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开心 于 2014-12-4 12:28 编辑
赶 集 去 叫啊我这么里来，我啊就来了。 拔根的芦柴花花，清香那个玫瑰玉兰花儿开。 金黄麦那个割下，秧啊来栽了。 拔根的芦柴花花，洗好那个衣服赶集里个来。 苏北民歌--《拔根芦柴花》 赶集去！ 这是上世纪七0年代我们在农场当知青时每逢星期天休息日大家都十分兴奋雀跃的事，就象现在一到节假日大家都兴奋地策划着去旅游、去逛街一样。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十八、九、二十来岁，年轻气盛、精力充沛，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随便什么都想去看一看、瞧一瞧。 我们所在的连队远离城镇，平时没啥娱乐，走出宿舍只看见天苍苍野茫茫，等个放映队来放场电影都得两三个月，还是反复放过多次的老片。秋收过后，田野一片萧瑟，一到礼拜天，男知青们没事就躲进宿舍打“梭哈”，壹分、贰分地“小来来”。大家都没钱，打牌只是为了排遣寂寥寻找刺激消磨辰光，并不是存心想赢谁的钱。也有不赌钱的就几人围着“争红旗”，或坐在一起下下围棋聊聊天。 百无聊懒中，忽听有谁在宿舍门口一声吆喝：“赶集去！”仿佛平静的水面丢进了块石子，吆喝声立马引来一群不喜打牌闲着无事的知青们的一致回应：“走！” 苏北农村的集场一般都是十天一集，逢三逢六、逢七逢一，因地而异，各不相同，相邻两集间的集日相互交叉互不妨碍，便于物品交流。但这十天一集，和农场的休息日并不同步。农场里连队的休息日由领导决定，农工们没有发言权。除去下雨落雪，连队在农闲时一般是七天一礼拜，而一到农忙就变了，得由领导说了算，一般十天休一次，有时半个月二十天了也等不到歇半天，憋得人眼发花、头发昏，火气大、怨气升。 如果哪天恰遇农场休息又正好逢集，那就像中了彩票，只要有人一声吆喝：“赶集去！”连队里那些精力充沛闲着无事的知青们便仿佛单位发福利组织旅游一样，起劲地答应一声，一窝蜂跟着就跑，也不管它路途远不远、交通便不便、甚至都还未问清是到哪里去赶集。 集场远离我们连队，我们连知青常去赶集的地方有三处：八滩、小街、六垛，分属射阳、滨海两县，那些街镇离我们连队最近的也有二十多里，且交通不便。六垛是我们农场总场所在地，离我们连队约十五公里。小街较远，靠近海边，离我们约廿五公里。八滩最近，十公里左右。 农场自己没有集场，虽然农场总场场部所在地的中央大道宽阔平坦，但农场管理跟工厂一样，谁也不会允许你到厂里去设个自由市场。场部大道旁有一溜平房，是场部的供应站，相当于现在的百货商场，不过规模不大，只有五、六间门面，里面一溜柜台。供应站是天天开门的，但里面的货品除了几匹花布，其他都要凭证供应，供应的对象是总场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连队农工们去总场基本不去供应站，因为那里没什么东西可以卖给你，你想买的东西都要凭票，没票你只得干瞪眼。 总场没有集场，但离总场四、五里有个集镇叫六垛（垛：海滩上耸起的高地，渔民用于晾晒渔网）。六垛属射阳，与滨海县接壤，气势宏伟的六垛闸是横贯东西数百里的苏北灌溉总渠的入海口。 对我们来说，到六垛赶集相对比较便利，因为凑巧有去总场的拖拉机，赶集能搭个顺风车。即使没有拖拉机，去总场的路是大道，横平竖直，比较好走，且一大半是浇浆路，借个自行车骑快点个把小时顺顺溜溜就到了，但我们一般不去六垛赶集，倒不是说六垛的集不大或六垛买不到什么东西，主要原因是六垛离总场太近。 那时苏北的街镇大都是一顺式，一条鞭。起头是街镇的邮电局、三代店、中药铺、小学校或乡镇府（公社所在地），顺着向两边延伸，就是集市。六垛因为离总场近，如果逢集又恰逢农场的休息日，六垛邮电局背后那一里多长的街道形成的集市上，就象是知青集会，修理厂、加工厂、直属连、警卫连、医院、场部办公室、学校、招待所，凡是在总场场部上班的知青都会涌向六垛集，靠近总场附近还有另外两个分场和畜牧场，这些知青加起来至少几百人，他们一来，六垛集上人满为患，人潮涌动，东西再多也不够卖。东西不够卖，价钱就上去了，且这些知青住得近，从宿舍到集市，走走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待我们这些离总场较远的赶到集上，只有一地的鸡毛、烂菜叶、瓜子壳在等着你，烧饼都买不到一个，即使有剩下的死鱼烂虾，也是要价老高没人买的东西，去过两次后,六垛集我们一般就不去。 八滩集离我们相对较近，二十多里，但没有什么公交班车和拖拉机可乘，要去只能骑自行车或靠双腿跑，二十来里路，走快点两个多小时也就到了。 八滩属滨海县，是个百年古镇，附近几县的物资集散地。八滩解放前是新四军盐阜根据地，亲戚中多的是老革命，民风彪悍淳朴。那时，农民的自留地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自留地上种的东西是不允许随便拿来卖的，可八滩的老百姓却并不买账，当时八滩附近生产队一个壮劳力做一天的工分才角把钱，好的生产队一工也不超过二角，要养活一家老小，不能光靠每天的山芋干稀饭，为了吃饱肚子，八滩的老百姓们不怕露出“尾巴”，只要是自家自留地、十边地上长的东西，什么都敢拿来卖，而那些东西，正是知青们去赶集时想买的农副产品。