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冰雪红枫 于 2016-5-2 09:02 编辑
情溶一蓝野核桃 那是1972年一个清冷的深秋日子。我当时在吉林省东丰县小四平乡任团委书记、兼民兵团副政委。包村工作住在押宝岭下福盛村13生产队。一天傍晚，我到“派饭”的农民家吃饭。走进用树枝围成的院子，看到邻家一户农民的院子里，一位老汉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正在用斧头劈一蓝烧裂了嘴，颜色油黑的野核桃。那是当地山上生长的野核桃树上的果实。当地说，“七月核桃，八月梨”，这种野核桃成熟较早。果仁却只有手指甲那样大的两小块，可是吃着很香。我喜欢吃水果，曾经请当地农民引路，去附近的山上踩过榛子，也踩这种野核桃。看着那么一野核桃，很是眼馋。就对吃饭这家大爷说：“哪院大爷真能干，打了一蓝野核桃。”大爷马上告诉我，“你明天轮到他家吃饭，他们家没有油，烧了这筐野核桃，挖出核桃仁，给你爆锅做菜.。”啊！原来如此。为了我这一个包村干部吃饭，人家还麻烦着呢。于是，由这筐野核桃，牵出了一桩桩的往事。虽然四十年多过去了，仍然叫我牵挂不止，萦怀不己。 一、大话示人 “ 庄家饭，十点半。 ”第二天临近中午，我去哪位劈核桃的老汉家吃“派饭”。破旧低矮的茅草房，四面漏风。南面窗子只有一个窗户有玻璃，其余都用育水稻苗用过，已经发黄的废塑料布遮挡着。 我进了屋子，刚坐到炕沿上，一个大眼睛的小姑娘看着我，静静地走过来，两只手上各拿着几个烧的油黑，裂了嘴的野核桃，无言的送到我手上。正是昨天傍晚我看到的哪个和老汉一起，在院子里劈核桃的小姑娘。小姑娘亮亮的，又有些忧郁的眼睛一直看着我。 我接过核桃，放进口袋里。回手又拉小姑娘的手，让她靠在我的腿上。问她：“老妹，你叫什么名字？” 小姑娘回答我说“叫高淑霞。” 我接着问她“今年几岁了？” 小姑娘说：“八岁。” 我又指着那饭桌的老汉问小姑娘“他是你什么人？" 小姑娘说“是我爷爷。” 我忙接着问他，“你爹干什么去了？”当地人习惯称父亲爹，所以我这样问小姑娘。 小姑娘低下头说：“爹死了。” 我立时心头沉重。我又问她：“你妈呢？” 小姑娘稍一挺停顿，说：“妈也死了。” 难怪只有一位老汉领着小姑娘。一阵同情的心绪泛起。我拉着小姑娘的手继续问她：“上学了吗？” 小姑娘说：“上学了，在一年级，就在前面的小水库下边的耕小。”
这个福盛村有一所村小学，地点在离这个十三队三，四里路的村部北侧。因为村子大，人口多，学校的规模也比较大。有十几个教学班。还附设了两个初中班。因为福盛村幅员面积比较大，最远的村子，离村部有十几里路远。因此，又在全村分设了三所耕读小学，简称为“耕小”。是为福盛村小学的分校。家距村小学远些，刚上学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就近先到“耕小”读书。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再进入村小学上课。福盛13队小水库下面不远处，就是押宝岭耕小。在这个耕小读书的学生，分为两个教学班，又是两个年级。却只有一位教师。两块黑板分别挂在教室的东西两侧。两个年级的学生，分别面朝东、西而坐。耕小的教师，分别在东西两边讲两个年级的课。 我又问小姑娘：“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吗？” 小姑娘说：“会写。” 我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拿出笔记本和钢笔，让小姑娘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小姑娘把笔记本按在炕沿上，写下了“高淑霞”几个字。字写的很工整。 我收起笔记本和笔，又拉过小姑娘问：“高淑霞，你长大干什么？” 小姑娘有些茫然，回答说：“不知道！” 我对她说：“怎么能不知道呢？记住，长大干革命。”小姑娘答应道：“哎，长大干革命。”
