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76 · 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遗言”案 作者：袁敏

大乌珠

                                   （远在彼兮，旦夕以待。）

　　果然，在大家期待了很长时间后，蛐蛐儿缓缓地说出了一番让大家都很震惊的话：今天和你们坐在一起我出乎意料的高兴，有你们这样的好朋友，我感到这辈子没有白活。就算是前面的路再难走我也有信心走下去；前面的事情再难办我也有信心办下去。

      昏黄的烛光下每个人的表情都变得影影憧憧，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是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也容易让人充满勇气的。J在烛光里站起来，打开了那本小红宝书般的日记本，给大家念了一首当年她抄在日记本上的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诗：

　　我们分离了，但你的肖像

　　依旧在我的心坎里保存；

　　有如韶光留下的依稀幻影，

　　它仍愉悦着我惆怅的心灵。

　　我把自己又交付给新的热情，

　　想要不再爱它了，但我却不能，

　　正如一所破烂的殿堂——依然是庙，

　　一幅扯下来的圣像——依然是神！

　　她念完了，谁也没有说话。大家都沉浸在深深的感动中，说实话，现实生活中已经很难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产生一种共同的感动了，感动这个词在很多场合是一种矫情的代名词，然而这一刻，每一个人的感动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人想到，一口掩埋了三十年的爱情深窖，一旦打开，里面的温度依然烫人。

　　当灯光重新亮起来的时候，她的眸子里有光在闪动。她看了一眼蛐蛐儿，然后对我们大家说，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我也已经人到中年，现在回过头去看自己当年的感情，没有什么不好说的了。她接下来说的一番话让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没有想到：我爸被抓以后我几乎天天都到公安局去打听情况，我妈妈和两个妹妹每天在家望眼欲穿地等我从公安局带回消息。几乎每一次都是一位姓陈的公安人员接待我，他很凶，态度很不好，总是要我揭发我爸。我说我不相信我爸会做什么坏事，我也没有什么可揭发的。我的不配合显然让他非常恼火，有一次，这位陈公安铁青着脸问我，你是共产党员，却不肯揭发你爸的问题，你还要不要党籍！说这话的时候他将我爸的钥匙、笔、手表等随身物品从接待室的窗口里扔出来，那一刻我的心像一下子被扔进了冰窖，我甚至感觉我爸是不是死了？就在我因此感到心里发慌浑身发冷的时候，这位陈公安硬邦邦地说出了让我震惊的话：李君旭写“总理遗言”其实和你有很大关系！

　　我不知道J说的陈公安是否就是1976年5月那个春天的晚上，将我从工厂宿舍带回家的两个陈公安中的一位。现在回想起来，这两位陈公安其时应该也已有四五十岁。他们一个身板高大敦实，有一副宽厚的肩膀，他的一双眼睛很明亮，但是他的神情很暧昧。另一个陈公安更显威严，冷峻而不带任何表情的面容似乎时时在提醒你，作为犯人家属和公安之间绝对应该保持的距离。我觉得公安人员对犯人家属态度的好坏，常常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犯人所犯罪行的轻重，可以想见，陈公安那么凶巴巴地对J，那她爸爸的问题肯定比她想象的要严重。果不其然，多少年以后我们才知道，J的父亲王叔叔被抓以后先是关在三台山，性格刚烈的王叔叔对公安部门不分青红皂白就将他抓来气得热血上头，他曾经有过一次大胆的越狱行动，这次越狱行动没有成功，王叔叔还在越狱行动的过程中被看守的哨兵用刀刺中，这一刀离开心脏仅两公分，差点致命。王叔叔的老伴至今还保留着那件曾经被刺刀穿透的衣服。王叔叔自此罪行加重，问题升级。1976年5月27日，我爸我哥我姐和蛐蛐儿父子、阿斗父子被公安部从杭州押送北京，当时并没有王叔叔。很长一段时间王叔叔和阿斗妈妈许阿姨是与毛宁、晨光、大耳朵一起关在西天目山的留椿屋的。然而，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夕，王叔叔却突然被秘密地单独押送北京，到北京后也没有和我哥哥他们关在一起，而是单独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无人知晓，连J从她爸爸这里也从来没有问出过所以。事实上，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想搞清楚的事，每个人也都可能有永远不想说的事，有时候，往往越知道事情真相的人却越缄默，他们更愿意将事情的真相尘封在心里。

      J是在说出陈公安那番话以后将日记本交到我手里的，同时交给我的还有两张用老式120相机照的黑白照片，她告诉我，这是蛐蛐儿当年送给她的相片，她一直珍藏至今。

　　照片一看就是自己在暗房里冲洗的那种，相纸发黄，相片本身印得也不是很清楚。但蛐蛐儿在相片中的样子和神情完全是他当年的模样。两张照片背后都用钢笔写着小字，一张照片蛐蛐儿侧身蹲在那儿，面前是大片的滩涂和凌乱的茅草。照片背后写着：远在彼兮，旦夕以待。--《诗经》1973.2.6，另一张背后写着：××同志留念君旭一九七三.二.七。

　　两张照片时隔一日，一张没有署名，感情表露却十分直接，虽然借用了《诗经》中的句子，但那种“旦夕以待”的渴望却一目了然。另一张照片后的留言却一本正经，××同志留念，是典型的那个革命时代的公开版本。我不知道当年的蛐蛐儿为何在送照片给自己心爱的女孩儿时会写下如此大相径庭的留言，但我可以猜想在那个视爱情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年代，蛐蛐儿和她之间暗中流淌的情愫要面临多少双拷问的眼睛。

现在，蛐蛐儿和J近在咫尺，三十年后的今天，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我将夹满纸条的小红皮日记本摊开在桌上，每一张纸条上我都用铅笔写满了各种问题，但我最想问蛐蛐儿的就是：陈公安当年对J说，你写“总理遗言”和J有很大关系，这是不是真的？我听大耳朵和阿斗他们也都说过，蛐蛐儿当时面临“驱逐舰舰长”的挑战，他知道“驱逐舰舰长”是J的父母给她介绍的，那年头红领章红帽徽的军人简直就是安全和可靠的象征，蛐蛐儿当时作为一个父母还戴着“臭老九”帽子的小工人，似乎没有任何可以和那位海军军官抗衡的资本。失恋后产生的无名冲动和勇气，激发了蛐蛐儿潜意识中一直蛰伏着的想冲天而起一鸣惊人的深刻念头。他想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J看，向J和J周围的所有人证明自己并非庸人鼠辈。蛐蛐儿最初写“总理遗言”的动机当然是反对“四人帮”，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渴望为党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有所担当的同时，是否也有一部分动因来自于J呢？当我犹豫了半天，最后下决心向蛐蛐儿提出这些问题时，J在一旁虽然不说话，但她的眼神告诉我也告诉了蛐蛐儿，尽管那么多年过去了，一切都已经不可改变，人生的道路也不可能重新改写，但她还是非常希望从蛐蛐儿嘴里了解事情的真相。

  （待续32）         

土左情深

从不进这里，昨天闯进来看到了这篇文章，一下吸引了我。
那个动荡、残酷、冷漠的年代一 看得我好沉重。大乌珠保重！

大乌珠

土左情深 发表于 2014-6-27 16:23
从不进这里，昨天闯进来看到了这篇文章，一下吸引了我。
那个动荡、残酷、冷漠的年代一 看得我好沉重。大乌 ...

