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陈幼民：月光如水

屹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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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插队，我可能就不会有与几个小伙子组成一个家庭──知青户这样的经历。虽然在学校彼此都熟悉，但多是在学习层面上，再加上文革时打派仗、写大字报、贴标语，完了事，各回各家，自有另一番天地是别人不知道的。如今走到了一起，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觉，在大山梁上脱光了衣服掏地，彼此之间毫无遮拦，谁也别想隐藏起自己的几斤几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若是气味相投，能同甘共苦，这日子虽艰难倒也能过出乐趣，就怕像有的知青户，彼此斤斤计较，打成一锅粥，最后各自分灶，弄得仇人似的。离乡背井，本来就孤独，若连同伴都没有了，那日子才叫凄惶。

好在我们队的六七个人，在学校时就是一“派”的战友，性格都属随和，好文，喜读书，生活上不太计较，干多干少吃多吃少无所谓，所以关系一直都很融洽。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现在回想起来，我庆幸自己有一群这样好的伙伴，彼此间的照顾，相互的促进，使我在生活的激流中不至于沉沦，平安地度过了极易放荡的岁月。都说插队是让我们接触社会，其实，农村是个大社会，知青户又何尝不是一个小社会，如果几个人之间都相处不好，更何谈“广阔天地”了。

插队的日子是由一个个白天和夜晚组成的，白天在山上干活，跟着老乡学耕地播种间苗收割，到了夜晚，在自家窑里，多少又恢复了学生的习性。我们的角色，在一天中不停地转换，要想把学生变成农民，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每当月光透过窑洞的窗棂照到地面，整个村庄沉静似水，几个小伙子横七竖八地躺在炕上，总有睡不着的时候，夜夜的长聊，成了几年插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尽管身在黄土高原的腹地，思维却依旧天马行空，无边无际，聊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比如聊陕北，像我在《想起那片林》中写到的，在当时就谈到退耕还林，流域治理；聊形势，比如中苏关系，那时珍宝岛正燃起了战火；聊性，虽然我们都还没有与女性接触的实践，道听途说，隔靴搔痒而已；聊未来，因为大家都没有真正扎根落户的打算；当然更多的是聊往事，聊各自的朋友、家庭、经历，聊京城里边的逸闻趣事。大家没有意识到，这其实就是想家了。

老田讲起了他的一个朋友，此君家境不错，居然自己能占一个房间，从小志向不凡，喜读军事史，崇拜格瓦拉，热衷于世界革命，以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为己任。在家中常穿马靴，擦得锃亮。房中贴了一面墙那么大的世界地图，每当入夜，便一个人坐在地图前凝视，用红蓝色铅笔在上面画出各种箭头，又在床头和桌子间拉上一根绳子，抚着它走来走去，在马靴的咔咔声中，思考如何向资本主义世界进攻。平时对同学言语颇高傲，大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意思。听说插队，别人皱眉，他却欣喜过望，谓可有一效当年领袖搞农民运动的机会，争着报名，去了山西。两年后归来，穿一破黑棉袄，吸溜着鼻涕，用油亮的袖口一擦道：“山西的酸菜汤真他妈的值，一毛四一碗，里边净是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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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毛家住在胡同里，他的邻居中有一位当地赫赫有名的“大哥大”，就是流氓头，在我的印象中，流氓头应该是青面獠牙的样子，可黄毛说，那人平日里看起来却很是和气，穿戴整齐，说话谈吐也不见脏字，邻里间有什么困难，他都会伸手相助，颇显仗义。我有点不相信，说那不是个侠士吗，怎么还叫流氓呢。黄毛说，你见到的流氓，只不过是街上的小混混，真正的流氓，是指社会上的一些特定人群，他们各有地盘，相互争锋，不过他们只在圈里斗殴，并不骚扰乡里。这位老大动作快，出手狠，有时挂了花，还往前冲，旁人见这不要命的主儿，先自怕了，所以都尊他为老大。那时流氓打架，也是讲规矩的，不仅约好时间地点，挑战双方的人员，还要讲好是用拳还是用腿，打上三路还是下三路，错了是不行的，不像现在人们打群架，板砖菜刀乱抡一气。输的那方只要说声“服了”，赢的人就马上收手，还要扔下十块钱，让对方到医院去看病，以示大度。后来文革骤起，红卫兵到处抄家，逮住那些黑五类就一通乱揍，老大看不过，要和红卫兵叫板，哪知人家不按规矩来，一拥而上，也不管什么上三路下三路，乱拳之下，把老大打得咽了气。

