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林翔云

第二十八章 咏竹
竹器厂在镇影剧院隔壁，我们很快就同影剧院里的管理人员混熟了，目的是免费看电影和戏剧。影剧院不演戏的时候空旷旷的，晚上只有一两个人住，几个房间经常空着。我借住在售票室上面的一个房间里，这房间就是戴思明自杀的场所，长期以来没有人敢住，而且镇上人们常说在影剧院里睡觉，晚上会闹鬼，有时候床会被旋转甚至移到另一处去。我不信这个邪，住在里面从来也没有什么事发生。有时候半夜醒来，我还会开灯看看床有没有被转向或移动过。镇上人们说我“命大”、“连鬼都怕你。”
影剧院旁边有一个小院子，一株数百年的老榕树笼罩着整个院子，有三个分叉，一支巨大的树干横在影剧院上头，下面对准的就是我睡觉的房间。老榕树有树洞，但没有人敢钻进去，据说里面有一条巨大的蟒蛇，有人说曾经看到它爬出来过，说的活灵活现。老守门员、也是验票员黄国耀说不可能，他经常在半夜里拿着一支鸟枪爬上大榕树，对准小鸟一枪一个打下来，让我在树下捡掉下来的小鸟。然后我们就在院子里点燃一堆篝火，把小鸟烤熟了吃。这烤熟的小鸟是温补食物，我第一次吃了后还会流鼻血，后来可能适应了也就没事了。
有一天早晨我还在睡梦中，被一个巨大的碰撞声惊醒过来，开窗一看，是老榕树的一个分叉折断掉在地上，人们围观着、议论着，我看到在这群人的上头还有一支大树干，就对楼下围观的人们喊道：“大家赶快离开，上头的树干还会倒下的。”突然想起我的上头不是也有树干吗？赶紧冲出房间，下楼跑出影剧院。过一会儿，两支巨大的树干都折断掉下，一支把我睡觉的房间压扁了。
我只好借住另外一个房间，等待原来的房间修好。那一段时间晚上睡得很不踏实，常常被噩梦惊醒。镇上的人们又编了不少我的故事。
一天上午，陈厂长在办公室里同我交谈：“我们这么大的生产量，一天的垃圾就有几十吨，你有办法把它们利用起来吗？”此事我早已成“竹”在胸，就提出用竹屑生产建筑用“纸筋”作建筑材料的方案，陈表示大力支持。
经过几次成功的实验后，买来一批设备，“利用竹屑生产纸筋”的车间投产了，产品质量非常好，供不应求。我又开始研究用生产纸筋产生的废液制造染料。
    “综合利用”一年给工厂带来额外的几十万元利润。陈用这些利润盖了两栋大楼，非常壮观，其余的一大部分作为“年底奖金”给了镇里大大小小的干部。我看到出纳员包了半天红包，不满地说：“他们又没有参加我们的任何工作，也没有任何实质的‘帮忙’，甚至还在背后搞小动作，为何要给他们？”
第二年的广交会传来消息，国内已有数家竹器厂生产了几款同我们一模一样的产品，而给外商的报价低了百分之十。陈厂长派人去“现场”落实了此事以后，立即给外商主动降价百分之十五，保住了半年的订单。降价部分全部从工人的工资扣取：原来工人每做一个“双喜”图案可得两块五毛钱，工人们拼命干，一天干十六个小时，最快的可以编两个，五块钱工资；降价以后，每个图案工资一块五，一天最快得到三块钱工资。
再竞争，再降价，一个“双喜”图案的工资最后降到五毛钱，一个最熟练的工人一天拼命干十六个小时，也只能挣一块钱，有几个工人累得吐了血！
这一天在厂办公室里，陈厂长又提出要把一个“双喜”图案的工资降到三毛五分钱，我极力反对，当场就跟陈顶撞起来。我的理由是“我们做竹编即使微利甚至无利，也比其他竹器厂的日子要过得好，因为我们搞‘综合利用’一年还有几十万利润，没有必要再从工人工资中扣取”，又提出“实在不行的话，镇里大大小小干部们年底的‘奖金’少给或干脆不给，也可以度过难关”。（几年以后我从别人的嘴里知道，这句话让我在镇政府里成了“千夫所指”、人人痛恨的家伙！）
陈暴跳如雷，说我“吃里扒外”，“现在工作这么难找，一个月十八块的学徒工还得开后门才能进来，二十一块就没有人干了？！”