到八滩去赶集，知青们一般都能满意而归。 八滩赶集能买到东西，离我们又近，大家去的积极性就高，虽然去赶集并非一定要买什么，没事走走看看买俩烧饼吃吃就当“一日游”,但既然走了几十里路来赶集，大家总是想能买到些东西的。不过去八滩没顺风车可搭，问人家借自行车，有车的人家听说你是去八滩赶集，便会支支吾吾着不肯借，他倒不是怕你怎么样，主要是怕你赶集回来时遇到那些也去赶集却没车的知青会把自己所买的东西都放你车上让带回来。 去八滩的路虽然不过二十来里，但大多是乡间小路，且要过二次渡口，乡间小路高低坑洼不说，光那两个渡口就都有高高的斜坡要上上下下，还要上船下船，空车当然没问题，但带了东西就难说了。苏北农村的自行车都是载重车，这车一般是没刹车的，因为那自行车都是当皮卡来使的，一辆自行车平时载个二、三百斤东西算是少的，多的时候载个五、六百斤，七、八百斤也是常事，这么重的分量压在车上，那刹车还有什么用？所以刹车都给拆掉了，而替代刹车的大多是在前轮支架轮子上方将挡泥板拆除后的位置上用螺丝拧紧的一块帆布传动带，一旦车子要刹车了，只要用脚死命踩住那块平皮带，轮子在与皮带的直接摩擦下就被刹停了。知青们都是从城市来的，他们骑车只习惯用手刹，如今手刹拆掉了，空车还好，遇到刹车刹不住实在不行人往车下一跳，问题不大，但如果车子后面带了东西，车子的重量加上惯性，一旦要刹车，一个手忙脚乱就会让车子甩个筋斗，车子摔坏了，或人受伤了，那大家都尴尬了，那时农村自行车的金贵程度是不输于现在的摩托车小轿车的，所以有车人家见知青来借车，特别是到八滩这种路况复杂的地方去，车子一般是借不到的。 车子借不到只能靠双腿。那时我们年轻，都是赖床好手，好不容易等个星期天，男知青们一般有半天时间是赖在床上的，但说好了去赶集，大家迅捷地从床上爬起，每人腋下夹个旅行包，呼五喝六就上路了。二十多里路，说说笑笑，穿村过河，看看风景，一首首地将《外国民歌二百首》、《洪湖赤卫队》（歌剧）翻着连唱，譬如远足，倒也并不寂寞，只可惜没有连队的女知青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去赶集，否则就更赞了。 八滩是个老镇，主街虽只一条，街面却宽阔蜿蜒，沿街熙熙攘攘的麻篓（芦苇编的筐子）里摆满了附近老乡们从家里拿来买卖的瓜子、花生、老母鸡、鸡蛋、山芋干、首乌粉，各种农副产品。街道两面还有些分支的胡同，也都挤满了来赶集的村民。 主街的背面是生猪和家畜交易市场，猪、羊、驴等较大家畜的买卖都在那里进行，偶尔也看见有人牵着一、二条牛的，但那时牛属生产物资，除非老弱病残，一般不允许随便买卖，即使买卖也得有公社、大队的证明。 八滩（因清朝时附近有老滩、王滩、沈滩、蔺滩、喻滩、于家滩、卫滩等多个沿海滩涂，加上清初马、左、王、赵、孙、杨、孟、刘等八姓在此兴集经商，故名八滩）集市的形成虽有数百年历史，但在七0年代去八滩赶集，却是要担一定的风险，因为当时正处文革，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政府的文件对自由市场是要严加打击、明令禁止的，老百姓们为了生计到集市进行一些私下的物品交流，如果政府硬要干预，那集市是办不成的。好在当地的干部们也是农民出身，对百姓的贫困疾苦了解甚深，况且这些来赶集的人群中许多都是自己的亲戚、乡邻，农民们偷偷摸摸自发地到集市来卖些自己自留地上出产的东西，只要不闹事，他们大多眼张眼闭，集市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 一到集上,大家三三两两分头散开，穿梭于集场每个角落,遇见自己中意的物品，便两眼放光，讨价还价。知青们想要购买的东西，主要是鸡蛋、花生、瓜子、老母鸡和棉花等当时在城里难以见到的紧俏的农副产品，不管平时还是过年，这些物品在城里就是凭票也很难买到（包括农场也没有，农场只负责种植计划中的粮棉油，副食品不在生产之列），而买这些东西，知青们是准备过年探亲时带回家的，并不是买回来自己随便享用的。在集上，鸡蛋八分钱一个；花生一元四斤；葵花籽三角一斤；老母鸡八角到一元一斤；二、三等的皮棉也只卖到一元二左右一斤。后来知青来买的多了，鸡蛋就涨到一角一个，花生涨到五角一斤。 我去八滩赶集并无一定目的，大多只是跟着知青们一起到集上看看玩玩散散心（虽然那时赶集因文革的缘故集上并没有什么锣鼓队腰鼓队钢管舞小电影，但相比连队多见树木少见人，到集上轧轧闹猛也好的），后来因为母亲从家里来信说看见有苏北知青回城探亲带回去的棉花，弹出的棉胎雪白，叫我有的话也买个十来斤，于是就想趁赶集凑巧的话买些棉花带回去。我们一起来赶集的知青有几个想到集市上去买布票，说是家里来信喊布票不够用，全家一年发的布票买床被单或买顶蚊帐就没了，身上衣服补丁缀补丁，听人说苏北农村小孩多，布票用不了，如有拿出来卖的就买些回去有急用。我反正没啥事，买棉花也不急，就陪他们一路走走看看。 布票粮票都是当时国家计划供应的凭证，关系国计民生，政府是明令禁止买卖的。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粮票没有年份限制，随时可用，布票却不同，国家每年发的布票都限在当年使用，过期作废。苏北农村消费水平低，但发的布票却按人头每年都不会少，若今年用不了，放到明年就浪费了，而许多城里人却因为消费观念的不一样，往往为拿不出几尺布票来扯衣料而犯愁。