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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研究课题，不了解知青运动的历史背景是不行的。特此转载金明德文章： 毛泽东“知青运动”背景考略 2018-02-05 金明德 毛泽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前无古人的杰出贡献。本文就毛泽东发起的“知青运动”作一研究。因涉及实在广泛，只能略作背景性考证，谓之“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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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与知青运动起源 不论是新生代还是老一代“青年人”，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现代知青运动起源于1968年底毛泽东的一则“最新最高指示”,即“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也有人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发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为当时解决就业问题的权宜之计，等等。其实并不尽然。倘用“全面地、历史地、辨证地看待一切历史现象”的思想方法，也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待中国现代知青运动，就会感到毛泽东从来不会单纯从某一个角度来进行平面思考并以此为决策基础；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他一生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完全都是从多维角度来思考并进行的。知青运动也不例外，它是毛泽东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是为实现其伟大战略的重大战略性决策及其实践之一。 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做了一篇生动的演讲报告，叫做《青年运动的方向》。在这篇著名的演讲中，他在用逐层递进的逻辑方法分析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主体、成就和教训以后，着重研究了青年运动的作用及其方向。他说，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青年运动在中国革命中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但青年并不是革命的主力军而只是一支方面军，主力军是广大工农大众；“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能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为了使青年们明白这个方向问题，他再一次强调了前几天所做的一篇短文《五四运动》中提出的革命青年的标准问题。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因此，“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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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毛泽东关于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就是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他在列举了正反两方面的典型人物以后，又谈到了孔夫子及其三千弟子。他认为，延安的青年是同工农相结合的模范，他们不但参加各项革命活动，而且“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他们在实行生产运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 毛泽东的思维和演讲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他把要表达的道理和自己的思想观点，阐述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其逻辑力量举世无双。当然，笔者在这里并非为了赞扬毛泽东的思维方式和演讲风格，而是欲提请人们注意，毛泽东不但在这篇演讲中，第一次明确地发明了一个新词，那就是“知识青年”；同时从那时起，他就把开荒种地、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作为“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标志；又把“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为“知青运动”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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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思想的形成有其必然性。首先，毛泽东自身就是农民出生，青年时期就开始广泛深入到工农大众中去进行调查研究和革命动员，因此他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民和农村了如指掌；其二，由于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国情的把握比一般人准确，因此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和立场分析得一清二楚，才有青年必须与广大工农大众相结合才是革命的论断；其三，他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到了1939年已经获得部分成功的实践经验，特别是全国那么多爱国知识青年到达延安，他组织他们用各种方式“与工农相结合”，其中最为推崇的就是“开荒种地，开展生产运动”，也即“知青运动”的主要任务。他认为，这是永葆青年运动正确方向的最好途径。因此可以断言，作为“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党”领导人的毛泽东，此时已经在构想革命一旦成功，他将把他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或曰“知青运动”战略继续贯彻下去——1949年至1976年间，发生在中国的一次又一次的“知青运动”，完全可以佐证这个判断。 这就是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知青运动的起源。1968年以后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只是将这个“知青运动”战略推向了全面实施阶段的新高潮，尽管其有多方面的战略考量和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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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革”前的知青运动 上文说到，中国现代知青运动起源于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的《关于青年运动的方向》及其动员、号召和组织，最典型的是当时当地的“大生产运动”。此后，由于忙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尚未取得全国政权，因此毛泽东无暇顾及、也没有条件推进此项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1949年９月新疆和平解放，以王震为首的人民解放军数十万部队先后开进新疆。1952年２月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部队整编命令。1954年７月15日，中共新疆分局请示中央军委，提出关于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请示报告，８月６日总参谋部复电同意。