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 张 抗 抗 女 士 一 封 公 开 信

熊智龙

尊敬的张抗抗女士：

     您好！三月份从微信同学群中读到《知青们，别再说什么“青春无悔”了》的文章。文章全面地，细致地把我们这代人，把我们“老三届”，把我们上过山，下过乡的或者没有上山下乡的，所有“知识青年”痛快淋漓地鞭笞了一遍。我认为，能够自我剖析，自我反省是一种美德，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赞扬和学习的。

  不过，我想要说的是：文章中所提及和批判的那些事情，很多是我们这代人所无能为力的，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将这些无能为力，不可抗拒之事统统归结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过错，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了。我认为：个人的错误归个人，不是个人的错误理应归环境、归社会、归国家。下面就针对文章中所提及的问题，谈谈我的看法，我们共同来探讨我们这一代人的优势和不足。

一、老三届这代人中，高中生的比重只占很少的部份，大都是初中文化程度，而文革前的初中教材，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在知识结构上具有极大的缺陷。
   的确，老三届中，称得上受完中等教育的只有“高中六六届”。其余的都是未能受完中等教育，更不用说“新三届”和以后的各届学生。直到“拨乱反正”之后，中国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
  即使是这样，我们这代人也并没有沉沦，因为在这个年龄段的人，正是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段。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如饥似渴的学习在学校无法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他们中有学音乐的、有学美术的、有学书法的；有学数、理、化和外语的；有学机械的、有学无线电的、有学木工活的。总之，身边能用来学习的任何东西，都用来学习和专研。我们这代人文化素质虽不高，但是，动手，动脑的习惯却是在这段时间养成的。我谈两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

  我下乡的生产队离我家只有几十公里。一天，我朋友告诉我，他有一个邻居，离家有几百公里，想转到我们队来。我帮他办好调转，可安置费却迟迟未到。生产队无力买新床，就让他跟我

挤一个床。我那床，一米八宽，是生产队给我结婚准备的。

         一天，队里开荒，挖出了一具红漆棺材，估计有上千年的历史。棺材的前面和棺盖上，还用金粉绘有图案。这本来应该叫文物部门来鉴定的，可生产队决定用它来做床。因为它的木质相

当好，一点没腐。队长问他怕不怕？他说：“不怕，我自己来做。”最后，他就用这棺材板给自己做了一间一米八宽的大床。这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木匠戴枷，自作自受。”由于他的房间有两道门，成了过道。因此，非要跟我挤一个房间。从此，他就睡在棺材上，我就睡在棺材旁。

       后来，我被招到一家大型冶金企业工作，当了一名冶炼工。先在离地面七米高的炉台上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上十三米平台干配料。我们那个炉子，叫开放式矿热炉。炉口是敞开的，直径六米。三根直径一米的电极插入其中，靠短路打弧产生的高热来溶化矿石。那时，工人全靠人工混料，料必须混匀才能加到炉内。尤其是出铁已后，炉料塌陷，须要大量新料填补。在添加新料前，还得把未下塌的炉料撬松，这叫“捣炉”。用一根八到十厘米粗，七八米长的钢棒，插入料中，用杠杆的原理人工捣炉。捣完炉立即加料，以避免热损失。工人们立即拿起铁锹，铲起新料，用冶炼工特有的技巧和优美姿式，一方块，一方块地将新料抛到他想要填的地方。料不能散抛，散抛压不住火。“一个方块”有四五十斤重，一般的人是根本端不起一锹料的。当料面形成一个圆弧盖在炉口上，再用钢钎在四周扎上眼，直到蓝色火苗从眼里冒出才算完事，才能歇口气。这时，人都快累得吐血了。

       我到了十三米平台，心想，能不能利用料斗和料仓，还有下料管；利用自由落体原理将料自动混匀，下到炉台上。我头上是二十米平台料仓，料仓口旁有一条工字钢轨道，料斗的挂钩用四个轮子卡在轨道上，用一台电动机驱动料斗行走。挂钩上还有弹簧称指针，随时都可读出小车的重量。按“规范”要求，配料的顺序是：1， 2， 3， 。我找跟我一起配料的知青同事一商量，决定按：2， 1， 3， 顺序，只是噪音大一些，效果极好。大大减轻了炉台上的体力消耗。而且，炉况也好，出铁又多，电耗也大大降低，大家都非常满意。

尤其是恢复高考那段时间，我周围的同学和同事们都在积极备考。我们新工中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就是：“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事实证明，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如愿地考上了大学，从此走向各自辉煌的前程。