   感谢阅读！

大乌珠

（当年蛐蛐儿送给J的照片上，透出满满的自信。）

　　这一次，蛐蛐儿反应非常迅速，很坚决地摇头。

　　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这些都是你个人的隐私，你不想说？

　　蛐蛐儿沉默了很长时间，他的眼睛一直看着J，J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蛐蛐儿。我不死心，再一次向蛐蛐儿重复这个问题，蛐蛐儿又沉默了很长时间，终于点点头。

坐在一旁的大耳朵轻轻地吐出一口长气，作为曾经见证了蛐蛐儿那一段彻心彻肺的初恋感情的密友，他也许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在制造“总理遗言”的天平上，J的分量到底有多重。大耳朵清楚地记得，后来被公安部定性为制造“总理遗言”的“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上，蛐蛐儿进来时明显红肿的眼睛。大家都知道他刚和J见过面，那是J决定和蛐蛐儿分手的最后一次谈话。按我哥的说法，J和蛐蛐儿的分手就像在点燃的干柴上浇了一盆滚烫的油！而“狗肉聚会”之后的一两天，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就诞生了。

　　我注意到看似木讷的蛐蛐儿削梨却削得很有水平，像刨花卷一样落下来的梨皮居然一点不断。他将削好的梨一分为四，并且拿起其中的一瓣放到J的面前。J一声不响地拿起梨，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我想我和大耳朵都是不会妒忌J的，这一瓣小小的梨告诉我们，蛐蛐儿的脑子确实是清楚的。

　　J和蛐蛐儿都是1970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到安吉生产建设兵团的。她在蔬菜班，他在水稻班。刚从一个中学生成为兵团战士的她雄心勃勃地要在这块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上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锻炼成长。她骨子里是个特别要强的人，她要求自己和战友们比谁更能吃苦，谁更艰苦朴素，谁更要求上进，谁更会写小评论文章。大家争相穿着胳膊肘子膝盖屁股打补丁的衣裤，互相比谁身上的补丁多；下田挑淤泥，光脚起牛粪，什么活儿苦大家抢着干，什么活儿累大家争着上。这一切似乎比不出高低，论不清短长，虽然大家都在心里暗暗较劲，互不服气，但终究没有谁在农田里脱颖而出。她的吃苦精神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挑塘泥，肩膀上的皮都磨破了，她一声不吭；拉牛粪，男生都要发憷的活，她拉起大板车就走。到兵团才几个月，皮肤晒得黝黑，头发烤得焦黄，最要命的是从前细嫩白皙的脸蛋变得橘子皮一般粗糙，像被烫上了猴屁股般的两块红晕，她也因此得了一个很不雅的绰号：烂苹果。

　　那时侯，兵团团部的墙报才是大家真正能展示和比拚自己才华的唯一舞台，写小评论是这些刚刚跨出校门的年轻书生们仅存的尚能舞文弄墨的机会。她和蛐蛐儿就是在写小评论办墙报的过程中渐渐走近的。她注意到蛐蛐儿总是穿一件米色的粗砺的帆布衣服，那样式一看就是父辈们传代的旧褂子，补丁叠补丁，比谁都更显朴素。他的个子很高，像一根细长的青竹竿，裤子总似乎短一截，露出瘦瘦的脚脖子。那时候，大家又给他取了另外一个绰号叫“麻秆”。他的文采是在写小评论时一下子让大家刮目相看的，她也是在写一篇评“偷黄瓜现象”的小评论时被人口口相传的。他俩当之无愧地当上了人人羡慕的小评论员。那时候男生和女生的宿舍前后排挨得很近，女生在前排，男生在后排。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之前，她都会悄悄地拉开窗帘朝后排的男生宿舍张望，每次都会看到蛐蛐儿站在窗前微笑着看她。只要看到蛐蛐儿在看她，她的心一天都是甜的。她有个收音机，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她都会将声音开得很大，而心情一般的时候就会将声音开得很小。时间一长，蛐蛐儿就掌握了她的规律，只要收音机声音一响，他就会伺机跑过来问她，今天心情好还是不好。

　　有一天，她宿舍里的收音机声音开得震天价响，蛐蛐儿心神不宁地朝那扇熟悉的窗户张望，但窗帘紧闭，他绕到门前，门也关得死死的。他想敲门，但又不敢。好不容易挨到傍晚，蛐蛐儿看到她眼圈红红的从宿舍里出来，蛐蛐儿左右一看没人，赶紧上去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部队到兵团来招女兵，连部推荐了她和另外一个女生，她满心以为论政治表现和文化水平一定非自己莫属。没想到，部队最后挑中了那个女孩。她内心遭受的重创是巨大的，她把收音机的声音开得那么响是想掩盖自己压抑不住的哭声。蛐蛐儿没有安慰她，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这一句话，蛐蛐儿就让心境灰暗到极点的她破啼为笑。

      她的嗓子很好，在团里素有“金嗓子”之称。有一次，连里举办文艺活动，她和一位男生上台表演二重唱，她唱得声情并茂：高不过喜马拉雅山，长不过雅鲁藏布江……当热烈的掌声响起来时，没想到蛐蛐儿竟然脸有愠色，拂袖而去。她哪里会想到，蛐蛐儿这是在吃醋呢！

      星期天，别人有的回家，有的上街，因为她不上街也不回家，蛐蛐儿就买来菜和肉，拉上她一起到食堂包饺子。她是山东人，会擀薄皮会包大馅，蛐蛐儿什么也不会，却津津乐道地在一旁看着她忙活，两人都很开心。蛐蛐儿就是在这时候讲给她听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的，蛐蛐儿从小学开始就是讲故事的高手，而那些爱情故事又都那么缠绵悱恻，她吃着香喷喷的饺子，听着蛐蛐儿低低的却充满磁性的讲关于爱情的故事的声音，她觉得这样的星期天美好无比，但她此时却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美好有什么更深的含义。

　　直到有一天，很偶然的，她在蛐蛐儿的一个笔记本上看到了他写了很多很多自己的名字，她才像触电一样突然领悟到某种柔软的藏匿在心灵深处的东西。这是每一个女孩子在自己生命的旅途中或早或晚都会撞上的一种人世间最美丽的情感。

