里劳动锻炼一下 （后来张提出在上海外围地区建立上海建设兵团让老三届不迁户口去锻炼），然后再出发。因为你要出发，你就不能象革命大串连那样悠哉游哉，这个不行呀！到那里一看说我不行，我要回去。去了就不要回来。”

无声

有人问了，你这些张春桥讲话的资料是不是伪造的？在网上可以看到有人编纂了张春桥文集，我发现中央党史研究室的郑谦也引用了里面的资料，那些张春桥的讲话都是在文革中针对特殊事件在特定时间和场合说的，特别是针对上山下乡的谈话,伪造的可能性不大。

无声

周恩来张春桥对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


周恩来张春桥 1967.10.28



〖时间：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时到七时半。地点：国务院小礼堂。参加接见的有李富春、李先念、张春桥、戚本禹、邱会作同志。周总理和张春桥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记录稿，未经审阅〗


主席要求不要多征购，要藏粮于民，备战、备荒、为人民。主席在定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告诉我们，不要多征购，藏富于民。好处是一旦有事，农村中到处有粮食。如果大战在中国土地上发生，消灭帝国主义在我们这一代，那就应该有很好的准备。

城市人口不要多增加了，稍微增加一点，农村销售尽量减少。要逐步做到自己都能够周转，一个县的范围，一个公社的范围，几个公社的范围，能够自己周转，不需要再调粮食到农村去销售。现在农村销量比以前大大减少了。农村销量一减少，征购数字自然不需要那么多。

城市人口总要相应的增加一些。因此带来一个问题，城市人口有必要动员一部分去农村发展生产。下乡上山，知识青年下乡，这是主席规定的方针。我们要使人口平衡地发展，这是长期计划，不能过分集中。工业也要分散到交通要道。逐步跟着铁路线的发展，到人口比较少的地方去。现在有的地方，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些上山下乡青年跑到城市里闹。今天在座的有造反派罗！当时他们支持了造反派，支持了你们，现在找你们，留在城市不肯走，他们想呆在城市。许多地方都有这个问题。这要做大量的工作。要用主席思想教育他们，要对他们讲清楚，这不是刘少奇的黑线，要具体分析。这个方向，是主席讲的，主席的教育方针，是要把青年训练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城市没有那么多工业，就要到农村去，做有文化的农业劳动者。问题当然是两个方面。我们送他们下乡，有组织地送下去，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要把他们安排好，使他们真正能参加生产，提高农村的文化。这还得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统帅一切。所以要大家狠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从政治思想上解决问题，不然城市粮食销量就会增加。面向农村，这是肯定的方向。

面向农村不是都搞农业，农村中也要发展加工工业，甚至一部分手工业，有些地方电力送不到，全国都电气化要相当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总还要有些手工业，手工业还是工业嘛！要在这方面发展，然后往交通沿线上发展，不仅铁路沿线，公路沿线也都要发展工业，这样就把城乡结合起来了。要使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要使城乡结合，这是个长期方向。过去不平衡的偏颇的状态，畸形状态，这是半殖民地遗留下来的。沿海几个城市那么大，许多地区人口那么少，要慢慢发展。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经济、买办经济造成的。只有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在革命的情况下，才能改变这种长期形成的情况。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工人阶级要把全民都化为工人，这是长期的任务。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拿中国来说，要解放全中国人民，都成为劳动者，剥削阶级，游手好闲的人都没有了，剥削阶级分子逐步改造好了，这是个长期的工作。不然城市总有游手好闲的人，给工作不做，叫他到农村，他不去。

要使粮食不多征购，必须跟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跟备战联系起来，跟远大前途联系起来。备战、备荒、为人民，三者的结合是统一的，不是矛盾的。所以要减少粮食征购，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城市增长少，农村销量减少；另一方面，就是要使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到农村去，增加生产，自己能够供应自己。毛主席这样一个要求是远大的想法。


我留一点时间，请春桥同志讲讲吧！给粮食会议鼓励几句。你是上海来的，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鼓励他们几句嘛！

张春桥同志讲话摘要

上海是吃粮食的地方。我确实没有什么话要讲。总理把各种问题都说了，我今天是来与大家见见面。粮食的征购，希望搞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现在正在作调查，还需要把它搞好。生产，包括征购，都要靠革命来促进，来带动。刚才，总理不但谈了现在的任务，还讲了远景。这就是过去主席指出，如何在这几年实现主席所指出的方针。

