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栏目公告

憨憨叙述

山月4  我们的命运，被出身成份捆绑，扯都扯不脱。


坚持几十年千万不要忘记的纲
我读岳南《南渡北归》系列，共分为《南渡》、《北归》、《伤别离》三卷，觉得是一部首次全景描绘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的鸿篇巨著。

读山月《梦断武陵山》，她的家史，是一本战乱时期坚守本土的民族精英用命运成就作为的真实写照。

山月的家世在《梦断武陵山》里虽情节断断续续忽前忽后叙述的，你要读完全篇才能理出头绪，

大家族里众多人物都有故事。这里，去繁就简。从山月简单描述的家史，找出捆绑山月命运的那条扯不断理还乱的线索。

憨憨在此事先告知：家世讲起来枯燥、局外人听起来啰嗦，但是山月的家世不仅是她家的事，牵连的人太多，几乎涉及那个时代多数重庆人。

一代知青中，因为成份出身问题被牵连而活得艰苦的人太多。

很多人活的艰苦憋屈都应该、似乎也只有怪罪于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

但我们的民族，我们这个社会至今并没有对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代做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于是许多人心中就留有一股子不利于健康的怨气。

其实时代既已过去，我们并不希望那样的时代再回来。

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精力与其纠结于“阶级斗争时代”，还不如把束缚自己命运的所谓“出生成份”明明白白的锊清楚，说出来，让自己也让后人明白，那捆绑自己的“出生成份”究竟长成什么样子。

让我们把这个样子的“出生成分”为什么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会遭整的问题，留给历史，让后人去评说。

所以把山月两个爷爷的家捋出线索放在这里，供有兴趣的朋友了解，没兴趣的朋友大可一晃而过，不在以下的文字上逗留。

山月从小在继父家中长大，感受着继父的关爱，山月家世就先从继父的父亲熊爷爷说起：

熊爷爷——熊郁村：山月继父的父亲，大资本家“宝源通”（重庆百货公司）创办人之一。

小时候，奶奶最喜欢我给她修剪脚指甲，她的小脚裹得像粽子似的，好玩。我给他剪指甲，她就给我讲故事，久而久之，听得多了，熊爷爷在我心中就活灵活现起来。

解放前重庆有个宝元通，奶奶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川南出现的一个商业奇迹。它具有中国商人自古以来的非凡本领：“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它创业于20年代，仅用了30年，宝元通就从一个“跑边江”生意的小商团伙，发展成享誉国内外市场的名牌大企业。

宝元通的发祥地宜宾老人爱说：“云南有个鸡爪山，离天只有三尺三；四川有个钟鼓搂，伸了半截在云头”。因为宜宾钟鼓楼是宝元通捐款修建的，宜宾人就用钟鼓楼来称颂宝元通的伟业。

奶奶说：宝元通公司不是熊家的私产，里面的所有员工既是股东又是职工，是‘劳资一体’的股份制企业。”

如今，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享有盛誉的“华为集团”有些方面，有点像当年的“宝源通”。




那是在1920年10月，四川宜宾人肖则可，邀约同堂兄弟肖雨声及熊荫村、熊郁村、王敬初等五位姑表兄弟，集资600两银子合伙做土铁（农具原料）、铁锅、小五金生意。他们往来宜宾、泸州之间，从“跑江边”兼小铺面生意开始创业。

肖则可、熊荫村负责到产地进货。常是搭船去，走路回，在沿江场镇一路把货卖出去。奶奶说，这叫“勤跑、快销、短转转”。由于货真价实、信誉很好，生意一路红红火火，到1922年年终结算时，资金由原来集资的600两银子，积累到2000多两。

跑码头看见见外国人进川江来重庆做大生意，数十年不衰。西方各国的富强，受惠工商。反观中国之所以落后西国，乃源于工商实业的不振。由此，他们产生了“实业救国”的理想。

1922年，他们租下一间较大的铺面，扩大经营面积，增加商品销售的花色品种。就在所租门面平整地基时，意外挖出一枚铸有“开元通宝”字样的古币，他们从中获得灵感， “宝元通商店”的招牌就由此而来。

1935年，国民党中央势力渗透四川，结束了多年来军阀割据的局面，法币代替了地方卷，实行了全国统一的币制。东南沿海城市的工商业、金融业相继在重庆设立机构，四川和全国市场日趋紧密。宝元通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在重庆建立起宝元通总管理处，将企业发展的重心从宜宾转移到了重庆。

重庆总管理处与天津、青岛、上海等10多家大型国货厂商，及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百代唱片公司等签订产品的经销、代销合同，成为西南和四川独家经营的总经销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宝元通面临全国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非常时期，宝元通凭借大后方优势，对企业整体进行大手笔撤并新建。对商业企业，采取紧缩内地开辟外线业务营运。在省外建“号”，在国外成立“宝元通印度贸易公司”，就地展开购销业务，加速资金周转，同时为国内大后方采购货物。

因大后方物资供应困难，宝元通又加快生产企业发展步伐。1943年又成立了“宝星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我爷爷熊郁村任总经理，专门负责企业生产的扩展。

正是宝元通在战争环境中挣扎图存，又有公而忘私、不怕牺牲的数百个职工在战火前线的边缘，组织抢运商品；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坚持营业，最终保障了大后方的商品供应。让宝元通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获得了生存、发展。

1943年10月，宝元通又成立国外贸易机构，到缅甸、印度去做生易。1944年，宝元通制定了国际贸易人才“布在战时，用在战后”的用人计划。

1945年3月，宝元通成立了“宝元通印度贸易公司”，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业务：联络英美厂商，探询南洋贸易，联络国内南洋侨商，购买物资内运（进口）；又对外出口中国生丝，麝香。抗战结束，宝元通已奠定了经营国外贸易的基础。

