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季,大忙季节开始,生产队里又要点谷子了。当然,要点谷子,这就少不了谷种。谷种的作用,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这里就不用细说了。
驻扎在公社的社教工作队,为实现预定的工作目标,洪雅二区必须栽种三季作物,种一次小春作物,栽种两季稻子。罗坝公社地处在洪雅二区政府的眼皮子底下,要种什么庄稼,都在区政府的直接监控之下,绝对不可能隐瞒得住。所以公社工作队的干部们,召开了专门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明确宣布:每个生产队都必须种双季稻。哪个生产队不种双季稻,就是破坏农业学大寨,就是反革命。晚上生产队里开社员大会,杨文传队长原原本本地传达了驻公社社教工作队的重要指示。
在公社的这个专门会议结束以后,生产队队长的杨文传走出会议室来,心事重重地回到生产队,连饭都不想去吃,直接就来到生产队的库房,立即召开了社员大会。
在社员大会上,队长原原本本地传达完公社工作队的指示以后,他就一反常态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闷烟。刺鼻的叶子烟骨头的焦臭味儿,不断地漫布在会场的空气中,身旁那几个不抽烟的社员都被他那浓烈的叶子烟味熏跑了。
社员大会上,很多社员纷纷站起来给队长提意见:我们队里的土质根本就不适合种双季稻,纷纷要求队长再到公社去,去找工作队的领导,好好地反映一下队里的实际情况,大家都希望公社工作队的领导们,能下来调查一下生产队的具体情况。还有一些人,嘴巴不歇气地数落着队长:我们队里的土质能栽什么稻吗?别人不明白,你未必还不明白吗?我们生产队要种三季作物也不现实,与其三三见九,还莫如二五一十。
在社员大会上,队长已经被社员们的情绪所感染。本来,他自己就在公社会议室里,就已经挨过一回工作队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说他思想保守,不支持新生事物。他一回到生产队,在生产队的会上又受到了队里社员们的一致反对。他又是高兴,又感到自己很冤枉。他怎么敢再回到公社,向工作队去如实反映社员们的正确意见呐,一旦他到公社去反映,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今天晚上,这个光荣一队的社员大会,开了很长时间,大家在会上争吵的一塌糊涂,对于栽种双季稻的问题,既不能同意工作队的安排,不能种双季稻;又不敢公开明说反对栽种双季稻,违抗工作队的计划安排。会上呛呛了老半天,还是议而不决,毫无结果,只得被迫散会。
散会后,队长转身来到了我的小木屋,进门以后二话不说,就坐在我对面的小床上,还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闷烟。我的房间里顿时就充满了这浓烈刺鼻的叶子烟味,不过这也有好处,我就权当是熏蚊子了。
小木屋里的蚊子虽然是被熏跑了,人可是受不了啦。
此刻的队长,心里很不好受。我们五个知青默不作声,都围着队长的身边,各自找个地方坐了下来,我们都想帮助队长,希望能给他出个主意,想点儿办法。看看如何才能帮着我们的队长,顺利地迈过这道坎儿。
我们五个知青中有个人叫刘克刚,他的父亲是南下干部,那真是扛过枪打过仗,见过世面的老干部,常言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当儿子的脑袋,此刻的确就真的确发挥了作用。
刘克刚挺身站起身来,他走到队长的跟前,轻轻地拍了拍队长的脊背,说出了这么一段话,让队长的脑袋顿时开了窍。
刘克刚微笑着说:“杨队长,你应当是晓得的,人世间有很多事,都是不能硬抗的。既然硬抗不行,那么我们能不能用软磨的招儿,想点儿别的办法。反正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你是当过兵的人,未必都还不晓得兵不厌咋的道理?”
说着,他低着头,在队长的耳边如此这般地述说一番,说得队长一个劲地连连点头……
第二天一早,队长来到我的小木屋,把我带出了门,又把四个知青都喊上,一起来到生产队的库房,接着又把队上的保管也叫到生产队库房。当着很多社员的面,保管把中稻谷种秤过五六百多斤,要我们五个知青用麻袋装好,揹在背上,到二区粮站去换谷种。
队长必须和我们一起去,他是生产队的头儿,跟我们一起去,第一是显示领导重视,第二是为了去办相关手续。
一路上,不断有人问起,你们到哪里去干什么?我们几个知青也就顺便在沿途大造舆论,逢人就讲:把队里要种双季稻的消息,反复不断地向外界扩散着,我们现在正在跟队长一起,到罗坝的二区粮站换谷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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