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芈月传》相关历史地名的信息

凌云志

史记中南蛮领袖时期

（神农时代——公元前611年）

    炎帝作为汉水流域文化宗师开创了南方文化新的繁荣时代。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稻谷的种植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空闲从事娱乐，文艺就得到发展。那时的文艺以巫术治病走向巫舞傩戏的祈天娱人，因此出现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那座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上庸”一名的由来固然神奇，但能够懂得这个名词所象征的文化学底蕴的人也许不多。众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守中持平，正是中华文化的真谛。孔子哲学的根底正深植于“中庸”二字里。中庸不是折中主义，不是庸人消极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极必反的深层真谛后采取的最佳生活态度，即“抱中守一”而臻于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善不恶的解脱化境。

    居中而庸，是生命直趋升华的一条捷径，是人类智慧峰顶上的灿然常开的一朵雪莲。惟有中庸，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和合通变、直人大乐的永恒幸福。堵河人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虽然居于文明的峰顶之上，仍然守着中庸的那份清醒、那份慧悟、那份解脱，数千年如一日，冷眼看历史沧桑变幻，一如既往地守候着这方创世的圣地，这块流浪者们最初的旅行驿站。居上而庸，这就是堵河人寄寓在地名词义上的大智慧。

    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堵河流域的上庸，尧时是其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帝尧战于丹水之浦。“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围棋，无疑进一步开启了民智：反叛和聪颖。

    在夏商时代，庸人有一些独特的文化风采，比如：因善于铸造青铜器被称为“镛人”，据说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的确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然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庸人的军事艺术水平，“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

    商代，庸为侯国。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张扬。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为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姊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之辖属。国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庸人主要的敌人是楚国。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实现了“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壮志。

    梁启超在评价庸国亡时说：“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更为重要的是楚人兼并上庸国后吸收了庸先进文化国力大增，据考证，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为楚文化的先河。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究其原因是：庸国人背离了地域传统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变”的内在精神，过份张扬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机。然而，庸国的灭亡是上层贵族势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溃灭，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中吸取异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隐逸中保存下来。自此，堵河以古巫养生为特质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隐居于民俗之中绵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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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后的沉潜时期

（公元前611年—公元968年）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秦楚争雄的此消彼长，上庸归属不定，朝秦而暮楚。

    秦汉时期，分天下为郡县，上庸县属汉中郡。大批不满秦朝专制苛政的难民纷纷逃入秦巴山间的上庸郡大山老林中。

    三国时期，为上庸郡。甘露四年（259年）为新城郡，下领堵河流域七县，孟达曾任太守，曾有长诗《上堵吟》著称于世。“魏咸熙元年为公国，封刘后主（禅）”（《华阳国志》）

    两晋时期，上庸郡曾为清河康王子铨封地庸王国”。上庸郡成为逃避战乱和苛政的最佳避难所，这就有上庸郡治下的武陵县渔人闯入桃花源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

    南朝时期，上庸郡领九县。是为“上庸郡领九县”。

    宋天监四年改上庸置安城县，立罗州。西魏废帝元年（552年），罗州治上庸，以扶猛为刺史，统上庸一郡。废帝改新丰为上庸县，改安城为竹山县。即今竹山县南部为上庸县，北部为竹山县。

    隋开皇十八年（599年），改罗州为房州，领竹山、上庸三县。大业三年废州置郡，郡治在擂鼓与竹溪的县河堡，领光迁（房县），永清(保康）、竹山、上庸四县。

    唐朝时期天下分十道，竹山、上庸属山南东道房州，州府设在方城山，贞观十年移治房陵。

    唐贞观十年是个转折点，竹山（上庸）作为秦巴山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

    宋开宝年间（968—975），省上庸县入竹山县，奠定了沿用至今的竹山县建制规模范围与名称。“竹山县”的历史开始了。

    自公元前611年到公元968年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堵河地域文化史随着中华大地政治风云变幻而进入辉煌后的沉寂。

    然而，竹山一带的《竹枝词》通过刘禹锡的发现介绍给盛唐诗坛吹送了一股强劲清丽的新风。一时间，堵河人口头传唱歌谣成了唐宋以降的大诗人骚客效仿的范本。下里巴人，和者众多。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巴山楚水奉献给华夏文苑的就是这样优美的绝唱。