1945年1月，爷爷熊郁村病逝。8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香港作为英殖民帝国下的一个自由贸易港口，已是远东贸易中心。

1946年5月，宝元通又改组成立了“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经国民政府经济部批准立案，按公司组织大纲规定，宝元通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职工合组的代表会，是劳资一体的组织。至此宝源通完成了从原始积累向现代股份制企业的转型。

抗战之后，宝元通又提出“经营贸易从事生产为业务，发展民族经济为目的”的目标；确立“根据社会进化原则采用合作方式”的组织形式；继续倡导“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发展事业，服务社会”的团体精神。

1947年，宝元通开始进入京沪市场，在南京设立了分公司。同年，又将宝元通上海分公司扩建为批零兼营、进销结合的机构。为适应业务重点转向华东的需要，宝元通又扩大了成都分公司为川西贸易业务的重要据点，收缩江安、南溪、昆明、贵阳分支机构，以集中人力、财力逐步向全国大城市扩展。

在扩张国内市场的同时，宝元通又不断开辟国际市场，在香港建立起对外贸易公司，将对外贸易的重心从印度转移到香港。

1948年，宝元通又在巴基斯坦设立分公司，在广州设立办事处，把国际和国内贸易联系起来。由于宝元通在国内外市场信誉卓著，资金周转得到香港中国、汇丰、上海等商业银行支持，为宝元通加快国内外市场的拓展提供了资金保证。

但8年抗战后，中国又很快爆发了国共内战。战争导致国统区币制迅速贬值，致宝元通的业务经营遭受重重困难，人心惶惶。

1948年危难之际，宝元通为求得企业广大股东精诚合作、共渡难关，总管理处先后多次函告各分支机构，阐明团体应付当前危局及对未来的筹划。以稳定人心，携手共渡难关，使“现在拖得过，将来站得起”。

1949年5月《世界日报》有报道说：“宝元通是一个根据‘经济社会化’的理想而成长起来的民族企业，在它事业内部是民主的、劳资一体的、平等的、事业公有的，可谓完全符合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其中没有个人的权威和利益，只有事业的目的与理想。”

内战期间宝元通预感到国民党难于收拾局面，共产党可能夺得政权，早在1947年，宝元通就讨论酝酿过何去何从的问题。

宝元通曾派时任重庆宝元通公司副总经理的黄凉尘，三次到香港与民主建国会带头人之一的章乃器衔接。黄凉尘问章乃器：宝元通将来的出路何在？章乃器说：你们要靠拢进步力量。

黄凉尘将章乃器的指点带回重庆，听了汇报，宝源通再次派黄凉尘到香港见了许涤新、夏衍，了解到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5月，黄凉尘从香港返回重庆，带回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论联合政府》等文章。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文中，虽然明确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所有。”但又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提出：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毛主席这些鼓舞人心的话，使宝元通下决心主动靠拢共产党。

1949年8月，黄凉尘又一次肩负宝元通转向国营企业的使命，经香港赴北京，会见了黄炎培、章乃器先生，并委托章乃器代表宝元通向陈云提出转向国营的申请。

不久，章乃器告诉宝元通，中央财经委员会原则同意宝元通转向国营。1949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政委邓小平，接见了宝源通主要股东，并宣布西南财委于1950年1月正式批准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国营，改名为“重庆百货公司”。

1950年2月，宝元通在重庆、成都、宜宾、泸州等地的公司都转变为国营百货公司，宝元通的在职职工也随之转成国营职工。自此，西南地区有了第一家国营百货公司。宝元通也成为全国第一家由私营转为国营的企业。随后，国家外贸部又将宝元通香港公司转入了华润公司。

当时宝元通提出‘有饭大家吃，工作共同干’的合作口号和‘牺牲小我、顾全大我’的团体精神。他们的职员工薪是按劳定级，他们的福利设施也是平等享受，吃穿住用全是公司买单。凡登记编号的职员还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就是职工和家属的生老病死全由公司包揽，有子女在幼儿园满一期的，在中小学读书的，只要成绩及格，无留级退学处分的，都要享受公司学费补贴；凡有职工生病的，有医生和指定医院看病治疗；凡职工死亡的，都可入宝元通专门修建的公墓安葬。

熊爷爷就是这么一个宝源通的大资本家。山月在熊爷爷传承下来的家风关爱中长大。

憨憨叙述

山月的血管流淌做亲生爷爷的血液，接着讲亲爷爷的故事：

爷爷--杨芳龄：山月亲爷爷，广益中学（解放后改名为重庆市第五中学）校长、重庆大学创始人之一。历史反革命、英国买办1960年，在监狱中去世。

山月的亲爷爷叫杨芳龄，祖籍在江西吉安，幼年时随母亲到重庆。

他自幼聪颖好学，从私塾考入英国基督教公益会在重庆办的教会学校广益书院，后来书院演变为广益中学，他是广益中学第五届毕业生。就读期间由英国教会推荐，赴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

1919年至1922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专攻教育学，未及毕业，即回国在广益中学任教英语，同时担任教务主任。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并很快席卷全国各地，北京、广州、南京、重庆、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广益中学学生出于爱国主义义愤也群起响应，形成学潮，罢课，要求驱逐洋人校长。

