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晋英：浅谈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

天行健

    浅谈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

                            刘晋英（山西）

    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和背景，社会上已有多种评述。有的认为主要是经济因素，有的认为主要是政治动因；有的甚至将所谓两种动因，作为划分“文革”前、后运动的主要区分点。

    客观地分析，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历史现象，其发生、发展有着多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并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并且在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但通过史料分析，笔者对此问题形成如下基本认识：

  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导动因是经济因素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着直接的关联。其历史背景，主要是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处于贫穷落后、百业待兴的状态，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急需解决社会就业和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而此时，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的执政者，管理国家的能力还处在初级状态，在调控社会经济方面不可避免出现过几度失衡。由此，虽然国家采取了较长期的城市输缓政策，城市就业问题仍然凸显。在此历史背景下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与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又不平衡，城镇就业困难，广大的农村和边疆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等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道路。”  

    知青运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以持续，其主要的社会背景仍然是全国性的城市就业难题。特别是在“文革”初期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城镇知青安置就业问题一度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呈现出大幅起落的状态，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张曙分析：“‘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呈现潮起潮落的现象，是与该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出现的大上大下密不可分的，二者呈现某种程度的对应——经济发展速度的高峰、低谷同上山下乡的高峰与低谷正好呈反向运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从其研究中也得出结论：“城市就业压力始终是这场运动的基本动因。”“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上的考虑仍是服从于劳动就业的实际需求的，是第二位的、从属的。”

    从我国实施上山下乡政策20多年的实践也充分证实，动员城镇青年及城镇其他人口下乡，一直是国家为了克服当时国民经济困难，在各个经济调整时期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减轻城市负担、阻遏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著名的比较政治学专家、曾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主任兼东亚研究所研究员的托马斯•伯恩斯坦先生，在其《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一书中，关于知青运动的动因有这样一段评述：

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使人们的期望和这种期望的满足之间出现了差距……然而，人们期望值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发展的速度快。其结果是，许多流动到城市的人找不到工作，许多的学校毕业生不能为城市的工业和政府部门所聘用。城市的基础结构所受到的压力增加了……这是一种涉及面很广、有必要正面应付的压力。近年来，由这种压力所产生的城市危机的潜在威胁，日益严峻地困扰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长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是那种政府在这种危机面前束手无策的一般模式中的突出例外。多年来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便一直在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并力图使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现实协调一致，即与在社会不断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农业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特点一致。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缩减甚至杜绝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并经常性的将己流往城市的乡村人口送回其家乡。他们鼓励并要求到城镇高中读书的农村青年毕业后回乡务农而不是留在城里寻求在工业或商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他们尝试着教导城市和农村的青年学生树立当工农兵而不是成为白领的政府工作人员的理想。他们实施了大规模地将城里人送到农村去的计划：“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 这就是所谓“下放”。这种下放既有临时性的，又有长期性的；既包括了城里的干部、城里的整个的家庭到农村或像新疆这样的边远省份重新安家落户，又包括了将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乡村去工作。

    这段话，应该是对当时党和政府决策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本意和初衷，比较真实、客观的表述。

天行健

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终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动因

    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引发和持续的基本动因是社会经济因素。但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始终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因素，而且始终采取了高调的政治动员的方式。这种政治动因和动员模式，不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是中央实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战略中的应有之义。

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即第一次公布中央部门关于动员知青下乡的文件中，就明确强调：“我们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绝对不可以分离的，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1957年3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为着搞好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为着逐步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农村迫切需要文化，农民自己需要提高文化，同时也需要有文化的人去当农民。”“有人说不能升学，要去种地，这是‘吃了亏’。这是一股歪风。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背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这些具有伟大的革命气魄和自我牺牲的人，在过去，曾经被反动统治者看作是‘大逆不道’和‘叛逆’，也曾经被一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人民利益和只问个人前途、不问国家前途的所谓‘聪明人’看作是‘傻子’……祖国建设的各方面需要更多的这种‘傻子’，需要更多发挥这样的‘傻劲’。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才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此番讲话体现的重要的理念，是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当作了一种为祖国事业的奉献。这篇讲话经整理后并经刘少奇审定，于1957年4月8日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标题，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来作为中小学毕业班宣传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政治教材之一。