有需就有供，不知谁想到了将当年用不了的布票拿出来转让，先是暗地里互相调剂，后来大家心照不宣，集市上就出现了类似现在的黄牛那样的票贩子。 倒卖票证是违法的，当年集市上那些“黄牛”不像现在的票贩子，敢明目张胆地当着民警面也把票证拿手里。那些卖布票的票贩子一般都缩在靠近集市末梢比较隐秘的小胡同边上，几人围在一起吸着烟，眼睛四处张望，警惕公社革委会那些戴着红袖套打击“投机倒把”的管理员，脚边放些山芋干、柳条筐作掩护，虽然明知那些管理员就是看见了也不一定会来管他们。 票贩子见到知青，兴奋得直咧嘴。跟这些票贩子打交道不用遮遮掩掩： “布票有吗？”问的直接。 “要多少？”答的爽脆。 农场的知青袋里有钱，腰杆子硬，口气也粗，票贩子们眼光犀利，见知青来买，价格便马上高出几分。集上布票一般是八分到一角一尺，一元钱买一丈或一丈二，如果用粮票换的话一斤粮票换一尺，农村人布票宽裕，粮食却紧张，交了公粮，有时自己得挨饿，粮票是可直接拿来到公社粮站去购粮的，特别是全国粮票，有了它，走遍全国不挨饿。票贩子知道知青不会经常来赶集，又有钱，只要知青开口，马上坐地起价，布票最起码一角一尺，甚至要一角二，咬死不松口，一面贼眉鼠眼鬼鬼祟祟四处张望，做出怕被人发现来抓的模样增加你心里压力。 但知青们的钱也不是白来的，都是从口里省下或家里寄来的，他们也不怕那些什么管理员来找麻烦，几个想买布票的知青便一起围着票贩子讨价还价。 一旦价钱讲好，钱票两讫，任务就算完成，没见什么“红袖套”来管，大家便拍拍口袋准备继续逛街。 谁知人潮却突然涌动起来，许多人都朝一个方向跑去，嘴里喊着：“知青小蛮子和人打架了。”听说有人打架，又是知青，我们不由心里一惊，一窝蜂地跟着朝前跑，想看看谁和谁打起来了，紧张地猜测会不会是我们同来的知青和人家打了起来。 那时，知青才下乡，刚离开繁华都市来到荒芜的农村，“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的乡村生活一时难以适应，内心惶恐、前途茫茫，心中“被下放”的郁闷无处发泄，加上社会经验全无，法律意识淡漠，才脱下“红卫兵”袖套的知青们年轻气盛，无所畏惧，不怕惹是生非。 记得那年我们才下乡没几月，宿舍尚未盖好，借住在部队营房，一天傍晚，旁边生产队突然跑来一群老乡，手拿木棍扁担，气势汹汹，大声叫喊：“把人交出来！把人交出来！” 知青们刚下班归来，正在洗刷闲聊，听见叫喊，十分惊愕，不知怎么回事，都跑出宿舍观看，不知谁突地喊了声：“老乡找我们知青打架，快动手。”大家不明所以，但却动作迅捷，随手拿起身边的工具，什么大锹扁担铁铲棍子，不问青红皂白，一窝蜂朝那些老乡冲去，举手就打，一阵混战，似乎和在学校打篮球、踢足球、做游戏一般，人人争先，个个奋勇，下手没有轻重，觉得好玩的很，混不知这一棍下去会不会出人命，也不管吃对方一扁担自己会不会受伤，更无人发问双方是为了什么打起来的。最终老乡们寡不敌众，伤痕累累，纷纷败退，知青们还象打落水狗般追出去老远，快到人家村庄上了才兴奋地班师回朝。 一仗下来，大家四下一问，才知人家是为了村里某家的大黄狗数日未归，怀疑是知青们学樊哙将它烧了五香狗肉才来兴师问罪的。那大黄狗已养了数年，和家里人感情很深，狗不见了，家里小孩什么的都舍不得，再说了，农村穷，一年到头没油水，那狗养到几十斤，要杀也得肥了自家人。问清情由，大家一阵沉默，转而又义愤填膺：“狗日的，凭什么说是我们把他的狗吃了？谁看见了？证据呢？不是欺负人吗？”知青们刚从城市下来，都有些心高气昂，对这莫须有的罪名最是愤怒。 传说知青们下得乡来，偷鸡摸狗的事时有发生，东家少了只鸡，西家少了条狗，甚至传言有人家的猪被割走了双耳，让知青们拿去炒炒下酒了，这种传说在插队知青中流传的较多，农场知青由于管得严，这种传言相对较少，但总归无风不起浪，弄得知青插队好像是从城里来了一群狼或一群贼似的，但插队知青确实比农场知青艰苦多了，没有收入来源，吃上顿没下顿，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地，顺手牵羊开开荤也是迫于无奈，知青们不是从小在农村长大，吃不来苦也很正常，一遇饥寒交迫、生死存亡，人性弱点便会暴露。 但我们真的没偷他们的狗，知青宿舍一排排的，大家住一起，那狗肉也不是少，谁吃了会不知道？况且狗一个人也抓不住、打不死，狗不是猪，会咬人的。议论一阵，没有头绪，大家倒多了心眼，互相告诫这些老乡吃了亏会不会来报复？因为有两个人的头上大家都看见是被打出了血的，得提防着。 这事过了好久也没见老乡们来寻事，估计无凭无据的，即使狗真的不见了也怪不得谁，再说知青人多心齐，就象现在的城里人碰到一群群从农村到城里打工的民工一样，吃了亏也只得忍了。但那段时间知青们一看见有老乡到住处附近来转悠，总会眼睛斜视着做贼心虚似地留心这些老乡手里有没有拿着棍子啥的，不要一不留心挨了闷棍。 不过经过打架事件，知青们对狗肉倒来了兴趣，兴许是下乡一段时间后，知青们肚子里从城市带来的油水已经干涸，嘴里清水溜溜没有滋味，经过下田劳动，知青们饭量大增，饭菜票也已不够了开销，没有肉吃，浑身无力，于是在有人的动议下，吃狗行动便有序展开，先是将知青们自己养的一只草狗作为目标，练练手，然后是看狗的运气了，谁来谁倒霉。 狗肉是穷人的美食，是刘邦朱元璋们当皇帝前的大餐，吃狗肉盛行的地方，以前一定是穷到能揭竿而起的经济不发达地区。 打狗得先做好准备，特别那些不是你自己养的狗，它是不会随便任你宰割的。