我自小在机关大院里长大，上的又是某部委的子弟小学，虽在北京，但与这个城市的接触面是很小的。直到上了初中，才开始真正走进胡同，认识了来自形形色色家庭的同学。所以，那些在胡同里流传的故事，格外吸引我的兴趣。说来有意思，北京城里的许多事，我却是在陕北的土炕上听到的。时至今日，我依然能记起许多的故事，尽管都是些传说，俗言俚语，入不得正史，但多少帮助我从一个侧面认知世界，其实生活本身就有很多个侧面，处处留心皆学问，你很难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身边的同学中，接近半数家里边都没有父亲，有的早逝，有的被放逐，还有的不知去向。这可能是一个家庭中最讳莫如深的事，虽然我对此感到有些不解，却始终没敢探寻个究竟，但随着彼此沟通的加深，关于父亲的话题也渐渐地在油灯下谈了出来。

阿林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因车祸去世，母亲带着他和三个弟弟艰难度日。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但父亲遇难那天的事他依然记得非常清楚。他说，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早上还好好的去上班，到晚上就躺进了棺材，噩耗传来，母亲当时就晕了过去，很长时间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是上班时出的事，厂子里算的是工伤，发了些抚恤金，但这点钱挡不住家中的日子一落千丈。为了孩子，林的母亲含辛茹苦，没有再嫁。林在家中是老大，从小就学会了帮助母亲操持家务，挑水劈柴扫地搓煤球什么都干。刚下乡时，我们都不怎么会做饭，而林蒸窝头擀面条样样在行，把个知青户管理得井井有条。我到林的家里去过，为了招待我，那天包了饺子，没有肉，一把茴香洗净切碎，加上点盐就是馅儿。这是我第一次吃没有肉的饺子，觉得有些难以下咽，而林的一家人却吃得很香，这使我感到有点惭愧。大家都在说城乡的差距，其实北京城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林这样的人即使不去插队，也早就学会了艰苦奋斗，而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刀切，谁又能体恤他家里的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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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昆比我大三岁，在学校时就是一个出了名的才子，他作风儒雅，体格健壮，读书又多，所以，我一直对他敬重有加。他出生在上海，父亲学徒出身，平日里省吃俭用，积攒下一点钱，临近解放，与别人合作办了一家小厂，到了划成分的时候，就成了民族资本家。这个出身在文革中，能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可昆谈起他的父母，却始终充满着敬意。他说父亲是个很正直的人，喜欢读书，对儿女宽厚疼爱。他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在假日里带着全家到苏州旅游的情景，那时他的生活是安逸幸福的。可没过多久，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家里塌了天，母亲无力支撑这个家，就把昆送到北京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家就读，自己则靠给人家洗衣服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度日。昆是一个坚强的人，虽然家里遭此变故，他并没有自弃，而是以品学兼优获得同学们的尊敬。

我们是因为插队才第一次离开家，自然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而昆却没有那种畏惧和不知所措，他早就独立生活了。但有一次我却见到了昆的悲伤，因为他在母亲的来信里发现了一张皱皱巴巴的十元票子，捧着这张票子昆泪流满面，母亲要洗多少件衣服才能挣到这十元钱，作为长子，他为已经成年还要接受母亲的救济感到深深的愧疚。我没有见过昆的母亲，但也能想到，一个失去了丈夫，儿子又远在天边的女人，怀着怎样的心情在冰冷的水中搓洗着衣服。

