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石建华 于 2018-9-2 12:41 编辑
后来,我去找過大队会计,在他的家里,我意外地发现:他居然有一个大木箱,想把那个箱子挪个位置,我和那个会计两个人,费了很大的气力,根本就抬不动。那里面装的,那可全都是书啊。有不少古典文学书籍,什么西游记啦、三国演义等等。真像是一个图书馆啊。平时我就注意到,大队会计跟大队里的其他干部不一样,言谈举止都显得与众不同。我们大队里的所有知青,都很佩服他。都愿意和他交流。终于找到了原因。发现大队会计的家,居然还是一个书的海洋。
在我高举右手,紧握拳头,向大队会计郑重其事地做出了向毛主席保证,有借有还的赌咒发誓之后,大队会计才答应我:每次只能借一本,看完一本必须奉还之后,才能打借条再借第二本的方式,借到过几本好书。我还答应过,只要我有书看,就绝对保密,不能告诉任何别人,坚决不能透露:大队会计家里有书。
趁着这段时间农闲,我先后读了《牛虻》《青春之歌》《林海雪原》《水浒传》。后来在山上修水利工地,我躺在篾笆子工棚顶的阁楼里,趴在直不起腰的连天铺上,借着煤油灯光亮,读完了《三国演义》和《说岳全传》。无论怎样艰难困苦,这几本书总算能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个难熬的知青岁月。
1970年10月的一天。我回到成都,在川医医学院附属医院做完理疗后,从川医出来步行回家,途中经过人民南路广场,在新华书店里偶尔发现一个单行本《爆破工手册》,立刻当成宝贝,花了1毛2分钱,马上买下来。 后来拿到公社修水利的工地上,联系书上的讲授内容,结合现场实际,急用现学,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提高了我们现场的功效。深得汪乡长和突击队员伙伴们的赞扬。我从山上离开工地时,这个小单行本就留给那个不打不相识的外号叫军官的朋友,权当是做纪念品了。
在农村,我看到很多社员家里,由于缺少文化,写不起字,记不来工分,只好在墙上画杠杠。有用瓦罐里装豆子的办法来记工分,有在墙上结谷草疙瘩记工分的。还有人用在家里的板墙上挂蒜头来记工的,出工一天就在板墙的一根绳子上挂一头蒜。
还有的社员的确没有文化,就连人民币上的字都认不完全。为了确保自己不吃亏,在对方无法付给现金的情况下,宁肯少要一点儿钱,也要把应该赚到的那部分钱,直接折算成粮食,要对方直接支付粮食,用以物换物的办法确保自己物质利益的。用他们的话说,赚来的钱,得来的利,有看得到的东西抓在手上,心头踏实。
这些农村社员大都不识字,对于写在纸面上的契约或合同等文字东西,实在无法理解和想象。集市上,他们在进行耕牛以及买卖房屋和木材等大型物资交流的全过程中,都是口头协议,双方在街上找一个双方都认识某个亲戚做中人,在这个亲戚家,当面谈好,立马兑现。能支付现金的就叫对方现款交易,不能支付现金的,就支付粮食,或者做房屋抵押。对于不能一次支付现金的,就需要写书面契约。如果对方不能按期足额支付欠款,则组织人去把对方抵押的房屋拆散搬回来。(由于在农村文化人欠缺,一般都会找知青帮忙,用毛笔写书面契约。知青过去在学校里很少写过书面契约,在书店里也没有合同文本标准格式,只好完全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思抄写三份,三方按手印后各执一份。甲乙双方一旦出现契约一方违约,便到街上找中人,由中人做协调。至于知青嘛,只是负责把字写规矩,不能出现错别字,不搞错标点符号,不承担任何责任。我在街上赶场时经常遇到过被农民请去写合同。写完三份以后,有人来收,还会有人管你吃顿饭,不给钱。)这样的做法不可能大力发展乡村的商品经济。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物资交流,只能停留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
1970年4月24日,我们都站在田间里,正忙着点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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