知青们想吃狗肉，便会先行串通，提前几天侦察好外来狗的动向，待选好目标，便在前后两排宿舍中间挖个宽三十多公分深四、五十公分的坑，将几天来积累下的肉骨集中一起倒进坑里，坑面上用绳子做个圈用泥土压着，大家分别躲在前后宿舍的窗户下看着，待夜深人静，把看热闹的闲杂人等赶开，那狗便会禁不住诱惑进入圈套，一旦那狗头伸进圈套，负责拉绳的在一声吆喝下瞬间把绳索拉紧，躲在暗处的其他人一涌而出，棍子扁担一起向狗身上招呼，那狗的走狗生涯便从此结束。剥皮清脏后，狗肉的香味不久之后便会在宿舍附近飘散。 按照某些说法，狗在被打死圆寂后须先将其挖个坑埋在地下三天，然后剥皮去脏，再拿花椒香料一腌，土腥全无，烹调得法，神仙难禁，“狗肉滚三滚，神仙站不稳。”但知青们没这耐心，狗皮一剥，清水一冲，三下五去二，马上剁碎下锅，杀狗的工具是从城里带来的电工刀，佐料一般是事先从食堂偷偷拿来的生姜和盐，加上少许酱油、半碗白酒，或者哪个知青过年从老家带来还没来得及吃掉的梅干菜。烧狗肉的场所，是知青们在离宿舍较远，僻静处的田埂上挖的一个土坑，锅是没有的，就一洗脸盆，上面盖一洗脸盆，水和佐料一加，负责烧火的便噼里啪啦点燃了从附近有小家庭的人家的锅屋门口顺来的烧火柴（烧狗肉是不能到人家锅屋去烧的，因为这东西来路不明，人家怕担风险，一般不会借），狗肉的香味，很快吸引了苍蝇般围过来的知青，只要是在附近宿舍还没睡觉的，或那些假装清高宁愿流口水也不屑来吃狗肉的之外，知青们围着那一大盆香气扑鼻，烫得直咧嘴的“香肉”，就着从附近“三代店”买来的六角钱一斤的山芋干酿的“烧刀子”，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那叫一个爽，二十分钟不到，一只二、三十斤的土狗便香消肉殒，大家心满意足，嘴一抹，狗皮狗骨挖坑一埋，各自散开，上床睡觉，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自从知青和老乡打过一架，那些失联狗的主人即使内心焦急，却也不敢再到知青点来寻事，狗不见了也只得自认晦气，背地里骂两声作罢。 却说那街上的打架，跑近一看，打架双方已被劝开，却没一个是认识的，但有一方明显是知青，因为他们有人身上穿的是以前市里工厂发的工作服，上面印着“××市××厂”等字样。 见不是我们同来的知青，大家松了口气，一问周围老乡，才知这些知青原来是到集上来买花生的，但当谈好价钱称好分量付了钱后，那卖花生的却又不愿卖了，于是双方发生争执最后大打出手。 那既然双方价格谈好钱都付了为什么又反悔不卖呢？据卖花生的老乡说，他从家里拿来五十多斤花生，是借生产队的磅秤称好的，只会多不会少，到了集上，并没有零碎卖出，但当那几个买花生的知青来买时一称，这袋花生称来称去只有四十来斤，这卖花生的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怎么会少了十多斤，口袋又没破，不会在半路漏掉，总觉得哪里不对，就这样卖了，回去不好向老婆交代，手里拿着知青们付的钱，却犹豫着又不想卖了。 花生已在知青手里，那老乡却拉着那袋花生说要重称，秤是老乡从旁边摊上借的，他自己没带秤来，起先称的秤他怕不准，于是又从另一摊上借了杆秤，因为起了争执，四周便很快围上一圈看热闹的把那老乡和买花生的知青围在了中间，看那老乡老实巴交不会说话，有仗义者说愿做中间人帮那老乡重称。 眼见四周全是围上来看热闹的老乡，买花生的知青不好坚持不让重称，于是看着那中间人将一口袋花生在秤钩上吊起，几个知青都围上前去看称的分量，可煞作怪。这秤的秤杆虽然上上下下翘了几翘，但最后秤星还是在四十斤左右定了下来，称的分量和刚才基本一样，这下知青们有了话说，其中一个一直伸着脖子看着秤的知青手捷眼快地一把捏住秤杆上秤星所在位置上的那根细绳和卖主理论，另一人一把将那袋花生抱在手里准备摘下秤钩转身走路，卖主上前一看，秤星上那根连接秤砣的细绳确是在四十斤的位置上，比刚才自己称的还少了二斤，且这是换了秤后由别人作证来称的，当下脸涨通红说不出话，只想着可能来时在队里称的那秤不准，或看错了秤星，人家付了钱只得让他拿走。 正在这时，从旁边围观的人群中突地窜出一人，指着抱花生袋的知青大声说道：“不斗（对），刚才我看见那人用脚把口袋掂起了。” 那装花生的袋子是老乡利用家中的旧布缝起来的，长溜溜地和人的腰身差不多粗，五十多斤花生一装，有半人高，称的时候如果人矮的话，秤钩吊着得双手举起了才能把分量称起。由于那卖花生的老乡人不高，第一次称的时候是由那高个子知青掌秤的，那卖花生老乡只顾着看上面秤星和分量，哪会去看脚底？而这次重称的中间人却是个五大三粗的大高个，没费什么劲就连秤带花生拎起称了，但一般称重物都只是把要称的东西稍微拎离地面就行，谁也不会没事把那东西举老高去称，所以一般也不会去注意脚底，只凭感觉觉得那东西已被提起，分量出来了就行。 可是忽然有人说看见那买花生的知青曾用脚把袋底给掂起了，那分量肯定就不对了。 那时集上使用的都是杆秤，靠力点的移动来确定所称物体的重量，一头是用秤钩吊着的所称物体，一头是用细麻绳吊着的秤砣，秤杆中间被人用力拎着，假使确实有人趁称重人不注意时用脚将所称的物体在底下掂了起来，那肯定会影响到称重的分量，因为用脚一掂，所称的东西瞬间变轻，秤杆下垂，秤砣被逼往里移，分量就少了。这种手法在城里是做惯奸商的小商贩们在购买别人东西时趁人不备常用的伎俩，农村人实诚，一般不会有这种意识，因为这种事一旦被发觉了，传出去是会在乡里抬不起头的。 