黄老师傅听到一些传言，好心地劝我说：“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我说：“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处”。
过了一会儿，黄老师傅又对我说：“你知道我们这个镇子几百年来公认最聪明的人是谁吗？”
我说：“不知道。”
“在我小时候，镇上有个年轻人是大家公认最最聪明的人——有人从上海运来一箱一箱的自行车零部件，他竟然可以把它们组装成一辆一辆的自行车！”
“这叫‘最最聪明’！那发明自行车的人怎么解释呢？”
“在这个镇上，最聪明的就是能够按别人确定的方案重复做好的人，超过的要么是神仙，要么就是鬼怪。”
我想起小时候念的一篇课文《鲁班学艺》，难怪几千年来鲁班被国人看作是“最聪明”、“最伟大”的工匠，世世代代被传颂着——国人虽然嘴巴上也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实是不允许任何人超越祖宗、超越师傅，更不允许超越“领导”的。
有一天在街上看到一个穿得很破烂的人正在问路，觉得面善，走过去一看，竟是陈贵豪！他挑着一小担笋干、香菇等“山货”，扁担上写着我原来和现在的住址，一路问到小镇，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我把贵豪迎接到竹器厂我的宿舍里，聊了一会儿，陈厂长突然派人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地对我说：“你的什么亲戚从美国寄来一封信在这里，这是‘里通外国’的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你要主动到派出所报案。”
我接过信件，一看是堂哥寄来的，就说：“既然邮电局可以把信发给我，就说明没有问题。”
陈说：“你当着众人把信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
我拆开信封，递给陈看，陈看了半天，狠狠地说：“里面都是‘密码’，你老实交代跟你堂哥搞什么特务活动？”
我把信扔给陈：“我堂哥在美国是个数学博士，我也喜欢数学，他来信跟我探讨数学问题，什么‘密码’？！你拿去公安局报案请功好了！”
回到宿舍，贵豪看我脸色不好，突然说道：“见到你我太高兴了！这些山里不值钱的东西是送给你的，请你收下。我知道你很忙，不打搅，我走了。”
无论我怎么解释，贵豪坚持马上走，我拿不出什么礼物回赠他，送钱他坚决不要，固执地走了——他奶奶给他讲的“城里人无情无义”又有新篇章了！
几天以后，陈狗头突然叫我出差，到几个竹子产地“考察”。在竹山上，满眼翠绿一片，令人心旷神怡，我一时“诗兴”大发，模仿明代于谦的《咏石灰》诗填了一首“卜算子”：
咏竹
笑在高山峦，
一生何人管，
懦灌刚乔脚下踩，
英姿入云端。
志坚永不软，
性直岂可弯，
刀山剑海挺身过，
青白万古传。
“考察”归来的时候，听到工人们在议论着：“云吹牛说竹屑可以生产葡萄糖、木糖，却变出醋来了！”
原来我曾经对陈狗头说过：“竹屑做纸筋还是太浪费了，把它水解可以做成葡萄糖和木糖，价值更高。”为此，陈让我做个实验给他看看。我做到一半就出差了。陈叫食堂的炊事员偷看我做实验的坛坛罐罐，闻到一股酸味，就说是“都变成醋，失败了。”
我到财务室报销差旅费，陈狗头找出两张同一天从县城到竹山的车票，说：“你一天报两张一样的车票，分明是贪污公款！”
坐在旁边的老会计员替我回答：“我们每天给采购人员两毛钱的‘住勤补贴’，这一点钱在竹山上不够一顿的饭钱——现在到农民家里‘开饭’一次的‘行情’是五毛钱，所以他只能回县城吃招待所的午饭。”
我对竹器厂彻底失望，冲着陈狗头说：“你不欢迎我，可以直说出来，我走，没有必要搞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当天就辞职回乐西大队的家了。