        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今后应该对此定出一些制度，逐步实施。”

        1957年10月颁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农业纲要40条”），首次将动员知识青年回乡、下乡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指出：“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和极其光荣的。”随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指出：“人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农业，人人对农业的发展都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青年知识分子更要把下乡、上山当作锻炼自己的最好的方式”，“下决心长期地全心全意地到农民群众中去”。

       196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供向职工进行口头宣传教育之用）》（中发[62]246号）和6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妥善安置和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通知》（中发[62]283号）中，明确指出：“做好对回乡、下乡职工和学生的安置工作，是我们克服当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这项工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广大下乡职工和学生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是否贯彻，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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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6月29日至7月10日，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召开六个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这次会议的鲜明特点，不仅是中央决定将其后安置下乡人员的主要方向，由在国营农场安置为主调整为“以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为主；而且第一次为知青运动赋予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指出“城市人员特别是青年学生，下乡落户，不仅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而且是城乡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使下乡落户、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学生，在贫下中农和农场工人的教育影响下，真正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型的农业劳动者”。应该注意的是，这里已经提出了由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的“教育影响”问题。

        1964年1月9日，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知青问题时指出：“给青年以理想，去改造自然，就有了奔头。总之，城市青年下去，不搞理想，单是当个农民，是巩固不下去的。”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指导知青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更加明确指出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意义：“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同时，这样做，也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文件要求农村基层的党、团组织，“应当把下乡知识青年的巩固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1965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发[1965]229号）中指出：“要进一步认识到安置工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个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

    从各地的实践过程看，1963年后，各级地方党政领导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宣传动员工作，而且都突出了“培养下一代健康成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消灭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等意识形态的内容。

    可见，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中央对其指导思想就不仅是局限于解决经济难题的层面，而且是寄托了深刻的政治期望。这主要是鉴于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通过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毛泽东主席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思考，其中特别强调了防止“和平演变”、“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问题。由此，将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同“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结合起来。这个指导思想奠定了2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政治方向。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更大范围地发动知青上山下乡，并进一步强化了知青运动的政治涵义。这不仅是毛主席一贯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央为缓解当时社会经济困难、稳定政治局势的果断策略。由此，在社会形成轰动效应。

    为什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会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因素？这应该是个不难理解的问题！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反映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关系，并为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制度服务。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从来没有纯粹的、脱离政治的经济问题，也没有纯粹的、超脱经济基础的政治问题。毛泽东主席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政治家，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政党。在新中国遇到经济、政治多重困难和挑战，甚至威胁到社会稳定与政权巩固的时候，作为执政党的决策层，动用优势的国家组织机制和社会舆论，灌输执政者的意识理念和价值观，以统一全民思想，调动广泛的社会资源，确保其施政方略的贯彻执行，这是必然的、无可非议的选择。何况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是一场与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相悖、带有革命性的运动。

    对于这一点，对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作过专题研究的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先生，倒有着比不少国人更清晰的认识。关于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性质，他这样表述：

    这场运动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为它含有永久性的插队落户的指导思想，含有受过教育的城市人也能当农民的思想。这场运动的革命性也体现在它与带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特征的思想观念、期望和要求背道而驰……在中国，历史上就存有个人在城市里寻求发展的传统。目前，一些城里人仍然有着这样的志趣和理想。

天行健

    在中国的民众中，广泛存在着与上山下乡运动的指导思想截然相反的三种价值观：

    第一种是，基于仍然存在着的城乡差别这一客观现实，人们宁愿选择在城市而不是乡村生活……中国的宣传机构坦率地承认，到农村去意味着艰苦、牺牲和享乐的丧失，这被认为是这场运动的意义之一。