无声

按时间线拉清单就容易看出来了：


67年10月28日周恩来拉着张春桥出席了全国粮食会议，在那次会上周恩来大谈上山下乡，张春桥不接茬。但是一散会，他在11月的讲话中就高调大谈教育革命，甚至提出如果完成了教育革命，这个功勋要比以往所做的所有工作的总和还要大！同时他几乎否定了上山下乡。

1967-11-19 张春桥：

如果教育革命完不成，那么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也就没有了。因为教育革命需要有影响，不管遇到什么都要坚持下去。如果我们这一代青年能够很好地搞好教育革命，那么，这个功勋就要比我们过去所作工作的总和大得多。你们要下去，先是到工农兵中去，这当然是好的，目前不是下去不下去的问题，而是屁股坐得下坐不下来的问题。教育革命又是怎样搞，要作艰苦的工作呀！要依靠下决心搞到底的人呀！把教育革命搞到底！

毛主席非常关心教育革命，他老人家经常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各地送上来的材料大量地看了。能不能把教育革命搞到底，能不能一直老造反。包括我在内，继续受考验，更好地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11-22

李先念批示同意上海市委组建上海生产建设兵团并报周恩来，张春桥审批。

无声

文革上山下乡“斗批走”这革词也似乎是张春桥最早说出出来的：

张春桥 姚文元 1967.05.24

〖摘录〗
张春桥：

有了权力机构就可以进行斗批改，不破不立，以后就要在破中立起来，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学制要缩短，缩短几年，哪些课不要，历史还要不要？（有同学说，不要）不要历史，你们怎么进行批判，不学近代史怎么批判《清宫秘史》？教学方面也要改，以前学生跟老师转，教师叫学生干啥学生就干啥，不这样就要扣分，不是象主席所说：教师跟学生转。现在没有现成的，除了课程外，还要学些什么？主席思想都提出来了，要从实践中来解决。

大批判还要搞一个时期，主席有好多文章要继续发表，我们要好好学习。实际这些给教改打基础，这个批判要深入到各方面去，教育上陆定一的一套还没有动呢。

学校总是要办的，学校如果不要办了，那就好办了，斗批改也不要搞了，大家搬到工厂或农村去，斗批改不是斗批散、斗批砍、斗批走。你们在学校学了几年，初三学了几年，对于中学和小学的教改你们最有发言权，毕业班的同学有特殊的任务，教改怎么办？那些有利？那些有害？都要考虑一下，这样，全国汇总给中央，中央就好办了。

对比：


文/韩爱晶 2015年05月16日　


1968年7月底毛泽东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谈话：


主席说：谁会料到会打起来呢？原来打算停课半年，登了报。后来不行，延长一年，又不行，二年。我说，三年就三年嘛！我说不行，要多少时候就给多少时候。反正人是在长的，你一年级现在就是三年级了。（按：已相互对峙近两年了）再搞二年、四年、八年，你还不是在那里过一天长大一天？（按：言外之意，难不成你们要在学校打一辈子？）‘斗、批、走’也是一个办法，谭厚兰不就是想走了吗？走光，扫地出门，大学还要不要办呢？要不要招新生呢？不招新生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这个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看现在高中比大学的课程还多，上六年、十年顶多了，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


主席说：“所以，‘斗、批、散’还是个办法，走谭厚兰的道路。谭厚兰不是想走吗？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要办，但要改变办法


陈伯达说：“教育革命，教改搞不上去。”


毛主席说：“教育革命搞不上去，甚至我们也搞不下去，更别说你们了。这是旧制度害了他们，为什么搞不上去呢？……我们的陈伯达同志在中央会议上着急，我说不要着急，过几年人家走了就算了么。我看无非这么几条，搞什么教育革命，搞不成了，还不就散了，这是学生讲的。……我还不是从消遥派那里得点消息？恩格斯还不是中学没毕业？


　　姚文元说：“我倾向于学校‘斗批走’、‘斗批散’，或者在一些学校里采用‘斗批走’方式。”（按：即斗私、批修、然后散伙走人。）


周总理说：“毛主席早就讲了，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周恩来在这次召见一·个月后说：