龙行天下

综合利用成效大，
竞争激烈工资压，
经营理念出矛盾，
干脆辞职回了家。

林翔云

第二十九章 小荷才露
刚到家里不久，侯“司令”突然来访，手上还拿着一块肥皂，一见面就问我“这肥皂是不是你做的？”
我接过来仔细看了一会儿，又闻一下气味，便肯定地回答说：“是我做的。”
侯显得非常高兴，跟我谈起一件事：有一种石油产品叫做“皂化溶解油”，也叫“冷却润滑油”，是所有机械加工如车床、铣床、刨床、冲床等都必须使用的东西，全国只有上海、武汉两家工厂能够生产。由于武斗、罢工、交通等问题，造成紧缺，有的机器厂只好用肥皂水代用，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加工后的部件容易生锈、机械寿命变短。省里有六家化工厂都想生产，但试验了几年，技术还是过不了关。侯的意思是想请我去一个地方做实验，如能成功，便组织大量生产供应本省的急需。
我接受了侯的邀请，答应第二天同他一起走。吃过晚饭后，我约小月到“井口”谈话，小月听了我的叙述以后，先是认为我“不应该丢掉现成的‘金饭碗’”，继而反对我再次“出走”，其中有一个理由是侯“司令”还在“服刑、监督劳动改造期间”，而我也“不要忘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是永远卸不掉的”。
我耐心地对她说：“社会不会永远不变，中国在进步，我相信总有一天有真本事的人会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的”。
小月却认为这个“世道”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只要×××在，阶级斗争就永远不会停止”，而“出身不好”的人一辈子只能做牛做马，到死都不可能翻身。
我觉得这个话题再争论下去也不会有结果，就转换另一个话题：“我的兴趣是化学化工，即使奋斗一辈子仍然成不了‘大事’，但我总是做自己兴趣的事了，这样活得也算有意义些。”
谁知小月竟说出一句话来：“我妈说了：豆豉是永远不会发芽的！”
    这话实在太伤我的自尊心了！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希望这话不是她的“真实想法”，又问了一句：“你真的这样想？”小月斩钉截铁地说：“不错！豆豉永远发不了芽！”
我伤心到极点，站起来颠了一下，踉跄地走了。后面传来小月抽泣的声音。
第二天，我同侯“司令”到了泉州“胜利旅社”，原来约好侯的两个朋友——陈坚国和林霍金中午十二点在这里见面。十一点半时，有个人骑着自行车到旅社门口，看到我就说：“你是小林吧？我现在急着要去晋江办事，让他们等我一会。”
我回头对侯说了，侯说：“他每次都这样，肯定到附近打扑克去了。”
我想，人总不会这么无聊吧。过了一会，林霍金来了——他来得非常准时，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好的印象。霍金证实了侯的说法。
下午两点多陈坚国才“匆匆忙忙”、满头大汗地来到旅社，说是他又去哪里做了一笔大生意。霍金和侯司令都表示不满，当面谴责他不守信用。他还想解释，侯说：“算了，走吧。”
我们到观侨公社东兴大队，大队的队委们热情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原来侯已经向队委们夸下海口，说我的“化工本领”如何如何了得，“想要做的项目，就一定能做到”，当见到我还是一个“小青年”时，有点失望，但最后还是愿意拿出几千元钱给我做实验。
由于“外来人”有两个姓林的，村里人就把林霍金叫做“大林”，叫我“小林”——直到现在，那个村子里的男女老少见到我都仍旧叫我“小林”，我也挺喜欢这个名字。
    实验是在村里的一个破庙里进行的，这个庙虽然破旧，却很有名气，据说以前方圆几十公里十三个大队所有姓王的人都要来“朝拜”，香火很盛。“破四旧、立四新”时被红卫兵“砸烂”，菩萨全都不知去向，只留一个空庙。我们吃住都在庙里，同原来住在庙里的尼姑（早已被红卫兵“解放”遣散了）差不多。庙的四周是大片的果园，主要是桃子和龙眼，名副其实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我对这个地方是“一见钟情”了！
我到市里买了一些试剂和玻璃仪器，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实验室。又叫人去陶瓷厂买来一些坛坛罐罐、十几个大水缸，到市场上买来几种油脂，向石油公司借来几桶柴油和机械油，开始做实验了。很快就做出几公斤样品，膏状的，象润滑脂一样，放进水里用力搅拌就能溶解成牛奶一样的溶液。侯、陈与大林拿着样品走访了几个机械厂，用户反映不错，缺点是膏状产品溶解慢，使用不便，希望能改进成为液体状的产品。我又夜以继日地实验起来。陈坚国在旁边说了几次：“要是荣发师在就好了。”
侯说：“你经常讲这句话，荣发师是谁？他是做化工的吗？”
    那一天我在实验的时候，几十个人围观，当加热后的半成品冷却时，眼看又要凝固成膏状体了，我到厨房里用手掌拈了一点水洒在上面，说也怪，已经快变成膏状体的半成品突然象爆炸一样化开，冷却后也不再凝固了——一桶液状的成品终于象变魔术一样在我的手下制造成功！这事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村民们越传越神，把我当作神仙一样看待。