一石激起千层浪，听见有人站出来说称重时那知青趁人不备做了手脚，本来迟疑着不卖的卖花生老乡顿时不干了，抢上去一把抱住那袋已在知青手里的花生，双方争抢起来，这边知青人多，哪会买账，于是拉搡推挪，最后拳脚相交，知青虽然人多，但那老乡做惯农活，力气倒也不小，当最后被人劝开时，老乡虽然鼻青脸肿，其中两个知青脸上却也挂上了彩。 双方相持着神情激愤上蹿下跳，围观的人群也议论纷纷，指责那些知青不该做缺德之事，而那些买花生的知青是不会承认自己作弊的，几人认为自己吃了亏，正缲拳勒臂准备再冲上前去揍那卖花生的老乡，这时，从人堆里走出一位板着脸的老者，身后跟着几个壮硕的青年，围观的人群见老者过来纷纷让开道路，我们不知那老者身份，见有人让路，忙钻前去看个究竟。 那卖花生的老乡和佐证的中间人显然都认识那老者，我们起先以为那老者是当地的一个什么“族长”之类，后来才知道这老者其实是公社革委会的一个副主任，以前当过公社书记，后来被结合进革委会当了副主任，但看来那老者在群众中威信蛮高。 买花生的知青见老者出面，后面还跟着几个看上去不是好相与的精壮青年，估摸着架是打不起来了，便忿忿地住了手，虽然他们也不知这老者是什么身份，但眼见围观的老乡们已群情激奋，这架再打下去也占不到便宜，便拿起那袋花生想转身就走。 这时，那佐证的中间人已把事情来龙去脉向老者大概讲了一遍，老者见对方是一群知青，板着的脸松弛下来，和颜悦色地开口道：“为这么点小事就动起手来？有话好好说嘛。这么地，趁大家都在这，先不谈谁吃亏谁占了便宜，买卖总归要公平，我在这把着，重称一下，少了拿钱补上，多了把钱退回，大家都和和气气的。” 这老者一开口，讲的也有道理，买花生的知青四周一看，见跟着老者一起来的几个青年已四散把他们围住，跑也没法跑，想不让重称也不行，估计这次偷鸡不着蚀把米，不好善了，只得硬着嘴对那卖花生的老乡道：“称了几次都这个数，你他妈什么意思，我们诚心诚意来买东西还会占你便宜，钱都付了，称什么称！”说着，不情愿地把手里抱着的口袋往地上一撂，随他们怎么办。 于是，在老者主持下，那中间人把秤四平八稳重新称起，众目睽睽之下，秤星不偏不倚，拿住一看，五十三斤多点，大家嘴里“啧啧”地看着那些买花生的知青，意思不言而明。那卖花生的老乡脸上露出笑容，用手捂着自己放钱的裤袋，却用眼看向老者说道：“我把钱退他们，这花生不卖了。” “你们是在哪个公社大队的，还是农场里的？”老者接过旁边有人递来的一根烟点着抽了一口，并不搭理那卖花生老乡的话，转向那几个买花生的知青问道。 那几个知青估计是插队的，或许是因为自己刚才做的事确实有些不地道，不好意思讲，支吾着不开口，如果换了是农场的，肯定会来一句：“关你屁事。”农场和农村没有隶属关系，大家老死不相往来，农村就说不定，不知什么时候互相就碰面了，还是不说的好。 尴尬地静场了一会，那群买花生的知青虽心有不甘，但看着那卖花生老乡死死捂住自己放钱的口袋，知道钱都付了，再将花生退回不大可能，周围有人虎视眈眈，老乡肯定是帮老乡的，现在的情势不将差价补上看来是走不了。几个知青低头商量一下，其中一个开口对卖花生的老乡说道：“现在称也称了，刚才大家弄误会了，可能没称准，我们是诚心来买花生的，怎么会少你称，这花生你还卖不卖，卖的话我们把差的钱给你补上，怎么样？” 那老乡的花生本因家里缺钱才拿来集上卖的，能卖掉谁愿背回去？况且刚才卖出的价钱还不错，见对方给出了台阶，自然没有意见，说道：“多的我不要了，你补十斤差价的钱给我就行，那口袋也是有分量的。”这老乡很实诚。 那知青听卖花生老乡这么说，只得从口袋掏出零钱数好付清，扛起那袋花生对老者看了一眼，几人嘴里骂骂咧咧不情愿地一起转身离开了集市，打架的事互有损伤，大家不提，也就作罢。围观的人群见事已解决，纷纷议论着一哄而散。 看着那几个买花生的知青转身离去，也许在他们眼里这事不过如平常在队里偷鸡摸狗般只是寻寻开心的恶作剧，过两天也就忘了，但回观那卖花生老乡满面尘灰两鬓苍苍，黑黑手指紧紧攥着卖花生所得的零钱，站在街边一手轻轻揉着被打肿的眼角的模样，想着老乡们生活的不易，我心里感到一阵凄凉，顿觉意兴阑珊。 眼看时间已近晌午，集市开始收稍，东西没买到，肚子却咕噜响起，回头一看，和自己一起来的几个知青不知跑去了哪里，我毫无目的地随推着独轮车卖完东西散市回家的老乡往前走，一面四处张望寻找一起来的连队知青，不知不觉到了街稍。 街稍转角向东就是我们回去的必经之路，转角处一家铁匠铺“叮当叮当”地炉火烧得通红，旁边一家烧饼铺和一家中药铺。我对中药铺情有独钟，以前在城里放学后没事喜欢去离家不远的《大吉春》、《李同丰》药铺转转，闻闻中药散发的特殊香味，读读大排药柜中间一只只小抽屉上分别贴着的中药名称：当归、红花、白芍、川穹，听听坐堂的老中医讲讲三焦十脉、营卫气血，药店的服务员见我经常背着书包没事来转悠，虽然是个小孩，不买东西，倒也并不赶我走。但现在肚子瘪瘪，饥饿难当，不是谈经论道的时间，我顺脚就转进了旁边的烧饼铺，还算运气，烧饼铺今天虽然逢集，烧饼却卖的尚有剩余。 八滩的烧饼铺比较粗犷，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有烧饼油条豆腐浆，只有我们称之为“羌饼”的那种脸盆大、寸把厚的大饼及蒸好连在一起的馒头，我掏钱称了半斤馒头，见旁边大盆盛有烧好的干切牛肉，便也称了半斤，将切碎的牛肉往馒头中间一夹，标准的苏北汉堡，使劲一咬，满嘴生香，爽。