    堵河文化是典型的自娱型民俗文化，它弃绝了一切的功利主义，它是堵河人内在情感世界的自然流露和无意识宣泄。堵河文化没有文字、书籍作载体，也没有代表性的士族文豪，更没有为皇帝御用的大翰林大学士，它扎根在泥土中，绽放在人迹罕至的秦巴山间。“君子以无名自隐为务”，以致使后人难以借助显态文化表征来给它诠释，只能从口传心授至今的民俗丰富载体中去感悟当年的那份飘逸、那份自由、那份坚实、那份神奇、那份豪野之气。

凌云志

文化交融时期

（968年一1949年）

    自宋开宝元年上庸、竹山二县合一为竹山县开始，堵河流域的主要地区竹山县建制趋于稳定。此际中国进入稳定的封建时代。

    元代置行省，竹山县属房州襄阳路。明置布政司，竹山属湖广布政司郧阳府。清隶湖北省郧阳府。

    堵河流域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历来为“秦楚走廊”、“楚蜀通道”。堵河为“通向四川的盐道”和“通向江汉的中药材之路”。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东西南北流民杂居混成：⑴远古土著先民后裔；⑵庸人后裔；⑶巴人后裔；⑷濮人后裔；⑸；蜀中流民；⑹三秦流民；⑺荆楚流民；⑻豫中流民；⑼叛逆巨匪流民；⑽流放士族后裔。多地区、多民族、多阶层、多成份的流民把堵河作为逃避战争、早涝、赋税、瑶役、仇杀的“避风港”和“桃花园”，在这块相对肥沃、偏僻、封闭的土地上共同开拓新的家园。与此同时带来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独具风格的异域异质文化因子，给堵河文化带来新的冲击、新的形态。

    对堵河文化给予巨大冲击与极大丰富的历史契机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代成化年间的荆襄大移民浪潮。明朝周洪谟在《创置郧阳府纪》中说：“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万，有司逐之，渴疫者过半。天子籍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因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割郧津之地置郧西，使流寓、本著参错以居。于是就郧县城置郧阳府，以统房、竹六县。”此次移民仅堵河流域的竹山、竹溪一带即安置七万余户近三十万人。其数目大于土著人一倍。自此，这占人口1/2的荆襄移民自然而然地将江汉平原先进的平川农耕文明和集市商贸文明带进堵河，使堵河土地、资源得到更有力的开发利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以中药材等土特产交易为主的对外贸易活动，培育出外向型农业文化。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和白莲教起义军残余大量逃人竹山，以隐蔽形式定居下来，约有5万余人，繁衍为特殊的部族。据《清史稿》载：竹山一直是白莲教和太平军的大本营，也是他们劫后余身的幸存之地。据《竹山县志》记载：“竹山匪患连绵不绝，每三年平均一次大暴动”。农民起义军后裔继承了先辈的刚烈血性，敢于反抗、善于斗争。竹山近一千多年历史上爆发过600余次大大小小的起义。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种族心理培养出李来亨、王聪儿、马二姐、张振武、施洋、熊光文这样的志士。在堵河人血液里涌动的既有“竹枝词”山歌里的那种柔情蜜意，也有施洋怒斥吴佩孚里的那种匕首投枪。堵河文化温柔敦厚、中庸平和的背后蕴藏着时代飓风的“风暴眼”。阴柔和阳刚的交融构成万物变化的两面性的有机统一，当民族和人民的生存处于危险关头时，刑天舞干戚的金刚怒目正如佛门智者的“狮子吼”，把沉迷于酣梦中的人们唤醒。反叛精神从另一面丰富了堵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加强“穷则变，变则通”的创新色彩。

    第三次机遇是抗日战争时期，武昌、黄冈一带的商人被迫迁徙于堵河，这时，为逃避战乱，约有8万人逃进竹山、竹溪一带定居，带来的是“九头鸟”的商业文化因子和黄梅戏。使得堵河文化得以同站在时代前列的武汉都市相接轨，并产生城关、宝丰、官渡这样较繁华的秦巴集市。与此同时，外面世界的洋货进山了，山里的土特产顺着堵河流进了湖广。