    第二，给人提供往高处走的可能性的国民教育之目的性与上山下乡运动相抵触……事实上，上山下乡运动被认为是对这种观念，即认为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高贵的一种冲击。

    第三，上山下乡与地位世袭的愿望也背道而驰．上山下乡运动旨在控制或者革除那些在中国政界和其它社会行业中位居要职的父母们将他们的种种优势及利益传给其子孙后代的现象。所谓优势，首先意味着政治上的优势，包括在党政军内担任着重要职务的老一代革命者……父辈的优势也适用于那些由解放前培养出来的专家们组成的“无权的上流人物”，这些人包括学者、教授、工商界管理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一点也适用于“剥削阶级”，譬如资本家和地主，这些人所能传给子女的唯一优势就是不断帮助他们树立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强烈愿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以及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锐减，使这样几类家庭失去了优势……上山下乡运动成为防止出现新的特权阶层的一种探索。这是毛泽东的中国所尝试的防止苏式“修正主义”复辟的一种方法。

    因为上山下乡运动与人们的理想和期望完全相反，所以为这场运动所触及到的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将他们引向下坡路。他们中有人会产生一种深刻的相对失落感，也就是说，人们的期待（期待值）与他们所能得到的（能力值）之间出现差距。一些理论家认为，相对失落感是触发暴力和革命的一个前提……即使暴力事件不曾泛滥，人们也应估计到上山下乡运动将会引起信念、生计以及法律等方而的问题。

    关于中央决策层在指导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基本目标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托马斯这样论述：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并不满足于只是控制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所引起的社会不安全因素。他们最远大的目标是消除这类消极的东西，使人民树立革命理想从而不断社会主义化。一个革命者不应当将上山下乡看成是走下坡路的形式，而应看作是为国家尽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机会。中国的领导人精心改变着大众的价值观。重新评价社会成员的政治地位，高度赞扬城里人当农民的新风尚并教育青年一代树立个人服从集体、国家和革命的道德观。许多机构，诸如学校、青年组织，在可能的条件下甚至家庭都被调动起来作这种改变价值观的努力。

    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既有促进发展与建设的目的，又有改造思想的目的。后一目的就是要创造新人，反对特权，缩小“三大差别”——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改造思想的目的不仅是基于毛泽东在60 年代开始对防止苏式的“修正主义”复辟的方法的探索，还基于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

天行健

    由此，托马斯先生详尽解释了中国执政者在推行上山下乡运动中所采取的措施：

    中国的政府是怎样对付在贯彻执行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青年们表现出的被剥夺的情绪的呢？措施有如下几点：第一，既在城市又在乡村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教育，即使政治教育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态度，至少也有助于创造一种让人们理解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气氛，让人们不要将此作为一种非常、而视为一种正常现象予以接受，并逐步与青年及他们家庭的理想、前途观相吻合。第二，全面动员联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基层组织，通过他们的工作，努力使涉及到这一运动的城市和乡村公社的各阶层群众保持安定。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正面对待这一运动的社会环境。第三，采取各种刺激性措施，使乡村生活对城市青年更具有吸引力，譬如提供通过乡村政治部门进入社会的领导层的机会，以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贡献的机会。这两种办法都有助于正面引导及消除不安定因素。

    凡是有过知青上山下乡经历的个人或家庭，都应该感受过在那个特殊年代中，托马斯先生所描述的那种激荡人心的思想冲击、观念碰撞、政治洗礼的过程。这实际也是我们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不断取得思想进步、技能提高、适应生活的过程。这种体验可能对不同境遇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和理解。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特定历史发展时期发生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始终贯穿着改造社会、改变传统观念、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深刻政治意义，是一个可忽略的、顺理成章的事实。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思想渊源

    以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式，来探索一条既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又能够培养一批巩固红色政权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道路，并不是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新中国当政者的突发奇想，而是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的。这就是毛泽东主席一贯提倡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及对农村、农民、农业（简称“三农”，后同）问题的基本认识。