忽地想起要有口小酒咪咪就最好了，这八滩是出《五醍浆》的，来赶集不能把它忘了。于是问烧饼铺老板（那时不兴叫老板，但那烧饼铺绝对是个体户，也不知叫什么好，反正是问我收钱的那个）什么地方有卖《五醍浆》的，那人指着说斜对面三代店有得卖。 远处有酒糟香味随风飘来，估计酒厂离着不远，但既然三代店有卖，我也懒得再找，便斜着向三代店走去。 三代店是农村常见的模式，代购代销代卖，本小利微、借鸡生蛋。这三代店由于靠近街上，虽然规模不大，货品倒也齐全，锄头扁担、香烟肥皂放得整整齐齐，就连农场的紧俏物资火油也有购买，当门一只玻璃柜台擦得溜光铮亮，看来这店老板是个爱干净的。 见我走进店来，柜台后转出一个女的，三十来岁模样，脸色白净，身上衣服虽然不新，但洗得干干净净，估计是老板娘（那时叫服务员）。 “有《五醍浆》吗？”我问。 “有，要几瓶？” “一瓶吧，多少钱？” “八毛。”老板娘低头从柜台下拿出一瓶《五醍浆》放在柜上，见我手里拿着馒头牛肉，又手脚麻利地从旁边抽出一张包物用的干净的毛边纸放在柜上让接接手。我谢了一声，将手里拿的东西放下，掏钱付了帐，一手拧开瓶盖“吱”地来了一口。 “我这还有《冰雪酒》呢,要不要？知青都喜欢喝的。”老板娘见我把酒拧开就喝，想来是喜欢喝酒的，开口问道。 “《冰雪酒》？拿来看看。”我欣喜道。 《冰雪酒》我喝过两次，是在我们分场小卖部买的，那酒装在玻璃瓶里看上去像白酒，雪白透亮、冰清玉洁，但喝到嘴里却有着浓厚的质感，细细品味，像是镶了酒的蜜，又似用蜂蜜酿的酒，鲜甜香糯、浓厚醇朴，酒香馥郁、闻之欲醉。无论味觉口感，种种美妙无法形容。我曾怀疑所谓的“玉液琼浆”大概就是指的这种酒。“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赠花卿》）酒是曲做，曲是酒母。《冰雪酒》是我喝过的印象最深的酒，离开农场几十年来，我再也没喝到过类似的酒，不知是否这酒的酿制方法已经失传，还是曲种没了？估计这酒要放现在，一斤的价格起码得好几十元（据说海安出《冰雪酒》，传承自千年名酒《桑落酒》，是用白酒曲经双酿而成。明代诗人王世责在他编著的《酒史续编》中写到《桑落酒》：“名最古，色白，鲜旨殊甚，味宛转舌端不穷。以甘，均不可多饮。”大诗人白居易、陆游等都曾写诗赞赏过《桑落酒》，可惜目前工艺已失传。） “这酒度数低，小孩和女的都喜欢喝。酒度低不伤人，喝多了也不碍事，你们知青肯定喜欢。”老板娘会做生意，一面说着一面从柜台底下拿出一扎酒瓶费劲地拎到柜上。五、六个酒瓶用绳捆在一起，瓶盖四周和瓶身上有浓浓的酒浆溢出结成的雪白的蜜霜。 “这酒怎么卖？” “一元二。” “怎么没有商标？” “来就这样，供销社进的。” “这酒哪出的？” “不知道，我没细问，怎么啦？”老板娘见我东问西问地有些奇怪。 三代店进的货物大都是打着生产队旗号或凭熟人面子从供销社等处欠来的，卖完还钱，那些东西具体是哪里生产的一般不会问得很仔细，且那时的货物不存在什么假货，最多是质量好点差点而已。 “那来二瓶吧。” “好，要不要扎起来？”老板娘把那捆酒瓶用剪子将捆着的绳剪断，抽出二瓶，见我两手空空没带装东西的包，估计不好拿，看向我手里拿着的那瓶《五醍浆》，询问是否要用绳扎在一起。 “不用，你给我两张纸就行。”我把酒钱付了，从裤袋里掏出一只塑料带编成的橄榄包，将二瓶《冰雪酒》用老板娘递来的纸一包，往包里一放，四周张望一下，转身想找张凳子歇歇顺便等等那些走散了的一起来赶集的知青，这店门口的路是回连队的必经之路，大家回去肯定要经过这里。 “喏，我这里有凳子呢，你拿去坐下歇歇，赶集挺累的，吃饱肚子好赶路。”老板娘善解人意，见我手里拿着买的馒头牛肉和那瓶《五醍浆》，知道还没吃饭，从柜台后面拿张条凳放在店门口让我坐下。 我也不客气，坐在条登上打开酒瓶，牛肉、馒头大口吃着，小酒咪咪，眼睛盯着门前大路，没见连队知青过来，忽然想起李白的一句诗：“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间。”马是没有，杯也没有，酒倒是有的，这李白不会也经常落魄到像我这样坐在人家店门口喝酒吧？ “对了，你怎么知道我是知青的？”我回头问老板娘。 “知青和地方上人不一样，一看就知道。”知青和农村地方上人的衣着谈吐行为方式肯定不同，仔细一看就能分辨。 “我也是下放户。”老板娘忽然说道。 “真的？”没想到老板娘还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过在我眼里这老板娘倒也和附近老乡家的丫头没啥区别，看上去就是干净清爽点，和大城市女孩衣着谈吐喜欢张扬有着很大区别，要么这老板娘是附近县城下放的？或者下放时间长了被老乡们同化了？ “我是南京的。” “南京的？那怎么会下放到这里？”我想起了那首南京知青作的《知青之歌》，有些惊异，顺口问道。 “跟我爸一起下放的，我爸老家在这里。” 原来如此。八滩作为革命根据地，她爸或她爷兴许是个进城的老革命，遇到文革被下放，千里迢迢举目无亲，选择回老家也是无奈之举。 “那过得怎么样？” “还行吧。我爸我哥他们调县城去了，我一人在这里。”老板娘声音低落下来。 下放户拖家带口的，不比知青，每家都有念不完的苦难经，一说就会勾起伤心事，望着老板娘眼里隐隐的泪花，我一声叹息默然无语。 酒喝下去半瓶，牛肉“汉堡”也没了，远处传来连队知青嘻嘻哈哈的笑声，我赶紧站起将凳子搬回屋里，拿起那装着《冰雪酒》的橄榄包，向老板娘道了声谢，转身出了三代店。 