基督教四川公谊会被迫让英国人校长陶维新职务，由我爷爷接任广益中学校长。

接任后，爷爷顷毕生之力，逐步将一所教会学校改变成了私立中学。

1930年，为扩大学校规模，爷爷邀请了军政、教育、财经、实业各界有威望的人士为校董，成立了第一届校董会，办学经费在以学费为主的基础上，增添了校董会筹集这一大项。

逐步发展到抗日战争中期，广益中学成为当时重庆设备和环境最优越的学校之一，学生人数最多时达800人左右。

爷爷制定的校训为：“行远自迩，登高自卑”；教学宗旨是“为社会造就真正人才，作不朽之事业，以求适应今后国家之需要。”

那时候的广益中学施行的是中英文双语教学。重庆历届竞考、会考，广益中学均名列前茅。历届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多在80%以上。

早在1928年，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就曾嘉誉广益为“江巴学校之冠”。从广益毕业出来的学生，后来许多成为了政治家、教授、专家、学者、翻译，甚至驻外使馆的文化官员。

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爷爷独立办学方针：竭力创造优良的教学环境；不允许一切党派进入学校；鼓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支持课外活动，促进学生德、智、体、群、美五育全面发展。

当时，广益与重庆的清华、南开中学齐名。但爷爷强调：我们不能像南开、清华那样把中学办成大学先修班，应试机器，全副精神就只为高考，而应该全面育人。

因此，广益中学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培养优秀人才的摇篮。时至战后，广益中学桃李芬芳遍及世界。

广益中学背靠南山之巅的那座文峰塔，被爷爷视为象征文化、文明、文雅之高峰，成为广益中学的象征。




爷爷的事迹除办学之外还有一事，值得一叙：

在山月爷爷接收广益中学那年，四川曾发生过一起“万县惨案”。

1926年9月初，一艘英国商船，不按航标指定的航道高速航行，浪沉了我们一条木船，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为此，军阀割据川东万县的杨森，下令扣留了几艘英国商船。

9月5日，3艘英国兵舰采取报复手段，炮轰万县长达3个小时，屠杀我5000多同胞。这就是历史上震惊全国的“9·5万县惨案”。

惨案发生后，全国舆论沸腾，重庆各界群众愤怒震天，有人蕴酿罢课、罢市、焚烧洋货、断绝给一切外国人的生活品供应，甚至还有人主张杀洋人、烧教堂……等报复行动。

消息传到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遂命令他在长江游弋的舰队，共计十多艘，飞速逆江而上，驶抵重庆，封锁长江，包围了渝中半岛。

此时，群众愤怒滔天，又正值中秋节，在江边玩耍的小孩，点燃鞭炮向停在江边的英国兵舰甩去。

尖锐的矛盾一触即发，英国人随即脱掉兵舰上的所有炮衣，对准市区……一场比万县惨案更加严重的灾难即将发生。

情况万分危急！主宰重庆的督办刘湘此时六神无主，全城随之陷入紧张状态。

万分危急的时刻，刘湘的“高级政务官员”李公度坐着轿子来到都邮街我爷爷住宅，刚下轿，碰上我祖母领着孙子去教堂避难。

李公度上前说：“杨伯母，我有十万火急的大事，求见芳龄兄，请你亲笔写个字条把他接回来。”祖母说：“大难临头，人人都往郊外跑，我怎么能把儿子从郊外叫回来？何况我不会写字……”

李公度左磨右磨，我祖母终于在李公度代笔的字条上盖了手印。李公度急忙派人将“鸡毛信”飞送南岸广益中学。

我爷爷是个孝子，母命不可违，即刻下山返城。李公度在煎熬中等了两个多时辰，终于等来了他眼中唯一的“救世主”。

但是，我爷爷为难的说：“我是个教书先生，无力承担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李公度近乎哀求的说：“芳龄兄，你总不能眼看重庆市民遭受生灵涂炭而无动于衷啊！你必须以刘湘督办‘外事顾问’的身份，去与英军舰长谈判啊！”

但退兵之计是什么，我爷爷也心中无数。然而，除了义不容辞地单刀赴会舌战群魔之外，别无选择。

李公度一次、二次、三次……派专人向刘湘报告：“杨芳龄同意了”、“杨芳龄出发了”、“杨芳龄走上木船，站在船头，

他正在用‘旗语’通知对方”、“英军用望远镜观看，以‘旗语’回答‘欢迎杨先生’”、“杨芳龄登上了军舰……。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英军所有军舰的大炮旋转到平时的位置，而且又通通穿上了炮衣……”

终于，我爷爷的“单刀赴会”，使重庆数万万市民免于再次遭到像万县那样的炮轰惨祸。

刘湘悬在半空的心，也落回原位，恢复了正常。

挽回危局后，刘湘万分感激我爷爷的特殊功绩，提出要给他发一笔重重的奖金，2万大洋，我爷爷谢绝了。

刘湘说，我请你当重庆教育局局长，我爷爷又谢绝了。刘湘奇怪的问，你一不要钱，二不要官，那你要什么？我爷爷答：“我是个教育工作者，建议甫公（刘湘号刘甫澄）在桑梓办一所大学，取名‘甫澄大学’或‘重庆大学’。”刘湘说：“好，好，照办，叫‘重庆大学’好！”

此后，很快成立了“重庆大学建校筹备委员会”，刘湘任主任委员，刘湘的财政局长甘绩镛和我爷爷任副主任委员。

甘绩镛奉刘湘之命，拨款2万大洋，任命我爷爷为重庆大学总务长，负责选择校址、购买地皮、设计并兴建校舍。此后，我爷爷乘小汽船、坐滑竿或步行，多次到沙坪坝确定位置、查看地形，最后终于在沙坪坝买下重庆大学校址。接着，我爷爷又请英国工程师，设计兴建一幢具有中国古建筑特色的理学院，最后，英国工程师采取了西式洋楼与中国民族风格相结合的设计。现在，这幢“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古典式理学院大楼，是重庆大学仅存的建校建筑。

