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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汉武大帝》电视连续剧(续)
再说洗马——兼论汲黯(上)
李西兴
......有趣的是,唐代魏徵在这一点上和汲黯是一样的。
(接上)
《新唐书·魏徵传》载:隋末大乱,魏徵先是跟随李密起义。后来归顺唐朝,在太子李建成手下任洗马之职。魏徵见秦王李世民功劳很大,就私下劝太子早做打算。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后,李世民抓住魏徵,责备道:“你为什么离间我们兄弟的关系呢?”魏徵却答道:“太子如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死于今日之祸了。”李世民因为器重魏徵,不但没有记恨他,反而把他收罗在自己帐下。 唐太宗即位,魏徵初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屡迁至检校侍中,进爵郡公。有次酒宴,太宗对长孙无忌等说:“魏徵原来是隐太子的部属,我能弃怨用才,可谓无愧于古人了。可是魏徵每次进谏,我若不听,他就再也不回应我的话。这是为什么?”魏徵曰:“臣认为某事不可行,所以进谏。若陛下不听,我又回应了陛下的话,恐怕这件事就得办了。”太宗说:“你就是应上一声,再谈谈自己的观点,不行吗?”魏徵说:“古时候大舜告戒群臣:‘你们不要当面服从,背后又有不同的说法。’我若当面说可以,然后再谈不同意见,不符合做尧舜的臣子之原则啊!”太宗大笑说:“人们都说魏徵言行傲慢。我看他怎么很妩媚啊!”魏徵再拜说:“是陛下能引导臣说真话,所以臣才敢说。不然的话,臣怎么敢多次批逆鳞呢?” 【按:中国古代称皇帝为真龙太子,批评皇帝就被比喻为“披逆鳞”。】 魏徵对唐太宗所说的这番话,实际上是高级马屁。一是颂扬皇上是尧舜明主,二是赞美皇上能容人直言。所以唐太宗并不感觉魏徵的话刺耳,反而认为他的话很中听。汉代汲黯之所以敢言,也是深知汉武帝能够容人直言。汲黯不但敢言,而且往往言之有理,就是皇上和其他大臣听着不顺耳,也驳不倒他。 比如说,和汲黯同朝为官的张汤,因修订汉朝律令而受汉武帝信任,被任用为廷尉(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汲黯曾当着皇帝的面,质问指责张汤说:“君为正卿,上不能褒扬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教化天下之邪心,以安国富民,使犯罪率降到最低。为什么只是把高皇帝制订的律令胡乱变更呢?总有一天你会祸及子孙的!”汲黯和张汤辩论时,在细节问题上,张汤常占上风。汲黯气不过,就骂道:“人们常说,不能让刀笔小吏当公卿大臣,这话一点儿不错。张汤受到信用,必令天下人恐惧不安,侧目而视!” 在汲黯位列九卿的时候,公孙弘、张汤等,还都是小官吏。到公孙弘、张汤开始升迁,与汲黯位列同级时,黯常常批评他们俩。最后公孙弘当上丞相,封为列侯,张汤也官至御史大夫(副丞相)。就是汲黯当年的副手们,都当上和汲黯同列的官职,有的人还比汲黯更加受到皇上宠信。对此汲黯非常不满。有次,他公然当面对汉武帝说:“陛下任用大臣,就像堆柴火一样,是后来者居上。”把武帝气得没法,只能说:“汲黯说话是越来越放肆了。” 不久,匈奴浑邪王帅众来降。汉朝徵发二万乘马车去迎接。官府置办经费不足,就向老百姓借马。有些人就把马藏起来不借,致使凑不齐拉车的马匹。武帝发怒,认为长安县令办事不力,准备把他斩首。汲黯说:“长安县令没有罪。只有斩了我汲黯,老百姓才肯把马交出来。况且这些匈奴人,背叛其君主向我大汉王朝投降。朝廷命令沿途各县,用车马迎送。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大汉王朝要骚动天下,疲敝中国,以讨好胡人的叛徒呢?”一席话把皇上顶得有口难言。 后来浑邪王部众到了长安,商贾们与匈奴降众做些黑市交易,被官府追究,有五百余人罪当处死。汲黯听说此事,立即入宫晋见皇上说:“当初匈奴人断绝与大汉的和亲情谊,大肆攻略汉朝边塞。中国举兵与他们作战,死伤不可胜计,花费之巨数以百万计。为臣确实很愚钝,原以为陛下擒获这些降虏,会把他们贬为奴婢,与缴获的财物一起,赏赐给从军战死的家属,以酬谢安慰天下百姓。如今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把浑邪王所帅的数万降众,奉若骄子。为了赏赐这些胡虏,而使得国家府库空虚,并徵发老百姓侍侯他们。长安市民怎能知道,在家门口和降虏做买卖,也会被官吏视为边关的黑市交易呢?陛下啊,您既不能用战胜匈奴所获之利以谢天下,又要以微小的罪过,滥杀无知的商贾,竟然多达五百余人。臣确实不能理解,陛下怎么能这么做呢?”汉武帝当然不接受他的意见,却又难以驳斥他,只好恨恨地说:“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天又来妄发议论了。” 【每读这段历史时,笔者就感叹,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由于国共两党的内战,丧失了向日本政府索要战争赔款的时机。后来海峡两岸又长期对抗,助长了某些人,特别是台独分子的哈日情结。中国政府礼遇友邦,甚至礼遇投降的敌国,这种泱泱大国风度,怕是滥觞于汉武帝吧。今天之中华民族,确实应该多一些汲黯式的人,懂得向政府建言:任何时候,应把本国人民利益放在首位。】 我敬佩汲黯,就是敬佩他直言敢谏,不管皇帝爱不爱听,也要为民请命的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古代的忠臣,特别是文臣的表徵之一。难怪淮南王刘安准备造反时,想收买朝廷里的大臣,却非常忌惮汲黯,说:“汲黯好直谏,能守节,敢为忠义而牺牲个人生命。至于去说服公孙弘等,那是很容易的事。” 最近我在精英博客,拜读王钟的知青传奇故事。文中说道,某知青因为在日记中写有质疑林彪的文字而被捕。其实在文革初期,对林彪的质疑的群众,大有人在,本人也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也是知青,每次回城探亲,年轻人在一起,总要聊聊时事。一九六九年夏天,我因病回城,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和要好的年轻朋友们一起喝青梅酒,聊天抒发情怀。我一时兴起,就说了三件事:一是“农业学大寨”不能持久(根据我在山区插队的经验而推论出来的);二是江青不是好皇后;三是林彪不是忠臣。后两点,我都是以历史上的宫廷故事为依据的。因为当时,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干政,太不得人心。而对于林彪,我则说,成天吹捧君主的,能是忠臣吗?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开始当逍遥派,大可不必处处防范别人告密。然而,我只写古典式的诗词,从不写日记。因为文革初期,我所在的中学,有许多老师因勤勉写日记而肇祸,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 当然,如果林彪能像汲黯那样,敢于对毛主席直言而不面从的话,也就不可能成为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怕早就是第二个彭德怀了。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八日于新西兰奥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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