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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0月市文化馆组织一批工农兵业余作者去黄山参加一个笔会，我又重游了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和茂林皖南事变旧址，这对我来说是故地重游，颇有些感慨。一天上午，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大学要恢复招生考试了。同行的几个年轻人高兴得跳起来！回到芜湖后，发现绝大部分老三届把丢了十年的数理化课本找出来开始复习功课了。
1977年12月，我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高校招生考试，考点就设在我读高中的芜湖市三中，我那个考场就是当年我们高三（1）班教室。十二年了, 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尤其是像我这样既参加了文革前最后一次高考，又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次高考的能有几人？
那一年是各省命题，由于被时代耽误了的这一代人学业荒废太久，题都不难。我是1965届高中毕业的，基础扎实，又在农村当了四年多民办教师，所以各门都考得很好，是第一批通知参加体检的，那一段日子沉浸在期待的兴奋中。
1978年春节后，一些人陆续收到了高校录取通知，而我却望眼欲穿。“过尽千帆皆不是”，我再一次绝望了，我知道依旧是在家庭出身问题上卡了壳。粉碎四人帮已经快两年了，反动的血统论依旧阴魂不散！
到了1978年 3月部分高校扩招也结束了，我们依旧石沉大海。这时，在市招办工作的一个朋友刘延业，悄悄告诉我，我的考试成绩是327分，是全市文科成绩前10名（当时满分是400分），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我厂的主管部门市二轻局政工组在我的政审意见上签署了“不予录取”的意见，我的考生档案一直锁在入另册的柜子里。
我愤怒了！春天来到冰封的中国，为什么春风就吹不到我们身上，我要理直气壮地抗争！我慷慨激昂地给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上书，我守候在中共芜湖市委会议室门外，堵住出来上厕所的分管招生的市委副书记程介一同志，递上我的陈述信，倾诉我心中的愤懑。
之后我给遥在武汉的未婚妻写信“我们结婚吧”。
她和我曾在同一个公社插队，是一位北京知青，并且同在公社中学代课，同教一个班级，我教语文，她教英语，都因家庭出身不好，一直不能招工返城。“同是天涯沦落人” 的命运使我们深深相爱了。1975年春，我们均以落实“身边无人”政策返城，她回到武汉父母身边，分到汉阳废品回收站当电焊工，在这几年里，浸透着泪水思念之情的两地书维系着我们的苦恋，梦牵魂萦。
我们终于谈婚论嫁，但遭到她父母的坚决反对，因为历次政治运动使这两个从海外归来的老知识分子惊魂未定，他们不愿将好不容易回到身边的女儿再推向无边的苦海。她很快回了信，诉说正在忍受的双重折磨，单位领导以超龄为由不让她参加高考，父母逼她尽快与我断绝关系，她无比痛苦，经常彻夜失眠。她做出决断：“你快来吧！现在什么力量也不能将我们分开，哪怕是父母的爱。”
978年 4月24日，我溯江而上来到武汉，早已等候在大轮码头的她，显得格外憔悴，只有同单位的两个女伴来送她，她含泪给父母亲留了一封信，随我登上一艘待发的大轮，去南京旅行结婚。开始中国古典戏曲中演绎的痴情男女的“私奔”。
“东方红 7号”轮一声声汽笛长鸣离开武汉港，我们相依在甲板上，看长江大桥、武汉关在眼前渐渐远逝。黄昏，一轮血红的太阳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残阳斑驳地撒在我们身上，船上不少是一对对去苏杭“蜜月旅行”的新婚夫妇，他们耳鬓厮磨是那样亲昵甜蜜，而我们在欢乐中都包含着沉重的忧愁。
在大江的涛声中，观长江一泻千里而去，我们在思虑，前面的路该怎么走？我们不知道，只有一个信念，一直往前走，就像大江狂涛中的小舟与风浪相博，决不后退！
与我们同舱的湖北美术学院刘依闻教授。他和学生去上海观摩“法国十九世纪风景画展”，他们高兴地为我俩画炭条肖像速写，谈笑声冲淡了我们的烦恼和忧愁。
第二天船停泊南京港，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夫子庙一家小旅店度过的，没有花烛、婚宴，也没有亲友，只有秦淮河清凉的月色透过窗倾泻在我们身上，我紧紧把她搂在怀中……
时代的大变迁，使我们的命运陡地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就在我们南京旅行结婚时，经中共安徽省委领导的干预，在我们的上访信上作了批复，我和芜湖市14个受家庭出身株连的考生被安徽师范大学的芜湖市专科班录取，乘上最后一班车，虽然被夹在门缝中，我把新婚仅十天的妻子送回武汉（她第二年考上了湖北财经学院工业会计专业），赶回学校报到，这时大学已经开学快两个月了，学校为我们这批久经磨难最后才被录取的学生举行了欢迎大会，我上台发言，刚说了一句“还我青春，我要读书”，台下的许多老师和学生都已潸然泪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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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30 20:3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