    我抓住这个成功的实验进行理论探讨，提出超时代的“冷法生产工艺”，实际上已经用到二十一世纪初非常时髦的“纳米”材料制作技术，获得成功。样品送到省石油产品检测中心测试，中心主任姓陈，是全省石油加工和检测技术的权威人士，看到我送去的样品透明清亮，以为是“进口”产品，当所有检测的数据出来时，这位同石油产品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工程师叫起来：“神了！”立即同省石油公司的老总、工程技术人员驾车直奔我们的“工厂”（还没有正式申办“户口”——事实上这个“工厂”直到在全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时还是“地下黑工厂”），要亲眼看看是谁创造了这个产品。到了破庙门口，有人告诉他们“工厂”就在庙里时，陈主任等人“死都不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们怎么样也不相信世界上竟有“没有烟囱的石油加工厂”，按常规“热法”生产这种产品单单加热和防火、安全设备的投资就要几百万元！其时我已经指挥着几个临时工少量“投产”并销售出去，设备就是几个大水缸（要生产到满足全国的需求量也只要一百个大水缸就够了！），而“技术工人”（青年农民）我只花了一天给他们上课就“毕业”上岗了！
陈主任看了简陋的设备和工人们的操作后啧啧称奇，听到我是“厂”里唯一的技术员、“冷法工艺”就是我发明的后更觉得不可思议，连称这是前所未有的“奇迹”！从此，陈主任同我成了忘年好友。不久以后的上海“华东七省一市石油工作会议”上，陈主任带着我们生产的这个产品在会上作了介绍，与会代表们认为“冷法工艺”是“石油生产的一次革命”，肯定了我们生产的产品。原全国《石油产品手册》“皂化溶解油”的贮存期限是三个月，由于我创造的新工艺、新标准而改为三年！
有一次侯司令带着我们生产的产品样品到一家县办机械厂推销，厂长一看到侯的介绍信就说：“你们这种大队办的工厂能生产出什么好产品？！我堂堂一个县办工厂向你买产品会让人笑话的！你赶快滚！不要再来骚扰我们！”
侯回到厂里对我说了这事，我说：“总有一天让他们跪着求我们的！”
果然只过了几个月，这家县办机械厂的采购员到破庙里来要货了——他们生产一种“高精尖”的新产品需要“高质量”的“皂化溶解油”，走遍全国只有我们能够生产供应。我一看来者的介绍信，就笑着说：“请你们厂长亲自来一趟吧。”
后来发生的事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不用赘言。
破庙里开始大量生产皂化溶解油供应江南各省直至全国各地的石油公司——按当时的做法，各地机械厂买这种产品还得“按计划供应”，拿着“批条”到石油公司排队等货！
东兴大队的支部书记叫王佳典，长得又矮又瘦，象个猴子，为人却非常豪爽，很得民心。这个大队两千多人，只分成五个生产队，奇怪的是一队和四队是“自己人”，二队和五队也是“自己人”，他们经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吵架甚至动武，三队不偏不倚，只有劝架的份，所以长期以来大队长都由五队的人担当。王佳典是五队的，却做了几十年的支部书记，全在于他的性格。
有一次我到书记的家里闲坐，几个村民来诉说“邻村人不讲理争占我们的水利设施”， 王佳典立即进内屋拿出一支猎枪，跟我说了一句“对不起，我去教训他们一下”，就带领村民们去“打仗”（封建械斗）了。
“仗”打完以后，上头来捉拿封建械斗的“挑起者”，王佳典把责任全部扛在自己头上——最后当然是不了了之。
观侨公社的党委书记陈一分是个满脑子只有“阶级斗争”的干部，据说出生的时候他爸爸因好赌赌得身上只剩下一分钱，因此得名“陈一分”，有人当面叫他“一条筋”，意思是他的头脑里面只有一条筋，调来观侨公社之前在附近一个农场里当党委书记，天天抓“阶级斗争”，搞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后来几百个知青联合起来，把他狠狠地揍了一顿，县里来人查了几天查不出“坏头头”，组织部就把他调来观侨公社。由于农场离这个公社较近，知青们经常利用星期天来找他“算帐”，后来一到星期天他就躲起来了。我们在他的“眼皮底下”办化工厂，起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没想到工厂搞得轰轰烈烈起来，他终于坐不住了。
有一天陈一分召开全公社支部书记会议，在会上先讲了一通“地下黑工厂”的“严重危害”，是“资本主义复辟”云云，然后直接指着王佳典的鼻子说：“你们办的就是地下黑工厂，姓侯的是劳改犯，姓陈和姓林的都是流窜犯，还有一个小青年听说是四类分子子女，我命令你立即停止生产！”
王佳典根本不买他的帐，同他顶撞、争吵起来。陈一分恶狠狠地说：“我撤你的职！”王佳典站起来就走，当场竟然有十二个支部书记也跟着他要离开会场——全公社总共二十四个大队，有十三个大队全姓王！陈一分一下子瘫了！
工作组来到东兴大队，查了十几天也查不出什么“经济问题”，年纪大的农民告诉工作组长：“我们这地方满清管不到，民国不爱管。国民党时代有一次税务局长来查屠宰税，我们给他说‘这个集市一天才杀一头猪’，他拿起两条猪尾巴说‘这怎么解释？’我们拿着刀对准他的脸说：‘这里的猪都是两条尾巴的！’他吓得连滚带爬地回去了，从此再没来过。”工作组不久也撤了。