10月，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由此，10．5万大军集体就地转业，成为兵团战士。这为十几年后在全国各省成立生产建设兵团开了先河并取得了经验。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兵源全部来自正规部队的转业，后者则是清一色的城镇“知识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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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动员家居农村的青年回农村参加生产。1955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才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后一句话，后来成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最著名的动员令。但它原本是针对家在农村的知识青年而言。国家最初树立的知青典型，从上世纪50年代的徐建春，到60年代初的邢燕子、吕玉兰、董加耕，无一例外都是回乡知识青年。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农村的青年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明显提高，但由于工业化道路刚刚起步，中国还是处在“农业国”的地位，所以进城就业道路非常狭窄，农民子女回乡务农就成了这些青年的必然归宿。 1958年８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劳动力不足是加速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困难……，中央决定自今年到1963年五年内，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这些地区参加社会主义的开发和建设工作……。”为什么会发生对象的根本转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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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缓解“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所造成的城市就业压力。1959年中央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作了全面反思，紧接着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把许多工厂进行撤并，同时将1958年从农村进城支援工业大跃进的职工全部或大部“精简下放”回农村。当然，各地在执行过程中，也像1957年“反右”一样，不可避免地“扩大化”了，把许多原本城市的工人也“精简下放”回家了，这部分人从此失业。所以城市人口就业途径一下子变得空前狭窄；其次，是经济条件限制使大多数城镇青年辍学而盼望早就业。当时城镇居民家庭子女多，经济条件普遍拮据，尽管当时读大学只要生活费用，但单独生活费毕竟比全家在一起的平均生活费高。又因为念大学的少，所以很多学生连高中也不念了，初中毕业就找工作；其三，当时高校少，招生有限，大多数城市青年中学毕业后即使想继续深造也无法升学，所以升学率较低。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从1962年起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此把上山下乡工作的重点对象完全转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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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从1958年６月开始，先后就有５.５万名山东支边青年，高举垦荒的旗帜来到北大荒，为垦区注入了新鲜血液，成为垦区职工队伍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当时的动员工作很明确，凡是不能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都下乡务农，长期安家落户。从1962年到1966年，全国又有近130万城镇知识青年先行下乡或支边。为了鼓励更多的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国家大张旗鼓地树立了一系列“先进知青的典型”，由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们，这对于当时充满着理想抱负的青年一代是极大的鼓舞：“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青年一代毫不犹豫的选择；“迎着晨风，迎着阳光，攀山涉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歌声响彻中华大地。据《常州日报》近年的“龙城记忆”版报道，常州“知识青年”从50年代到60年代，主动报名上山下乡、特别是到新疆和其他边远地区的初、高中毕业生一批接着一批，还有许多到本省的练湖、白马湖等农场插场落户。这些人就是相对于后来“老三届”知青的“老知青”，被“老三届”知青尊称为“插兄、插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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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修防修”与知青运动 说到“反修防修”，不能不联系“和平演变”这个概念。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是，1949年当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家们（下称西方政治家）在研究了中国政权史以后，发表了一个著名的预言，即：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这个预言，就像一记振聋发聩的警种，狠狠地敲响在毛泽东的心头，犹如余音绕梁，久久不能散去。他回想起早在延安时代，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和他一起探讨的以“兴亡周期律”为内容的“窑洞对”，也回想起郭沫若那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耳边又回荡起全国解放前夕，当中共中央机关要从西柏坡迁入北京（当时还称北平）前，向全党，也是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的“进京赶考——决不做李自成”的庄严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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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本来就是个政治家和历史研究家，他对中国和世界政权史的研究，绝不亚于西方政治家们，他更十分清楚西方政治家预言的分量，它绝非危言耸听或者是由于仇视社会主义而一时的发泄。否则他不会早在夺取政权以前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和“两个务必保持”，也不会产生“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做拼死的斗争”等论断，以及“我们的一些同志，他们在拿枪的敌人面前不曾屈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在不拿枪的敌人的‘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的担心。于是他在领导新政权完成了“三反五反”和“镇反肃反”、“抗美援朝”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等一系列任务以后，以凝重的心情走进了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