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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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丰惠中大厦
    位于珠市口西大街120号的太丰惠中大厦，其前身是建于1935年的惠中饭店。原为两层小楼，中式木结构，四进院落，有100多间客房，一层经营正宗鲁菜，设施水平在当时仅次于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为南城之首。在天津也有一家惠中饭店，属于同一个投资人。
天津惠中饭店的投资人是曾任热河督军的汤玉麟等，实力不俗，饭店的西餐也名噪一时，三教九流，纷至沓来，熙攘热闹。作家、艺术家是观察、提炼生活的高手。20世纪30年代，曹禺曾住过惠中饭店，正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像陈白露那样的交际花，像潘月亭那样声色犬马的“大人物”。名著《日出》中的部分情节就取材于天津惠中饭店里的故事，以惠中饭店为背景，写出了鞭挞黑暗社会巨作。抗日战争前夕，刘少奇曾以商人身份住在北京惠中饭店，开展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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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中饭店属民国官僚资本，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以后，被北京军事委员会接收，成为政务院办公厅下属第三招待所。
    1952年国务院成立中央机关饭店招待所管理委员会，统一接管了在北京的中央、军委等机关所属的各类饭店75家，大部分改称为机关内部招待所，包括原属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服务处管理的远东、西单、永安、惠中四个饭店。惠中饭店曾更名为惠中宾馆，直属国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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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五”开始的1956年起，为确保国家重要物资的平衡，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取“物资订货会”的形式，对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农机产品、仪器仪表、机电产品、电线电缆、化工产品、木材等十余种重要物资，在国家确定的数量、价格和运输计划范围内，进行产销对接，甚至某个工厂生产的某种产品以什么价格卖给哪个工厂都由国家指定。按照惯例，每年12月下旬，中国煤炭、电力、钢铁、化工、电子、农机等行业企业将聚集在一起（一般在北京）召开一年一度的物资订货会。二十世纪末，这类国家物资会形式早已自行取消，只有供应紧张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国务院“电煤”订货会还保持至今。
1984年重建的惠中饭店，主楼地上17层，地下1层，配楼4层。主楼首层、二层为商务中心、银行、邮局、票务中心和餐饮、娱乐设施；3—17层为写字间，有400对个独立的办公空间。投资建设单位是国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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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丰惠中大厦”由屡获国际设计大赛殊荣的香港许李严建筑师有限公司精心设计，尽现现代建筑风格。大厦总面积近3万平方米，由主楼与两配楼组成。大厦拥有不同规格写字间，可满足客户22.71—1000平方米的不同需求。大厦集办公、商务、餐饮、娱乐于一体, 大厦设有商务中心、票务中心、邮局、会议室等完善的商务设施；并设有班车、浴室、停车场等服务设施；标准写字间格局方正，装修考究，使用功能合理；单位面积22.71平方米的标准写字间有2间套—4间套。室内拥有温控中央空调、菲力普吸光灯盘、进口壁纸和地毯、强化玻璃门。入住即可办公，毋需装修。大厦地下一层没有停车场，楼后设独立的停车场，可以停车100多辆。用现在的观点看，属于设计落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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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2月12日，国管局与香港彼林投资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书，共同成立合资公司北京市太丰惠中大厦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193万美元，中方出资53685万美元，占45%股份，港方出资65615万美元，占55%股份。拆掉原惠中饭店，建太丰惠中大厦，建成后，原惠中饭店工作人员整体参加合资企业太丰惠中大厦工作。2000年投资商对大厦进行了重新装修改造，使大厦的使用空间更加舒适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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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丰惠中大厦”占地面积很大，大楼南侧平房院能停八九十辆机动车，在没有扩宽珠市口大街前，饭店门前珠市口大街上可以停放五六十辆机动车。
我公司是1995年3月入住这座大厦办公的，当时我是办公室主任，入住条件是在后院提供15个专业车位，门前4个专用车位，还在大厦西侧里面用铁架子焊了一个从上到下的巨大“宣武区城市建设综合开发总公司”霓虹灯广告牌。我公司入住不久，在宣武区搞房地产开发的八家公司纷纷入住“太丰惠中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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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家海南民营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菜市口搞开发，开发背景是海南省财政厅，为了表示其强大的开发实力，在太丰惠中大厦门前最显著的位置放了四辆奔驰600豪华轿车，长期用防雨布蒙着车身始终不用，成为大厦门前一景。1998年朱镕基调控发热的中国房地产，严令国家机关和军队退出房地产领域，海南财政厅搞的菜市口片危改失去了财源，闲置5年后被中信集团收购，建起“中信城”。失去靠山的那家海南京灏房地产公司，后来把我从宣武开发公司挖走，到东城区搞东直门交通枢纽项目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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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长街54号”梁启超梁启勋兄弟故宅之往事
  “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梁启勋兄弟二人共同营筑的居所，梁氏两个大家庭在这里度过了十余年相濡以沫的光阴。这座宅院陪伴着梁启超走完生命最辉煌的时光。即使在1929年梁启超过世以后，“南长街54号”也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在战争时期帮助转移了大量进步知识分子，建国初期又受到中央领导和民主人士频频造访。
    如今“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首度公开，揭密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其中透露的诸多上世纪初叶时局的隐秘细节，不但是梁启超研究资料的新发现，更是对“南长街54号”的历史还原，具有相当高的史料及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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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风云
    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梁启勋兄弟海外归来，意图在政坛一展身手。1912年5月，进步党成立，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总长，梁启勋任中国银行监理、币制局参事，亲手制定袁大头金、银、铜比例。在北京忙碌的工作中，他们亟待要觅得一处蔽身之所，几经辗转，最后选定了“南长街54号”（现改名南长街大宴乐胡同26号）。
    在梁启超后来陆续发表的信札中，经常能看见“南长街”的影子。“南长街54号”由梁氏兄弟共同出资，成为梁启超在北京实际意义上的故居。
    这处占地四亩的宅院由兄弟二人精心营造，里外三进，最高的南房曾是梁启超的固定卧房，康有为与其女康同璧亦是房中宾客。1917年，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盐务署督办，这段时间他频繁来京，“南长街54号”也格外热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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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旅欧回来后，作为公共财政、律法、图书馆和讲学的启蒙师与先行者，生活赋予梁启超更多的文化涵义。这十年中，梁启超组织社团、著力教育，在更大意义上承担了导师、慈父的角色，梁氏兄弟在“南长街54号”的聚会更多了。1926年，梁启超担任司法储才馆馆长，聘梁启勋为总务长。梁启超并在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筹划开馆和主持馆务。清华讲学期间，若是进城，便径直住在“南长街54号”，专心治学并与家人共享天伦成为这个时期梁启超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