二、不要忘记“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的红卫兵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打死老师的革命小将是这一代人；不要忘记“文革”中疯狂地鼓吹并推行“血统论”的也是这一代人。

    “文革”中抄家，破坏文物，打死老师，推行“血统论”；以及之后的抢枪，大规模武斗等等；都只是我们这一代中的一小部份人参与，并不是全部。

可能我们这代人的每一位，都知道自己在“文革”中被划归哪一类人的子女。第一类叫“红五类”，即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第二类叫“麻五类”，既不红也不黑，但有污点，即中农、教师、小商、小贩和自由职业者。第三类叫“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所谓“红卫兵”，只是第一类人中的一部份人。第二和第三类人的子女连边都沾不上。你只要根据自己的出生，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了。

  抄家、破坏文物、打死老师也只是“红卫兵”中的少数激进分子。而真正应该负责的是他们的头目和那些“出过手”的人；更应该负责的则是躲在这些“熊孩子”身后的“大人”；是“四

人帮”和他们的死硬追随者。而这代人中的大多数以及“红五类”中的大多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来的“黑五类”很快就变成了“黑九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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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剧”的是：原来“红五类”中的“革命干部”瞬间变成“黑九类”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血统论”称之为“好汉”的儿女也瞬间变成了所谓“混蛋”儿女。最后统统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三、老三届人中也有出卖和告密----为 了入党、升学、招工、  提干的极其有限的名额，为了渺茫的前途，我们被人伤害也伤害别人----那所谓的纯真掺杂了多少虚伪和丑陋。  
其实这种人历代都有，不只是我们这代人才有，更不是老三届特有。上代人有、这代人有、下代人仍然有。要不然，战争时期的汉奸、特务、叛徒是怎么出现的呢？和平时期的所谓“右派分子”又是谁强加给他们的呢？那么大的一批人，如果没有这些“丑陋小人”去告密、污陷，难到他自己给自己戴上这顶帽子不成！因此，“丑陋小人”这种现象是伴随人类始终的一种顽疾，只要有人群，就会有这样的“丑陋小人”存在。正所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我们没有必要去介意这种现象的存在。如果真的有一天没有了这种“丑陋小人”，那才真叫一个奇怪呢！但是，我们不介意，并不等于我们容忍他，不痛恨他！真正有  这些行为的人，应该好好地，认认真真地反省反省自己。虽然没有谁向你追责，但是，人在做，天在看，良心在遣责！希望你们好自为之，不要带坏了你们的子孙！总之，这种人永远都只是少数。广大人民群众，包括我们绝大多数老三届的朋友，永远都是正直，善良的。
四、我们一腔热血战天斗地，为了那些美好而可笑的宏伟目标，大肆砍树、烧荒、打猎，那时候我们义无反顾地破坏着自然环境，却面不改色心不跳。还有多少在我们的严厉批斗和打击下丧生的“落后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分子”......
谈到砍树、烧荒、打猎、破坏自然环境。可是，我记得在我下乡的公社，农民都讲：原来满山遍野全是直径三十公分以上的大树，全是五八年大炼钢铁时，砍来炼钢烧掉了。哪里能怪知青所为呢？就算你说的情况也有，这也不能全怪知青，当然也包括你和我。假如生产队派你去做这些事，你不去，说这是破坏环境。那这一天的“工分”怎么算？你又怎么体现你接受的“再教育”？农民才不理你那一套，说你“怕苦”，“偷懒”，“不愿接受再教育”，那你就惨了。那时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算意识到了，也不好明说。其实知青是很无奈的。
  至于开“批斗会”，致死人命的事发生是有可能的。因为在那种极左的所谓“红色恐怖”气氛笼罩下，致死 人命太容易了。我对被斗者始终是报同情太度。我下乡的那个生产队，将一个解放前在县城挑担做买卖的小贩划为“富农”。原因是：他比周围的人“有钱”。一天晚上，也开他的“批斗会”，每户都必须有人参加。我去后就往草堆上一躺，很快就睡着了，直到散会才被人叫醒。队上除了一户富农，还有一户地主，我对他们都很客气。他们的子女我从不岐视，有事都互相帮忙。许多年青小伙都愿意给我帮忙，干完活就有一顿饱餐，如运气好，还有肉吃，酒喝。有一次，大队书记告诉我：“有人反映你跟富农子女打得火热。”我回答说：“书记，富农子女有什么错吗？我们就是互相帮忙干活。再说，富农子女也不知道他生下来就会在富农的家里啊！”从此，书记再不提此事。