那张写有“远在彼兮，旦夕以待”的照片，是有一次她回杭州探亲时蛐蛐儿到半路上来接她时送给她的。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表露应该说是非常大胆和直接了，她虽然没有回答他什么，但她却收下照片，将照片藏在自己那本红封皮日记本的勒口夹层里。每天夜深人静时，她都会拿出照片默默地看上一会儿，那种甜蜜和幸福是无法言喻的。

      她开始将蛐蛐儿带回家，她的爸爸妈妈和两个妹妹也都很喜欢他。爸爸是个爱才的人，蛐蛐儿和她爸爸能上谈文史政治，下侃天文地理，知识面之宽，阅读面之广，让她爸爸对这个才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刮目相看，成了忘年交。妈妈心细，也很敏感，她从女儿看蛐蛐儿的眼神和蛐蛐儿追逐女儿的目光中断定这两个年轻人中间已经发生了点什么。假如做朋友，蛐蛐儿无疑是最精彩的，但如果挑女婿，蛐蛐儿显然不合适。从外表看，蛐蛐儿太优秀了，这样的帅哥有太多的女孩追逐，不可能给女儿有安全感；从才华论，蛐蛐儿也太出色了，一个大家公认的才子和自己平凡的女儿很难携手走完人生；而最让妈妈担心和不安的是在她看来，蛐蛐儿将来若要成为一个丈夫和女婿显然是不合格的。他是属于公子哥儿型的，而自己的女儿是属于实实在在型的，这两个类型的人在一起是不可能长久的。长辈的人生阅历和经验不可能不对J产生影响。说实话，爸爸妈妈所说的“安全感”这个问题重重地在J心上砸了一下，因为这也是她自己最揪心最困惑的问题。

    （待续33）  

大乌珠

（小红宝书般的日记本记录了J的情感隐秘，而绿皮红花的日记本则陪伴蛐蛐儿走过了1976年的风风雨雨。）

　　我认真仔细地读了J当年的日记，可以说她和他的情感曲线是贯穿这本日记始终的，虽然整本日记中从头至尾没有一处出现过蛐蛐儿的名字，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感觉到恋爱中的女孩应该会有的快乐，爱情是深埋在革命战友的战斗友谊之下的，是“以政治帮助为基础，互相关心，互相促进的志同道合”。但有一种情绪是弥漫整本日记的，那就是焦虑和疑惑。她的焦虑和疑惑来自于蛐蛐儿无法让她相信他只爱她一个，而且这种爱是天长地久海枯石烂的。这样的焦虑和疑惑是很折磨人的。

征得J的同意，我从日记中摘录了几段弥漫着这种情绪的文字：

　　一年多来，我所碰到的到底是什么？我难道真的没有能力判断一个人吗？隐藏在心底的疑问久久地被深深地埋着。今天，就在今天下午，这种疑问终于有所解了，但是我的心也因此而碎了……

　　我接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将是多么不幸啊！一片真诚换来的是虚假，表面上道貌岸然，灵魂深处却如此低级。我简直感到可怕，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一个沉重的打击是多么无情啊！

　　两年多来，有多少事曾使我感到鼓舞，有多少事曾使我感到温暖，但不可否认，也曾有多少事使我感到烦恼和不可捉摸。“纯洁”“诚挚”“有价值”都成为泡影，所谓“志同道合”也无从谈起。

　　……

　　那是一个掉在爱的漩涡里不能自拔的纯情女孩对自己深爱的人无法把握的伤感和痛苦，事隔多年再来阅读这些文字，似乎仍旧能够触摸到这种伤感和痛苦的无奈。我想，J在当年记下这些撕心裂肺的文字时，肯定遇到了对她和蛐蛐儿之间的爱情产生毁灭性打击的事情。对此，J没有对我再做更多的解释，我也没有做更多的深究，有些事情是需要烂在肚子里的，结了痂的伤口最好不要再去触碰，否则，也许会造成更深的、对更多人的伤害。

　　我从大耳朵提供的文件袋里找出蛐蛐儿1975年11月-1976年5月的日记复印件仔细阅读，试图从中找到和J的爱情相对应的文字，因为按大耳朵和J的讲述，包括我从阿斗、晨光等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这一段时间正是蛐蛐儿和J处于分手却又彼此割舍不下互相折磨的阶段。J的日记是印证了这一长长的痛苦的折磨的，然而蛐蛐儿的日记里却没有一丝一缕失恋者的忧伤痕迹，甚至没有一点一滴他和J交往的记录。这是奇怪和不可理喻的，像蛐蛐儿这样一个喜欢用笔头表达自己喜怒哀乐的人，怎么可能对自己生命中最深刻的情感不留一字？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给毛宁写信，给瓜子写信，给大耳朵写信，甚至给阿斗妈妈许阿姨阿斗妹妹小利写信，但恰恰没有给J写信。当我就这个疑问向J提出困惑时，她显然很意外，甚至有点失望。她问我，真的一点关于我的文字都没有吗？一点也没有。

　　在这些日记中有的就是一个热血青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忧国忧民的激昂！

在这一叠复印的蛐蛐儿1975年11月-1976年5月的日记中，开首是几句典型的那个时代的诗句：献给祖国吧，火红的人生！献给世界吧，闪光的青春！献给未来吧，我们生活的准则--永远革命！最后一页在1976年5月4日戛然而止。我下意识地倒计页阅读，因为我认为，就像一曲交响乐，越接近终止的地方，往往是情绪越饱满的地方。暴风雨前夜的电闪雷鸣，常常能让你在一瞬间看清楚整个天空！在蛐蛐儿戛然而止的那页日记的背面，我看到两行小字：

　　我不想在这本本子上往下记了，就保留这个突然中断的模样吧，1976年5月5日，我突然被捕了。1977.11.10.