在这幢大楼的中梁上，还刻有“落成的年月日”和“建校委员会主任刘湘、副主连甘绩镛、杨芳龄监建”等字样。

1927年秋，部分校舍落成，1929年，重庆第一所高等学府——重庆大学宣布正式成立。

重庆大学建成后，刘湘有意让甘绩镛、杨芳龄任重庆大学副校长，但我爷爷谢绝了，他只同意继续保持一段时间总务长职务。此后，杨芳龄在重大理工学院建成不久，即辞去重庆大学的工作，回到广益中学。

爷爷为重庆留下了两块功德碑。

一是炮口之下，单刀赴会舌战群魔挽救重庆数万市民的生命、

二是谢绝高官厚禄建起了重庆第一所大学。

1949年春，南京爆发学生运动，提出‘反饥饿、争温饱、反迫害、争生存；反内战，争和平’的口号。

重庆23所大中学校为了声援南京的革命行动，也发动起学生运动。

爷爷不识时务，单纯的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批准了180多名闹事学生劝其退学。

11月29日凌晨解放军击败国民党军队，打进重庆南岸时，我爷爷才明白，中国已到了政权更迭的时候了。

爷爷问清楚新政权制定的国旗式样，让母亲在缝纫机上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上午10点30分，在广益中学运动场的旗杆上，升起了重庆第一面五星红旗。

11月30日上午，解放军渡过长江，进驻市中心区，宣告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后，我爷爷因批准劝退180名学生的事，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结束长达25年的教育事业。

爷爷身上还有一条罪名英帝国主义的大买办，这条罪名有他从英国留学回来到广益任教并在1926刘湘之托，以‘外事顾问’的身份与英军舰长谈判的事实依据为证，跑都跑不脱。

1951年3月13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历史反革命’罪入狱。

4月15日，广益中校举行了斗争爷爷的大会，此后爷爷被判处无期徒刑，关进四川省南充监狱。”

在《梦断武陵山》中，山月对一块下乡的知青朋友讲述：



记得，一位解放前从广益中学毕业的童伯伯，到我大伯伯家看望他。童伯伯看到我们这些杨校长的孙辈们，就讲起了爷爷的故事。他说：他们在广益读书时，常听到杨校长给学生讲起他留学英国时的一次遭遇，因为满清时派到英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头上都曾蓄有发辫，被英国人讥笑为“Pig tai1”，备受人格侮辱。他刚到英国时，一次他上街购物，被一个英国小男孩尾追，并叫道“Chin！Chin！China man！Chin！Chin！China man！”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怎么能受到如此侮辱？他就转身去追那小男孩，那男孩就跑，爷爷转身又走，那小男孩又尾追他叫个不停。

    这件事剌痛了我爷爷的自尊心，回国任教后，他再三告诫学生：‘一个英国小孩竟然也会如此歧视和轻蔑中国人，这是民族的羞辱。你们要牢记住：必须愤发有为，自强不息，敦品励学，德才兼备，将来成为社会栋梁，复兴我中华。’

憨憨叙述

山月4  我们的命运，被出身成份捆绑，扯都扯不脱。


坚持几十年千万不要忘记的纲
我读岳南《南渡北归》系列，共分为《南渡》、《北归》、《伤别离》三卷，觉得是一部首次全景描绘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多样的命运和学术追求的鸿篇巨著。

读山月《梦断武陵山》，她的家史，是一本战乱时期坚守本土的民族精英用命运成就作为的真实写照。

山月的家世在《梦断武陵山》里虽情节断断续续忽前忽后叙述的，你要读完全篇才能理出头绪，

大家族里众多人物都有故事。这里，去繁就简。从山月简单描述的家史，找出捆绑山月命运的那条扯不断理还乱的线索。

憨憨在此事先告知：家世讲起来枯燥、局外人听起来啰嗦，但是山月的家世不仅是她家的事，牵连的人太多，几乎涉及那个时代多数重庆人。

一代知青中，因为成份出身问题被牵连而活得艰苦的人太多。

很多人活的艰苦憋屈都应该、似乎也只有怪罪于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

但我们的民族，我们这个社会至今并没有对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代做深刻的反省和批判，于是许多人心中就留有一股子不利于健康的怨气。

其实时代既已过去，我们并不希望那样的时代再回来。

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精力与其纠结于“阶级斗争时代”，还不如把束缚自己命运的所谓“出生成份”明明白白的锊清楚，说出来，让自己也让后人明白，那捆绑自己的“出生成份”究竟长成什么样子。

让我们把这个样子的“出生成分”为什么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会遭整的问题，留给历史，让后人去评说。

所以把山月两个爷爷的家捋出线索放在这里，供有兴趣的朋友了解，没兴趣的朋友大可一晃而过，不在以下的文字上逗留。

山月从小在继父家中长大，感受着继父的关爱，山月家世就先从继父的父亲熊爷爷说起：

熊爷爷——熊郁村：山月继父的父亲，大资本家“宝源通”（重庆百货公司）创办人之一。

小时候，奶奶最喜欢我给她修剪脚指甲，她的小脚裹得像粽子似的，好玩。我给他剪指甲，她就给我讲故事，久而久之，听得多了，熊爷爷在我心中就活灵活现起来。

解放前重庆有个宝元通，奶奶说，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川南出现的一个商业奇迹。它具有中国商人自古以来的非凡本领：“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机会就发财”。它创业于20年代，仅用了30年，宝元通就从一个“跑边江”生意的小商团伙，发展成享誉国内外市场的名牌大企业。

