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 枉 1971年11月末，市里派四人工作组进驻我大队。工作组成员中有市中级人民法院、市郊区和市二商局的三名干部，还有一位是稍后报到的市林业局干部老靳。我被抽到工作组负责内勤和外调工作，和工作组的人住在大队的一个空宅老院里。 一天晚上，老靳冒雨从市区回到村里，进屋后就将一个军用挎包和雨衣挂在墙上。第二天清晨，小雨依然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我要去大院外临街厕所方便，就穿了老靳的雨衣，方便完后我仍将雨衣挂到墙上继续睡觉。8点左右，村里的一位男青年大国来工作组说事，他来时没有带雨具，临走时穿走了老靳的雨衣，半个小时后大国又回到工作组大院，将雨衣送了回来。 中午时分，老靳突然说挂在墙上的挎包丢了，里边装有1400元公款。那年头这可是个大数目，可把大家急坏了，我和工作组的几个人翻箱倒柜找挎包，但毫无踪迹。后来我们回忆村里男青年大国穿过雨衣，工作组长就让人去找大国，没找到，晚饭时又去大国家找，得知他已去了甘肃兰州的亲戚家。工作组长感觉事态严重，随即派老靳和另一位知青一路追踪到兰州。但大国并没有去他亲戚家，大国不知去向。 大约十天后大国从外地回来， 对于工作组的盘问他矢口否认，大家也没有其它证据，只能作罢。工作组又经过分析排查，有人把怀疑重心放到了我的头上，我感到很冤屈，老靳丢钱以后，我已多次向工作组说明了当天穿雨衣的经过，又让人清查了我的所有物品家当，从出事那天到大国从外地回来的十天时间里，我谨小慎微，避免外出，生怕节外生枝，现在既然还是对我怀疑，我也只能任由听便。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真相总会水落石出的。 大队会计是个想当然的人，他推测我穿雨衣时顺手将挎包拿走，取出钱后将挎包扔进了大院外茅坑里。于是他组织两个人，用竹竿绑了个抓勾对茅坑进行打捞。经过一上午的打捞，只是抓上来一条死狗的残骸。第二天，大队会计仍不甘心，他又清理了两米多深的茅坑，挖净了茅坑里所有的茅粪，搞的粪便遍地，臭气熏天，最后还是一无所获。这件事我心里很坦荡，清理茅坑更好，还我一身清白。 后来老靳调走了，又过了几个月工作组撤了，老靳丢钱的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发生的太蹊跷，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有一天我忍不住问了大队支书，他笑着说“给你说了你就不要再外传了，老靳的钱压根就没有丢，是他临来村时他老婆偷偷把挎包里的钱拿走了，后来他老婆怕把事情闹大了才说出了实情，工作组得知真相后就把他调走了。”我如释重负，高兴的真想大哭一场，苍天有眼，我清白了！ 老靳的挎包是我亲眼看到他挂在墙上的，既然钱没丢，那挎包哪去了？没人再深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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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9 16: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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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20 08:2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