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历史的规律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其实很难”！ 文革教育革命就是如此，从1967年初就想复课搞教育改革，67年三月发出三七指示，先军训，再复课，但是潘多拉魔盒打开后到社会上打砸抢的造反小将收不回去了。67年10月第二次复课，但是这回造反小将自己打起来了，史称“武斗”。如果我们要梳理文革教育革命教育改革的历史，忽略当时的大背景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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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口述：“文革”中的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2012年02月08日09:12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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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德口述：“文革”中的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2)--文史--人民网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１９６６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

北京市是在１９６７年春开始武斗的，那时武斗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据火葬场的统计是七十多人。李雪峰可能到天津去了。面对这种情况，我很紧张，寝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我谈情况时，谢富治也显得很紧张，神色惊疑。我们认为要制止这种情况。谢富治说：由公安系统、市委分别发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从谢富治处回来，就开始起草市委通知。公安系统的通知由谢富治打电话，让市公安局来拟。

我们市委的稿子还没有发出去，当天夜里二点钟，谢富治打电话找我去。我去后他对我说：公安系统拟的稿子送给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评了。大意说：你们还是想压制群众，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发动，你们不能像消防队救火一样。

这样，混乱的局面就无人敢加以制止了。

然而，不断传来打死人的消息使我发愁。１０月份，我又找到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我还找过陈伯达一次，提出是不是可以发一个通告，制止打死人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不同意，还是说，这样会约束群众的革命活动，影响发动群众。

一直到１１月１８日，我们当时都搬到京西宾馆办公了，中央文革小组才同意市委发布《重要通告》。《重要通告》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

这个通告的措辞是严厉的，但实际没有管用。江青在以后又大讲“文攻武卫”，她接见河南造反派还是安徽造反派时就宣传“文攻武卫”。这样，武斗从“文攻武卫”的口号中找到了护身符，两派都说自己是“左派”自卫，对方是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武斗问题非但不能制止，而且愈打愈激烈。

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期间，全国武斗很厉害，不少地方具有相当规模，动用较大杀伤武器。相比之下，北京成了不算最严重的，但我估计，在武斗中死亡的人数大概不下千人。

这是“破四旧”，先是发布通告发不出去，等通告发出去了，又来了一个“文攻武卫”。当时，水龙头总赶不及点火的。

无声

过去知青网转载人民网发表的吴德的文章受到一些老知青的谴责，说他造谣。其实官方正式发表的毛泽东年谱用毛泽东自己的话应该可以客观的说明1967年两次复课期间的社会和学校的状况：

毛泽东年谱 1967年
5月16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保安部门负责人宾迪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周恩来、谢富治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时，毛泽东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大概乱一两年就好了，现在已经乱了一年。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

6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已经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并不算太长。有武斗，大量的是用拳头、椅子、棍子、石头、砖头打。更大量的是口斗，利用报纸、刊物、广播、广播车、大字报、标语，还有很多小刊物。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一个学校起码有两派。

上半年  在同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7月6日  审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六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和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两本小册子，对前一本小册子批示：“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对后一本小册子批示：“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

9月9日 晚上，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你们看法怎么样？请你们讨论讨论。谈到造反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1]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2]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谈到工厂两派冲突时，毛泽东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

10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努马扎莱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有一点乱就是了。就是要乱，不乱不得了。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乱得厉害就好办事，正确与错误两方面都暴露出来了，胜负就可以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脓挤出来了，身体更健康了。现在没有危险了，有那么几个乱的省，除安徽外，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

11月3日  《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并加编者按语。这个方案，反映了同济大学、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学与教改的设想和做法。在编者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无声

从毛泽东在1967年的谈话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对于乱与控的策略非常矛盾，他希望用乱的办法揭露各级领导层的黑暗面来教育群众，但是群众并非天生的纯洁革命者。对于各地各单位群众组织分成两派进行武斗，毛泽东说他想不通。他对于老干部受批斗一方面认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应过份更不应该进行人身侮辱。但是他老人家没身临其境的自己去挨一回批斗去弯腰坐一回“飞机”，在井冈山时代他被错误路线整肃而失去指挥权无非就是“闭门思过”，当时他最大的抱怨就是“连鬼都不上门”。但是文革不同了，吴德文章中还有一段：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注：邓拓，吴晗已自杀）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无声

再看毛泽东对自己教育革命理论的说法到底是什么？哪些正确哪些错误您老人家为什么不自己说明？他说：

“审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六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和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两本小册子，对前一本小册子批示：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对后一本小册子批示：“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

再看毛泽东对于谁是教育革命的主力军是这样说的：

“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这就难了，毛泽东把“广大革命的学生” 摆在教育革命依靠的首位，谁是革命学生？ 前提是“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四三派”还是“四四派”？是“天派”还是“地派”？不说武斗了，就说文斗吧，“要文斗不要武斗”很好，但是在教育革命，教育改革的课堂上文斗起来还有尽头吗？ 转眼到了68年，教育革命的成果在哪里？

1968年春天，我们这一届（69届）于66年6月小学毕业后不经考试就近分配进入初中，我有幸进入的中学有位文革历史上出名的老三届校友外号叫“小浑蛋”，近年来他的形象在影视作品中多次出现，最典型的就是我们院里孩子写出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血色浪漫》中的“小浑蛋”（顽主）原型演绎。《血色浪漫》的重头戏就是上山下乡，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过当年复课后在校园内出现的腥风血雨，我的一个16岁的同班同学（被我们院孩子指责为“佛爷”）就在我的面前向我求救时被我们院追杀他的人中一个15岁70届的小同学用匕首刺进腰部险些丧命，这是教育革命中的真实历史片段。我不知道是否在校园里见过小浑蛋，因为６９届和７０届入学后高中不开，他们那些老初中生就被挤出校园流落到街头＂江湖＂了。