宝元通的发祥地宜宾老人爱说：“云南有个鸡爪山，离天只有三尺三；四川有个钟鼓搂，伸了半截在云头”。因为宜宾钟鼓楼是宝元通捐款修建的，宜宾人就用钟鼓楼来称颂宝元通的伟业。

奶奶说：宝元通公司不是熊家的私产，里面的所有员工既是股东又是职工，是‘劳资一体’的股份制企业。”

如今，在信息化、数字化时代享有盛誉的“华为集团”有些方面，有点像当年的“宝源通”。




那是在1920年10月，四川宜宾人肖则可，邀约同堂兄弟肖雨声及熊荫村、熊郁村、王敬初等五位姑表兄弟，集资600两银子合伙做土铁（农具原料）、铁锅、小五金生意。他们往来宜宾、泸州之间，从“跑江边”兼小铺面生意开始创业。

肖则可、熊荫村负责到产地进货。常是搭船去，走路回，在沿江场镇一路把货卖出去。奶奶说，这叫“勤跑、快销、短转转”。由于货真价实、信誉很好，生意一路红红火火，到1922年年终结算时，资金由原来集资的600两银子，积累到2000多两。

跑码头看见见外国人进川江来重庆做大生意，数十年不衰。西方各国的富强，受惠工商。反观中国之所以落后西国，乃源于工商实业的不振。由此，他们产生了“实业救国”的理想。

1922年，他们租下一间较大的铺面，扩大经营面积，增加商品销售的花色品种。就在所租门面平整地基时，意外挖出一枚铸有“开元通宝”字样的古币，他们从中获得灵感， “宝元通商店”的招牌就由此而来。

1935年，国民党中央势力渗透四川，结束了多年来军阀割据的局面，法币代替了地方卷，实行了全国统一的币制。东南沿海城市的工商业、金融业相继在重庆设立机构，四川和全国市场日趋紧密。宝元通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在重庆建立起宝元通总管理处，将企业发展的重心从宜宾转移到了重庆。

重庆总管理处与天津、青岛、上海等10多家大型国货厂商，及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百代唱片公司等签订产品的经销、代销合同，成为西南和四川独家经营的总经销商。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重庆成为战时陪都。宝元通面临全国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非常时期，宝元通凭借大后方优势，对企业整体进行大手笔撤并新建。对商业企业，采取紧缩内地开辟外线业务营运。在省外建“号”，在国外成立“宝元通印度贸易公司”，就地展开购销业务，加速资金周转，同时为国内大后方采购货物。

因大后方物资供应困难，宝元通又加快生产企业发展步伐。1943年又成立了“宝星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我爷爷熊郁村任总经理，专门负责企业生产的扩展。

正是宝元通在战争环境中挣扎图存，又有公而忘私、不怕牺牲的数百个职工在战火前线的边缘，组织抢运商品；在日机狂轰滥炸下，坚持营业，最终保障了大后方的商品供应。让宝元通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获得了生存、发展。

1943年10月，宝元通又成立国外贸易机构，到缅甸、印度去做生易。1944年，宝元通制定了国际贸易人才“布在战时，用在战后”的用人计划。

1945年3月，宝元通成立了“宝元通印度贸易公司”，进一步开展国际贸易业务：联络英美厂商，探询南洋贸易，联络国内南洋侨商，购买物资内运（进口）；又对外出口中国生丝，麝香。抗战结束，宝元通已奠定了经营国外贸易的基础。

1945年1月，爷爷熊郁村病逝。8月，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香港作为英殖民帝国下的一个自由贸易港口，已是远东贸易中心。

1946年5月，宝元通又改组成立了“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经国民政府经济部批准立案，按公司组织大纲规定，宝元通最高权力机构是股东职工合组的代表会，是劳资一体的组织。至此宝源通完成了从原始积累向现代股份制企业的转型。

抗战之后，宝元通又提出“经营贸易从事生产为业务，发展民族经济为目的”的目标；确立“根据社会进化原则采用合作方式”的组织形式；继续倡导“牺牲小我，顾全大我，发展事业，服务社会”的团体精神。

1947年，宝元通开始进入京沪市场，在南京设立了分公司。同年，又将宝元通上海分公司扩建为批零兼营、进销结合的机构。为适应业务重点转向华东的需要，宝元通又扩大了成都分公司为川西贸易业务的重要据点，收缩江安、南溪、昆明、贵阳分支机构，以集中人力、财力逐步向全国大城市扩展。

在扩张国内市场的同时，宝元通又不断开辟国际市场，在香港建立起对外贸易公司，将对外贸易的重心从印度转移到香港。

1948年，宝元通又在巴基斯坦设立分公司，在广州设立办事处，把国际和国内贸易联系起来。由于宝元通在国内外市场信誉卓著，资金周转得到香港中国、汇丰、上海等商业银行支持，为宝元通加快国内外市场的拓展提供了资金保证。

但8年抗战后，中国又很快爆发了国共内战。战争导致国统区币制迅速贬值，致宝元通的业务经营遭受重重困难，人心惶惶。

1948年危难之际，宝元通为求得企业广大股东精诚合作、共渡难关，总管理处先后多次函告各分支机构，阐明团体应付当前危局及对未来的筹划。以稳定人心，携手共渡难关，使“现在拖得过，将来站得起”。

1949年5月《世界日报》有报道说：“宝元通是一个根据‘经济社会化’的理想而成长起来的民族企业，在它事业内部是民主的、劳资一体的、平等的、事业公有的，可谓完全符合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其中没有个人的权威和利益，只有事业的目的与理想。”

