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卜桂仁 于 2020-10-13 07:30 编辑
《追梦年华》节选（六）
梦境苦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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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在这个厂工作，不仅是因为它的行业、规模、环境，我也不喜欢这里的人脉。年轻的时候，总幻想干点大事。干大事，就要有大环境，比如像铁路上那样，纵横千里，驰骋八方。每次回扶沟黄泛区农场探亲，乘坐许昌到扶沟、太康的窄轨铁路，我看着那些低矮狭窄的小火车车厢，心里都觉得别扭。窝曲在这个小院落里，蝇营狗苟，我觉得这一辈子就算完了。“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我那时唯一的想法，就是要飞出这个圈子。 少儿时代，看过一个著名的电影《以革命的名义》，是一部中国人拍摄的展示俄国革命导师列宁关怀战争孤儿成长的故事片。我喜欢影片中一个名叫亚什卡的流浪青年，他具有顽强生存的意志和乐观向上的浪漫情怀。参加革命前，他曾经弹着吉他，四处流浪，诉说着心中的向往，寻找那《热带的地方》。在他心目中，这热带的地方聚集了人间的一切美好。他这种执着地寻觅，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也成为一个有追求的人。如今，我心中那“热带的地方”，就是回归铁路。 其实有这种想法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师弟小江，黄湖农场招来的知青，也是个铁路子弟，他也非常不看好这里的工作和环境，所以我们两个很说得来。小江有句名言，叫做厂里的工种“沾胶不干”，我们烧锅炉虽然脏点累点，但是毕竟和橡胶不沾边，它算是个通用工种。所以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调个好单位，然后一切从头做起。 因为有了这个想法，我看着厂里的一切都不顺眼，多数领导和工人在我眼里都猥琐不堪，当然，我在人家眼里也有点神经质，厂里的流行语叫做“阴阳”。有一段时间，我像着了魔似的，吟读着维吾尔族诗人鲁特夫拉.木塔里甫的诗句：“我既是情海最深处的波浪，那渺小的池沼怎能遏制我的渴望？” 在流水线生产的工作模式下，每个人的岗位都是相对固定的，有些老工人，干了一辈子，都在重复着一些简单的操作。当时的社会价值观不鼓励张扬自我，个人只是集体生产的一个环节，所以领导经常号召工人们，学习雷锋，立足本职，要甘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定了二级工以后，我就开始活动调工作的事。当时国营体制内职工的管理很严格，职工进出、调动都要经过市劳动局批准。厂里更是不愿意轻易放弃一个正式职工的名额，要调动必须对调，就是自己去寻个条件相当的对调人，先调阅档案，双方单位同意接收后你去他来。我们厂的外在形象不好，地点又比较偏远，很少有人愿意来，所以对调不好找。 对调不成，我就想谋求单调。单调等于凭空叫厂里放走一个人，若无过硬关系，绝难操作。车间的老翦书记曾经非常推心置腹地对我说：“不是车间不放你走，你现在的工种不好，没有人愿意往这个岗位上去，你走了，谁来顶你的工作？”我听后愤懑而无语。 年轻的我心性高傲，不谙世故，也不知道迂回做工作。凭着想当然，硬碰硬的公事公办，调动进程倍感举步维艰。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只是不想在橡胶厂，想去哪里，去干什么，心里真的没有底。厂里一些有办法的人不吭不哈地都调走了，有的还去了很好的单位，而我这个整天喊着要调走的人，却仍然原地不动。 在苦闷和仿偟中，我像一个失去了目标的独行者，盲目而无奈，行动怪癖，说话口无遮拦，显得无知而狂妄。当时在我眼里，周围的人几乎都是混街道的小市侩，我和他们根本找不到共同语言。厂里一些人喜欢说三道四，其实未必真有大的恶意，只是精神生活匮乏，找个乐子。我经常听到一些领导和师傅们不太光彩的传闻和生活中的逸闻韵事，愈发引起了我对他们的恶感与轻慢。 当时厂里派性严重，受到派性左右的人，有公开的也有隐性的。许多问题，一旦牵扯派性，就会失去理性的判断。有时因为某一件事体得罪了一个人，实际上就得罪了一伙人。 我不懂得圆滑处世，对厂里的根底并不了解，却喜欢发些随便的议论。有些涉及领导的是非，要不了多少时候，对方就知道了，甚至掌握了我说过的原话。还有一些很恶毒的话语，本来不是我说的，也被记到了我的账上，因此领导对我更加反感。显然是有人背后打了我的小报告，出卖了我，是谁，我却不知道。 我不会算计别人，但是也不懂得如何防范别人，棱角十足，把周边的关系搞得很糟糕，车间的几个领导都不看好我，当然这里面既有自己对他们缺乏应有的尊重，也有别人背后对我垫的“黑砖”。 锅炉间歇的时候，别人都分到钳工、车工去学习技术，我和明亮师弟却被分到人气萧条、技术含量最低的水暖工。 但是我并不在乎自己的处境，也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我想，反正我是要走的，到了新单位，再好好表现也不迟。 我当时的心态有点像西方文学作品中骑着瘦马拿着长矛挑战风车的中世纪骑士唐.吉珂德先生，自以为是而莫名其妙，我觉得自己深陷在这小市民的泥淖里，每一步好像都有陷阱，精神几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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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忘年朋友，老于。他是我下乡时随队的下放干部，蓼河本地人。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参加过西南剿匪，后来转业在中州市劳动局工作。