　　往上倒推的那一段日子的日记，按时间推算正是全国追查“总理遗言”的前后，就常理而论，蛐蛐儿炮制了这样一个弥天大谎，又面临全国性的紧密追查，他不可能不在自己的日记里留下一点迹象，然而我所看到的那几天的日记里，蛐蛐儿依然是一如既往的平静。

　　五月四日 晴 星期二

　　今天是中国青年节。遥想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冒着枪弹棍棒昂首前进的青年，不由得产生崇敬感和一种“奇特”的联想。

　　仅仅是一个数字的颠倒！

　　为此，写了一篇散文诗，也算是学学两校的文风吧。

　　五月一日 晴 星期六

　　今天是世界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节日。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万岁！

　　…………

　　中伟怎么还不回来？真叫人挂念。

　　四月二十二日 雨 星期四

　　前几天有中央电话通知：河北保定地区清宛等县抢枪抢粮事件。

　　省委下令追查杭州四、四。

　　今天天气很闷。早晨广播说将有寒流。下午连降雷雨，滂沱不止。

　　四月十四日 晴 星期三

　　四月七日晚，广播公布了中央决议：华国锋任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消邓小平一切职务。同时广播了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连日来，各大军区都致电中央表示支持。这是根据中央的指示。

　　……中伟从天津来了电报，西安这次也很厉害，新城广场放满了花圈，标语和杭州极为相似。

　　××说，我们不愿做无所作为的“名誉上”的英雄，事业需要我们，他的信中最后说：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最能看出蛐蛐儿那一段思想轨迹的是“四月十四日”前面的那一篇日记，这一篇日记没有时间和天气，显然被裁剪掉了部分内容，日记的页眉上有一行小字：以上一页日记留公安部。1977.11.7.记。

　　这一页日记写道：

　　亲爱的君旭同志，今天你参加了送花圈、贴标语的行动，你不会后悔，永远不会后悔你的这个决定。但是，当新的工作日开始的时候，你将怎么办呢？

　　照爸爸说的办吧，照爸爸说的办吧，照爸爸说的办吧！如果你还是一个有希望的人！

　　路正长，路正长，切莫庸碌度时光，切莫轻言与妄动，刻苦学习来武装！

细细体味，蛐蛐儿日记中平静的文字下还是滚动着岩浆的，火山没有爆发时，地壳表面是看不出什么异样的，然而一旦岩浆冲破地壳表层，那喷薄而出的火焰一定是熊熊烈烈的。

　　由于蛐蛐儿父亲李伯伯的去世，我已无法求证蛐蛐儿在制造“总理遗言”前后的那段日子里究竟和父亲有过什么样的对话，我也再无法知晓，蛐蛐儿在日记中连说三遍的“照爸爸说的办吧”究竟指的什么，但蛐蛐儿这些日记的字里行间中还是隐隐约约让人感到他似乎还要有什么重大的举动。这个重大的举动是否和制造轰动全国震惊世界的“总理遗言”有进一步的关联我们无法断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蛐蛐儿记日记是有所保留的，虽然我们不能说他写日记时就有这样的预感，没准哪一天日记中的文字就会暴露在公众面前，但至少他在记日记时有意识地藏匿了部分他觉得必须要藏匿的东西。他和J小小的情感显然是被藏匿了，而制造“总理遗言”这样重大的举动同样也被藏匿了！在这样完全私密的个人日记中，蛐蛐儿都是异常清醒而有尺度的，不是笔随心走地掌握着自己想用文字留下的和永远不想用文字留下的。所以，当公安部门的同志从抄家查获的蛐蛐儿的日记中找不到追查案件所需要的任何线索时，蛐蛐儿的口供就成为案子深入的依据。

蛐蛐儿的口供到底交代了什么谁也无法知晓，但是，距离蛐蛐儿5月5日被公安人员带走不到两天，5月7日到5月13日，我哥哥、阿斗、大耳朵、晨光分别在上海、江山、临安和杭州被抓，接下来5月27日这一天，是更多的相关的人一个个被逮捕。从时间上判断，应该是在蛐蛐儿被抓进去之后不到两天就将他身边的哥儿们全线端出来了。公安人员很迅速地就查清楚了这些哥儿们的父辈正是上面认为需要清查的老干部，于是一网打尽，毫不手软。

  （待续34）  

大乌珠

（蛐蛐儿1975年11月——1976年5月的部分日记）

　  现在看来，公安部门当时认定“总理遗言”是“瓜子的脑子，蛐蛐儿的笔”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不无道理的。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追悼会之后，各大报纸的新闻通稿中都提到，根据周总理生前遗言，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我哥和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他们就在一起猜测，总理会有什么遗言？如果有遗言，会对国家当前的政治斗争产生什么影响？大家讲到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悼词；斯大林在列宁追悼会上的悼词；晨光还从他家箱子里翻出了任弼时逝世他爸去参加追悼会时保存下来的材料，他们反复议论这些伟人逝世前后的政治背景，议论他们所了解的和这些伟人相关的人和事。我哥承认，在此过程中他也发表过不少意见。我哥说，既然报纸上都说“根据周总理生前遗言”，那就说明总理留下了遗言，这个遗言不会光说骨灰的事，而肯定会对国家的政治大事有所交代。我哥认为，依照总理的性格和他当时的处境，他肯定会叫主席保重身体；他也一定会强调老帅的关键作用；他还会肯定小平同志的工作，会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主席的英明决定；对张春桥，总理可能不会说什么，也可能会说春桥好，但要他支持小平同志工作，要大家团结起来。大家觉得我哥的推测很有道理，其他人也说了一些猜测总理还会在遗言中说什么的话，每说一条，大家都要议论一番像不像总理的口气，符不符合总理的性格。大家七七八八议论猜测时蛐蛐儿也一样高谈阔论，但他比在场的哥儿们更多一根筋的是，他那颗聪明的脑袋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转动，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他吸进了脑子。

　　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周总理与世长辞，毛主席重病缠身，“四人帮”肆其淫威，黑手伸向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的江山危在旦夕。忧心忡忡的国人一直以最大的忍耐力注视着这一切，每一个人的心口都积聚着一点即燃的怒火。我哥和蛐蛐儿、阿斗、晨光、大耳朵这帮哥们那段时间是三日两头地频繁聚会，蛐蛐儿家的亭子间是他们秘密聚会的据点，这间十来平米的小阁楼常常灯火烁烁，通宵达旦。他们讨论和设想过各种各样和“四人帮”做斗争的方案和举措，他们还准备万一“四人帮”上台，他们就效仿父辈们当年的革命壮举，揭竿而起上山打游击。他们甚至商定了具体的地点，那是一片绿竹连荫，山峦起伏的丛林。他们热血澎湃，每个人都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悲壮与冲动。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们不能不说在这帮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中，蛐蛐儿选择的与“四人帮”斗争的方式是奇特而富有创意的，他选择编造“总理遗言”这样一个方式，借总理的口说出了人们憋在心里已久，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喊出了人民的心声。我们今天可以说蛐蛐儿选择的方式是错误的，他编造了一个谎言，但在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谁又不为他的智慧和勇气喝彩呢？谎言之所以会流行，是因为现实中不能说真话！如果人们都觉得“谎言”比现实生活更好的话，那么肯定是现实出了问题。我想，假如今天有哲学家愿意来研究一下谎言诞生的机制，这或许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命题。