8月29日　接见新疆代表，谈到学生问题时说，运动初期学生是起了带头作用。但不能总是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对了。你停课闹革命，停多少年？

无声

如果认为只有张春桥在文革中抓教育，而周恩来只抓上山下乡不抓教育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在国务院和中央文革的所有人中只有周恩来是最早要求复课的人。不是说停课半年吗？周恩来在党的历史上属于建制派，不属于反潮流的，也就是说总是遵守中央的决议，并认真执行。停课半年时间一到，周恩来就开始提出复课，请看周恩来年谱的记载：

“1967年2月2日　召集副总理开办公会，商议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的《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会后，将通知送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审批。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这一《通知》。《通知》指出：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暂时停止。已到各地的步行串连队要迅速返回原地，返回时原则上应步行，串连期间的市内交通费、伙食费应自理。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食宿自二月八日起，不再免费。
　　△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四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长期疲惫不堪后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当即嘱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身边工作人员为周恩来的健康担忧，于次日写了一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注意休息。看到这张大字报的陈毅、聂荣臻、李先念、叶剑英等也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四日，周恩来在大字报上写下“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随后，邓颖超提出五点“补充建议”〔注〕。
　　〔注〕这五点补充建议是：（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二）开会、谈话及其它活动之间，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三）每日工作安排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五）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简练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无声

实际上周恩来关于复课的提议是和分别召开国务院碰头会和中央文革碰头会的提议一同送交毛泽东审批的，但是因为毛泽东否决了周恩来召开两个碰头会的提议，不知是否毛泽东也否定了当时复课的提议？应当注意的是周恩来的提议中只包括初中和小学复课，没提高中和大学复课。似乎周恩来还是在执行中央的决定，文革初中央提出停课半年，高中和大学停课搞文革，中学生不参加运动。但是文革中北京的中学里最早出现红卫兵并且将全国文革推向高潮，中学生不但“自发”的参加了运动并且成为了运动的弄潮儿！ 到了67年下半年，周恩来似乎比别人看得清楚，中学生真正复课完成教育革命已无可能，还是继续文革前的国策，18年下乡3500万的计划还要继续落实。周恩来对人们说，上山下乡不是刘少奇黑线，是正确的国策。。。。。。

无声

1967年底在中央高层无论对于教育革命而言还是对于上山下乡而言都处于举步维艰的阶段。在教育革命方面，教材都否定了，老师都打倒了，学生都在全国到处跑，有的后来都逍遥了。但是张春桥之所以敢公开与“北京方面”试图推动的上山下乡唱对台，就是因为毛泽东还在抓教育革命。文革什么事情最大？干部们广泛受到冲击，有的住牛棚，有的下放劳动，但是他们的干部身份没有变，他们一般来说在城里的户口和工资待遇不变，后来一声“解放干部”就都回单位坐他的办公室去了。再说工人，文革中也热闹了一阵子，一声“抓革命促生产”就都回车间“车钳铆电焊”去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呢？文革中基本上没有被忽悠起来，还被户口禁锢在乡下，让干什么还干什么。军人就不说了，军管，军训，支持左派，最后复员转业回原籍的政策没变。只有中学生面对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学校教育和毕业后去向的根本改变！文革中只有中学生最早成为革命的动力，文革中他们在中央和各地领导那里大显神威，但就是都对自己最相关和最本分的教育革命不感兴趣，最后“非转农”在等着他。
文革中最大的事也是改变最多人命运的就是教育革命，其实老三届在67年底还有一次机会，如果他们能都老老实实的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回到教室，找出旧课本，看看哪些可以保留，哪些因该坚持。然后再互相选拔推荐以一下，看看谁能升高中或升大学。。。。。

“人民日报1967-11-3以《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方案》为题，加编者按发表了三个学校提出的方案。在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上海知青网的网中人提供此资料）。

你看！正是老三届一代没有把握住机会抓住教育革命这个把文革进行到底的最大的任务，其结果就是“斗批走，斗批散”。这又怨谁呢？ 其实，老三届还不是一下子都“非转农”了，他们赶上了“四个面向”。换言之，周恩来抓的上山下乡也是一波三折，毛泽东并没有同意老三届都上山下乡，而且毛泽东对曲折那个红卫兵上山下乡的典型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