  1. 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思想基础

作为一个崇奉发展是永恒的哲学观的革命伟人，毛泽东主席历来重视青年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没有青年，“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不能胜利”。而愈是对青年看得如此之重，毛泽东就愈是担忧他们有什么缺陷与不足，其中最令他担忧的是青年有可能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辜负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对他们厚望。而毛主席认为的正确方向，是早在1939年就提出的：“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和他们变成一体”。由此，他提出了衡量青年革命与否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  毛泽东主席的这个思想，上世纪60年代初，苏共20大引起了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高度警惕，促使他更加认真考虑起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郑重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  

    鉴于对青年特点的深刻了解和分析，毛泽东主席要求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始终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方面，他认定知识青年具有“很大的革命性”、“或多或少地有了科学知识”。由此，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用掌握的文化科技知识参与改造大自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业寄予厚望。另一方面，由于“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 ,“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而且青年“最少保守思想”，也极易离辙变成脱缰的马，难以驾驭。为此，毛主席历来对知识青年的发展方向非常关注和警惕。特别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使毛泽东主席进一步从培养接班人的高度，看到了青年学生身上存在的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他多次警告说：“现在正是他们（红卫兵）可能犯错误的时候。”由此，在“文革”的既定目标陆续得以实现后，既出于对社会运动基本规律的把握，达到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和社会安定的需要；又出于解决因“文革”造成积压数年的初、高中以及大学毕业生必须尽快安置这一迫在眉睫、重大社会问题的需要，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广泛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并明确地给上山下乡运动赋予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涵义。这体现了毛主席为培养合格接班人，对知识青年的更严、更高的要求，也体现了毛主席一贯的辩证哲学的方法论。

天行健

    对此，身为美国学者的托马斯先生也作了几段中肯的评述：

    值得注意的是，上山下乡运动本身被认为是使人得到更新从而为新社会所接纳的一个主要措施。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彻底改变城市青年的思想和价值观。这些青年到农村去通过和农民打成一片，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换句话说，城市青年的下乡并不是因为城里人出现了思想观念上的进步．而是因为城市青年仍然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侵袭。

    有了这种意识，城市青年必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的想法似乎就不那么离谱了。

    这种再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既改造学生们在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里所形成的世界观，又改变在文化大革命中导致了武斗的一些思想意识。

  2. 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锻炼，与毛泽东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密切相关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这决定了农业始终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由此，“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主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历来非常重视农业问题。特别建立新中国后，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广大农村极贫、极落后的生产生活基础，不仅使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成为头等的、异常突出的问题，而且农业成为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很难支撑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当时的“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由此，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粮食极度短缺，国民经济陷于困境，城市就业出路越来越窄，农村迫切需要发展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把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等基本生存条件作为首要问题，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基础的发展方针。并根据“统筹兼顾”的思想，着眼于发展农业的人力转移计划，采取措施将城市人口转移到农村。1960年8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明确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号召“全党全民，一致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并决定“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只是此重要部署的一个方面（1961年-1963年全国精简城市人口2500万人，精简职工1833万人；城镇知青下乡从1962年-1980年近1800万人）。由此可见：加强农业生产也是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动因。

    中国是农民大国，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农民的状况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和国家的盛衰。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几十年的实践中，系统地探索了农民问题，科学地阐明了农民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农民阶级的特点和发展前途。而且毛泽东自身的特殊经历，使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领导农民运动十分娴熟。他清楚地知道，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劳动群体，人员基数大，同时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农业生产技术含量低，因此，农民是一个吸纳性最强的劳动群体。他也以自身的体验，相信将共产党一路送进城市掌握国家政权的广大质朴的农民群众，在新政权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像革命战争中无数革命的乡下“奶妈”那样，接纳和“代养”“代教”起这些城里“亲戚”的孩子。所以，在解决城市就业难题，特别是“文革”中面对城市里积集的数百万的中学毕业生，毛泽东果断决策将其主要安置到农村，然后以农村为“蓄水池”，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再视情况逐步分流安排进城工作。

