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编辑上课

戎小熊

给编辑上课

这是前不久上海作家陈村一篇文章的题目，他是大作家，自然可以给编辑上课，我只不过是个普通作者，不敢对编辑说三道四，妄加评论，不过我与陈村有过类似的感受，因此借用了这个题目。

文章写多了，就免不了留意一下稿酬。如今千字二三十元便将作者轻意打发了的大有人在，我甚至连千字十几元的稿酬也收到过。但是同一家报社，出自同一作者的文章，最低的可以毫无羞涩地开出千字十来元得稿酬，而高的千字可达七八十元，甚至百元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我长期为南方一家报社的副刊写稿，稿酬大体固定在千字百元左右。时间久了，反而觉得不好意思，怕文章有时写得不好，编辑碍于面子仍给较高的稿酬。于是换了几个笔名试试，谁想稿酬也一落千丈（文章是非常用心写的），千字还不足30元，而且有时还收不到。我想我的这位编辑朋友就不是一视同仁、按质论价了。尽管如此，我还是乐此不疲，这样可以谁也不欠谁的，稿酬也拿得心安理得。

“一稿两投”是编辑最为头痛的事，多数人会这样解释，稿子寄到编辑部，不知用与不用，只好多投几家报社适适，道理似乎也说得过去。但你寄稿时，不妨和编辑讲一下，多少日子不见报便另投他报。我每次投稿时总要附上一句：此稿如能用，烦请打个电话。用意很明显，避免一稿两投。多数编辑是会打电话来的，但也有懒得打电话的，这就怪不得作者一稿两投了。有一次，我寄稿给某报副刊，四年后才见报，这期间我没有接到编辑部的任何只字片言，真应了白居易《琵琶行》中的那句话：“千呼万唤使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还有一次，我主动打电话给A报副刊编辑，询问一篇文稿是否能刊用（稿子是直接寄给这位编辑的），不想这位编辑十分生硬地回答：“稿子根本就没有收到！”于是我把稿子寄给B报社。谁知三天后文章就在A报见报了，弄得我很狼狈，赶紧给B报打电话，说明情况。应该说明，我曾有过几次一稿多投，不管怎样，找理由托词总是不对的，还是低头认错为好，今后尽量避免一稿多投，免得让编辑心烦，自己不安，读者耻笑。

现在文章中出现的差错不少，不少报社都是“编校合一”的，有些有专职校对的也取消了，认为没有必要。我的名字已经出现过数次错误，“戎”字变成了“戒”、“戊”、“戌”、“戍”，有朋友问我是否改姓了？最麻烦的算是去邮局取稿费，好说歹说也不行，只好退回原报社重寄。有一次用了“容异”的笔名写文章，见报后成了“容易”，打电话问编辑，他却给我上了一课，责怪我写了错别字，真让人哭笑不得。老实说，如果编辑缺乏敬业精神，又怎能耐得寂寞，去一字一字地细读原稿，核对引文，在疑问时还得遍查辞书，或向专家请教呢？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在《三闲集》中说的：“我在过去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个字看下去，绝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和这种马虎编辑比起来，还有一种懒编辑，懒到何种程度说出来令人啼笑皆非。有这样一位编辑收到我的投稿后打来电话，要我下次再投稿时注明文章字数，以便计算稿酬。我寄的是打印稿，字数乘一下就出来了，他连这点儿事都懒得干，还当什么编辑。

有一段时间，我作为四川某体育报社的特约作者，一直为该报写专栏文章。一次编辑部的一位女编辑打来电话，要我写篇四川足球队在京比赛的现场报道，并告诉我了传真号码，一再嘱咐我写好后连夜传真过去，否则报纸将开天窗了。我是边看球边写，赛后又费了很大力气才采访到双方主教练，个中滋味就不说了。熬了大半夜总算写好了，赶紧打的去电报大楼发传真。一连播了几次电话都没人接，营业员告诉我对方的传真机没有播到自动位置上。第二天刚进办公室，这位编辑的电话就追来了，问为什么没有收到我的传真稿，我说传了，但没有传过去。她才想起昨天下班后，找不到人把传真机拨到自动接收位置上。她要我马上把稿子传过去，可不知道自动键是哪一个。我告诉她是AUTO键，把四个字母逐一读给她听。看来这编辑是不懂英文的，否则举手之劳何须麻烦别人。现在评定职称都要加试英语了，希望这位编辑能尽快补上这一课，不然真的要误事了。

不过应当重申一点，我遇到的多数编辑都是称职的，都能为人师表。我有许多编辑朋友，相处得很好，见了面也很舒服，一段时间不见面，还真挺想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