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拥抱快乐

过去缅甸驻华大使馆的对面有那座庙，解放后住庙的都是劳动人民，刘主任（女）是很负责的好人，军属烈属的事全管，发票儿一点儿不私心。刘主任的儿子四喜蹬三轮后来干木工。东庙有位和尚，解放后还俗在邮局工作送信。二庙里还有干理发的、修自行车的。哈家是民国时期就搬到庙里住的回民，哈宝田，爱玩鸟、鸽子，哈中申蹬三轮车。
    演乐胡同78号是个大杂院，院内有位37岁的故宫古建工程队的工人叫郑春富。演乐胡同老人们都知道，1989年6月4日晚上他从家里出去，从此渺无音讯。家属曾遍找北京城区所有医院、太平间及火葬场, 但未见尸骨。至今公安局和工作单位也不给郑春富下结论。

拥抱快乐

                 六、演乐胡同大杂院（二）

  解放后，尽管演乐胡同没有什么豪门大宅门，但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为1949年进入北平的20多万八路军寻找住处，在演乐胡同至少“接收”（或低价购买）了十几座四合院。
    外交部占用的大四合院后来成为缅甸联邦驻华大使馆。演乐胡同33号四合院成为林伯渠、万里、王光英的“官邸”；这两处房现在属于独门独院性质。
    成为中央单位大杂院的有：演乐胡同1号院成为东城区公安局大队所在地；5号院成为冶金部大院；8号院是面积不大的三进院落，住进6户煤炭部老八路。此外还有建设部宿舍院、水利部宿舍有、交通部宿舍院，北京市建工局宿舍院等。

拥抱快乐

演乐胡同45号，街门是大如意门，门头上的砖雕精美，有鹿、鹤、牛、三只羊、梅花、莲花和万字纹等图案，类似“六合同春”、“三羊开泰”、“禄寿绵长”之意。门墩刻狮子绣球，左公右母。内有一“毛笔头”垂花门，门旁有门墩。大门与垂花门之间还有一极其简约的老门，仅存门框和两侧石柱。一位50多年的老住户介绍说，里面有四个院，大门上的砖雕文革时被糊上，是最近一点一点刷掉后复原的。80多岁武兰香说，“我们这院以前就是建工部部长住的，他身边少不了四种人：司机、秘书、炒菜大师傅和烧锅炉的。我家老头就是水暖工，专给部长烧锅炉，这样才分到了两间房。”
   

拥抱快乐

此外，演乐胡同一些四合院变成一些单位所有，如“北京砖瓦协会”，“中国文学艺术家协会”的牌子还是郭沫若题的字。
    演乐胡同46号是中国一些著名文人的宿舍院，文人常来此举行活动。北京人艺可代表中国话剧先锋的著名导演焦菊隐先生住处就在旁边，爱人秦仅（北昆）、妻弟秦伊住在一起，许多话剧界、人艺的演职员常来做客。

拥抱快乐

                 演乐胡同46号李星华与贾芝夫妇

  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1911年11月21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920年夏，随全家到北京定居。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下令逮捕了李大钊，李星华娘儿仨一同被捕，在监狱关押二十三天。她在法庭上机智地回答了敌人的审问，使大哥李葆华躲过了敌人的搜捕。她有两个弟弟：李光华和李欣华；有一个妹妹：李炎华。
    李大钊就义后，京师警察厅勒令李大钊遗属限期离京。1927年5月10日，李星华全家被迫回大黑坨村。她从此辍学，在农村照料重病的母亲。一直到1931年的暑假，才又带着弟弟和妹妹回到北京复学。

拥抱快乐

李大钊牺牲时，李星华只有16岁。之后，她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高中部和大学读书。孔德学院是蔡元培及北大几位教授创办，他们的子弟多在这个学校上学。李葆华（李大钊的长子）、李星华和周作人、周建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的子女也都是同学。李星华是半工半读，由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帮助安排给学院刻写蜡板，每月补助生活费15元。1932年期间，李星华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和党的组织，利用刻蜡板的机会为党刻印传单。

拥抱快乐

1935年，正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读书的李星华和贾芝相识了。这期间，他们俩之间曾经有过一次令贾芝永远难忘的谈话。贾芝问她：“你的家在什么地方？”她平淡地说：“我没有家。”后又补充说，“我就希望革命成功！”李星华对旧世界深恶痛绝、对新中国充满憧憬的强烈情感，深深地感染了贾芝。

拥抱快乐

这年年底，爆发了“一二? 九”学生运动。李星华、贾芝都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平时态度温柔敦厚的李星华，一到革命烽火起来的时候，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头勇猛无畏的狮子。当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来到时，她站在学校大门外呐喊，招呼同学们快去参加游行。贾芝和她一道沿护城河走到西直门外，城门这时被关得严严实实，无法进去，警察在城头上正和游行示威的同学对峙着。贾芝和李星华手拉着手走进游行的行列。参加了那场斗争，他们的爱情经受住了考验，第二年就结婚了。

拥抱快乐

1937年，贾芝从中法大学毕业，想到法国里昂大学留学继续深造。7月7日，贾芝乘最后一列火车离开北京回山西省亲，结果遇上了“卢沟桥事变”，一时无法回来。李星华带着孩子回到了河北乐亭。1938年暑假，贾芝离开临时借读的陕南城固西北联合大学，奔赴延安。李星华知道贾芝到了延安后，回到北京做去延安的准备，周作人把她安排在北大的会计科当出纳员，得以维持他们的生活。1940年，李星华向周作人说明要到延安去。经周作人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金作为路费，并办了出北京必须有的“良民证”。临行前李星华去向周作人告别，说她要到延安去了，问他那边有什么事没有？周作人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李星华未能将这个口信带到，她后来在提起这件事时也深深遗憾。解放初期回到北京，大约在1950年末，贾芝和李星华到八道湾去看了周作人先生，对他保存李大钊遗著以及在敌伪统治时期帮助李星华去延安的事表示感谢。

拥抱快乐

早在1983年，贾芝写了《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他说，周作人和李大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过从较密，是北京大学同事，也是《新青年》的同人。在李大钊牺牲后，周作人不仅积极参与了后事的处理，参加了1933年的公祭，而且对李大钊的一家在长时期中给了很多的帮助，可以说他是朋友中出力帮助最多的一个。发表后，贾芝受到一些非议。但他认为，自己只是讲了事实而已。其实，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听贾芝谈起周作人和李大钊的关系后，让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