林翔云

第三十章 如鱼得水
也许是因为有这些传说，十三个姓王的村子成了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一个“特区”，这里本来就是侨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海外关系”，经济条件较好，外地带有各种手艺、技术的人们纷纷来这里开办小作坊、小店面谋生，各显神通，比其他地方热闹多了。这些人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平均智商比一般人高了许多，喜欢谈政治，谈时事，但又都明哲保身，不介入与自己无关的任何活动。
我喜欢下中国象棋，原来到处找不到“高手”，在这里却如鱼得水，经常有“棋逢对手”下得天昏地暗的机会。我的棋友有木匠、铁匠、石匠、理发匠、牙科医生、药店老板、中学校长、建筑师、会计师，还有东兴村的一个老保长，可以算“三教九流”都有了。棋友们互相之间有一种无缘无故的“信任感”，可以讲自己的过去，也可以尽情暴露喜乐哀愁，可以分享各地听到的传言、小道消息，如同现在“微信”里的“朋友圈”一样。
老木匠王元木是个多面手，不但木工活做得好，还会摆弄各种乐器，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组织了一个小乐队，加上几个会唱“南音”的青年，俨然一支南音小分队。附近人家有什么婚丧喜庆活动，他们都会主动去凑热闹——这里有一个风俗习惯：新娘子一定要学会唱几首南音歌曲，否则不能出嫁：闹洞房时会出丑。我觉得很有趣，跟他们玩过几回，竟然也学会了“因送哥嫂”、“为伊割”、“山险峻”、“三千两金”等几首南曲，而且还看懂了古代的曲谱。
王元木给我讲他小时候学做生意的故事：那时候他什么都不懂，一个人傻傻的就去布行找老板说：“我要做卖布生意。”老板跟他非亲非故，也不熟，却当场就赊给他一担不同的布料让他挑到乡下走街串巷叫卖，卖完了他把钱如数交给老板。老板很高兴，后来他要多少布老板都给，甚至鼓励他自己开一个小布店，他也成了一个小老板。解放以后“公私合营”把他赶走，他只好去学当木匠了。
小铁匠郑斌也经常同我们对弈，但他喜欢悔棋，每走错一步他就赖着对方要“悔”，有人不喜欢他这种“棋风”，我却不计较，随他悔多少次都可以，但我自己从来不悔棋。
老保长王家楫的故事最有趣，我们都很喜欢听他讲那过去的事情，有一次我对他开玩笑说“民国时代当官的现在都被枪毙了，你怎么还能独善其身？”
家楫说：“我的官太小，还轮不到被枪毙。保长被枪毙的当然也不少，都是因为‘抓壮丁’有民怨才会死。”
我说：“那你怎么‘抓壮丁’呢？”
“我那‘保长’是被迫当的，每一次抓壮丁我都拖着不办，直到上头来要人我就把自己送上去当壮丁，保长人家当然不要，年纪也大了些，放回来后我就跟大家商量，全村集资买个乞丐、流浪者或者小混混交上去抵账。”
难怪电影里面“国军”都那么差劲！但王家枚的故事却让我对“国军”又有新的看法了。
王家枚曾经当过国军连长、也当过共军连长，我问他是怎么当上连长的，他讲了一个故事：“衡阳保卫战还没有打响的时候，我当排长，有一天全排人员在湘江中的一个沙滩上训练，傍晚就在我们集队准备回去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士兵指着不远处一头小黑山羊说可能是老百姓放羊回家时丢失的——要知道在湖南黑山羊可是宝物，老百姓公认最补的补品！我不吭声，当晚连长、我还有几个班长每人都享受到到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第二天早上营部来人说是有老百姓举报丢了羊，团长发火了，正在查。我们都紧张地聚集在连长办公室楼下听候连长发落。连长叫人去街上买了酒和肉，自己一个人在楼上‘享用’，过了一会儿，从楼上传出一声巨响，原来是连长吃饱喝完后用驳壳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就这样升上了连长。”
他还讲了当日本战俘的故事：“衡阳保卫战打了几天我就被日本人抓去了，关在衡阳城里一个废弃的仓库里。一天晚上日本人突然像疯了一样把我们叫起来逼着跑步出城，我以为这一下完了，恐怕是要把我们全毙了。到了城外几公里处，突然听到后面衡阳城里炮声隆隆，一会儿整个衡阳城成了一片火海——我说这日本人还有点人性，否则我们就全部被自己人炸死了。”
至于他后来又怎么当上共军的连长，他倒是轻描淡写：“国共内战时，我被俘了，上了几堂课，我就变成解放军的连长了。”
口腔科医生刘青松在这里开了一间牙科诊所，生意不错，收入可观。他订了一份《参考消息》，喜欢就《参考消息》的内容与人谈论政治、时事，忧国忧民，棋艺也高，有空就跟我杀一盘。过路人常来围观，有时候诊所被棋迷们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我们俩无声无息地下棋，外面却经常为“应该走哪一步”吵得天翻地覆。
不下棋的时候，刘就跟我谈论“国家大事”，他有许多小道消息也不知是从哪里听来的，真的假的都有，我只是听众，当“收音机”，即使有的消息我不相信也不同他争论，由他说去，也不传播。