  我想，知青中大多数人是持我这种观点的。他们绝大多数是善良的，是分得清是和非的，只有前面提到的那些“丑陋小人”，才可能对跟他一无仇，二无冤的人痛下“很手”！
五、不要再仅仅说我们这一代人吃苦耐劳，克己奉公，是中国各个阶层中的支柱力量，是最“优秀的一代”了吧。...大多数人只能从事普通的熟练劳动，成为这个社会金字塔的底座，如今已面临着下岗和退休。
  客观地讲，我们这一代人并不能算是最“优秀的一代”人。同我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更为优秀一些。虽然两代人都“吃苦耐劳”，但是，他们从战争年代走来，为我们打下江山；为我们建立起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虽然两代人都经历过“贫困与饥饿”，但是，他们在战争年代，随时都面临死亡的威胁；在和平年代还被人为地分为三六九等，遭受到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压力。
      我们两代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选择”。哪怕是在战争时期，我们的父辈都可以自由的选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政治立场来选择是读书、经商、做工；还是在国、共两大阵营中谋个自己认为合适的位子。而我们这代人就没有选择：上面一声号令，我们就齐刷刷地停课了，大、中、小学都停课了，没有书读、没有学上了。上面一声号令，工厂也停工了，不做工了、也不招工了。也是上面一声号令，我们就上山了、下乡了、到边疆去了。没有别的道路，只有这一条。这是因为我们这代人的命运和理想，是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国家有难，我们也跟着一起受苦，受难；现在国家富强了，正如你所说的，我们下岗了，退休了。
      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特点是：除了文化低，就是吃苦耐劳了。今天农民工所干的活，在昨天，就是我们在干。我们担当不了“高、精、尖”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基础工作却做得非常扎实。我不敢想象，没有扎实基础工作的“高、精、尖”是一幅多么可怕的场景！
  我就是一位已退休的，做基础工作的人。曾和我一起进厂的同学和知青同事们，绝大多数人在师傅和领导的心目中，印象都非常好。在车间和班组里，大家对他们的工作和学习都赞不绝口。许多人后来确实当上了班组长、工段长、车间主任和书记。我们这代人由于自身的经历，很自然地会对待自己的工作：“吃苦耐劳，克己奉工。”
  正象我前面所描述的那样，我曾在一万二千五百/千伏安的大型开放式矿热炉当冶炼工。在这种炉子上当冶炼工，他要承受的高温和劳动强度，在当时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冶金行业来说，也要算“十八层地狱”。有一天，我正在操控室等着接班。上一班的人必须加完新料之后，才能交班、下班。刚加完料，他们班长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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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操控室，他也是一名知青。只见他脱下工作服，往地上一杵，工作服居然就直直的立在了地上，就象长了骨头似的。衣服被汉水、粉尘粘合成硬壳，象一副盔甲一样。还有一次，我接白班，上中班。刚走上炉台，我们子弟校的英语老师，也是一名知青，就过来跟我打招呼。他是来参加劳动的，只见他拿着我用的小铁铲说：“老熊，你看我的耳朵。”我一看，哎呀！只见他两只耳朵边上，排了一串直径五毫米的水泡。就象挂了两串珍珠项链一样。他虽然用的是小铁铲，但一锹也有二三十斤重。冶炼工一锹料要抛三到四米远的地方，他端起料直接走到炉口喂进炉子。     炉口的温度：炉况好时，大概就是二三百度；捣炉后加料前，可能达到五六百度；炉况不好，刺火时，可能达到七八百度。“刺火”是因炉子透气性不好、料面板结、炉内压力增大，高压气体从料面最薄弱的地方冲出料面，形成一道刺眼的白光。就象气焊枪通上氧气时形成的白光一样。