　　后来，当我哥他们这帮人第一次从蛐蛐儿手里看到“总理遗言”，蛐蛐儿不动声色地问他们像不像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说，怎么和我们猜测的那么像啊！事实上，蛐蛐儿编造的“总理遗言”中的许多内容都出自这群热血青年的各种议论和猜测，之后，又是主要通过他们撒向全国，传遍世界，客观上起到了整合全国人民思想，反对“四人帮”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安部门的追查和而后的一系列抓捕行动，大方向其实并无偏离，问题是公安部门忽略或者说有意模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蛐蛐儿制造“总理遗言”这件事本身只有他一个人知情，和别人并无干系。

      1976年4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电话通知，通知中说：“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紧接着，公安部根据中央通知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发出1976〔12〕号文件《关于认真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反革命谣言的通知》，于是，全国范围的大追查、大搜捕开始了。等到蛐蛐儿5月5日被逮捕时，全国各地因传抄“总理遗言”被传讯和追查者已逾好几千人。

      我重新再看蛐蛐儿的回忆文字，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再向我哥哥弄清楚哪些环节上蛐蛐儿没有说实话了，因为在蛐蛐儿的文章中，从杭州市公安局到北京公安部；从他一开始交代说“总理遗言”是自己在马路上捡的，到最后承认“总理遗言”是自己编造的，蛐蛐儿自始至终没有写出，他是怎样在公安人员连轴审讯的高压下撒了谎，编造了别人特别是我哥也一起参与制造“总理遗言”的故事，没有能够一人做事一人当，做了一回“甫志高”。我哥说，不能说蛐蛐儿是“甫志高”，“甫志高”是出卖革命同志，而蛐蛐儿却是在编故事。蛐蛐儿从小就是编故事的高手，在那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的高压下，蛐蛐儿这么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为了寻求自身的解脱，他就会下意识地编故事，当编造出现漏洞时，他又会想尽办法圆谎，以至越编越圆，越圆离事实真相越远。他那时到底编了怎么样的故事今天已无从考证，也从未有人想考证。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事情的结果早就清清楚楚，事情的过程却还是模模糊糊，但大家从来就没有怨恨过蛐蛐儿，从来就觉得这笔账应该算在“四人帮”的头上，可是作为蛐蛐儿自己，为什么还是沉浸在自己搭建的楼阁中，始终走不出来呢？历史上常常有许多事情就是因为后人编造故事而使真相走样，而走样的“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逐步加深的印象，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没有引号的真相。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这也是档案馆永远有其无法替代的价值的原因。三十年后的此时此刻，当我写下这些“追寻真相”的文字时，内心是非常复杂的。我不仅感慨蛐蛐儿的命运，同样也为我哥哥等人那时的单纯扼腕。被当时公安人员认定很有政治头脑，看问题很深刻的我哥哥，怎么就没有想到“总理遗言”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而恰恰是这种关系却让他们付出了甚至此生再也不可能得以被真正澄清的巨大的代价。想到这层，我似乎也有点明白我为什么要“重返1976”--希望这些文字能够让更多的人明白，看似无足轻重的谎言就是这样铺成了被扭曲的历史。我想，这大概也是巴老晚年一再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缘由所在。看来，“总理遗言”案还有许多未知的真相只有打开尘封的档案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世界上有许多谎言是善意的，有许多谎言是美丽的，作为曾经在难忘的1976年震撼过千千万万人心灵的“总理遗言”虽然如J的父亲所说确实是蛐蛐儿编造的一个谎言，但这个谎言顺应了民心，张扬了民意，直到今天我依然对蛐蛐儿编造的这一天大的谎言心存敬意！但是，毋庸讳言，这一谎言在“钢丝”上弹跳起伏时没能做到最佳平衡，许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之所以最后没有造成更惨烈的后果，是因为我们的党在祖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一举粉碎“四人帮”。假如蛐蛐儿在多年以后重新审视自己当年的谎言，能够勇敢坦诚地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那么我相信，无论是坐在轮椅上，还是蜗居在斗室中，他依然可以活出新的精彩！

（待续35）

大乌珠

（亲密无间的哥儿们·左一瓜子，左二蛐蛐儿，右一晨光，右二阿斗。）

补记一：

　　我哥哥看了这篇文章后建议我将题目改成《追寻真相》，一开始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这会打乱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最初的立意和框架结构上的营造，我在修改稿上依旧保持了《钢丝上的谎言》这个题目，但当我再一次看自己最后的定稿时，我承认，我哥建议的《追寻真相》这个题目比《钢丝上的谎言》似乎更准确，更符合这篇文章的主旨。所以，我决定用《追寻真相》来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但我也不打算根据或围绕这个标题再动文章的框架结构和调整具体内容，我甚至在文中保留了我最初为什么用《钢丝上的谎言》这个标题的由来的文字，我将我写这篇文章的心路轨迹袒露在读者面前，我想这篇文章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历史和历史对现实的观照，而不在于文学。

补记二：

　　交稿的日子早就过了，但我却迟迟没有将稿子送出去。原因是“总理遗言”的几乎所有当事人看了我写的文章，大家都陷入一种深深的矛盾和犹豫之中。我哥最先给我打电话，他说，我们对蛐蛐儿是否太苛刻了，他毕竟是一个脑子受到严重损害的人，试想，作为一个正常人都要尽量回避痛苦的真相，何况蛐蛐儿！理解他，体谅他，更多地关心他吧！阿斗则专门跑到我办公室来和我商量和讨论，他说，在人们心目中，蛐蛐儿一直是一个反“四人帮”的英雄，你的文章追寻的真相会不会改变人们对他的印象？他的家人和他本人会不会有想法？大耳朵也几次给我发短信，要我注意这个措辞，修改那个用语；还有J更是直截了当地问我，你用的“谎言”这个说法会不会伤害蛐蛐儿？

　　其实，我和所有当事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始终充满了压力，我知道写纪实文章和写小说不一样，它要面对无数双审视的眼睛；也有人劝我，你应该用这些素材写小说，那会省却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纪实，我觉得那是一种责任，它限制和要求你放弃文学作品的虚构和想象，就像一根勒紧我的绳索，时时提醒我不能信马由缰，历史需要客观和严谨。我理解那些和蛐蛐儿一起走过1976腥风血雨的“总理遗言”当事人对蛐蛐儿发自肺腑的患难情感，在那些曾经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忧患的日日夜夜里，在那些为反对“四人帮”而进行火热斗争的难忘岁月中，他们这帮热血青年的心和血自始至终跳在一起，流在一块。蛐蛐儿是他们中的一员，尽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和他反“四人帮”的勇敢与智慧比起来，这些小毛小病不值一提！他们不希望我的文章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不经意地对蛐蛐儿造成无意识的伤害，他们爱他就像爱自己的兄弟！我深深地为他们每一个人的善良真诚而感动，我想，他们不希望的，也是我不愿意的，但是倘若我们因为此而永远回避真相，那我觉得不仅无法坦然地面对历史，而且也无法让蛐蛐儿从他一直沉浸的虚幻中真正走出来！蛐蛐儿需要的是一种大爱，帮助他真正认识自己的大爱！

