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抵万金 报喜不报忧

望见马克

       家书抵万金 报喜不报忧
下乡到兵团，吃苦受累咱不怕，就怕有灾有病。真要有个三长两短，只能自己咬牙挨着，决不能告诉家里——家书抵万金，报喜不报忧，是我们那代人刻在骨子里的倔强。在兵团，我有过两次住院的经历，病情都很严重，但我始终对家里守口如瓶。
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们这批城里娃打起背包，奔赴边疆。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拿着每月三十几块钱的工资，吃着定额的口粮。在这里，没有“娇气”二字，只有“屯垦戍边”的硬任务。
第一次住院是1969年的夏天。那时我在二龙山当炊事员，正值麦收时节，阴雨绵绵。北大荒的蚊子个头极大，飞起来“嗡嗡”作响，其中不少还是毒蚊子。夜里值班时，我的左脚脖子被毒蚊子叮咬，随手挠破后竟引发了感染。起初我没在意，后来患处发炎起包，灼热疼痛，逐渐蔓延开来，小腿上甚至出现了红线。我躺在二层铺上，连动都动不了了。
肖大娘听说后，颤巍巍地来看我，叮嘱我找根红头绳在膝盖处系上，说这样就能好。我试了两天，不仅不见好转，胀痛反而加剧，摸着还热乎乎的，已经形成了脓肿，阵阵地跳痛。连队翟大夫给的消炎药也无济于事。又熬了两天，脚脖子中间溃烂渗脓，我开始发高烧、打寒战、头痛欲裂。翟大夫给我打了消炎针，依然不见效。实在没办法，只得送我去团部医院。
当战友背起我上拖拉机时，那个脓包突然破了，血水和脓液顺着脚面流下，走一路，滴一路。又痛又胀之下，我差点晕厥过去。到了团部医院，值班医生看完后当即决定收治。那位男主任医生姓苏，名字倒像是个女人——苏玉姣？他行事极为果断，让我马上进手术室。诊断结果是：急性蜂窝组织炎。
苏大夫在脓包周围打了麻药，便动刀切开排脓，将腐烂的肉和脓血一并挖除。尽管打了麻醉，可那种痛楚依然钻心。但我骨子里有股坚强劲儿，记得当时整个大腿乃至全身都在不受控制地颤抖，双手死死攥着手术台两侧，硬是没喊一声痛，直到全身被汗水浸透。手术后，战友把我背进病房。打针、吃药，患病的左腿被抬高固定在床帮上，护士还在我的床前挂上了“特护”标记。那时，我成了医院的第一号危重病人。
此后每天的换药简直如同受刑。伤口要用酒精消毒，换药棉、放药布、做引流，因为不再打麻醉，全靠我咬牙硬挺。经过一周的治疗，伤口终于渐渐长出新肉，慢慢收口。又过了半个多月，伤口愈合了，新肉逐渐向中间生长，但表面凹凸不平。大夫便用一种药天天“烧”新肉，烧后结痂、脱痂，才稍微平整些，但终究再也回不到从前那般原始平滑的模样。这一住，就是将近一个月。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脚脖子上那次手术留下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第二次住院，是在1973年的冬天，那时我在建三江24团。
起因是智齿发炎，导致左面颊肿胀。在38连那个小连队没什么好办法，卫生员只给开了点消炎片，嘱咐多喝水。因为牙齿咬不了东西，吃不下饭，我便买了一斤白糖，靠喝糖水对付。过了两天，肿胀渐渐消退。但我吸取了在6团时脚踝感染的教训，不敢再耽搁，赶紧去了团部医院。
大夫检查后说，必须住院消炎，之后把智齿拔掉。原来我的智齿长横了，把前面的牙顶起，形成了空洞，这才导致感染、发炎、溃烂，唯有拔牙才能根治。拔牙的过程可遭了大罪，大夫几乎用上了所有工具，甚至连锤子都派上了用场，历时两个多小时。那个北京来的小大夫累得浑身是汗，手术结束时几乎瘫坐在那里，可见有多艰难。经过治疗和拔牙，我在医院休息了不到两天，便回了连队。
第二天，我拖着病怏怏的身体，冒着刺骨的寒风，肩扛铁锹和尖镐，来到东边的大草甸子。那时正值严冬，北大荒的大地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与照顾，可怜归可怜，我也得和大家一样，顶风冒雪去劳动。那时的我身上毫无力气，连镐头都抡不起来。十多斤重的大镐沉甸甸的，起初根本挥不动，只能慢慢地刨着冻土块。“那叫干活吗？”我在心里问自己。可拼命也得抡起来干啊！镐头并不听话，一镐下去，打在冻地上左右摇摆，只砸出一个小白点；二镐下去，依然如此；三镐下去，小白点才稍微大些。尽管已经筋疲力尽，但任务没完成，还得接着刨。虎口震得生疼，身上却渐渐热了起来，由里到外直冒汗，头上的汗气和嘴里的哈气交织着往外冒。
晚上下工回到宿舍，我感觉身体像散了架似的，所有的掌骨疼痛不已，两只手连拳头都握不上，手掌的血泡火辣辣地疼。连累带饿，下工后便倒在床上睡着了，连晚饭都没顾上吃。等夜里醒来，饥肠辘辘，也只能靠喝白开水充饥。
第二天早晨，吃了馒头菜汤之后，我照常上工。

江苏地子

赞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