这次去八滩赶集，知青们收获颇丰，瓜子、花生、老母鸡都买了不少，老母鸡在宿舍不能养，离过年探亲还有段时间，知青们便把它杀了做成风鸡挂在宿舍樑上。有个知青花二元钱从老乡那买了个硕大的老鳖，却不会杀，我答应让他先拎回去我来帮他处理，他笑着说回去借个洋油炉晚上炖老鳖汤，我说我这边帮你备着酒呢。 和知青们说笑着回到连队，走了几十里路，浑身乏力，到宿舍往床上一躺不想动，想着今天棉花也没买成，再过两月就要探亲回家过年了，说不得下次赶集要想法去抓紧买回来，不过今天集上也没见有卖棉花的，得打听好哪里有再去买。 后来经打听，连队有人说在小街（淤尖）集上买到过棉花，不过是五级棉，那人劝我弹棉胎只要买五级棉就行了，三级棉价钱大，弹出的棉胎易板结，不合算。 我们连队虽然种过棉花，但都是棉花从田里采下来后籽棉直接打包就上交了，不知什么是五级棉三级棉，后来才知道棉花的等级是按棉花去籽加工轧过后纤维的长度、白度及采摘的时间、所含的杂质来定级的，一级、二级棉都是国家控购的军用物资，听说是拿去做炸药的，收购价格高，老乡们是不会拿到集上去卖的，生产队也不允许。三级、四级棉有拿来卖的，但数量也不多，主要是那时国家对产棉区下的收购任务重，国家发的布票都要靠这些收上去的棉花来安排，收的棉花都不够上交的。公社大队对棉花收购控制也严格，自留地上的棉花必须由生产队统一收购，哪个生产队今年播种了多少亩棉花，产量多少，谁家自留地上种了几亩棉花，收了几斤，大多一清二楚，隐瞒不了多少。 但棉花拿到集上来卖，价格肯定比国家收购价高出许多，老乡们为了生活，总会以各种借口把自留地上的棉花偷偷轧好后拿到集上来卖，三级皮棉一元二一斤，五级皮棉八角一斤，后来三级皮棉涨到二元八，五级皮棉涨到一元八（不过五级棉含的僵瓣棉、霜黄棉多，纤维短，皮棉看上去泛黄，卖相差，虽然弹出的棉胎也是雪白，且实际使用效果比三级棉弹出的好，松软不板结，但却不讨我们这些外行的知青喜欢）。八滩由于是物资集散地，集上对那些倒卖布票的倒是眼开眼闭，对卖棉花的却管得甚紧，凡是来集上卖棉花的一旦被发现不但要反复盘问，且全给赶走，让拿到指定收购点收购，不走就没收。 了解了情况，我便打算抽空去小街赶集买棉花，但小街离我们连队五十多里，陡步去走快点最起码也得三、四个小时，待走到那里恐怕集都散了，得想法借个车子骑去。 谁知那次赶集却使我对“饿”字有了深刻记忆，深切体会了一把什么叫饿得头昏眼花、饥肠辘辘，什么叫眼冒金星、浑身乏力，什么叫胃泛酸水、饥不择食，什么叫前胸贴后背、喉咙里能伸出手来。 那天去赶集也算准备充分，我和连队的其他两个要好知青三人借了两辆自行车，起早拿了饭盆象叫花子般在食堂门口等开饭，礼拜天食堂的早饭烧得特别晚，反正睡懒觉的多吃早饭的少，他也不急，慢慢来。他不急我们急，等催着早饭烧好每人喝了二两稀饭，心急火燎抓紧时间骑上车直奔集市。 小街位于滨海县中东部，属淤尖乡。小街也已有数百年历史，清朝时叫吴家集、正兴集，1942年民国时改称小街。小街历史悠久，又靠近海边盐场及浅水港口陈尖港，以前是私盐贩子贩盐的前站，沿街青砖瓦房明显比别的街镇多，街上贩卖的干鱼海虾鳗鲞随处可见，不过由于那时物资紧缺，捕捞能力有限，鲜鱼海货都被县水产公司统一收购后拿去换外汇或派别的用场，等些许漏网的海鲜干货进入集市，价格就明显偏高，小指长的虾干和寸把粗的鳗鱼干都要卖到一元八、二元左右一斤，属奢侈商品了。 我们这次赶集的目的是来买棉花的，三人一阵急骑赶到街上才九点不到。四周一看，人来人往正是集市高峰，找到几个卖棉花的一番比较，讨价还价着买了二十多斤棉花，先把要买的买好，然后沿着集场慢慢转悠。 到小街来赶集的知青相对较少，小街的东西明显比八滩便宜，花生瓜子每斤要比八滩便宜五分到一角，我们又分别买了几十斤南瓜子葵花子，几圈下来，东西基本买好，口袋里剩下的钱也不多了，看看时间尚早，我们便商量返程赶回连队吃饭。 早上二两稀饭早就没了，因为估计回去吃饭还来得及，就没打算到街上找个小饭店吃了再走，在街边卖大饼的摊上随便买了只直径一尺左右的羌饼三人一分，一边嚼着一边推车往回走。 从连队到小街，走大路的话要多绕十几里，为不走冤枉路，我们穿村过河走的是比较直线的乡间小道。转过街角向南几十米就是回连队的土路，那土路三、四米宽，是连接村庄的大道。 两辆车一辆带人一辆载物，吱嘎吱嘎一下走出三里多路,再往前走就只有一人多宽的小路了,谁知这时只听“啪”的一声，前面那辆载着几十斤货物的车子在高低不平的泥路上一颠，突然爆胎了。 那车是我们连队知青回城探亲从城里带来的，平时是知青们出行的公车，骑的时候人找车，保养的时候车找人，今天早上出门时检查一下看看还可以的，虽然轮胎明显老化了，但载个人估计问题不大，考虑到在连队要借车也不易，想想就骑着上路了，哪知在这关键时刻却掉起了链子。 车爆胎了不能走，四周原野苍茫，北风刮起尘土到处乱舞，最近的村庄离着也有一里多路，周围只有少数赶集归去的人影稀稀落落，找个修车的看来没有希望，我们只得将那爆胎车上的货物卸下装到剩下的一辆好车上，祈祷这车不要再坏了，让一人先将这车骑着回去，我和另一知青则推着坏车慢慢往回走。 车坏了不能骑，推着又走不快，几十里路，这车倒成了累赘，起先还好，肚子里有吃的羌饼垫底，讲讲说说走了十几里路，待过了北八滩河，肚子不争气地开始咕噜乱叫，先是心里发慌，肚里象有千百只蚂蚁在慢慢爬动,再后来胃里隐隐泛起酸水，手足从指尖处开始发麻乏力，每走一步眼前就冒起一朵金花，前胸与后背交界的地方隐隐作痛，双足象拖了铅般沉重，情不自禁地，两眼四处张望附近有什么可填肚子的地方，但令人失望的是周围除了庄稼割尽后萧瑟荒凉的田野以及水沟边随风摇曳的枯草芦苇，远处泥墙草顶筑成的低矮村庄连一丝炊烟的影子也没见飘起，想象中酒旗招展的乡野小肆、象十字坡张青那样卖热腾腾蒸馒头的包子铺、在土墙上写着歪七歪八“三代店”三字的乡村小店，在望眼欲穿中影踪全无。