文化革命以前也只是个科员，官运并不亨通。 文革中，他做了市里保守组织的头头，受到冲击。六八年他首批下放，回了家乡蓼河，和我们知青一起插队。半年多后，奉召回市，去了市委五七干校。以后在市郊区五七农场又带过几年知青，那一段时间正值他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对一个事业型男人来说，正是人生最好的年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很投缘，几乎无话不说。老于见多识广，知识渊博，思维深邃，作风平实。豁达乐观，话语幽默，和他有交往的知青们都喜欢他。 七十年代初，他结束了下放生活，回到原单位，市劳动局，还是当他的科员。老于官不大，却在劳动局的实权部门，调配科，主管国营企业工人安置和调动。 当时年轻人把工作单位看得很重，单位的好不好就像决定着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好的单位，不仅外在形象体面，福利待遇也好得多。不夸张地说，劳动局安排一个人，完成人们心目中丑小鸭变成天鹅的梦想，就像挪动一枚棋子那样，轻而易举。所以老于家里经常门庭若市，炙手可热，其中多数是他的蓼河老乡。 我一度想把调动的希望寄托在老于身上，不时往他家里跑，软磨硬泡，请他帮我想办法解决调动问题。听着我的诉说，老于吸着烟，沉吟着，却始终没有答应给我实质性的帮助。 有一件事情，让我冷静下来。有一天晚上，我又到老于家去磨蹭，我埋怨他给那么多人帮忙，却不肯给我帮忙。老于听了后推心置腹地说：你的认识是不对的，一个人的价值体现不在于去哪个单位，而在于你能干什么。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但是你不适合当工人，在哪儿当都不适合。你适合去做一些管理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你调来调去没有意义。 老于说，你现在想法上有很多不现实，也缺乏实际工作的历练。去大单位，能人多的是，上面没有人，你就像一滴水，掉到河里就不见了。而在小单位，有能力的人比较容易出头。如果我是你的领导，我一定会重点培养你，重用你。可是在一个小单位，你都干不好，换一个单位，如果还不如意，怎么办？老于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至少现在领导对你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不会久居人下，安下心来，从小处做起。 老于又说，等你干够十年工龄，如果还是这样，我再帮你想办法。 听了老于的话，我思考了很久。虽然没准备当什么干部，调动的想法也没有因此放弃，但是我明白了，这不是急于求成的事情，我还是应该沉下来，做好眼前的事情。于是我收起狂妄，恢复了常人姿态，和大家友善相处。 理清了思路，我觉得自己应该采取一些主动的姿态，缓和一下周边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和车间领导的关系。因为派性的延伸，杜山师傅被安排到我们车间担任支部副书记。本来我们关系很好，因为我没有选择站在他们帮派的一边，于是有了些隔阂，再加上车间里对我反映不好，所以杜师傅对我也失去了刚进厂时的热情。我觉得改善关系还要从杜山副书记着手。 杜师傅出身市井，没什么文化，打小儿出来混，文革时期，和傅奎师傅一起，是厂里的造反派的头面人物。他为人注重江湖义气，讲究江湖上的规矩，几句话对了脾气，就是哥们。当然，谁要是惹了他，他也会睚眦必报的。 那天，我主动约请他在街上的小饭馆吃了顿饭，也不过花了八九块钱。我做出诚恳的态度，检讨了自己接人待物上的缺点，征求杜师傅对我的意见。杜山师傅性情淳朴直率，快人快语，心中的成见既容易生成，也容易化解。几杯酒下肚，杜师傅也对我敞开心扉，他首先抱怨我不懂得尊重领导，说话随便，又告诉我要注意周围的人，说话分场合，然后他又压低声音，特别提醒我要主动和车间副主任桂发师傅缓和关系。 其实我和桂发副主任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矛盾，只是我少不更事，说话大模大样，又私下喊过他的不雅外号，使桂发师傅觉得有点伤自尊。找到矛盾的症结，回来后，我托人帮助买了两色土特产，白糖与核桃，每份五斤，分别送到杜师傅和桂发师傅家里，他们都住在家属院，来往很方便。此后，我发现自己的处境改善了，杜师傅和桂发师傅有意无意间都对我增加了关照，这一年锅炉停用期间，我和明亮师弟都被分去学习车床技术。 事情的前后变化，把我从一种纯理想的境界中唤醒，使我认识到世俗生活中人际关系的重要。从此我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时刻提醒自己处事低调，学会平和待人，藏锋守拙，避免张扬。当然，也生成了我玩世不恭的坏毛病。 老于不热心我的调动，却热心我的生活。他几次为我张罗对象，最后还是为我介绍了一个可爱的女朋友，她就是我后来的妻子。 老于已经作古了。几十年后，每每回想起老于当初的话语，感到他为我的考虑的初心是深远的，也是符合我的人生轨迹的。老于，我终身不忘的一个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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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3 07: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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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3 08:0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