        八零年，我被调到销售科工作。有一次，为配合进出口公司出口我厂产品，我随科长和一位组长到港口发货，在那儿一呆就是两个月。按合同要求，我们的产品：须要破碎成五立方厘米的块度，并要求用麻袋包装进港，然后去掉包装，散装上船。那年，正遇上我们那儿下大雨，车皮进港后，雨水还顺着车厢底部往外淌；打开车门，雨水便顺着车门哗哗的往外流；车厢里的麻袋已全部浸透，封口的麻绳也全部断掉。车缷完后，只见车厢地板上、轨道上、场地上，全部撒满了我们工人兄弟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产品。更要命的是，按合同“溢短装”条款：我们有权多装或少装这单货物总量的百分之五，超过就得向对方赔偿五万美元。而且，码头仓库保管员还告诉我们：如果散落在地上的东西，不重新捡起来包装好；搬运工是不会帮你运走的，更不会帮你捡起来。怎么办？只有捡。科长年龄较大，只有我和组长----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一起来捡。我们从码头上找来一些人家不要的空袋子，一粒一粒的将散落在码头上、车厢上、以及轨道上的产品捡起，放到堆场，用蓬布盖好。一连干了一个星期，将几乎所有散落的产品全部捡回。仓库保管连连夸奖我们说：“我参加工作到现在，从来没有见过象你们这样认真负责的货主，连指甲盖大小的都要捡起来！”因为我知道生产它的艰辛，不愿让我的师兄们白白辛苦一阵。最后，我们没有白辛苦。
  九零年，我因照顾夫妻关系，调到一家农场工作。我遇到第一件棘手的事，就是去外省一家公司收一笔款子。到了才知道，这家公司早就垮了，经理都去帮人看大门去了。我找到公司的上级单位，说明来意，并每次出差都去一趟，连续几年没间断过。最后，终于收回了这笔款子。
  虽然这些都是小事，但是，只要我们每个人能将每件小事都做好了、做园满了，对整个国家来说，就是一件大好事。由于我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和责任，我会努力去做好每一件小事。我常和身边的同事讲：“我是为养家糊口这个‘私利’来上班的，但是，我会用一条线将‘公利’和‘私利’分开。那就是：上班时间只考虑公事，下班时间才考虑私事。”我不会象有些人，上班时间、下班时间只考虑“私利”。因此，我会在许多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与他们不同：我可以做到，一个星期只睡二十多个小时，在码头上和万吨轮的货舱底爬上爬下，捡起混进舱里的麻绳头和其他杂物。为的是交给对方一份“清洁提单”。我可以做到，在招待所陪同客人吃饭，自觉交钱、粮。所长对我说：“你是厂里第一个陪同客人吃饭，还要自己交钱粮的人。”我可以做到，每次分“保健”食品或果蔬时，我总是最后一个去拿，为的是让大家满意。我可以做到，两次“调资”本有我，就因为体力不如人而让出，而且还不影响工作。我可以做到，每年评“先进”，我首先声明：“不要选我，我不参加。”我可以做到，采购物品时，将收受的“回扣”交给财务科，以降低采购成本。我可以做到，连续一个星期，坐在铁道边上守夜，为的是不让已经装上敞车的货物丢失。我还可以做到，因在铁道边守夜，在反回的列车上睡觉而丢失皮挎包。包内有十万元支票一张、现金三百元和书等物品。在追回十万资金后，我自罚自己五百元，加上丢失的三百元，自损八百元。我甚至还可以做到，在外“出差”几个月，没有领一分“差旅费”。
  我这辈子奉行：“低调做人，与世无争”。不光不争，我还希望大家都好。那怕比我好，我也高兴。我最怕的就是给人添麻烦。记得有一次，上海一家企业的采购员，帮我们科买了五辆“凤凰”自行车，我和科长在外出差，没分到。科长跟采购员老张讲：“老熊还没有自行车，帮他搞一辆吧。”老张叫科长让我去找他，吃过晚饭，我去招待所，老张叫我把家庭地址给他。他直接将自行车邮到家里。我婉言谢绝了他，因为我知道，就是上海也是非常紧俏的。说不定人家用高价买来，平价卖给我们呢！我对他说：“我理解你们采购员的苦衷，我决不会因为我没得到车，就影响你今后的工作。不会的，你放心！你们也不容易，我是推销员，我理解你，谢谢你！”最后我还是没给他地址。
  还有一次，我陪同我们的老首长，冶金部已离休的副部长李超和夫人故地重游。之所以是“故地”，是因为李部长之前是“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是总指挥。老人家非常和蔼可亲，非常健谈，一路上给我们讲了许多老首长之间的趣事。当我得知他的夫人是吴晗的妹妹时，对两位老人更加敬重了。其间，老人家还几次问到我：有没有什么事情须要他帮忙？我一下意识到，今天我遇到“贵人”了！我的确须要帮助。我和爱人分居两地，她也是知青，在单位是个养鸡能手。她养的鸡，产蛋率长期稳定在95%以上；她养的小鸡，成活率也长期稳定在95%以上。她经常育小鸡要守在“恒温室”，我小孩也就经常在鸡场过夜。我母亲年老且有“高血压”，我的“请调报告”也迟迟未批。如果我请老人家把我调到冶金厅工作，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脑子里飞快地“斗争”着：“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最后我还是说：“没有什么事。”