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平: 一碗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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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杂面——延安知青岁月

文  /   马文平

春节过了没多时，春耕就开始了。按民间的说法:“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时节不等人啊!为了把握好农时，自春耕播种以来，我们每天上工的时间提前了，傍晚收工的时间也推迟了。每晚回到知青点上，等吃完晚饭，都快到后半夜了。

晚饭吃得迟，大不了晚睡一会儿，可中午那顿饭就把人弄紧张了。社员们下工回到家里，婆姨早就把饭做好了，男人进门就吃，饭后还能躺在炕上歇会。我们可不行，下工回来，马上就动手做饭。男生们挑水、劈柴、烧火，女生忙着刷锅、和面、洗菜。尽管六个人忙活，可经常是眼瞅着饭快熟了，上工的钟声也响了。每当我们听到钟声时，心里又急、又气、又无奈!

为了不延误上工，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地吃些半生不熟的饭菜，应付一下肚子了事。久而久之，同学们体力下降，也明显地瘦了。不少社员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有时，社员们从他们的饭碗里省一点饭给我们吃。那时候的粮食十分金贵，社员们每年的粮食也就只能吃大半年，欠缺的部分只能靠洋芋和糠菜来充饥了。

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好意思吃别人碗里的饭菜呢尤其是我这个人，好面子又自尊，肚子再饿也只好忍着;再加上我又是知青队长，我感到自己有一种责任，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也得咬牙扛着，尽量别给队上添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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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平地很少，除了村口有几十亩川地以外，大部分是坡地和山地。一天，我们在前川播种，晌午收工回到灶上，大家七手八脚地开始动手做饭。当我们把玉米面发糕放到锅里以后，有的人因为太累，竟靠着被垛睡着了;有的坐在门槛上打瞌睡，我和大明坐在灶口前，不时地往灶里添着柴火。眼瞅着锅盖的四周刚刚向外冒出热气，上工的钟声又响了，随后，就听见队长那洪亮的吆喝声:“噢，上工的走咪!”听着队长一声高过一声的吆喝，望着同学们疲惫不堪的样子，我掀开锅盖用指头按了一下发糕，只见被指尖按过的地方塌了下去，粘在指尖上的玉米面黏黏的，一点弹性也没有，显然发糕还没有蒸熟。

不能再等了，我的脑海里忽然想起李队长在春耕动员会上讲的话:“节气不等人…….”我必须同社员们一起下地。想到这里，我从地上捡起一根柴棍在灶口的土灰里拨拉着平安，你找什么?”大明好奇地问着。“做饭之前，我在灶口里埋了几个土豆，想着下午出工前要是饭没做熟的话，吃上两个土豆也能管点用。”我一边说着，边在土灰里寻找着土豆。

“呵，还真不少呢!”大明望着从灶口里捡出来的土豆，垂涎欲滴地说着。

我手里拿着两个热乎乎的土豆，对同学们说:“你们几个身体没我好，吃完饭再去吧。我顺便和队长说一下咱们的情况。”

大明一听就急了，对我说:“你老这样，身体再好也扛不住啊!

望着大家体贴的目光，我一边嚼着土豆，一边对大伙儿说:“没事，我先吃两个土豆对付一下，实在扛不住了再回来吃饭。”

说完后，我大步流星地朝着饲养棚走去。

快走到饲养棚的时候，看见那里聚集着好几个社员，人们正忙着牵牲畜、领取农具，我急忙向前紧走了几步。“咋就你一个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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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里蒸的发糕还没熟呢，大伙儿饿得够呛，吃完饭他们就来。”我一边和队长解释着，一边用手扛起一副铧犁。队长把牵牛的缰绳递到我的手上，我随着上工的人群朝村前那块坡地走去。

“嗬，从后面一看，还真像个地道的老农呢!”广如走在我的身后，幽默地和我打着招呼。

广如又拿兄弟寻开心!论干农活你可是我师父啊，一会儿到了地头上，你可得给我帮帮忙啊!”

“犁地这活儿有啥学头，我看你上午不是干得挺好吗?”“快别夸了，上午是李队长帮我把这套犁地的家什套在牛背上的，这一堆绳索看着就让人眼晕，我初来乍到，哪里会弄啊!”