后来我才知道，刘的生意还包括金银饰品买卖，因为给人补金牙要用到十八K金，他暗中收购一些金戒指、金项链加点银、铜在一块耐火砖上也炼成合金。他有一块“试金石”，拿着金器在上面一刮、点上“酸水”就能估计金的“成色”，但不太有把握。有时请我帮他用“化学法”鉴定。虽然有风险——那时候民间是不允许做贵金属买卖的，但我还是乐意做这个事，因为可以学到不少化学化工知识。当然，主要还是帮刘赚了不少钱。
化工厂的管理人员都是兼职的——厂长由大队民兵营长兼任，会计、出纳也都由大队的会计、出纳兼着，保管员是大队的文书。工人是从各生产队抽调来的，不发工资，由大队划工分给生产队，因此要搞“平均主义”，每个生产队来两个女青年，外加一个力气和食量都大得象薛仁贵的高个子男人，专门负责搬运等重活。十个女青年给破庙带来了勃勃生气，天天欢歌笑语，象幼儿园一样。我每天给他们上一小时的“课”，然后干活。其中一个被人形容长得象观音一样漂亮的女青年引起我的注意——她叫文秀，名如其人，又文静又秀气，第一次见到我时脸红到脖子根。与她同一个生产队的小丽性格刚好跟她相反，又活泼又调皮、泼辣，不拘言笑，象个男孩子。
    “工厂”白天热热闹闹的，晚上有时则静得象深山古刹，我喜欢这种安宁，这个时候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看书、做实验——现在回忆起来，这一段时光是我一生“收获”最大、也最难得的“大学”阶段。我终于有足够的时间系统地自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生物化学》、《药物化学》等等大学教材，做的实验记录有的直到现在还很有“参考价值”。
侯、陈、大林都是供销人员，每个月回破庙聚会一两次，三个人走南闯北，聚会成了“讲故事大会”——侯喜欢讲有关时世、政治的小道新闻；陈最爱讲小偷、乞丐的故事；而大林的阅历较广，从民间口头的“言情小说”到“大人物”的现代“官场现行记”应有尽有。我每次都“洗耳恭听”，默记在心。有时候想象着，这些故事以后要是有时间整理一下就可以把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加长到《五言六拍》，或者帮蒲松龄续写《聊斋志异》也够格了。
不过，我最不喜欢他们讲灵异故事，虽然我早已“拜门捷列夫和侯德榜为师”，对物质的认识直到分子原子质子电子甚至“夸克”，但当他们一个个又出门只剩下自己“独守空庙”时，免不了还是有些恐怖，尤其是听了村民们讲以前庙里发生过的鬼怪事情以后——奇怪的是我在古镇影剧院的时候并没有这种感觉。
一天晚上侯在睡觉前“似乎”看到一只巨大的蜈蚣，几个人找遍宿舍各个角落也没个踪影，刚睡下侯说他又有“感觉”了，起来再忙半天还是没有，再睡下它又“来了”……整个晚上被蜈蚣搅得天昏地暗。天亮时侯说：“我揣摩是吴真人不喜欢我们住在这里，派蜈蚣来骚扰”。
吴真人就是这庙里供奉的“菩萨”，北宋名医吴夲，这里人们尊称他为“镇公”、“大道公”。我说：“镇公悬壶济世治病救人做好事，我们办化工厂也是做好事，即使我们触犯了他老人家，他应该也会原谅我们的”。
侯出差走了，我白天与工人们嘻嘻哈哈忘了此事，下班以后，一个人又当起“庙祝”，想到昨晚的事，有些害怕。草草吃了晚饭后，坐在庙前的石凳上看书，看累了站起来走动走动，赫然看到一条一米多长的蝮蛇慢悠悠地从果园里“溜”过来，竟钻进庙门下面的一个小洞里不出来了！很可能蝮蛇的窝就在我每天睡觉的床底下！
“昨天侯看到的蜈蚣和我今天看到的蛇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这个怪异的想法突然在我的脑海中出现。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文秀和小丽及时到来。我对她们讲了蜈蚣和蝮蛇的事，文秀显得比我还着急，小丽说：“我回去叫我哥哥来陪你。”说完就走了。留下我和文秀两人，不敢进屋里，只好面对面隔着石桌坐在石凳上闲聊，刚好被过路的几个农民看到，认定我们俩是在“谈恋爱”，回去就传开了。
第二天大队文书也是工厂的保管员王民杰直截了当对我说：“文秀是我堂妹，我们这地方方圆几十里没有一个敢与她比美，你们两个刚好郎才女貌天生一对，非常般配，我来当媒人，等着吃你们的猪脚吧。”——这里的风俗当媒人要吃猪脚，以示对介绍人来回跑路辛苦的一点犒劳。
我说：“我喜欢文秀，她也喜欢我，但我得征求父母的意见，她的父母也不知道愿意不愿意呢？”
王民杰说：“我婶婶肯定同意，这事包在我身上。”
从此以后，文秀见到我时脸更红了。
    一个人生活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我对吃的不讲究，一日三餐都是随便煮个稀饭配点咸萝卜就行了。最怕的是洗衣服，当时没有洗衣粉，我用自己熬制的肥皂洗，弄得到处是水，刚换下的衣服又湿透。文秀多长了个心眼，总是算好我什么时候换衣服，抢着拿去洗了，让我深为感动。
有一天傍晚，小丽和文秀又来了，带着一包东西。一见面小丽就说：“文秀给我哥哥做了一套衣服，我哥这两天出差，你的身材同他差不多，替他试穿一下吧”。
我知道文秀的妈妈是有名的裁缝，还不知道文秀也会做衣，就拿着衣服进屋试穿。走出来的时候小丽叫起来：“太合身了，文秀你怎么给他量的？”
我说：“没有给你哥哥量过身吗？”
小丽说：“哪里是给我哥做的，她就是给你做的！”
文秀白了小丽一眼，脸红得象熟透了的柿子。
我长期以来都是到百货商店随便买衣服穿，这一次才尝到“量身定做”的滋味。也不知文秀是怎样偷偷地“量”出来的。