他老人家见我迟疑，又对我说道：“小熊，你不要有什么顾虑，虽然我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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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了，只要我说一声，我原来的下属还是会帮我把事办了的。”我怕麻烦老人家，仍然说没有事。后来他又问我，我还是说没事。最后，老人家又谈到给小孙子找邮票。我想，他是想让我帮他找邮票之后，我就不顾虑请他帮忙了。你想，他在北京能找不到吗？我也能找到，但我没有问他老人家要地址。我想，如果我要了地址，就意为着我们两家有了联系。不用我说，老人家或他的家人，可能就会給我一些特殊照顾。那样，就太麻烦人家了！
  前不久，我在一位知青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另一对三十多年没见的知青夫妇，他们也是冶金系统的退休职工。我们夫妇去拜访他们时，当谈到李部长要给我帮忙时，女主人突然大叫起来：“啊！你如果到冶金厅，也许就在我爸他们部门工作，我爸就是供销公司销售科科长。”又一位“贵人”错过了，听到这里，我还真有点“后悔”了。如果我去了冶金厅，不光解决了我的家庭问题，我的业务水平也将更上一个台阶。我是从生产第一线上来的，对产品的生产工艺、品质、标准、用途都很熟悉。我不光熟悉国内销售业务，同时也熟悉进出口业务。我经常配合省冶金进出口公司和省外贸工作，他们的经理和业务员我都很熟悉，我编辑的中英文对照的《产品说明书》他们都有。我不怕苦、不怕累，就怕工作起来心情不愉快。我想，如能在冶金厅工作，一定每天都很愉快！
         如果当初接受了李部长的好意，他老人家的“心愿”也能一并了却。在这里，我想对老人家及家人说两句话：“老首长、吴姨，您二老还好吧？假如二老还健在，我想在此向二老及儿女们、孙儿、孙女们问好！祝你们全家所有成员：幸福、健康、长寿并愉快的度过每一天！假如二老已不在人世，我就对着北方的天空向二老报告：你们所偶遇的小部下、小朋友，在之后的工作中，没有给您二老丢脸！”我现在单位的书记经常对我说：“你虽然不是党员，但你比很多共产党员还‘共产党员’”。
六、由于共和国十七年教育和“文革”十年的经历局限，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不知不绝地退出社会，离社会的主动脉越来越远。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同市场经济难以相容；我们已经习惯了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适应了“大锅饭”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方式，于是同今天的自由竟争原则产生了剧烈的抵触和冲突。
  我们这代人，从一出生就生活在计划经济时代。建国初期，共和国的领袖们就决定实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本身和欧美式的“市场经济”就是冲突、抵触的。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是不承认“私有经济”的；而欧美式的“市场经济”是承认“私有经济”的。因此，计划经济被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在城市中，工、商业的“工私合营”化和在农村中的“人民公社”化都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强有力的措施。于是“投机倒把”分子就成了凡是搞“私有经济”的人的统称，也成了最大的“经济犯罪”。
  我们这代人就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也参与和执行过“计划经济”；我们也很“自然”地“习惯”了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和大锅饭劳动报酬的生活方式。但是，“计划经济”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是“贫穷”！我们一出生，贫穷就伴随在我们身边，寸步不离。在国家恢复建设的初期，国家和人民一样贫穷。但是，全国人民忍饥挨饿，仍然发挥出了冲天的干劲，来恢复国家的建设。待经济有了一点点起色，国家的财富有了一定的增长时，我们的领袖有点飘飘然了。认为：只须要十五年，我们就能超英、赶美了。于是，在城市搞“大炼钢铁”；在农村搞“放卫星”、“吃大锅饭”。城市居民家家都要捐献“废铁”，我们家也把所有柜子上的金属饰件全捐了。农村的村民，也将各家的“小锅”捐了，大家集中起来吃“大锅饭”。大食堂每天开“流水席”，第一批吃完上第二批，等到全部吃完，第一批该吃午饭了。等开完午饭，第一批又该吃晚饭了。加上“放卫星”，各级虚报、多报产量，国家多收了本不该收的粮食。这下好了，留给农民的口粮、种子粮、储备粮越来越少。两年时间，将口粮、种子粮、储备粮折腾得干干尽尽。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实行“配给制”。我们这代正在长身体的娃娃们，和我们的父辈们，又陷入了一场大饥荒。我下乡的生产队原队长告诉我：当时，全队的劳动力全饿趴下了，田地一片荒芜，无人管理。如不想法，全队的人都将饿死。他一个人拼着命地将地里种上土豆和红薯，心里不断念叨：“决不能饿死一个人！”他把收获的粮食悄悄地分给了全队的每一户，救了大家一条命。六五年“四清”运动把他撤了职，说他“私分公粮”。