补记三：

　　对于最后是否用《追寻真相》这个题目，当事人们在我将要发稿之前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几个当事人认为，我的这篇文章写到最后，真相依旧没有大白。当事人担心用这个题目会不会使读者误解真相已经大白？我说，我是在追寻真相，在追寻的过程中不断对人生和命运有新的体会和感悟，我注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而我哥则说，他从来就不想回避真相，然而唯一了解所有真相的蛐蛐儿毕竟脑子受了重伤，而你却还要幻想他能像正常人那样思维，要他勇敢坦诚地面对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要让他从一直沉浸的虚幻中真正走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在我们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的情况下，试图通过一个脑子曾经受到严重损伤的当事人的回忆来追寻真相，不但对他本人可能会造成新的伤害，也会使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我哥要我放弃在蛐蛐儿身上追寻真相的企图，他说，等我们大家再老一点，当尘封的档案开禁时再去追寻事件的真相吧！

      我想，我哥哥的话是有道理的。

（待续第四章·老运动员）

大乌珠

第 四 章·老 运 动 员

（“老运动员”——我父亲1965年登上北京八达岭长城时绝没有想到自己身后的坎坷命运。）

      “老运动员”是公安部负责“总理遗言”案的丁公安送给我父亲的雅号，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谓，是在1977年1月，我爸和我姐从京城监狱放出来回到杭州家中时。他们向我们讲述了狱中的种种和释放出狱后的情况，我爸和我姐被放出来后受到了很好的礼遇，他们被安排住在公安部的一个高级招待所，部里还派专车和专人陪同他们游览了八达岭长城。在这过程中，丁公安对我爸说：“你养了一个好女儿，勇敢坚强，反张春桥、江青，反‘四人帮’，不容易。但你女儿性格太刚烈了，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你们可就惨了。”而丁公安对我姐姐则说：“你爸真不愧是一个老运动员，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长年累月地和各种审查对象打交道，像你爸这样刀枪不入、油盐不进的人还真不多见。”据说这位丁公安从战争年代开始就一直从事隐秘工作和专案工作，他对我爸的评价既显示了一种无奈，又透出一种尊敬。

      说实话，我和我妈当时沉浸在劫后余生、亲人重新团聚的欣喜之中，对我爸和我姐讲述的关于丁公安对他们的不同评价虽然有较深印象，却也没有再去多想。事实上，以我当时20出头的人生阅历和感悟，我并没有意识到“老运动员”这样一个平平淡淡的称谓中蕴藏着多少深刻的含义。30年后的今天，当我也已经迈近了父亲当年的年龄，当我经历和目睹了各种人生遭际和命运无常时，再回过头去看我的父亲，我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个“老运动员”需要怎样的心胸和境界，这真的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而我爸在回顾1976年那段往事时，却淡淡地对我说：我们这辈人，风风雨雨经历得太多了。抗战初期我就参加了抗日救亡，不到17岁入党，之后经过10多年隐秘战线和枪林弹雨的考验，解放杭州进城时我刚27岁，虽风华正茂，血气方刚，却已几经摔打，老成持重。我信奉“夹着尾巴做人”这句格言，这不是谨小慎微，而是谨言慎行。这话我不是随便说的，而是几经教训，有感而发。建国后，尽管我主要从事经济工作，但各种运动也是持续不断，而每次运动我往往都被卷入其中，有时我是运动的领导，有时我又成了运动对象，到“文革”时更是达到高潮，我被打翻在地，还要再被“踏上一只脚”！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几经沉浮，10年磨一剑。等到1976年坐牢时，我已经无所畏惧，说到底，也不过是对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再淬一把火！我在入党时就曾宣誓“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有这样的理想和信念的支撑，我就是坐牢心里也很坦然。

      若是别人对我说出“夹着尾巴做人”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样大相径庭的话，我会觉得自相矛盾，然而这些话从我爸爸嘴里说出来，我却觉得谐调统一，顺理成章。“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是我爸的人生信念，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发自肺腑的心声；而“夹着尾巴做人”则是我爸在人生道路上一路走来，付出许多教训和代价后才感悟出来的道理。

      说我爸是“老运动员”，这话细细想来其实一点都不夸张。我爸出生在一个店员家庭，父亲和兄长都在上海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我爸从14岁小学毕业后也按宗族规矩赴上海当学徒学生意。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爸不断受到进步势力的影响，无心再学生意，回到上虞老家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9年2月，不满17岁的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职业革命生涯。1941年，一次在战争年代中属于非常正常在所难免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爸的一生，其时还不到19岁的父亲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改变从此在他的生命中埋下了一粒致命的种子。

      那一次，我爸奉命去开辟一个新的地区的武装斗争，在当时敌顽我几方犬牙交错的复杂情况下，我爸从他原先工作的地方到到即将去开辟工作的新区虽不满百里，却要穿过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日本鬼子的防线（驻地），和“烧毛部队”(由地痞流氓组成的土匪)控制的所谓游击区。为了能顺利通过这些不同的地区，我爸除身揣由党组织带来的敌占区的身份为小学教员的良民证以外，还携带了一张国民党统治区的区政府出具的身份证。没想到，就在我爸通过日本鬼子驻地时，这张国民党区政府颁发的身份证被搜出来了，日本鬼子怀疑我爸是国民党政府的情报员，就把他扣押了起来。经过短暂的审讯后，坚持说自己只是一个小学教员而没有暴露自己政治身份的父亲被鬼子强迫充当了苦力，在营房里做杂役和挑夫。这样的日子过了20几天，一次鬼子开拔进攻上虞城时，我爸趁穿过集市人多眼杂的机会，撂下挑夫担子就逃了出来。回到根据地以后，父亲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党组织也对我父亲这段被鬼子扣押27天的经历进行了严格的审查，鉴于当时我父亲出发和报到的地点的党组织丝毫未损，我父亲也并未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的事实，党组织在审查清楚这一段经历后即重新给父亲分配了工作。父亲先是领导了一支抗日游击队，后又受党的派遣，带领一批党员打入敌特内部做秘密工作，不久又调回根据地从事隐秘战线的领导工作，直至担任地委的敌工部长。抗战胜利后父亲又奉调至野战军，北撤山东。解放战争期间，父亲参加了华东战场各次重大战役，一直到解放浙江，参加军管会，接管杭州城。

      刚解放那阵，我爸是市委组织部的干部科科长，管着当时南下、地下党、部队转业干部的工作分配。1953年，还不到30岁的父亲就被提拔为杭州市工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不久改任新成立的市计划局局长，后又出任市委工交部长。那些年，从我爸职务的频繁变动和升迁中可以看出，在当时同级别的干部中，我爸算得上是一位从战争年代转向和平时期，在新形势新任务的挑战下，能较快适应城市工作，适应财政经济工作的年轻有为的干部。