闲人一个

好看！期待下文！

龙行天下

受邀搞出名产品，
小月姻缘却告馨，
文秀真心爱小伙，
量体裁衣表寸心。

雾梦

林翔云 发表于 2015-5-18 08:11
第二十九章 小荷才露
刚到家里不久，侯“司令”突然来访，手上还拿着一块肥皂，一见面就问我“这肥皂是不是 ...

“社会不会永远不变，中国在进步，我相信总有一天有真本事的人会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的”。  那时候就有此想法并能说出来真是令人敬佩

雾梦

林翔云 发表于 2015-5-19 08:19
第三十章 如鱼得水
也许是因为有这些传说，十三个姓王的村子成了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一个“特区” ...

生活够复杂但也很现实~

继续等待聆听后来的故事~  

发帖辛苦~祝好~

林翔云

第三十一章 婚姻大事
这里流传着反映公务员生活待遇的四句话：“粮站好额，工商老爷，银行小姐，税务乞食。”用闽南话念这四句都押韵，意思是在粮站里工作可以多吃多占，是最有油水的地方；在工商局里做事也很舒服，好像当老爷一样，可以对人指手画脚；在银行里上班好像当小姐一样轻松，不用干体力活；当税务员最苦最累，就像当乞丐一样到处求人施舍。
我的小学同学黄建丰是观侨税务所的收税员，他的工作就是到各个村里去找税源，催讨税收，其实一点也不像乞丐，倒是活的很滋润。有一次来化工厂，对我说：“这里新办一家陶瓷厂，我们中午去搓他一顿。”我跟他去了。果然陶瓷厂的头头见到税务员来查税，赶紧叫工人到集市买菜买酒，我们吃了一顿极其丰盛的午餐，建丰也喝得醉醺醺的连走路都走不稳了。
我问建丰：“他们要交多少税？”
建丰说：“六千块，我给他们减了一半！”
报纸上“批林批孔”的文章铺天盖地，侯“司令”开始坐不住了，他的喽罗们也不时来这里，希望他再次“出山”扛大旗。我劝侯冷静，再观察一段时间：“林彪和孔子风马牛不相及，就是打八百大板也挨不到一起，谁知道北京又再玩什么花样？”
侯觉得这话有道理，暂时安心做他的销售业务。不久城里开始出现“打倒邓小平”的标语，侯看了以后回到厂里对我说：“你看起来好象‘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时事的分析却比我们还要精辟！”
我说：“我对政治还是不感兴趣，偶尔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也只是为了防身而已。”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开始有些放松，有门路的人于是想方设法出国谋生去了。
戴金水的叔叔戴连兴一九五二年从云南中缅边境偷渡出国后，在缅甸做生意发了，寄来一封信让戴金水到公安局“办手续”申请去香港，然后转到缅甸定居。
任书则到闽西一个偏僻的农村当了几年农民，又到一个煤矿当了挖煤工，一直同我保持著书信来往。这一次来信却是从香港寄来的，任说他爸爸的好友李真元从香港为他办了所有的入港手续，任很快就移居香港成为香港公民了。我羡慕他，在向他表示祝贺的同时，也流露出我的向往和期待。
刚好表姐从新加坡来信，说是现在已有许多人被批准去香港，请我考虑一下是否申请赴港做生意或办企业。我拿着信到乐西大队找到大队“保卫组”组长，组长热情地接待了我，说：“现在形势变了，你们这些长期‘里通外国’的有机会去国外发大财了，我已经批准好几个同你一样的对象去香港与亲人团聚。只要你‘好好表现’，很快就可以批。”说完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填写。
我认真地填好了表格，交给组长，组长连看也没有看就扔进抽屉里，对我说：“你回去等着吧，‘好好表现’就有机会”。
我等了一年，一点消息都没有。询问刚刚批准要去香港的朋友，朋友笑我“不懂得‘好好表现’的意思”——至少也得塞给保卫组组长几千块，然后从公社到县里、市里、省里还得“用钱”，不然“谁给你办这么好的事？”我恍然大悟。
后来听说大队保卫组的副组长有一次喝醉酒说酒话骂组长：“他妈的那些侨眷给的钱你全部装进自己的腰包，那些漂亮的女人也全都给你睡了，多少也得给我们留一点吧”。又听说大队里有一个女侨眷因为急着要去国外同丈夫、亲戚团圆，不惜同大队、公社、县里、市里、省里“一系列的有关人士”上床，此事后来被她丈夫知道了，告到国务院，抓了几个官员判刑。
谢如明的亲戚也来信让谢申请出国，但一直没有被批准。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聚会，讲到有人出国了，有人一直走不了，陈柏霖看到谢如明瘦长的身子，突然悟出一个“道理”，对谢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出不了国的原因了——你太瘦了，当局如果批准你出国的话，肯定有损社会主义的光辉形象，外国人以为中国人没有饭吃才都这么瘦！”
我们跟着陈柏霖起哄：“有道理！谢从现在开始，每顿至少吃三碗米饭，加上大鱼大肉，把自己养胖了公安局马上批准你出国！”
不久以后谢如明真的被准许出国定居了，我们还是开玩笑说他是听了我们的话“吃胖了”的原因。
林霍金同我成了忘年交，他阅历丰富，对人情世故看的很透彻，办事稳妥，能力非凡，曾经也是个“老革命”，我询问他的过去，为什么现在成了个“地下黑工厂”的“推销员”，他说：“我在五十年代初那时候参加‘土改运动’，也是满腔热情地投入进去，以为天下的老百姓从此可以‘翻身做主人’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我们那队长是山东人，有一天他老婆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来找他，他事先给我们说‘有情况’，下午有特务要来搞破坏，‘你们一见到人就通通打死，不必考虑太多’。我们荷枪实弹地埋伏在路口，一会儿果然有声响，我一看怎么是一个女人还带着孩子，这能是敌人吗？正犹豫间，旁边几个人说‘管她呢，队长说打死就打死，又不要赔偿’，几声枪响，女人和孩子倒在血泊里。队长闻声跑来，抱着两人哭着说‘是我的老婆跟儿子，你们怎么把他们打死了？’把开枪的几个人捆绑起来审问，都说是‘误打’，后来不了了之。过了不久，队长同本地一个长得极其标致的女孩子结婚——原来他早就与那女孩子交往了。我觉得这种‘革命’太恐怖了，找到一个机会溜之大吉，那队长说我是‘叛徒’，还扬言说抓到我要枪毙。所有我只能四处流浪，不敢回家了。”