幸好，我们国家的高层领导中，“明白人”还不少。很快就将国家的经济建设，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正当全国人民期盼着过上好日子时，又遇上所谓“文革”的十年动乱，又把经济搞得濒于崩溃。我们这代人还真不逢时，正是该好好学习文化知识的
时候，学校停课了、工厂停工了，大家都去搞什么“文化革命运动”。从我记事起，我们国家就没有停止过“运动”。这场“运动”都还没完结，又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我们又被通通地，不分“红五类”、“黑五类”地，一个不留地弄到偏远的山区、广袤的农村和祖国的边陲，去接受所谓的“再教育”。有的人一呆就是十年，直到小平他老人家“拨乱反正”，我们的噩梦才算结束。
当然，你谈到的“抵触”和“冲突”肯定是有的，但那是体制造成的。你想，如果我们的工资收入，能像现在企业职工的收入一样，大家还会有抵触吗！七十年代，我一个二级工，每月三十九元，加上甲级保健费九元和夜班费九元共五十七元。没有奖金，都还算不错的收入了。但我们的付出，是现在人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的。所以，我见到现在人们的辛苦，以及我工作遇到的辛苦，和我们那时比较，就跟本不叫苦。八一年，我到港口出差，除车船费、住宿费全报销外，每天生活补贴一元五角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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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工人每顿早餐就要花五元钱。我出差一个多月，回来要用三个多月的工资来还债。等到债务还清后，下一次差又要出发了。我没给家里寄过钱，家里的开销全靠爱人的三十七块五毛钱。我朋友都说我：“工作这么多年了，就没有见你买过一件新衣服，每次回来都是这一身。”我们也期盼着改革，期盼着改变现状。但是，計划经济体制决定了我们，只能奉献，只能付出。记得零五年，我回老厂办理提前五年退休的证明。听同事讲：我们的书记------一位“地师级”级别的大型央企党委书记，退休金才九百多元，听得我都心酸。我曾经听我师傅讲过：我们这一行，每一个职工给国家创造的产值，相当于农村一个大队的产值。   
        改革开放初期，小平他老人家的初衷是：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请注意是“富裕”，不是“小康”、更不是“清贫”。“一部份人”确实先富起来了，国家也因改革开放，一天天繁荣富强起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的继承者”们，似乎忘记了小平他老人家的信任和嘱托，忘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他们手中不光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他们还用一项又一项措施“改”着国家。
      于是，大量合法、不合法的“公司”出现了。我曾听说：有的省除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没有办公司外，全民办“公司”。有些“公司”有着非常强硬的“背景”，他们来到任何一家企业，可以用几乎接近成本的“内部价”，拿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产品。然后以“市场价”，甚至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卖出。他们的收入，不知是上交给国家财政了，还是进入了“小金库”。我们企业也接待过许多这样的公司。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一位满脸怒容的年青人破口骂道：“X X  X的!差我们的钱这么久了还不还，是不是想耍赖吃起来？”我回到办公室一打听，原来是X  X  委的。他们在我们这儿要一批货，不给钱也不提货，要我们“帮他们”销售，然后再将“差价”给他们。空手套白狼，就这么横！