内战期间宝元通预感到国民党难于收拾局面，共产党可能夺得政权，早在1947年，宝元通就讨论酝酿过何去何从的问题。

宝元通曾派时任重庆宝元通公司副总经理的黄凉尘，三次到香港与民主建国会带头人之一的章乃器衔接。黄凉尘问章乃器：宝元通将来的出路何在？章乃器说：你们要靠拢进步力量。

黄凉尘将章乃器的指点带回重庆，听了汇报，宝源通再次派黄凉尘到香港见了许涤新、夏衍，了解到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

5月，黄凉尘从香港返回重庆，带回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论联合政府》等文章。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文中，虽然明确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所有。”但又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又提出：要“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我们共产党人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毛主席这些鼓舞人心的话，使宝元通下决心主动靠拢共产党。

1949年8月，黄凉尘又一次肩负宝元通转向国营企业的使命，经香港赴北京，会见了黄炎培、章乃器先生，并委托章乃器代表宝元通向陈云提出转向国营的申请。

不久，章乃器告诉宝元通，中央财经委员会原则同意宝元通转向国营。1949年1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政委邓小平，接见了宝源通主要股东，并宣布西南财委于1950年1月正式批准宝元通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国营，改名为“重庆百货公司”。

1950年2月，宝元通在重庆、成都、宜宾、泸州等地的公司都转变为国营百货公司，宝元通的在职职工也随之转成国营职工。自此，西南地区有了第一家国营百货公司。宝元通也成为全国第一家由私营转为国营的企业。随后，国家外贸部又将宝元通香港公司转入了华润公司。

当时宝元通提出‘有饭大家吃，工作共同干’的合作口号和‘牺牲小我、顾全大我’的团体精神。他们的职员工薪是按劳定级，他们的福利设施也是平等享受，吃穿住用全是公司买单。凡登记编号的职员还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待遇，就是职工和家属的生老病死全由公司包揽，有子女在幼儿园满一期的，在中小学读书的，只要成绩及格，无留级退学处分的，都要享受公司学费补贴；凡有职工生病的，有医生和指定医院看病治疗；凡职工死亡的，都可入宝元通专门修建的公墓安葬。

熊爷爷就是这么一个宝源通的大资本家。山月在熊爷爷传承下来的家风关爱中长大。

山月的血管流淌做亲生爷爷的血液，接着讲亲爷爷的故事：

爷爷--杨芳龄：山月亲爷爷，广益中学（解放后改名为重庆市第五中学）校长、重庆大学创始人之一。历史反革命、英国买办1960年，在监狱中去世。

憨憨叙述

山月的亲爷爷叫杨芳龄，祖籍在江西吉安，幼年时随母亲到重庆。

他自幼聪颖好学，从私塾考入英国基督教公益会在重庆办的教会学校广益书院，后来书院演变为广益中学，他是广益中学第五届毕业生。就读期间由英国教会推荐，赴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

1919年至1922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专攻教育学，未及毕业，即回国在广益中学任教英语，同时担任教务主任。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并很快席卷全国各地，北京、广州、南京、重庆、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广益中学学生出于爱国主义义愤也群起响应，形成学潮，罢课，要求驱逐洋人校长。

基督教四川公谊会被迫让英国人校长陶维新职务，由我爷爷接任广益中学校长。

接任后，爷爷顷毕生之力，逐步将一所教会学校改变成了私立中学。

1930年，为扩大学校规模，爷爷邀请了军政、教育、财经、实业各界有威望的人士为校董，成立了第一届校董会，办学经费在以学费为主的基础上，增添了校董会筹集这一大项。

逐步发展到抗日战争中期，广益中学成为当时重庆设备和环境最优越的学校之一，学生人数最多时达800人左右。

爷爷制定的校训为：“行远自迩，登高自卑”；教学宗旨是“为社会造就真正人才，作不朽之事业，以求适应今后国家之需要。”

那时候的广益中学施行的是中英文双语教学。重庆历届竞考、会考，广益中学均名列前茅。历届高中毕业生，升入大学的多在80%以上。

早在1928年，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就曾嘉誉广益为“江巴学校之冠”。从广益毕业出来的学生，后来许多成为了政治家、教授、专家、学者、翻译，甚至驻外使馆的文化官员。

1937年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在抗战进入最艰难时期，爷爷独立办学方针：竭力创造优良的教学环境；不允许一切党派进入学校；鼓励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支持课外活动，促进学生德、智、体、群、美五育全面发展。

当时，广益与重庆的清华、南开中学齐名。但爷爷强调：我们不能像南开、清华那样把中学办成大学先修班，应试机器，全副精神就只为高考，而应该全面育人。

因此，广益中学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培养优秀人才的摇篮。时至战后，广益中学桃李芬芳遍及世界。

广益中学背靠南山之巅的那座文峰塔，被爷爷视为象征文化、文明、文雅之高峰，成为广益中学的象征。




爷爷的事迹除办学之外还有一事，值得一叙：

在山月爷爷接收广益中学那年，四川曾发生过一起“万县惨案”。

1926年9月初，一艘英国商船，不按航标指定的航道高速航行，浪沉了我们一条木船，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为此，军阀割据川东万县的杨森，下令扣留了几艘英国商船。

