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山杏儿 于 2015-12-19 17:17 编辑
每次回延安,必先和老伴一起去他插队的村里住几天。贺大伯我也多次见过,可后来再去,老人已经不在了。山杏儿
贺大伯 1969年1月10号,我和同学王建中,李殿超,宁光正,方鸿飞,秀富宽等六人来到延安县枣园公社侯家沟村插队落户。我们六人是同校,同级,同班,都18周岁刚出头。 侯家沟这个村子虽然是在川道边上,但全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立体村落,晚上站在村庄斜下方,全村谁家亮着灯都能看得见。村庄在延河背岸,不通大路,村口就是延河。交通很不方便。这里不但没有柴火烧,连吃水也很困难。全村就靠半山上一个小渗水坑和对面山脚下一股筷子粗细的流水为生。早上天亮后再起来,往往拿马勺就刮不到渗坑里残留的黄泥沙汤子了,连饭也做不成。那年月是一个时常有粮无柴,有米无水的艰难时光,除了原粮外,再有的就是大粒子盐了。 我和同学李殿超被分配到生产队里的果园组,这是个刚组建的生产组,连我俩学生外加四个老汉。其中就有高岗的小叔,当年高岗八个贴身卫士之一的高仲怀老人。我们生产组主要是上山开荒填埋天窖。天窖是荒山上一个个山流水而自然型成的天坑,有的深不见底,直上直下的。后来的村支书就是趟(掉)天窖里摔死了。再就是育山丁子树苗儿,趴在地上给它身上嫁接苹果芽穗。还有就是担(挑)茅粪到山上奶(施肥)树苗。一直到三年后我离开那里,还没等到结出一个苹果来。 我们果园组组长是一个村里都叫他“贺贵”的中年汉子,一个老光棍,一辈子没成过家,但他的“苦”(劳动)却极好。他的老撅头总是村里最宽的,还永远雪亮雪亮,开荒掏地是全村的一把好手。每到过年进城时,他一顿能吃五斤酱猪头肉。他大名叫“贺开贵”。对我们学生很热情。我们学生则叫他“贺大伯”。 贺大伯是一个典型陕北汉子,短促。个子虽不高,但往宽里长。他满年介是光板老羊皮袄披身。我们学生一年四季也都是披着破棉袄上山受苦(劳动),一个是要平时劳动背庄稼柴火时当垫背用,再一个是夏季当雨衣还防冰雹,铺在地上还能睡觉防寒。 同学李殿超在下乡学生里显得岁数最小,又爱用绷弓子打山鸡打鸟的,顽皮活泼可爱,也很能干。村里的乡亲们都很喜欢他,全都叫他“小李子”。就是在四十五年后的今天,上年纪的村民可能已记不清他的大名,但绝对还记得当年这个活泼可爱,叫“小李子”的北京娃娃。 贺大伯尤其的喜爱“小李子”。可能一个是他无儿无女,再一个就是“小李子”也确实特别可爱,又整天劳动在一起。但插队不到两年时,李殿超就分配去了陕南的“012”厂子了。我后来想,其实贺大伯当时是真心把“小李子”当成自己的儿女看待的,特别是几十年后贺大伯的表现,更让我深信不疑。 三年后我告别了贺大伯,离开了侯家沟。二十多年后的九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回到侯家沟,看望乡亲们。当我来到已经老了的贺大伯的家,还是那眼全村最高处的抹油黑的小土窑洞里。贺大伯首先问我的就是;“小李子”现在过的(生活)咋样?”我跟他说;“小李子过的好直那,比我还要好多啦。”其实自打插队分手后,二十多年来我们并没有什么来往。后来贺大伯又问到北京的动乱如何如何。这让我想起在陕北有句老话说;“要知朝中事,必问乡下佬”。陕北老乡虽然没有文化,交通又闭塞。但最关心的是国家政治大事。这和当年党中央在那里影响有关。 以后每隔几年,我就会带妻子女儿回侯家沟去,到我的第二家乡住上几天。每次回去,必先去看望贺大伯,他首先也必然先问起我;“小李子他们过得咋样啊?”我也是每次必答“小李子他们过得好直那,比我还好呢!” 新世纪开始,我再回到侯家沟。贺大伯已经不在了。是村里给他办理的后事。他一生勤劳,积攒下一仓窑(储存粮食的窑洞)的五谷杂粮,除了办事时全村人吃八碗(宴席)外,剩下的全都归了公。村里按照贺大伯生前指下的墓穴,把他安葬在村脑畔(村庄的山顶)上。面向枣园川,朝向东方。我怀疑是遥望着北京城。因为他一生都没有任何的亲属或旁系后人可挂念的。 前年我又带着全家四口回侯家沟,因为我对这里的山山水水总是留恋不止思念不断。加之这里可能就要规划修建成大公园和拆迁变成居民小区了。所以争取再多回去几趟,加之村中熟悉的老人们已经没剩几个了。 人老了,再爬陡峭的山坡真不行了。我拄着登山杖,一步一步慢慢爬到全村的脑畔山山顶上,去给贺大伯扫墓。我和妻子站在贺大伯的坟前,慢慢地拔去坟尖上的几株蒿草。我想;自打贺大伯去世埋葬在这里后,恐怕再也没有人来到过他的坟前。 我默默的站了良久;发自内心地低声说;“贺大伯,我看你来了。“小李子”他们过的挺好的..........。”
过街鼠2014.0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