于是，大量的工、矿企业，甚至事业单位都转移到个人手中。他们在接手“人民共有财产”的同时；将大量熟练的工人，甚至是全部裁掉，只用家人和进城务工的农民。而这些被裁掉的职工中，绝大多数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代人年龄高、文化低、待遇“好”、“不好管”，人家当然不要你。农民工多好管，像一条牛，给把草就行，什么要求都没有。他们也爱惜人才，招一些高智商、高学历的“人才”，以为靠他们就能扭转乾坤，给他们买房又买车。有的来转一圈嫌庙小，扔掉车，带上房另谋高就去了。有的来转一圈，将庙里值钱的东西装车卖掉，另谋高就去了。更可笑的是，请一位“老板”来当推销员，五千底薪加提成，外加一辆小轿车。结果，人家开着轿车跑自己的业务去了。他们为啥不学“华为”、不学“华西村”呢！
于是，医院变成了“游乐场”。小朋友进了“游乐场”，不玩遍所有游乐器具，是不想离开的。病人也一样，不玩遍所有仪器、设备，病因是查不出来的。我进过一次医院，C T做了三次，B超做了两次；心电图、X光、肺镜、血液、尿液通通查一遍。医生也成了“推销员”，不开好药、贵药，你的病也是治不好的。这不能怪医院，你不把他从“事业”变成“企业”，他哪里会想出这么多“怪招”？他不使这些“怪招”，钱从哪里来？没有钱，医院怎么运作；医生、护士、职工拿什么来餬口、拿什么来养家？什么提高业务水平、什么医学学术研究、什么革命人道主义，只有先放一放了。
        于是，老百姓掏腰包的地方更多了，除了衣、食、行外:住房、子女上学都需要更多的钱。假如有机会出去旅游，进山要进山费、进门要进门费、观景要观景费，有的甚至进城要进城费。儿童乐园，所有玩具设备，件件收费。假如有幸自驾出行，不管期限到与未到，条条道路皆收费。总之，只要能从老百姓腰里多掏一分钱，就绝不会少收一厘钱!
于是，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消费、突击花钱、行贿受贿、贪污腐化愈演愈烈。大小贪官们，将人民共有财产当成他的私产大肆挥霍，把手中权力当成“摇钱树”。你若不给钱，就拿不到土地、你若不给钱，就得不到项目、你若不给钱，就包不到工程。国家建设越是发展，大小贪官越是肥实。我听人讲，一个村支书，一次土地出让，自己就得到一千多万。想想看，老百姓还敢奢望他们的“领导”，会带领他们“共同富裕”吗？
         如果上述的事情任其发展，全国人民不“掋触”那才真叫怪呢！
七、我们曾经有过的革命理想，早就崩溃坍塌了，可惜那只是出于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绝望，而不是出于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从失去信仰，我们便从此变成了一个迫不得已的现实主义者。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在这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几十年间，当务之急是吃饭、是工作、是住房、是病痛、是养育子女、是侍奉父母----我们始终在为生存而拼搏，我们早已丧失了选择职业和爱好的自由，机会和能力。“理想”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幻影，所谓的“精神”寄托，只能寄托于我们的子女......
    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革命理想”教育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在我们这代人心中的蓝图是：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没有压迫和剥削；一个自由、平等、公正、公平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的基础上。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不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方式。这就是我们心中的“蓝图”。这幅蓝图放在世界的任何地放，都是最佳蓝图。其实，各个国家都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只不过大家的叫法不一而已。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人们的思想上产生过混乱。但是，冷静思考后你会发现，共产主义这幅蓝图并没有错。她的核心、她的精髓，我认为：就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就是平时常说的“民生”问题。解决好“民生”问题，其他问题都不成问题。