    （待续37）

大乌珠

（当年，父亲抱着未满周岁的女儿幸福地微笑时，绝对没有想到多少年后，他会与女儿一起坐牢。）

      让我爸锋芒磨损，变得谨言慎行的主要原因，是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反右扩大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先是我爸的一位老领导，时任副省长的杨思一同志被定性为“右派分子”，成为当时在全国声名昭著的“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禄）”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并在浙江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关于开除沙文汉杨思一等四名右派分子党籍的决议》。这事如晴天霹雳，砸得我爸目瞪口呆。在我爸心目中，杨思一是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受人敬仰的老领导，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还没等我爸从省级机关反右斗争白热化的成果——“沙杨事件”中醒过神来，杭州市也按照中央指示和省委部署，展开了整风和反右斗争，在讨论右派分子内定名单时，我爸看到自己下属的一位女同志的名字也赫然列在其中。我爸十分了解这位女同志，她也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在浙东根据地时她就是地区交通总站站长，经北撤南下，到市委工交部工作后表现是大家公认的，作风正派，埋头苦干，就是性格耿直，好提意见。在大鸣大放中她响应号召，直率而尖锐地批评了某个领导。我爸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样一位好同志怎么就因为其对某个领导提了一些批评意见也要被打成“右派”，在深感震惊的情况下，他当即找了市委的主要领导，表明了自己的看法。领导的答复是：先让她做个检查，有个态度，然后视情况而定。

      我爸连夜找了那位女同志，委婉含蓄地对她进行劝导，让她无论如何先做个检查，不料却遭到对方一口拒绝。我爸心焦如焚，但鉴于组织纪律，他不可能对这位女同志再做更多的提示。在第二天的定性大会上，通过我爸的口宣布了这位女同志被定性为“右派分子”。随着反右的扩大化，恶果还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妈的一个亲侄女，也就是我的表姐，幼年丧母，其父早年投奔革命后下落不明，我妈收养了她，供她读书，后由组织上给她安排了工作，在市园管局当了保卫干事，还是入党的发展对象。我表姐那年19岁，单纯热情，大鸣大放时她也天真地大放大鸣，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虽然上面最后念其“年轻幼稚”，手下留情，没有将其划成右派，但也被戴上“右倾边缘分子”的帽子，调离机关，清除出干部队伍，下放农场劳动。这以后大约不到半年，先是我爸那位老领导抑郁而死；那位女同志则被发配到穷山恶水的地方劳动改造；我表姐更是很长时间遭受各种歧视，连对象都找不到。从自己敬仰的领导，到自己了解的下属，乃至在自己身边看着长大的孩子，一个个都无端落马，我爸当年心里的创痛和迷茫如今已无法言说，但我爸从最初的锋芒毕露到后来逐渐变得谨言慎行，无疑与那一段的创痛和迷茫有关。

      第二件事情是审干结论带来的政治压力。早在1954年，我爸就因为其工作出色能力强而被上级选拔为市委工交部长，由于工作需要，上面一边要我爸先去工交部接手工作，一边上报中央组织部审批。我爸对工作从来没有二话，立即就到工交部上任了。没有想到的是，市委的任命报告送上去以后，中组部迟迟没有批复。对此，我爸倒没什么，工作还是勤勤恳恳地干，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应有气度。可是，省委、市委的各级干部纳闷了，他们从期待到猜测，从不解到议论，最后传言沸沸扬扬，说我爸“有历史问题”，工作可以，提拔不行。事实上，其时审干已经开始，中央组织部对我爸的历史关节问题重新开始审查。这件事情对我爸无疑是一个打击，他觉得自己被组织上划入了另册。

      1956年，正在忙碌工作的父亲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去避暑胜地莫干山学习。同去学习的还有当时的一位副市长。莫干山上生活条件很好，住别墅，吃小灶，鸟语花香，泉水潺潺。这次学习一学就是将近一年，这一年父亲通读了一遍《资本论》，记了很多学习笔记。我爸和那位副市长其时都是正当30多岁、应该大干事业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被栓在山上苦读《资本论》,这事似乎有点蹊跷。后来才知道，这是审干，因为我爸和这位副市长历史上都被日本鬼子逮捕过。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我爸在学习的同时，须认真回忆和详细交代自己参加革命后的各个历史环节，接受组织上的严格审查。这次审干对我爸最后的结论是：……虽然找不到直接证明人，鉴于袁啸吟同志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应该信任本人交代，予以结论。

      这样措辞含混、模棱两可的结论显然延续了中组部对我爸提干不批的影响，我爸当时承受的压力是巨大的。虽然他清楚自己并没有暴露政治身份，虽然他最后是凭着自己的机智从鬼子那里脱逃的，但是，谁来证明？

从莫干山下来后不久，父亲虽然被重新任命为杭州市委工交部长，但对父亲说来，那是“戴着枷锁工作”的苦涩生涯的开始。之后，共和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和一次又一次的起伏，父亲也一次又一次地经受着运动带来的“考验”。同时，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在需要打开工作局面时被派往一线主持工作，一旦工作局面打开后，又重新被“限制使用”。其实，当时的市委书记王伯伯对父亲还是非常了解的，早在浙东抗战时期，他们虽然不在一个地区工作，但彼此早就相识，特别是在杭州解放不久，杭州市成立财经委，王伯伯任秘书长，父亲任办公室主任，两个人一起面对面地工作了较长一段时间。这期间杭州重大的财经决策几乎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议，提出方案，送领导决定后，再共同组织实施。对父亲的了解使得王伯伯在工作遇到困难时总是想到父亲，但对父亲的使用他却无能为力。面对如此境况，我父亲内心的委屈和煎熬可想而知。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时的父亲已经被“磨练”得荣辱不惊了。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林彪自我爆炸；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到反击右倾翻案风，直至1976年因“总理遗言案”入狱；打倒，解放，再打倒，最后身陷囹圄，几起几落，我爸再次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先后扣在我爸头上的帽子一顶比一顶吓人：从“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到“潜伏多年的特务”；从“有血债的叛徒”到“妄图翻案复辟的右倾分子”，我爸名字上打着大红叉的标语横幅曾在我家院墙上贴得铺天盖地。从最初的批判关，到接下来的政审关，再到后来的劳动改造关，我爸从来都是不慌不忙，泰然处之，从容面对。