天行健

    如前所述，毛泽东解决社会成员的就业问题，基本上不是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从政治、情感和社会平等公正等多方面角度来考虑、谋划的。他大力倡导知青上山下乡，有着明确的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在中国青年身上奏效和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政治目标。按理说，青年学生成长的最佳之路是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这是在城市里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建国后较长时期内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工业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且重工业固定资金投资大，增加一个劳动力就要有相当多的资金相匹配；轻工业以及服务行业因资金匮乏和受农副产品的限制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些都极大限制了城市新劳动力就业的规模和水平由此，不得已地做出了将上千万的城镇知青安置到农村、边疆去的决策。也可以说，这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当时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的一次社会实验。

    出于对农民的深刻了解，毛泽东历来也十分清醒地知道：农民作为小生产者，长期受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受私有观念的影响，有着分散、保守、自私等缺点；有散漫的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倾向。因而，毛泽东极端重视教育、组织、改造农民。他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也长期有着对农民知识化的企盼。但将数量庞大的知青待业大军安置到农村，本质上毕竟是对农村有限生存资源的摊薄。因此，农民、农村工作的同志对上山下乡的态度极为重要。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指示，既体现了他一贯的希望知青在农村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成为改革农村落后面貌生力军的期盼；又强调了“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赋予农民教育知识青年的地位，使农民获得一种对文化人掌控的自豪感，以此作为对农民所作贡献和牺牲的一种精神补偿。这里蕴含着政治家处理社会难题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宽厚、朴实的中国农民们，以对毛泽东主席、共产党的朴素感情，用他们的脊梁为共和国顶起了这座“蓄水池”。

    这里不妨仍引用托马斯先生的分析和描述：

    因为上山下乡是那样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事业——力求让城里人转变为农民，并深刻地改变其价值观。……这一运动还有着为国家的发展建设作贡献的目的，这目的有两个：第一，如前所述，这个运动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城市人口过于集中”或城市里人对机遇的寻求与可得到的机会不成比例的一个措施。第二，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可望为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即对乡村的发展做出贡献……下乡知青或许能以与农民打成一片、沟通城里人和农民在文化及思维方式上的隔阂的方式来促进农村的变化。城市青年到边远、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去，或许也能对国家的民族融合起到重要作用。

    由此，托马斯先生最后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客观动因归纳为：

    送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是解决三个特殊性问题的一项措施。第一是城市的失业状况的存在及失业率的增长。第二是那些中学毕业后既不能继续升学又不能从事白领工作的城市知识青年的安置困难。第三个是乡村建设发展的需要。

    总之：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个被称作发展中国家解决城市就业危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推行并持续20年之久，一定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因此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应该以客观、平实、严谨的态度，通过对经济、政治、思想、历史等多角度的综合分析、研究，才可能做出一个比较比较符实、可信的判断。

                                                                                       (完)

天行健

刘晋英：女，大学学历。1969年11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1972年5月被选送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大学毕业后回山西省沁源县中峪村插队，任村党支部副书记。1979年8月离开农村后，曾在共青团沁源县委、沁源县政府、沁水县政府、晋城市政府，山西省化学工业厅、山西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单位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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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阳秋

   过年好！

       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的执政者，管理国家的能力还处在初级状态，在调控社会经济方面不可避免出现过几度失衡。由此，虽然国家采取了较长期的城市输缓政策，城市就业问题仍然凸显。在此历史背景下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与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又不平衡，城镇就业困难，广大的农村和边疆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等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道路。”  


      这段还比较客观，就业问题当时比较突出。   继续阅读中，谢谢。

雾梦

天行健 发表于 2015-2-27 06:22
刘晋英：女，大学学历。1969年11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1972年5月被选送北京 ...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指导知青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中，更加明确指出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意义：“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同时，这样做，也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历史就是历史，应该尊重历史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