注：“佛爷”在文革时代的北京是专业扒手的称号。

        “顽主”是文革时代从旧社会江湖遗传下来的胡同江湖帮派的代号。

        “吃佛”是“佛爷”向顽主交保护费。

        “洗佛”是不同帮派的顽主越界向别的地盘上的“佛爷”洗钱。

        有时“老兵”（老红卫兵）也“洗佛”。

       “拍婆子”是指顽主或老红卫兵在公开场合追逐女孩子或女顽主。

    “小浑蛋”称号来源：文革中从西北劳改地逃回北京的文革前顽主头领“老浑蛋”被文革平民出身的中学生周长利打服后由周重整江湖统领北京顽主+佛爷帮派，因此文革江湖上称呼周长利为“小浑蛋”。此人专门截杀老红卫兵，于1968年被老红卫兵结伙刺杀，从此激发了顽主帮和老红卫兵之间的火拼，不少老红卫兵纷纷参军避走。刺杀“小浑蛋”的血案与随后大规模械斗发生在清华大学蒯大富派杀死毛泽东派去制止武斗的工宣队的同期，据说“小浑蛋”的血案上了内参引起高层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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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文革北京街头的情况了如指掌，他在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时说：

“毛泽东：此外，北外六·一六领袖刘令凯反对总理，总理一直保护他。有人讲总理宽大无边，我就同意总理这样做。联动这些人开始不应该抓，抓多了。是我点了头。

谢富治：这与主席无关，是我抓的。

毛泽东：你不要给我开脱错误，给我掩盖。抓也是我叫抓的，但放也是我同意放的。

谢富治：没叫我抓那么多。

毛泽东：放了就上八宝山、天安门，骑着自行车，搞了两个月，他们也没意思了。有些人耍流氓，无非是弄几个钱（注：洗佛），玩弄一个女人（注：拍婆子），彭小蒙不是那么反动吧？”

以上资料与68-12-21动员“一刀切，一片红，一锅端”的上山下乡似乎有着内在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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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革上山下乡如果只用“好”或“坏”，“正面意义”或“负面意义”来界定就会流于偏颇。文革上山下乡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运动，也可以说一场变态的社会试验，更可以说成是一次流产的教育革命，甚至还可以说是一轮临时组织的战争防御准备和演习（例如69年林彪1号通令）。

红军当年的长征又何尝不是如此？ 长征本来就是错误路线指挥下反围剿失败的大逃亡，但是如果当年国民党和地方军阀同心同德不搞内斗真正联合起来围剿井冈山等根据地，就算有正确路线指挥红军就一定能永远守住井冈山？ 当年大历史条件下红军能够残存并经过长征虎口逃生是有着极大的偶然性的。就说当年红军到了延安再一次受到国民党军围剿，老蒋还是犯了老毛病用张杨的东北军和西北军打红军，意在让红军和地方军阀两败俱伤后再由蒋氏嫡系国军取得最后战果和地盘，就象长征中蒋军在追赶红军中对云南和四川军阀做的那样。其实红军到了贫瘠的陕北依然险象环生，国民党军大军压境，迫使红军组建西路军向西北苏联方向试图打通出路，最后全军覆没。过去党史记载西路军失败是错误路线造成的，文革结束后在徐向前等一批红四军老将领的呼吁下党史界对西路军历史做了新的解释。还有一个长期争论的焦点是如果没有日本侵华和西安事变，红军在陕北仍然可能覆灭或者象金日成那样逃到苏联，因此毛泽东文革前对日本访客说感谢日本侵华，谈话原文如下:

链接：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我们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资本家叫南乡三郎，和我谈过一次话，他说:『很对不起你们，日本侵略了你们。』我说:『不，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略，霸占了大半个中国，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胜利。』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第一，它削弱了蒋介石；第二，我们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军队。在抗战前，我们的军队曾达到过三十万，由於我们自己犯了错误，减少到两万多。在八年抗战中间，我们军队发展到了一百二十万人。你看，日本不是帮了我们的大忙？这个忙不是日本共产党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帮的。因为日本共产党没有侵略我们，而是日本垄断资本和它的军国主义政府侵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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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文革中美帝国主义没有侵略中国，但是苏联共产党侵入了中国领土珍宝岛（当时苏联还出兵占领了捷克），因此苏联共产党入侵帮助中国动员全国人民停止武斗转入全民战备并召开九大结束文革（学界有一种定义是文革在九大召开时就结束了，以中央文革仅剩下的四人帮等少数人进入政治局为标志）。而且苏联共产党的入侵还促成了中美和解与联手从而改变了世界格局最终造成前苏联解体，因此历史本来就具有出人意料的复杂性。68-12-21动员是以上山下乡插队为主，不久后就转变为在全国组建了12个军队建制的生产建设兵团突出了屯垦戍边，与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已经不搭界了，因为兵团所在的边疆无人区见不到贫下中农，但是组建兵团还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旗帜下。苏联共产党的入侵还帮助中国顺理解决文革教育革命失败造成的老三届积压在校没有出路的难题。历史有时很滑稽，见下图历史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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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文革上山下乡是一个在不同时段以不同方式的动态变化中出现的社会大变动，所以我们必须辩证的按具体时间,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例如文革１２个兵团的组建和屯垦戍边。大敌当前，没有上山下乡也要组织战备，例如文革前的三线建设。文革中教育革命失败，战备吃紧，老三届正好在上山下乡的浪潮中被拿去边疆＂填空＂，正是国家决策者的一举两得。有人说中苏交恶和中苏边境冲突是毛泽东为了转移国内视线用国际争端来缓解文革造成的国内矛盾，这个课题不在本文计划的探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