9月5日，3艘英国兵舰采取报复手段，炮轰万县长达3个小时，屠杀我5000多同胞。这就是历史上震惊全国的“9·5万县惨案”。

惨案发生后，全国舆论沸腾，重庆各界群众愤怒震天，有人蕴酿罢课、罢市、焚烧洋货、断绝给一切外国人的生活品供应，甚至还有人主张杀洋人、烧教堂……等报复行动。

消息传到英国驻华大使馆，英国遂命令他在长江游弋的舰队，共计十多艘，飞速逆江而上，驶抵重庆，封锁长江，包围了渝中半岛。

此时，群众愤怒滔天，又正值中秋节，在江边玩耍的小孩，点燃鞭炮向停在江边的英国兵舰甩去。

尖锐的矛盾一触即发，英国人随即脱掉兵舰上的所有炮衣，对准市区……一场比万县惨案更加严重的灾难即将发生。

情况万分危急！主宰重庆的督办刘湘此时六神无主，全城随之陷入紧张状态。

万分危急的时刻，刘湘的“高级政务官员”李公度坐着轿子来到都邮街我爷爷住宅，刚下轿，碰上我祖母领着孙子去教堂避难。

李公度上前说：“杨伯母，我有十万火急的大事，求见芳龄兄，请你亲笔写个字条把他接回来。”祖母说：“大难临头，人人都往郊外跑，我怎么能把儿子从郊外叫回来？何况我不会写字……”

李公度左磨右磨，我祖母终于在李公度代笔的字条上盖了手印。李公度急忙派人将“鸡毛信”飞送南岸广益中学。

我爷爷是个孝子，母命不可违，即刻下山返城。李公度在煎熬中等了两个多时辰，终于等来了他眼中唯一的“救世主”。

但是，我爷爷为难的说：“我是个教书先生，无力承担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李公度近乎哀求的说：“芳龄兄，你总不能眼看重庆市民遭受生灵涂炭而无动于衷啊！你必须以刘湘督办‘外事顾问’的身份，去与英军舰长谈判啊！”

但退兵之计是什么，我爷爷也心中无数。然而，除了义不容辞地单刀赴会舌战群魔之外，别无选择。

李公度一次、二次、三次……派专人向刘湘报告：“杨芳龄同意了”、“杨芳龄出发了”、“杨芳龄走上木船，站在船头，

他正在用‘旗语’通知对方”、“英军用望远镜观看，以‘旗语’回答‘欢迎杨先生’”、“杨芳龄登上了军舰……。

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英军所有军舰的大炮旋转到平时的位置，而且又通通穿上了炮衣……”

终于，我爷爷的“单刀赴会”，使重庆数万万市民免于再次遭到像万县那样的炮轰惨祸。

刘湘悬在半空的心，也落回原位，恢复了正常。

挽回危局后，刘湘万分感激我爷爷的特殊功绩，提出要给他发一笔重重的奖金，2万大洋，我爷爷谢绝了。

刘湘说，我请你当重庆教育局局长，我爷爷又谢绝了。刘湘奇怪的问，你一不要钱，二不要官，那你要什么？我爷爷答：“我是个教育工作者，建议甫公（刘湘号刘甫澄）在桑梓办一所大学，取名‘甫澄大学’或‘重庆大学’。”刘湘说：“好，好，照办，叫‘重庆大学’好！”

此后，很快成立了“重庆大学建校筹备委员会”，刘湘任主任委员，刘湘的财政局长甘绩镛和我爷爷任副主任委员。

甘绩镛奉刘湘之命，拨款2万大洋，任命我爷爷为重庆大学总务长，负责选择校址、购买地皮、设计并兴建校舍。此后，我爷爷乘小汽船、坐滑竿或步行，多次到沙坪坝确定位置、查看地形，最后终于在沙坪坝买下重庆大学校址。接着，我爷爷又请英国工程师，设计兴建一幢具有中国古建筑特色的理学院，最后，英国工程师采取了西式洋楼与中国民族风格相结合的设计。现在，这幢“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古典式理学院大楼，是重庆大学仅存的建校建筑。

在这幢大楼的中梁上，还刻有“落成的年月日”和“建校委员会主任刘湘、副主连甘绩镛、杨芳龄监建”等字样。

1927年秋，部分校舍落成，1929年，重庆第一所高等学府——重庆大学宣布正式成立。

重庆大学建成后，刘湘有意让甘绩镛、杨芳龄任重庆大学副校长，但我爷爷谢绝了，他只同意继续保持一段时间总务长职务。此后，杨芳龄在重大理工学院建成不久，即辞去重庆大学的工作，回到广益中学。

爷爷为重庆留下了两块功德碑。

一是炮口之下，单刀赴会舌战群魔挽救重庆数万市民的生命、

二是谢绝高官厚禄建起了重庆第一所大学。

1949年春，南京爆发学生运动，提出‘反饥饿、争温饱、反迫害、争生存；反内战，争和平’的口号。

重庆23所大中学校为了声援南京的革命行动，也发动起学生运动。

爷爷不识时务，单纯的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批准了180多名闹事学生劝其退学。

11月29日凌晨解放军击败国民党军队，打进重庆南岸时，我爷爷才明白，中国已到了政权更迭的时候了。

爷爷问清楚新政权制定的国旗式样，让母亲在缝纫机上制作了一面五星红旗。上午10点30分，在广益中学运动场的旗杆上，升起了重庆第一面五星红旗。

11月30日上午，解放军渡过长江，进驻市中心区，宣告重庆解放。

重庆解放后，我爷爷因批准劝退180名学生的事，被迫辞去校长之职，结束长达25年的教育事业。

爷爷身上还有一条罪名英帝国主义的大买办，这条罪名有他从英国留学回来到广益任教并在1926刘湘之托，以‘外事顾问’的身份与英军舰长谈判的事实依据为证，跑都跑不脱。

1951年3月13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以‘历史反革命’罪入狱。

4月15日，广益中校举行了斗争爷爷的大会，此后爷爷被判处无期徒刑，关进四川省南充监狱。”