有一次我同林霍金出差到福州，看到街道上横挂着大幅标语“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贯彻下去”，霍金说：“谢天谢地，又一个运动结束了。”
化工厂虽然名义上有三个销售人员，业务其实主要是林霍金做的，侯做生意的能力比他差了许多，陈坚国只会夸夸其谈，不会做生意，经常对我说哪里要多少货，要我为他备货，过了几个月又编出许多故事说是人家不要货了，耽误了不少业务，气得侯司令和林霍金直骂娘。
陈不知道我对他已经不信任，还经常要教我一些“社会经验”，说他当过大队文书，“见识很广”，社员们找他盖公章时，他每一次都会索要五毛钱，一个月就有几十块的收入，几年下来从不被发现，这充分证明他“聪明绝顶”，因为他索贿很有技巧；他还告诉我：跟人家约会如果准时到，会被人看做傻瓜。不能准时赴约，说明你“很忙”，是专门腾出时间来同大家见面的——这让我想起第一次跟他见面时的情景。
我在做实验的时候，他都喜欢来凑热闹，看我怎么做，问东问西，一碰上难题他就说：“要是荣发师在就好了。”有一次侯司令禁不住问他：“你常常讲荣发师在就有办法，这荣发师是何方神圣你介绍给我们认识好吗？”
不久以后，荣发师在我们的千呼万唤下终于来了——一个农村的木匠，技术确实不错，很会说话，喜欢讲故事，家事国事天下事样样都会讲。他经常到陈坚国的老家做木工，村里人对他的技术和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不管遇上什么事，只要他在就有办法，难怪陈这么崇拜他。
我想，中国的农民为什么那么信神，拜神拜得那么起劲，原来就这么回事——在中国搞个人崇拜实在是太容易了！
1976年，中国政坛剧烈震荡，我们“躲”在“世外桃源”里，看风云变幻，评说政治人物的功过，反正“天高皇帝远”，背后骂骂“皇帝”也无人“揭发”，倒也自得其乐。“工厂”的生意受交通不便的影响，有些下降，我倒是有更多的时间看书、做实验了。
有一天刘青松突然告诉我一个“天大的秘密”——清华大学的一些学生来这里“串联”，要人们签名“强烈要求江青同志当党中央和国家主席”，问我有什么看法。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好戏上演了。”
话说得轻松，我的内心可不轻松——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这一代人的前途在哪里？凭我一个小老百姓的思维，是不可能有答案的。想想诸葛亮能够在隆中的山旮旯里看到整个国家几十年后的形势变化，不得不佩服。
国事、天下事我关心不了，“家事”我总得关心吧？至少自己的婚事也应该考虑考虑了。文秀？小月？还是秦霓？丽慧？……
母亲来到“化工厂”，很快就听说了我和文秀的事，她明确表示反对——小月的妈妈与她情同姐妹，这一趟来其实就是为了小月。我讲了小月已经不可能做她儿媳妇的一万个理由，她都听不进去，并要我同她回家“与小月完婚”。我赌气借着出差到上海去了几天。
    回来时，工人们正在干活，却不见文秀和小丽二人。直到晚饭后小丽才来，对我说：“你妈妈把你和文秀的‘生辰八字’拿去让洪德寺的大和尚‘合婚’，结果是‘不宜’，文秀的妈妈听说以后，劝文秀嫁给她娘家的一个远房亲戚。文秀这几天一直哭，饭也不吃一口，我们怎么劝都没有用。听说你回来了，她要我告诉你‘非你不嫁’，让你想个办法。”
文秀的想法是明摆着的，我考虑了很久，最后只让小丽给文秀带去三个字：“认命吧。”
母亲反对我同文秀结合还有一个原因——我大哥林雯还没有结婚呢。她托媒人给大哥介绍了一个对象，双方谈定以后，结婚用的钱却还不知在哪里。我分几次向化工厂借了三千元，让妈妈可以“风风光光”的给大哥办喜事。这笔钱我用了好几年才还清。
嫂嫂对我又感激又仰慕，她主动向小月示好，同小月成了好朋友，然后在“适当”的时候询问小月为什么突然之间同我“失联”的原因，小月说：“那天我知道云下决心要远走高飞了，急的团团转，向母亲说了，母亲叫我说了那句话，说是这样就能让我死心，不想出门了。”
嫂嫂问：“哪句话？”
小月说：“就是那句‘豆豉永远发不了芽’。”
“这太伤云的心了！看来无法挽回了。”
于是嫂嫂主动介绍她姐姐的小姑子陈丽同我认识，约会几次以后，双方都觉得不错，于是家里开始讨论我和陈丽的婚事。我常常看到陈丽忧心忡忡的样子，知道她顶着亲戚朋友们巨大的压力，因为一个“贫下中农”、“根正苗红”的女孩子嫁给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在那个时候还是“绝无仅有”的事。就安慰她：“结婚是我们自己的事，父母也都同意，其他亲戚朋友说闲话我们可以不理他们。”
陈丽说：“我并不担心亲戚朋友们的闲话。”
我觉得这话有点奇怪，就问：“那你担心什么？”
陈丽说：“我担心的是我自己配不上你，我们能不能长久相好。咱俩双方的‘水平’差太多了，我以后肯定跟不上你。你有理想，有抱负，而我只是想做你的妻子，相夫教子，当一个家庭主妇。”
我说：“这不就行了？我就要一个关心我、体贴我、帮助我，能支持我的事业的家庭主妇。”
两家人开始张罗着要给我们结婚，我说大哥结婚时欠人家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清，想“过一段时间”结婚，陈丽说：“我们旅行结婚吧，一分钱也不要花。”
我们到公社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一个年轻人问了我们几句话，就填写了结婚证。拿过来一看，我的姓名竟然写错了一个字！我要求改正，那年轻人说：“今天就剩下这一个证了，你过几天再来改。”
我想，这结婚证平时也没有什么用处，林语堂甚至在结婚的时候还把结婚证撕了。后来我干脆“将错就错”，也懒得去改了。
两个人“偷偷地”到厦门我舅舅家，告诉舅舅的家人说我们已经结婚了，舅妈很高兴，带着我们去逛街。走到一家旧衣铺前，陈丽看到一件灯芯绒上衣很喜欢，想买，我说：“那件上衣已经有人穿过，以后买件新的吧。”
陈丽不再吭声。就这样我们真的一分钱不花办完了婚事，只在舅舅家过了一天，算是度了一个“蜜日”——此事让我后悔至今。
小月后来认我妈为“干娘”，她也就成了我的“干妹妹”，改口叫我“二哥”了。

麻沙老农

一分钱不花办完了婚事，难得。有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小王娶媳妇为什么不花一分钱？答案是：做梦娶媳妇。看来办婚事不花一分钱是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