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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
《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以大科学家竺可桢执掌浙大的13年为核心，描述了中国一流学府浙江大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与情操，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负笈流亡，先浙江建德，继而江西泰和、吉安，及至广西宜山、贵州黔北，于艰难跋涉中崛起而谓之“东方剑桥”的西迁岁月，突出展现了诸如竺可桢、胡刚复、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谈家桢、贝时璋、罗宗洛，以及马一浮、丰子恺等一大批科学与文化精英的生活、学术风貌，同时辅以1897年杭州求是书院成立至1927年国立浙江大学正式挂牌的历史经脉，《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是一部随笔形态书写的浙大前传，文字凝炼、疏密有致。
本书原名叫《筚路蓝缕》，借用了《左传》中的一句话“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伟大“山林”，没有艰难中孕育而成的优秀教育，又何以建树！
多年来，浙大一直位居国内各种高校排行榜前三，（另两名为北大与清华，均在首都）尽管我们对排名的依据与意义可以质疑，此种现象仍显示了西子湖畔这所大学的成就与地位。
浙大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而别的学校却做不到？
种种原因之外，不能不从历史和传统中去找根据。谢鲁渤新著《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便是此种努力结出的鲜亮果实。与北大与清华长期以来都是人文学者执掌不同，多年主持浙大的竺可桢是自然科学家，他对大学培养人才有自己的标准，概括起来，是如下四条：
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明辨是非而不循厉害的气概；健全的体格。
即看通常比较容易忽略的最后一条，就决不苟且，规定“体育课不及格不得毕业”，纵然战时，撤退至广西宜山后，部分四年级学生以时局动荡为由要求不上体育课，竺便坚定地表示：如全体不上体育课，则全体学生停学亦在所不惜。
其他几条涉及的分别是德与智，但和后来我们的教育强调的还是有很大不同，更注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理性和不屈从强权的品质，着重于健全人格的塑造。
而它得以产生，和新文化运动后到来的那个时代显然关系重大，世风也允许其播行与实施。譬如1935年，受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影响与波及，浙大也有过一个“驱郭运动”。此前理工学院教授束星北就因不满校方挪用中华基金会拨给物理系实验设备专款的做法径直闯进郭任远校长正在宴客的酒店，边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交杯换盏！”边当场掀翻桌子，弄得杯盘酒菜撒了一地。随后学生运动风生水起，大家上街游行示威，乃至因为赴宁请愿遇阻而列队堵在铁轨上，一直惊动了蒋委员长，亲临杭州先后三次分别对浙大教师、学生会负责人、全体同学训话，即使如此，仍无效果，直到蒋离开，罢课仍在继续，学生“毫不动摇，坚持斗争到底”，最终以行政院免去郭的校长职务而告终。
竺可桢也正是在此种背景下，由蒋亲自决断继任校长的。
读到书中的这些往事，不免令人唏嘘。
即使以后时代有了不可逆转的改变，此种精神无疑已深埋于传统之中。它对造就今天的浙江大学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竺可桢治下的浙大，长的是自然科学。即使在战乱中，仍聚集了束星北、王淦昌这样的大物理学家（皆当时国际核物理学界顶级人才，后来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吴健雄均为其学生）陈建功、苏步青这样的大数学家（当时的陈、苏创立的微分几何学派与美国芝加哥学派与意大利罗马学派在国际数学界成三足鼎立之势；谈家桢、贝时樟、罗宗洛这样的大生物学家（都有国际影响）……
如此星汉灿烂的气象，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今天浙大在硬件建设上是当年根本无法相比的，但大学乃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什么时候再出几个李政道、吴健雄这样的后继者？届时我们才能无愧地面对先人。
·赵健雄· | 
楼主
发表于 2014-3-5 20:48:00
发表于 2014-3-8 17:39:00
发表于 2015-8-15 15:1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