老汉把饭菜都端上来了。饭是玉米粥，大饼子。这大饼子是当地人对玉米面饼子的称呼。菜是白菜炖土豆。依稀能看见菜里炸油爆锅，已烙黑了的野核桃仁。我们三人很快吃过饭。 临走前，我又拉过小姑娘，再一次问她：“高淑霞，你长大干什么？” 小姑娘说：“我记住了，长大干革命！” 我又一次从上衣兜里，取出自己的那只黑色钢笔。这是我下乡当知青时，父亲送给我的。钢笔的朔料杆上，刻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排红字。是我出差到天津，在天津火车站花两角钱刻的。 我对小姑娘说：“老妹儿，这支钢笔送给你。记住，长大干革命。” 我让小姑娘拿出书包，从书包里拿出田字格本。我在田字格本上找出一篇空页 ，在上面写上，“长大干革命” 。又让小姑娘在下面照着写了一遍。至于什么是革命，怎样干革命，我也说不清，。只是那个年月，革命二字到处挂，几乎天天讲。干革命成了日常生活工作中常讲的口号。看着小姑娘，很是怜爱。翻翻口袋，只有几张一元的票，和几张一角钱的票子。当时，我每月工资只有31元钱，手中本就没有多少钱，。只有这些了，我把这几个钱都送给了小姑娘。让她买几个铅笔盒课本，好好的学习吧。
我起身离开这一老一小，回我住宿的“堡垒户”。沿路正好经过小水库下的“耕小”老师王淑梅家门口。王淑梅老师质朴大方，热爱教育工作，工作成绩突出。是我们乡团委表扬的优秀团员，也是县里表彰的优秀教师。她的四哥王国良是福盛村的团总支书记。他父亲早已去世，她和一个妹妹，还有他的母亲与她的三哥住在一起生活。我包村走队有时路过耕小，常看到她带着一群小学生。说来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上年，也就是1971年春季插秧季节。那是我没包福盛村，临时随乡党委一位副书记到福盛村一块水稻田里看插秧。当时王淑梅老师领着一群小学生，又唱又跳地给插秧的农民表演节目。乡里的党委副书记是在当地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我问他：“这个老师叫什么名啊？我怎么不认识她？”书记开玩笑说：“她，你都不认识，这不就是小四平乡‘四大梅’的第三梅，王淑梅吗？她是老师中的团员，她哥哥王国良就是福盛村团总支书记，你总认识吧？你也快成小官僚了。”小四平乡‘四大梅’我可早就听你说，那是女青年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正是这次见面，我对耕小的王淑梅老师印象深刻。王淑梅老师大我两岁，可是我很少叫他大姐，一直尊称她老师。距此二十多年后，王淑梅已不做教师，成了戴大沿帽的干部，我还是叫她王老师。回我住宿的“堡垒户”的路上，我停在王淑梅家门口，喊她出来，向她问高淑霞小姑娘的情况。
王淑梅老师告诉我，四年前，正是“文革”内乱最严重的时候，高淑霞的父亲病故了。高淑霞的母亲没有死，一个人改嫁到临乡横道河乡联盟村去了。这联盟村距福盛村三十里，老地名叫狐仙堂。小姑娘高淑霞跟着爷爷生活。她生妈妈的气，有人问她妈妈，高世霞就说妈死了。王淑梅老师告诉我，知道高淑霞的困难状况，已经给了不上帮助和照顾。减免了高淑霞的学杂费。王淑梅老师还自己拿钱，给高淑霞买笔和本。当时王淑梅也是民办教师，挣工分，不挣工资。可是她也对高淑霞小姑娘做了帮助和付出。 我当即对王树梅老师说：“那好，今后我们一起照顾她。这样行不行？今后小孩的课本，铅笔等学习用品，你就费点心吧。学杂费也要各个学期减免。她的口粮，由我和大小、队干部研究，年终结算时，生产队有公益金，就用公益金解决。公益金解决不了，就由我负责。”王淑梅老师完全赞同。
这下可好，向人家连工资都没有的老师拉赞助，又当人家老师，许下弥天大愿。
待续。) | 
发表于 2016-5-2 0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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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5-3 08:3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