    与移民文化粉墨登场的同时，堵河地方特有的古巫文化在民众中仍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给乱世、衰世的人们心灵上频添了许多安慰。

    三次移民潮给堵河地域文化带来先进的平原耕作技术，先进的商品经销意识，蔑视权威的反叛精神和大都市的价值观念，使堵河文化在痛苦的蜕变中迈向近代化。

    接受了新因子的堵河文化在经历外来异域文化板块的撞击与挑战后，在时代精神的洗礼中重新进行整合。在文化整合的造山运动中，堵河为辛亥革命奉献出军事总指挥、国民党元勋张振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奉献出中国劳工第一位大律师、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施洋，张振武和施洋以秦巴山一般伟岸刚烈、以堵水一般豪迈奔放屹立中国社会大改组、大变迁的最前列，参与缔造民主与自由的新世界的大运动，生动地体现出堵河文化风采和这种特色文化培育出的独具魅力的人格，尤其表现出堵河人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和合通变的革新意识。

    顺应自然，善于养生；改造世界，敢于创新；追求自由，热爱和平；致力幸福，不断革命。——堵河地域特色文化赋予堵河人刚柔相济和合通变的鲜明性格。

    堵河以古巫为特质的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将异域异质移民文化纳入自己的旗帜下，贯注以伏羲、女娲伟大的创世精神，蚩尤、丹朱强烈的反叛精神，以及庸人特有的和合通变的文化基因，使整合后的新型堵河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实现异域移民文化的本土化。

精神贯注和提升时期

（1949—）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堵河地域文化漫长的发展之旅终于矗立起划时代的界碑。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在农民翻身的热烈鼓点声中升起鲜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以强大的力量改造着地域文化，下里巴人和堵河号子、竹山高腔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内容和时代新生活的色彩；傩戏和巫术被当做封建迷信而受到批判和抛弃；由地域文化中的糟粕所滋生的各种邪教、反动会道门组织受到有力的镇压，新型社会主义农民文化应运而生。这种文化仍然继承了巴楚文化中的浪漫热烈、奔放豪迈的高调浓色。

    地域特色文化怎样才能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这个课题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仍然没有得到很圆满的解决。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潮泛滥，文化成了政治简单的传声筒，时代精神成了简单的几句政治口号，地域传统文化的精华被当作糟粕抛弃了，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特色。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堵河地域特色文化出现复苏的生机。余曼白代表的堵河剪纸艺术进入国际艺坛，展现出堵河地域文化独特的审美视野和表现风格；罗维扬主编的县级文艺刊物《堵河文艺》进入国际文化交流展厅，代表当时中国县级文艺刊物的水准，并以之为阵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作者群，乡土文化得以张扬。小荷才露尖尖角，堵河文化以艺术的幼苗显示的是土壤的肥厚。

    九十年代中期，竹山县全面开展旨在提高人民群众素质，消除精神贫困的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农民自觉地用政治、道德、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十星级创建活动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同当代历史发展对农民的必然要求结合起来，致力于农民的全面发展。

    竹山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各大新闻传媒的重视和关注，1996年冬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把学习“竹山经验”作为主题，由此，“竹山经验”走向全国，成为精神文明创建史册上的一个专有名词。1997年春，竹山县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定为国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示范点，同时成为与张家港、天津、大连并肩的全国“四大文明创建典范”。

    透过社会纷纭复杂的表象，我们透视到“文化力”的巨大作用，“文化力”往往是某些泡沫似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乃至经济运动幕后的导演。竹山作为贫困山区的特困县一举成名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独特的丰厚底气使然。地域文化发展走势和民众的心理需求构成戏剧性突变的“内因”，而时代精神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则是其“外缘”。

    社会主义需要精神文明创建成为群众自觉行动，民众需要精神理念作为生活的目标与动力，地域文化需要在暗河低谷中寻求振起的突破口，三者的内在机制在历史特定时空点跨世纪转折关头终于因缘和合，揭开了地域文化复兴的序幕。

    堵河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文化根的苏生，是世界文化壮丽的回归，让文化更好地为人的自由与幸福服务，推动人类由物我对立的必然王国向物我一体的自由王国进化。——这就是堵河文化始终不渝的神圣使命。