快到春节的时候，昆执意要到上海去看望久别的母亲。他没有钱，因为一年劳作下来，能挣到的现金少得可怜，而昆一向持君子风度，绝不肯像做贼似的偷偷摸摸，所以他一上车就找到列车员，直言自己是知青，要到上海看母亲，但没钱买车票。昆是好人有好报，那列车员听了，非但没把他赶下车，反而将他藏进了乘务室，躲过了次次查票，还端来饭菜给他吃，一路闲聊下来，昆得知，列车员的弟弟也在插队，所以对知青满怀同情。

老四的父亲是个右派，这使得他在同学中感到自卑，平时不怎么爱说话，然而在土炕上，他也慢慢敞开了心扉。尽管那时“右派”在我们心里还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大家对老四却没有什么歧视，天高皇帝远的高原上，阶级斗争的色彩已没有那么浓重，“同是天涯沦落人”，谁还能瞧不起谁呢。所以，老四的故事，也就被当作一般的传奇听了下来，而且充满了同情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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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是个搞学问的，也许是过于认死理，对事都要问个为什么，竟在领袖的著作上也圈圈点点，自然难逃厄运，被送去劳改。母亲为了保全这个家，与父亲离了婚。老四那时恨父亲，有一年的中秋节，父亲提了一包月饼回家来看他们，老四和哥哥堵住门就是不让他进，父亲死抓住门框不肯撒手，被兄弟俩架起胳膊搡到了大门外，月饼洒了一地。父亲无奈，只得哭着走了。后来父亲被遣送回了老家，那是他的祖籍，其实他们家在几代前就离开了那个地方，所以既无亲戚也无祖居。村里人对这个“故人”视作瘟神，唯恐避之不及，哪敢收留他。无奈，他只得在村外的坟地里，捡了几块人家迁坟时丢下的烂棺材板，搭了个窝棚，勉强栖身。日子长了，村里人觉得他老实，并不像宣传的那么可怕，渐渐与他有了来往，后来，一个寡妇接纳了他，给了他一个新的家。老四听说，在他从没有回过的老家里，已经有了异母的兄弟。

老四讲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插话，静静地听着，心里边却酸酸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还无法判断老四的绝情对还是错，无法认识造成这家庭悲剧是谁的原因，只是感到一种恐惧。五七年时我们还小，不太懂得大人间的事，但在文革中，我们却见到了太多的因言获罪的人，有的就因为说错了一句话，马上就成了反革命。其实那时叛逆的思想谁都有，私下里怪话也不少，天堂与地狱的差别，就在你讲的话有没有被打小报告的人听见。所以，大家慨叹之余，得出的结论是，谨慎行事，少说为佳。

后来我看到朋友张曼菱在一篇文章中探讨过这种现象，她认为，失去了父亲的家庭就会失去尊严和平等，纵深言之，就反映出文化中的苍白和缺憾。我没有这么深的思考，只是觉得，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对经历单纯的我来说，多是书本和电影里的故事，但在这些同学身上，确是少年记忆中无法回避的伤痛。

窗外月光如水，伴着一盏小油灯，几个少年蜷缩在小土炕上，回忆着旧城家事。那些缓慢低沉的话语，把曾经的日子像梦一般地送进每个人的心里，使远在他乡的人与故里之间搭起一座思念的桥。虽然大家只有十几岁的年纪，谈吐却已经显得老成和久远，也许从刚记事起，有些人就觉察到自己与别人生活的不同，他们的心中，隐藏了许多我所不知的沉重。命运的安排，把我们挤压到一个狭小的空间，而真诚的交流，使心灵有了一个回旋的余地，这让大家因远离故土和亲人而产生的惶恐情绪多少得到些释放和慰藉。

我已经记不清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晚上，到了夜阑更深，谈话随着月光渐渐淡去，不知谁把油灯熄了，鼾声慢慢地响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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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馍馍

想起了和队友在窑洞里一起生活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