   （待续38）                       

大乌珠

（1943年，刚刚二十出头的母亲已经是坚强机智的我党地下交通员。

      最初的“批判关”是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毛主席针对全国大部分省市地区对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还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发出了各级领导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批评。那时候，造反派刚刚起步，尚未形成气候，各级领导权基本上还掌握在老干部手里。造反派虽然批判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但毕竟做不出大的举动。等到1967年年初，形势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各级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大部分被打倒，造反派开始了从上到下的夺权行动。真正残酷的批判斗争开始了，到了那年七八月份，批判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当时省里的两大造反派组织“省联总”和“红暴派”各自为壮大声势，显示革命，阴谋夺权，相互摆开对垒的战场，掀起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高潮。盛夏酷暑，批判会一个接一个，上午下午，今天明天，轮番批斗，没完没了，但揭发批判的内容却都是大同小异、歪曲事实、无限上纲的陈词滥调。虽然每一次批斗会的声势都很浩大，但由于挨批判的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市委大院的所有当权派，所以我们倒也没有特别害怕。我记得第一次开市委领导的批斗会是在杭州人民大会堂的广场上，那是一个有近万人参加的批斗会，台上站着一排“牛鬼蛇神”，市委书记王伯伯被造反派押着，低头弯腰站在中间，我爸作为旧市委在经济、工交战线上的“黑干将”站在一旁陪斗。我爸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袁啸吟”。我站在万人丛中，努力挤到前排，看到吊着大牌子的细绳子深深地勒进我爸的脖子，我心里很难受。 台上有人喊：“打倒袁啸吟！”我爸也跟着举拳头。虽然爸爸低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无法理解他怎么会跟着举拳头自己喊打倒自己。我看见他的脚底下濡湿了一大片，那肯定是爸爸滴落的汗水，他的腰不好，这样长时间地弯腰批斗对爸爸来说，肯定是苦不堪言。批斗会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爸的身份类似于一个环卫工人，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在市府大院外清扫马路。这是一条他以前上班必定要走过的马路，从前的他经常坐着小汽车驶过这里，他也许都不会注意到马路两旁的梧桐树上会飘落那么多金黄的树叶。现在他却站在马路上，一遍一遍用竹丝扫帚把黄叶聚集拢来，慢慢悠悠地把扫成一堆堆拌和着尘土的树叶倒进垃圾车，他脸上的表情平和而坦然。我曾经奉母亲之命，带着一饭盒的饺子偷偷去那条马路上看望爸爸，他用握扫帚的手在裤腿上擦了擦就捏起饺子大口吃起来，那样子和一个普通的清洁工没什么两样。

      然而，造反派并没有因为我爸能安于扫马路和接受批判、主动检查，自我上纲上线，就放他过关，他们认为我爸始终没有“反戈一击”，属于“顽固分子”“不可救药”。过了一段时间，我爸连扫马路和做检查的资格都没有了，他被宣布隔离审查，也就是我爸说的第二关——“政审关”。这一次的隔离审查时间是漫长的，整整一年半左右，我们没有见到过父亲。我们家隔壁住进来一家监视我们的造反派，占据了我们家朝北的两间屋子。男主人姓高，是市计经委专案审查小组组长，长得精瘦矮小，戴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面的小眼睛里常会冷不丁射出一道寒光，我们背地里叫他“一点头”。女主人姓章，梳着一个清水挂面头，总爱穿着一字领的蓝布罩衣，脸像刷了浆糊的门板，不苟言笑，我们叫她“立早章”。“一点头”总是隔三岔五神情诡异地带来一星半点父亲的情况，虽然只是只言片语，但从“一点头”嘴里吐出来却危言耸听。开始说我爸是个叛徒，后来又说有血债，再后来就升级为血债累累的叛徒了。每当“一点头”鬼鬼祟祟来敲我们房门，表示要告诉我们一些新消息时，“立早章”总会双手叉腰，单脚尖点地，大声呵斥：阴死鬼，又来咚窃窃啜啜了，回来！“一点头”只要一听到老婆的声音，就像耗子听到猫叫，立马“出溜”一下，不见踪影。虽然我们并不明白一个耀武扬威的造反派头头为什么在清汤寡水的老婆面前如此胆小如鼠，但看到“一点头”这种委琐和心虚的样子，我们心里还是有一种莫名的畅快淋漓。

      可是有一天，“一点头”突然爆发出来的强硬让我们大吃一惊。那天大约是在下午四五点钟左右，平时总要6点多才进门的“一点头”突然提前回家。我和我小哥哥瓜子正在天井里帮我妈剥毛豆，“一点头”径直走到我家厨房门口，对我妈说：“当年审讯你们家老袁的那个日本翻译官找到了，老袁的叛徒问题这下是铁证如山了。”我妈一听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我妈说：“老红军王仲良了解老袁，他知道老袁不是叛徒。”“一点头”说：“王仲良自己也是叛徒。”我妈说：“南京的老上级朱人俊，上海的老领导丁公量，他们也都了解老袁，知道他不是叛徒。”“一点头”又说：“他们两个也都是叛徒！”我和我哥相对一望，心想，怎么全是叛徒啊？我妈被“一点头”的话噎住了气，半晌才说，我反正没有被捕过。 “一点头”步步进逼：“可你是老袁介绍入党的，他是叛徒，你就是假党员。”我妈说：“老袁介绍我入党时我还没有和他结婚呢！”“一点头”的语气更加斩钉截铁：“那是他蓄谋已久，早就想把你拉进党内！”“一点头”的话让我妈忍无可忍，她端起一盆洗菜的脏水哗啦一下泼到天井里，大声说：“我是不是假党员，你说了不算，党说了算！”

      “一点头”和我妈交锋之后不久，一个星月黯淡的深夜，我爸突然归来。大约是11点左右吧，我们都睡下了，先是楼梯上响起了久违的父亲的脚步声，那声音我们曾经非常熟悉，但这声音消失了一年半以后在半夜三更突然响起，便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我们全都在黑暗中竖起了耳朵。我们听到楼梯旁的厕所里灯“啪”地打亮了，厕所门紧挨着我爸爸妈妈的房间门。“一点头”敲响了房门，他的声音像是不见阳光的幽灵。

“老董，老袁的问题确实查清楚了，组织上解除了老袁的隔离审查，现在放他回家了，你开门让他进去。”

      我妈和我姐一直在门背后听着门外的动静，听了“一点头”的话，我姐上去就要开门，被我妈一把拽住，不让我姐开门。我妈冷冷地对着门外说：“查清楚是什么意思？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你们要明确告诉家属。我现在不能开门，你们说他是有血债的叛徒，到底是不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让一个有血债的叛徒进家门！”

      “一点头”说：“他回家是组织批准决定的，你先把门打开，有什么话开门后你们自己谈。”

      “不行！”我妈态度十分坚决，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组织上要和我讲清楚他究竟是不是叛徒，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血债，你们掌握了什么证据？他如果真的是叛徒，那我必须和他划清界线，怎么还能让他回家呢？”

     （待续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