脚下弯弯曲曲的小路绵绵不见尽头，风卷扬沙、破车疲伐，饥肠辘辘，令人那样地沮丧和无奈。 拖着疲惫的脚步，默默无语中好不容易又捱过了十几里路，终于来到通往连队的大道，沿大道再走七、八里就到家了，但浑身已饿得没有一丝力气，头昏眼花身上一阵冷汗淋漓，照现在说法是“低血糖”了。按理说当时年轻轻的即使再腹中无食饥饿脱力，走几十里路也不至于这么狼狈，后来回想起来可能是那年夏天得了疟疾病身体受伤一直没有很好恢复的缘故。 实在走不动了，俩人一屁股坐在大道边林带旁，摸出根烟点火抽着，盼望有凑巧路过的回程拖拉机能顺便捎带一段，忽然抬头看见前面不远转角处生产队里的一群妇女正说笑着在田里捡拾刨起的红薯，望着田垄上那刚刨出的一堆堆沾满泥土鲜红的山芋，我仿佛见到救星一般，满脑袋全是那山芋烘烤后焦黄喷香糖浆流淌的模样，肚子饿得狠了，顾不得什么面子夹里，全不要了，只想着赶紧冲上前去，发一声问：“这山芋卖吗？” 几个女的见我踩着田里刨过山芋后高低不平的松软泥土步履踉跄跑前来询问，楞了一下，一齐嘻嘻哈哈大笑：“山芋不卖。” 一阵失望涌上心头，我仿佛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眼见面前唯一能填饥的美食不能到手，一时不知所措，彷徨间，却听她们七嘴八舌又接着说道：“要吃尽管拿去，这东西还用花钱？” 妈的，一句话分两截说，惊出我一身冷汗。被她们小小调戏了一把，我不禁有些尴尬，抹了抹有些发红的脸，小心翼翼问道：“那我要两个？” “尽管拿，只要你拿得动。”几个女的调侃道，眼睛笑得眯成了月牙。她们早看见我们从远处疲疲沓沓走来，一看就是附近农场的知青，估计来要山芋是肚子饿了，便叽叽嘎嘎笑着拿我们寻寻开心，正好干活枯燥用来调剂胃口。 我不好意思地从地上捡了两个山芋，想了想，总归拿一次，就又换了俩大的，那几个女的见我这样，又嘻嘻嘻嘻笑起来，我狼狈地拿起山芋谢了一声，作贼似地转过身就跑，身后银铃般的咯咯声响个不停。 到八滩河里用水把那山芋洗了一下，仰躺在河边朝南松软的草坡上，晒着午后暖暖的阳光，我们俩一人一个拿起那饭盆大的山芋使劲咬了一口，一股清香的甜甜的汁水顺着喉咙灌进胃里，嘴里还没嚼烂，肚里就伸出七八只手一起将它往里拉，乖乖，那一口绝对顶得上任何珍馐佳肴。 连啃几口，肚里的饥虫暂时得到缓解，心慌的感觉好了许多，精神体力也恢复不少，但脸上的咬肌却酸痛无比，拿山芋时捡了大的，贪心的后果是大山芋不如小山芋嫩，嚼不动。虽然如此，那山芋却舍不得丢掉，拿在手里顶着寒风斜阳推起自行车继续往连队走去。 这次去赶集虽然买到了想买的东西，却忍受了饥饿，那两个山芋深刻了我对“饥饿”的印象，也加深了我对赶集的记忆。 走很长的路忍饥挨饿到遥远的街镇去赶集，是我们这些农场知青在休息日里乐此不疲自得其乐且颇感兴奋的事，大家一起扎堆去赶集，相互照应、热闹开心。刚下乡时我们年纪尚小，十七、八岁，去赶集纯粹是好奇，上街看看玩玩，领略乡土风情。下乡几年后年龄大了，体会到生活艰辛，体恤家乡父母殷殷之情，去赶集的目的就是想买些城里难以见到的农副产品，趁过年回城探亲捎带回去孝敬父母、分享亲友。虽然去赶集会因交通不便、饥饿劳顿或其他种种意外而遇到一些不顺，但当赶集的收获能为家里的亲人们带去些许的欢乐和欣喜，那种感觉，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却是任何付出都无法替代的。 从农村回到城市，几十年过去了，没事时也经常到附近郊县的集市去逛逛，看着那些锣鼓喧天，彩旗招展，由“政府塔台、经济唱戏”，“文化引路、民生发展”形成的热闹的庙会、集市，看着那些街头集稍搭着的帐篷里放着的“小电影”、袒胸露臀表演的“钢管舞”、大喇叭小广播里嘈杂的“跳楼价”、“大出血”、“祖传秘方”，却再也找不到年轻时在苏北农场去赶集时的感觉。仔细想想，也许是生活的环境变了，也许是集市的性质变了，也许是去赶集的心态变了，但想来想去，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自己已经不再年轻。 岁月悠悠一首歌，浅吟低唱细吟哦，且咏且蹉跎。 闲来把酒风雨后，苦辣酸甜毋回首，青葱留心头。 2014年3月 后记：人老了，前事忘不了，后事记不牢。悠忽之间，下乡四十五周年了，没事时回想回想年轻辰光农场的生活，品味品味人生各种滋味，譬如打麻将，解解厌气罢了。 江苏淮海农场二分场 知青 杨儒超 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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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4 1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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