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麦子颗粒无收2

石建华

   那段时间真忙，白天忙着在水田里插秧栽水稻，晚上又在麦地里抢收麦子。用社员们的话来说：“现在的农村，就像是又在嫁女儿又在娶媳妇。”从白天到夜晚。基本上没有一点儿休息时间。我们队长说过，每个人每天只要保证能睡两个小时就够了。”当然，队长的话，理所当然地遭到大家的反对。特别是我们这些知青。更是坚决反对他这种观点。
　　虽然队长也只是再嘴巴上说说而已，但是在他的指挥下，每天我们实际上只能睡四个小时的觉。我们几个知青经常是被弄得，走在田坎上都像是在睡觉。
　　尽管大家都这么疲劳，可人们的心里都是很明白的，通过这几天抢收麦子的艰苦劳作，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生产队里今年麦子的收成相当糟糕。凄惨到几乎就连种子也没有收回来。队里的每一个社员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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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深夜，那天晚上的月亮很大，我揹着一个大背篼，在一块麦地里，要把生产队的麦地里已经脱完粒的麦子，揹到库房旁边的晒场上。当我揹着半背兜麦子，挺直着腰，非常轻松地走在田坎上。春鞋秋冬这四个闺儿，就在麦田的另一根田坎上，她们向着四周一齐大声喊道：“大家快点来看嘛，三亩多田的麦子，都被石建华一个人，连腰杆都没有弯一下，他一趟子就都揹起走了”
　　今年的麦收以后，在生产队里，我只分到了不到20斤麦子，在生产队的碾房，换了十多斤挂面。以后的口粮怎么办。只好向远在成都的爹妈求援。老爸给我寄来了三十多斤粮票。我拿着这些粮票，在公社的食堂，通过公社干部的关系，换成了大米。我把这些大米揹回了小木屋，再加上自留地的一些蔬菜。一半粮食一半菜，算是可以混过一两个月了。
　　队上的另外四个知青都是和我大体相似，采取了这种不得已的办法。
　　后来公社在崇山峻岭的大山深处打隧洞，组建突击队。我终于到突击队里，参加打隧洞。粮食都由公社统一送到山上工地。水利工地按月向参加水利突击队的相关生产队，同意支付酬金和粮食。从7月份以后，我离开了生产队，到大山深处的密林里，参加水利工程，当突击队去了。那四个知青怎么度过难关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上山修水利，再也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了。
　　可是，生产队里这样的麦收结果，直接导致我们生产队当年的工分值比1969年下降了50%，由1969年每天的10分工一元钱，一下子就降到五角钱，整个生产队的社员生活水平一下子就被拉下去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将会更加困难。
　　这个困难程度，在1970年的年终结算时，就得到非常了充分的体现，1970年我在生产队的全部工分值为2280多分，（其中包括我在水利工地的1700工分在内）比1969年整整多了1400多分，结算的时候我实际上只得到现金分配24元。就这24元现金也不是一次性拿完的。从70年10月到71年1月春节之前，分做三次，从队里出纳员那里才算拿完。
　　记得在1970年年底，国家统一给每个人配发了一丈五尺布的布票，还有半斤棉花的棉花票证。队里的很多社员不得不打起来这个布票和棉花票的主意。这绝不是农村的社员们不喜欢买新布做新衣服。没有那个社员喜欢穿破烂衣裳。的确是因为队里穷，家里也缺钱啊。
　　为了偿还在70年度结算时拖欠生产队里的那些个债务，队里相当多的社员不得不把国家发给每个社员的一丈五布票和半斤棉花供应卷，拿到农贸集市，摆在地摊上，卖给外地来往罗坝场上的过路客商，（平均每个人的布票和棉花票按当时的价格10元计算，家里按五个人算，就能有50元的纯外收入，在那个年月里，在乡下农家户里，家里能拿得出50元现钱的，已经算不错的了。）以求换几个现钱拿回生产队交给会计和出纳员，好把口粮分回家，最起码能减轻家庭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债务。或多或少也算减少一些家里的经济负担。
　　从这以后，由于工作队的工作决策失误，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就由罗坝公社的社员百姓们顺理成章地承担了。罗坝乡的物质文化生活非常困难，精神文化那就更加贫乏。一年来看不到几次电影。作为社会的最基层，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社员们，他们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
　　在春分之后的大忙季节，公社的社教工作队要求各个生产队必须栽种双季稻。队长从公社回到队里，在会上按工作队的要求进行布置，受到大家的一致抵制。在会上大家都要求他到公社去说明一下，队里的土地根本不适合栽种双季稻。
　　请看下一节《换谷种》。

拥抱快乐

【今年的麦子颗粒无收】散文拜读欣赏！回味无穷！谢谢石建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