    因此，堵河文化必须重新审视人类文化所有成果并予以最大限度的吸纳消融，在壮丽的回归中重建新型范式；堵河文化必须借助强大的文化复兴浪潮和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启蒙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堵河文化必须抛弃实用主义和盲目迷信的枷锁，在跨世纪戏剧性矛盾冲突中再度振起，凤凰涅磐。

凌云志

6.蓟城

    蓟城 读音:jì chéng 。

    周王朝自平王于公元前770年迁都洛邑后，习惯上称为东周。东周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东迁后王室衰微，从"天下共主"沦落为托庇于诸侯大国的附庸，经过长期鲸吞蚕食，春秋时几十个国家兼并成7个大国，历史上称为战国。是时自公元前475年起至秦统一中国，即公元前221年止。北京地区是七雄之一的燕国所在地。燕国以蓟城为都。

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蓟城
惯    上  称为东周
东    周  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
读    音  jì chéng

蓟城方位

    据郦道元《水经注》说:"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

蓟城考古

    建国以来考古工作者经过数十年的工作，为探寻蓟城位置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50年代在蓟丘以南不到4公里处(广安门南700米外)，曾发现战国遗址，出土饕餮纹半瓦当，这是燕国宫殿建筑常用的建筑构件。

    1956年在配合永定河引水工程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发现151座春秋、战国至东汉时的陶井，其中战国36座，陶井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是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共130座。

    1965年在配合市政工程的考古发掘中，发现65座战国至汉代陶井，陶井分布在陶然亭、白云观、姚家井、广内白纸坊、广内南顺城街、和平门外海王村等处，较密集的地方是内城西南角经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发现陶井55座。

    70年代又陆续在西单大木仓、宣武门、白纸坊、陶然亭、姚家井等处发现一批战国至汉代陶井。井是用一节节井圈套叠成圆筒状，井底还发现汲水的水罐等生活用品。很显然，这是生活水井，水井密集，说明当时人口很稠密。根据上述一系列考古发现，专家们推测蓟城应在发现陶井最密集的今北京城西南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

    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考古工作者曾在白云观附近的"蓟丘"发掘，发现了一段古城墙的西北角，在此城墙下压着3座东墓，说明该城建造年代不早于东汉，这又作何解释?它提示我们对战国"蓟城"位置需要重新认识，这只能待有更多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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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的由来
　　骊山是陕西省有名的风景区之—，山上四时有不凋之树，三春有飘香之花，景色迷人。这里山形秀丽，峰峦起伏，远远望去，好似一匹凝神远眺，跃跃欲奔的苍色骏马。

