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拥抱快乐

      听说已经退了休的先生退而不休，依然活跃在京城教育界。
      在母校里我公开和先生叫板的只有一位也只仅一次。他就是给我们上政治课的刘裕如先生。先生的名讳是否为“裕如”记得不太清了，姓氏刘则是不错的。
先生生得一副很敦实的身材，个子不高但很威严，不苟言笑。他属于学生们见面就发怵的那种先生。他讲政治常常联系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和“世界形势”，说越南战场上的事也说中国政府对美帝国主义的多少次严重警告，还说，到了多少次就会教训教训美国佬。有时说得我们热血澎湃，恨不得立时长大参军去和美国鬼子拼刺刀。他的课没人敢闹事，而我却成了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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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次在他的课上我忘记了带课本。先生很生气。他生气是应该的，现在我想起来也会生气，学生忘记带课本不就是当兵的忘记带枪吗。战场上没枪就是找死！先生让我去找外班的同学借。我出去了，转了一圈没借回来。这不仅是十足的窝囊废表现而且没有体会出先生的宽大用心。先生想必气上加气，对考勤员下达了威严的命令：这一节给他记旷课！本来正走向位子的我听到后，好像是吃了豹子胆热血冲头，我没有丝毫地犹豫掉转身向教室外面走去。当时我心里的想法是，既然算我旷课，那么我干脆就不在教室里，这样才对得起“旷课”二字。还没跨出教室门口，先生一声断喝：回来。回到座位上去！我听话地回到了座位。心里却美美的，我觉得我是胜利者。现在想到的却是一个浑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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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最后给我留下的场景如下：一群被“革命”的邪火烧得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们围着他叫嚷着，对他进行着批斗。先生低着头听从着“小将”们的吩咐，让他做什么就做什么。清楚得记得一个女孩子在他头上打了一下，发出清脆的声音。在邪火中烧的中学生面前先生是木然的，机械地听从着“小将”的命令，让他念大字报就念大字报，让他说我是牛鬼蛇神他就说我是牛鬼蛇神……盛夏的骄阳烤得先生光亮的脑门渗出大滴的汗珠，任凭流淌不敢擦拭。我在现场，只有亢奋没有同情，也没有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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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音乐教室在那座欧式楼最西边的半地下室。一架钢琴一个音乐老师。先生姓白，她的肤色也同她的姓一样白得鲜亮。在这间教室里学唱了许多歌曲，现在能完整唱出来只有《我们的田野》了。后来，我们这些人作为知青都到了广阔田野，不过，我们的“田野生活”并不像歌曲那样一般抒情。
    白老师是音乐科班出身，有一条能唱花腔女高音的嗓子。只记得在一次全校文艺表演会上，她引吭高歌《玛依拉》。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先生的演唱。没有音乐细胞的秃小们说先生唱歌像是踩了鸡脖子。呵呵，这当然是诬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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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上体育课的张先生也是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应该说小伙也是帅呆了的那种英俊青年，而且力大无穷。还是在夏令营时，我看到他和三个初三的学生打赌。学生说鸡蛋不能攥破，他说能。结果他真得把一个完整的鸡蛋攥破了。
    从初一到初二，他和白先生一样教了我们两年。音体不分家，两个青年教师都在同一间办公室，一来二去，学校里心眼儿多的学生之间就传出关于两位先生的种种说法。要说这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在这种事情上总是有人“关心别人胜过自己”。两位先生并没有辜负“关心”他们的人，当我告别母校后不久传来郎才女貌的两位喜结连理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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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的母校——北京北海中学记忆（七）
    刚刚进入1990年代，那时，我还在外地飘泊着。有一回我谋得了个出差京城的机会，那天当我骑车路过母校时突发念头，想到学校里去看看。离开母校20多年了不曾回去过。它现在怎么样了，还有没有当年给我上过课的先生？我怯怯地走进校园。
在那座欧式楼里的一间办公室里，我看到了长着络腮胡的王英先生。这副胡子是和黑面皮上的大眼睛是先生的标志。我在学校时王先生在教导处“行走”，他似乎不上课而是专门管学生们的纪律。
    有一次学校组织的活动中本来有我们的班级，但不知为什么又突然取消了我们的资格。这让我们这群自尊心极强的孩子们很不爽，集体闹情绪闹得课也不好好上了，就连班主任曹先生也束手无策。没有办法他请来了年轻的王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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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生站在讲台上，他的大眼睛发出锐利的光芒，络腮胡子的黑胡茬更增加了他的威严。我们再也不敢折腾了，静静地看着他。他长久没有说话，只是来回扫视着大家。曹先生就站在教室门口，也注视着我们。过了一会儿，只见他慢慢抬起左手把手表对着我们，右手指着手表缓缓地说道：“在时针、分针、秒针的后面有多少齿轮在为它们工作，你们知道吗？……”严厉的训话就此开始。那天，我们离开学校时，校园里空荡荡的只有我们班的人静静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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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王先生还在母校坚守着，我很高兴。忙作自我介绍，先生也很热情地招呼我，但他并不认识我。当我报上班级的时候，他想起班里的校际名人，问你就是和他一个班的？我说是。先生也很感慨地提起那时候的事情。他喃喃自语道：你们这个班我有印象。我笑说是乱得让您忘不了。他也笑，说，不……不是的。他还是那样，络腮胡子大眼睛，只是岁月无情地使他变得苍老，少了些当年的丰采。他说，明年他就要退休了。谈话间，上课铃响，他有些歉意地说还要上课不能和我再聊了，他说，臧福兰老师就住在操场南边的平房里，去看看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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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然要去看看这位我在校时的教导主任。
    在校时她是我只敢远远眺望的先生，是纪律和规则的化身，如果她是钟馗那我们则是小鬼，当学生的都怕教导主任。我和她只有一次近距离地接触。那是在一个傍晚的操场上，一个鲁莽疯跑的学生把她结结实实地撞了一个大跟头，我恰好在跟前。当她被学生扶起后，她似乎真的被撞晕了，捂着脑袋站了好一会儿没有说话。那个闯祸的学生吓得不轻，站一旁不知所措，先生挥挥手对他说以后小心点，走吧。这一次她让我看到了并不厉害的那一面。臧先生作为学校的一个小当权派在文革中遭遇最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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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多少年再次见到臧先生则明显感觉到先生的老态，她似乎腰不好，有些佝偻，比起王英先生她是一个真正的老人了。逼仄、简陋的小房间里收拾得干净整洁像一间女生宿舍，只是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些简单的炊具。臧先生还是一个人，她把她的全部都贡献给了教育事业或说献给了北海中学。我不知道做为一个多年的教育工作者为什么在市里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民居，就是因为没有结婚的缘故吗？或许是有而不去住？退休后的臧先生一直就生活在她工作的校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