熊智龙

在我们最初参加工作的那个年代，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选择。我们一心一意地为国家的建设尽力。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要让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幸福美好。可是，当我们进入结婚年龄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并没有挣到钱。我们的婚期只能一推再推，我们这代人中大多数都是过了三十才结婚。婚后的住房问题、子女的养育问题、老人的侍奉问题确实困扰了我们很多年。那个时候，企业实行的是:“低工资，多就业”，国家不给我们按劳分配。企业不管赚多少钱，都得一分不少地上交给国家，那叫“上缴利润”。职工手上除了维持生存的几个活命钱外，没有额外收入，那叫“奉献”。那时厂里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就是：“献了青春献自身，献了自身献子孙。”企业职工一般都是两代或三代人在一起工作，一起奉献，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
我们这代人，是在国家经济濒于崩溃的危险时期，进入建设大军的。那时正象“王铁人”他们喊出的口号那样：“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企业就是在“大炼钢铁”时期留下的废墟上建起来的。我们去时，一个车间已投产了，其余的地方既没有厂房也没宿舍，只有工棚。那时也有一句口叫：“先生产，后生活。”我们配合冶金建设公司的师付们挖地基，挖六米深，上面近两米是以前留下的炉渣。铁锹、铁镐都不听使唤，还不如在炉子上炼一炉铁痛快。那时，熟练工二十八块，技术工学徒十八块五。一年后，车间建起来了，设备安装了，开始生产了，我们的工资也调到了二级三十九块。八零年，我到销售科，工资实行浮动制：前一年长一级，大约是七块，到第二年效益好就固定下来，不好就取消。那时我出差一次，回来要还三个月债。有一次发工资，本来还有五块钱，领完工资还完债，只剩下两块了。九零年后，我的工资才过一百。那时我们就这样一天天地“奉献”，一年年地“熬”着过来。我和同事们开玩笑说：“我们这是在‘享受清贫’”。
零五年后，我们这代人开始陆续退休，我享受提前五年退休，加上农场属事业单位，我退下就拿到一千三百多元。可我原厂的党委书记才只有九百多元。到胡主席，温总理连年给企业退休职工加薪后才算好一点。就这样，大多数企业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还在一至二千元之间徘徊。我一位知青朋友，是一家国企的副厂长，退休到现在才拿到二千多元。他们到现在仍然还在“享受清贫。”我们确实是把我们的希望寄托于子女，不少子女也确实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但是，也有不少子女没有能够达到父母的预期，他们不但结婚、生子、买房要靠父母帮助，甚至有的一日三餐也得父母来管。我们这代人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父母不帮助，谁来帮助？只要不去违法乱纪，父母再苦、再累也不能不帮孩子嘛!所谓“啃老族”，就是指这批“八零后”的孩子。他们“啃”的就是我们这一代“老”。
        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确实是个好东西。她不但使党和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她还替政府为人民做了许许多多好事。比如像：淘宝、支付宝、余额宝、Q Q、微信、优步、滴滴快车等等。她们不但给人民带来了方便，还等于替政府给人民发了“工资”。为“民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八、说什么“青春无悔”----一个一代人所牺牲和浪费的整整一生时间和生命，竟然能用如此空洞而虚伪的豪言壮语，强颜欢笑地一笔抹去的吗？
说什么“青春无悔”，我就悔得很，我悔我没有出生在今天！我经常对家人说：“只有我们瑞瑞这一代孙子辈的娃娃，才算得上真正的‘幸福新儿童’。”记得小时候，我上二年级。有一天，从父亲给我买的《小朋友》杂志上读到一首儿歌。作者我不知道是谁，但儿歌我却很喜欢:“太阳一出满天红，光明四照喜充充。天刚亮忙起床，作早操把歌唱。我们拍手哈哈笑，我们都是幸福的新儿童。”我反复读了几遍，用刚学到的简谱知识，就在儿歌的字缝中写下了曲子。小孙子出生后，我天天抱着他给他唱，因为这首歌就是给他们写的。
  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能和三十年前的中国同日而语了。不光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也比三十年前大大提高；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不是三十年前的粉碎“四人帮”，中国可能仍然被“极左”思潮和路线所困扰。如果不是三十年前小平他老人家的“拨乱反正”，中国可能仍然是帽子满天飞，“血统论”中第三类人的“帽子”还不知要增加多少顶。他们的家人和子孙还不知多少代，仍将过着那暗无天日的日子。如果不是三十年前小平他老人家提出“改革开放”，我们可能仍将过着，凭票购买生存必须品的日子、仍将过着，凭票购买生活日用品的日子、仍将过着，出一趟差用三个月来还债的日子、仍将过着，领了工资还完债又要借债的日子、仍将过着，几年不能买一件衣服的日子、仍将过着，奉献了青春献子孙的日子。     
  所谓“青春无悔”，就是在那种“极左”思潮仍未肃清的氛围中，所发出的一声无可奈何的哀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去了，国家是富强了，一部份人也先富起来了。但是，大量的问题、偏差也风涌而至了。当初，小平他老人家看到国家经济崩溃，百废待兴，人民苦不堪言心里着急。希望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人民尽快地富起来。提出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并且，为了这一宏大目标的实现，提出：“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断。为了防止偏差还提出：“要摸到石头过河”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只要是对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有利；对国家的恢复和发展有利，对提高人民生活有利的方法。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我们都要采用。“改革开放”要小心翼翼地、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搞，不能乱搞。出现偏差，要即时修正，不能偏离方向。然而，“改革开放”的继承者们，先富起来的一部份人们，

圆木易

公正的看待历史是正确的，什么时候都有坏人。把一代说成怎样本身就不客观。勿计较。各有认识吗。

龙行天下

知青一代经历繁，
众多坎坷识艰难，
平心对待天下事，
祝愿复兴攀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