　　相传在很早的时候，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间只听得轰隆隆一阵巨响，天的一角塌了下来， 日月星辰也都失去了光亮，使得好好的一个人间，一下子变成了昼夜难分、混混浊浊的一片。天火烧着了所有的山林村舍，一些毒蛇猛兽也都乘机跑了出来，到处残害生灵，人们遭受到一场严重的灾难。当时有一位神通广大的女神骊山老母，见此情景，就想拯救这些受难的人们，便不顾一切离开天宫来到了人间。她首先施展法力，端来了东海的水，浇灭了大地上的火。可是由于天的一角塌了下采，使天上出现了一个大窟窿，风雨雪电便从这个窟窿里不断地袭击着人们， 怎么办呢?后来她想出了个炼石补天的办法。可是这又得多少石子呀!她跟前有两个女儿都很聪明能干，也都很有一些法力，她们听说母亲到了人间，也追了下来，一同帮着母亲，四方奔波，从大江大河里拣来了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彩色石子，放在骊山这个地方炼了起来。火光烧红了天，烧红了地，这些火光后来被日月星辰吸收去了，才使得日月星辰又恢复了光亮。这样一直炼了七七四十九天，把所有的石子都都炼成了石浆，他们又把炼好的石浆取出来，擀成一个又一个薄薄的石饼，然后再趁热一片一片地补到天上去。这样来来回回的奔波多费事呀!聪明机智的小女儿，为了争取时间和减轻母亲和姐姐的劳累，就把自己变成一匹美丽的飞马。这样一来，就方便得多了，她可以驮着母亲和姐姐，把擀好的石饼飞快地补到天上去。一片、两片，不知道来回奔跑了多少次，也不知道补了多少片，直到把炼好了的石浆都擀完了，补完了，才算把天补住了，使天又变得和原来一样好看。这时她们的心里好像吃了蜂蜜一样高兴，就随便躺了下来，准备歇息一会儿，这一歇息就都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当她们醒过来时， 向四周一看，只见大地上白茫茫一片，什么也分辨不清楚，不由得吃了一惊。原来她们把天并没有完全补好，还有一些缝子。这些纷纷扬扬的雪花，就从那些破缝子里钻了出来，撒向人间，覆盖了大地。一急之下，她们便就地挖起一把把的雪来，攥成雪球，又骑着飞马，向着破了的缝子，使劲的扔去，一些破缝子便被堵住。了。她们不断地擦着，扔着，又费了好大的力量，总算把天孙好了。经过这样几次紧张的奋战，她们确实太劳累，便又倒下来睡着了，这一回就睡得更香甜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她们又被一阵巨大的怪叫声惊醒了，急忙睁眼一看，只见遍地洪水滔天，一些森林树木冲倒了，一些房舍被淹没了，人们都变成了鱼虾海物，这时候水借风力，风助水威，发出了阵阵怪叫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由于天的一角塌了下来，把地的一角也给塌坏了。她们补好了天，却没有补地，地下的水，便从这些塌坏了的地方涌了上来，横冲着大地，水势越来越大。这时有一个凶猛的黑龙也跑了出来，推波助澜，行凶作恶，趁着水势，在水里追食着人们。她们便又和这个黑龙展开了搏斗，由水里一直打到天上，又由天上打到水里，后来女神又遣来了一些天兵天将才把这个黑龙降服了。降服了黑龙以后，这个勇敢的飞马，便又在水里寻找着人们，把仅剩下来的一些人，又一个一个驮到高埠的地方，给他们找来东西吃。接着她们又把炼石子剩下来的灰烬，一掬一掬的向着地上塌了的地方填去。填呀，填呀，灰烬填完了，而地却仍然没有填起。这可怎么办呢?她们就按照原来补天的办法，又从江河里拣来了五色石子，仍放在原来这个地方炼了起来，又炼了七七四十九天，把石子都炼成了石浆，又照样一块一块地擀成石饼，然后由飞马驮着，又一片一片趁热飞快地补到地上去。可是这一次，因为拣的石子少了一些，把炼好的石浆擀完补完，地仍然没有补好，水仍然不断地向上涌着。这时候大女儿一急之下，就把身子躺了下去，化成一条长堤，才挡住了洪水，使得大地又恢复了平静。飞马看见姐姐躺了下去，还以为是姐姐疲劳过度歇息了。这时，她确实也有些太累了，便也躺在骊山这个地方歇息起来，这一歇息就又睡着了。女神知道女儿太疲劳了，想要叫她多歇息一会儿，不愿意去叫醒她。可谁知这个飞马醒来以后，睁眼向四面一看却只见大地上山青水秀， 花红柳绿，风和日丽，燕语莺鸣，一派美丽景象，便有了留恋之心，再也不愿意回到天官去了，就一直躺在这里，凝神注视着大地，天长日久，就化成一座大山。这个飞马长得特别俊秀美丽，人们都很喜欢她，都亲昵地叫她“骊马”，所以，以后人们把座山也就叫做骊山了。

　　由于这位女神，补好了天，补好了地，使得天地之间恢复了原来的美丽，也使得这次灾难中幸存下来的人们得到了拯救，后来才得繁衍生殖，传宗接代，并有了以后的美丽世界，所以人们便把她叫做老母，因为她经常住在骊山，就又叫“骊山老母”。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她，便在骊山的西绣岭上，修起了一座“老母殿”，在庙内塑了她的金身。现在骊山附近的农村，还流传着一种习俗，每年到了农历正月二十日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吃蒸饼，饼子蒸好以后，要先给房上扔一片，再给地上扔一片，俗话叫<(补天补地”。据说就是为了纪念骊山老母补天补地的丰功伟绩。每当这时，人们也都会想起这个为人类曾经立过功绩的骊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