“帮这个忙没问题，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一看就会。我们有说有笑地来到了地头，在广如和其他几个社员的帮助下，一会儿的工夫，就帮我把铧犁套好了。我牵的这头牛是李队长专门为我选的，它通人性，干活不要奸，我模仿着社员们的样子，跟在他们身后在坡地上学着犁地。没想到扶犁是个费力活。随着铁犁翻开的泥土不停地滚动，我的鞋壳里灌进了不少土。社员们穿的是圆口布鞋，随手就能把鞋脱下来，将鞋壳里的土倒出来。我穿的是一双球鞋，鞋上系着带子脱起来很费事，大家扶着犁把一个跟着一个地往前走，只要一停下来就会影响后面的行了进。无奈之下，我只好默默地忍着，尽管脚丫子咯得生疼，也只能等到休息的时候再说。

由于这些天一直没有吃饱饭，刚干了一会儿，我头上就冒出了虚汗。我随手将松懈的腰带紧了紧，心里暗暗地嘱咐自已: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啊!千万不能让社员们小瞧了咱们这些知青。

干着干着，突然，我感觉有点儿头晕，随后胃也痛起来了，还不时地干呕，嘴里老想吐酸水，扶犁把的手也越来越不听使唤。我咬紧牙关，用尽全身的力气，一分一秒地在坚持着。为了控制住左右摇摆的犁把，我弯下腰用胸口顶住犁把，然而，这种办法没过多久也不灵了。伴随着犁把越来越大的摇晃，眼前忽然出现了飞溅的火花，我好奇地看着、看着，突然，眼前一黑，仿佛坠入了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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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躺在一块被阳光灼热的石板上，感觉后背暖暖的。

“先不要动!刚才我问过他们队的知青了，这娃已经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他是饿成这个样子的!”

听这声音，好像是贫协主席李大爷!我这是在哪儿啊?我慢慢地睁开眼睛，强迫自己回忆着记忆中的一切—我不是在村前的土坡上犁地吗?怎么会躺在这里呢?我仔细辨认着眼前的一切。

这是一孔破旧的土窑，炕里边放着一摞叠得整整齐齐的旧棉被，窑壁上贴着两张旧年画。屋里最显眼的物件，要数立在窑掌的那个柜子。虽然窑洞里没有什么像样的摆设，但是主人却把它收拾得整齐干净。

突然，我耳边传来了脚步声。

“爷爷，叔叔醒了。”李大爷的孙子宝娃，望着我大声地喊着。

那年，宝娃不到四岁，由于山区的天气一早一晚比较凉虽然已经开春了，但宝娃还穿着一身棉衣，脚上穿的棉鞋。虎头虎脑的宝娃长得高鼻梁、厚嘴唇，圆圆的脸蛋被风吹得像个红苹果。让人感觉最养眼的要数他后脑勺上留的那条小辫子，小辫透出长辈们对宝娃的疼爱。

“李大爷，我咋到您家来了?”我躺炕上对李大爷说。“哎呀，可算是醒了。可怜的娃呀!你没吃的咋不给我说呢?

李大爷操着一口河南腔的普通话，慈祥地望着我。他一边埋怨着我，一边对宝娃他娘说:“赶快给这娃做碗杂面条。”“爷爷，我也要吃杂面条。”宝娃听到爷爷的话，跑到李大爷的身边抱住了他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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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爷听到宝娃的喊声，低头看了一眼，慈祥地用手抚摸着宝娃的头，对他说:“我宝娃乖哩，懂事。”李大爷说完，转身朝邻居家的大婶使了个眼色，示意她把宝娃带走。

宝娃被邻居家的大婶哄着，一步一回头地走出了窑洞。看着他满脸委屈的样子，我的心里十分难过。看着小孙子走出了窑洞，李大爷从腰带上解下一串钥匙，走到柜子前面，打开吊在上面的一把铜锁，掀开上盖，将头和一只胳膊伸进柜子，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布袋子，转身递给了儿媳妇，对她说:“赶紧给平安做碗杂面条吃吧!这娃一满饿得不行了。面条擀得薄点，煮得烂一点，面硬了娃娃的胃受不了。”那时的陕北十分贫穷，麦面很少。谁要是生病了，只能吃上碗杂面条。当我手捧着那碗热乎乎的杂面条时，心里说不上是感激还是愧疚。我望着李大爷慈祥的面孔，想起了远在京城的父母，想起从小就宠爱我的姥姥、姥爷。看着眼前这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老人，我内心一阵酸楚，汨水顺着眼角流了出来，落到了碗里。我眼含泪水，吃着那碗有生以来感受最深、感到最香的杂面。在我的心里，它不是一碗普通的杂面，碗里盛满了一种人间的温情。这碗面不仅体现了陕北人民淳朴善良的品德，同时也凝聚着老区人民对北京知青的无限深情。我默默地将这份至真至诚的情感收藏在了心里，让它成为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份记忆。

来源：大风号，网络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