在《梦断武陵山》中，山月对一块下乡的知青朋友讲述：



记得，一位解放前从广益中学毕业的童伯伯，到我大伯伯家看望他。童伯伯看到我们这些杨校长的孙辈们，就讲起了爷爷的故事。他说：他们在广益读书时，常听到杨校长给学生讲起他留学英国时的一次遭遇，因为满清时派到英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头上都曾蓄有发辫，被英国人讥笑为“Pig tai1”，备受人格侮辱。他刚到英国时，一次他上街购物，被一个英国小男孩尾追，并叫道“Chin！Chin！China man！Chin！Chin！China man！”作为一个中国留学生，怎么能受到如此侮辱？他就转身去追那小男孩，那男孩就跑，爷爷转身又走，那小男孩又尾追他叫个不停。

    这件事剌痛了我爷爷的自尊心，回国任教后，他再三告诫学生：‘一个英国小孩竟然也会如此歧视和轻蔑中国人，这是民族的羞辱。你们要牢记住：必须愤发有为，自强不息，敦品励学，德才兼备，将来成为社会栋梁，复兴我中华。’

龙行天下

憨憨叙述 发表于 2017-1-7 15:29
山月4  我们的命运，被出身成份捆绑，扯都扯不脱。

当年建立宝源通，
叱咤风云打拼雄，
最后归入国营企，
如此资本宏伟用。

龙行天下

憨憨叙述 发表于 2017-1-7 15:29
山月的血管流淌做亲生爷爷的血液，接着讲亲爷爷的故事：

爷爷--杨芳龄：山月亲爷爷，广益中学（解放后改名 ...

辛勤从教付一生，
当地始终有贤名，
只因一事稍糊涂，
关进监狱受处分。

憨憨叙述

山月5 蹉跎岁月中，山月依然有满满的情感
770035c716ec  作者 憨憨故事
2016.11.15 16:20 字数 5469 阅读 13评论 0喜欢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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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月5  蹉跎岁月中，虽然梦断武陵山，山月心中依然装有满满的情感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赫尔巴特说：“在所有的东西中间，人最需要的东西乃是人”。

人最需要的是人，是人的情感。

一个冷冰冰的人，你需要吗？那什么是情感呢？

人都是有情绪的，情绪是人与人沟通、表达的第一信号。

当一个人表达他的喜怒哀乐的时候，他最亲近的人就会感受到，马上会做出反应。你怎么啦？发生了什么？表示关心。这就是情感，你的情绪，他感受到了。

长处以往，就产生了感情。

反过来说，你的情绪怎么表达，他什么也没有反应，他感觉不到你的情，也就不会有感情。

对你的情绪最敏感、最关心的人，就是对你最有感情的人。

山月在武陵山区重峦叠嶂中，被出生成份所困扰，左冲右突动弹不得的时候，她凭借丰富的情感世界坚强的生活。

山月收获的情诗：

还记得山月下乡前夕，吴宇朗诵的那首临别诗么，让我们继续读诗人吴宇帮孤独无助的山月给力鼓劲，抗争命运的诗。

山月下乡后一直给吴宇写信，在心中把在农村的见闻、知青间的交往、一打三反等运动的表现、自己的遭遇等诉说给吴宇听。

吴宇喜欢用诗来表达对山月的关切

吴宇用锡箔纸贴背心的办法换来了个肺穿孔的证明，躲过上山下乡的命运的经验传给山月，用黑五类子女在农村被整死的案列来说服山月，山月并不回头的时候，吴宇再赠诗送别：

君返自然里，

楼空忆旧游。

心随长江水，

千里送行舟。

一晃又几年，山月再次回重庆，此时的山月已被掌管工分的副队长强暴，回家就刻意躲避着吴宇，但吴宇同时留心要见到山月。

吃过早饭就出门的山月，终于，被吴宇堵住了。吴宇一把抓住杨嘉琳的手腕，

说：“好呀，今年过年回家连面都不见，我做错了什么事得罪你了？”

内心有巨大羞愧感的她，脸刷的一下涨红了，她不知怎么面对吴宇，她埋着头只机械地说：“我们农村在学大寨，我回来忙着买设备。”吴宇不明白山月的敷衍，要扭到山月说话

半天，山月才支吾地说：“吴宇，吴宇，我们分、分手吧，我在农村，根本调不回来，我、我出身黑，城里招工永远轮不到我。我们龙潭的知青，东走几个、西走几个，都招工调、调走了一半多了，剩下的，大都、大都是出身不好的，还有走资派的、表现不好的……，我想、我想我就在农村安、安家算了。我真的回重庆很无望，我只有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我才……。”

吴宇用一双同样无奈的眼神盯住山月，面对她无法破解的困境，他也感到束手无策。他说什么好呢，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大环境下，他也无法扭转乾坤，改变杨嘉琳的命运。自己在城里，山月如果注定一辈子在农村，我们、我们……吴宇确实不敢再想下去。

他们这次告别时吴宇送了笔记本，山月翻开来看，扉言上，吴宇写道：

赠友人

朋友，丢掉吧，

请丢掉你的忧伤，

眼前的乌云必将消逝，

青春应该沐浴着欢乐的阳光。

朋友，勇敢些，

相信你自己的力量，

不要埋怨黑五类的前辈，

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

朋友，朝前看，

要坚持自己远大的理想，

消沉的灵魂比尸体烂得更早，

勇敢前行者才能获得无上荣光。

朋友，前进吧，

按照选定的方向，

路途的曲折算得了什么？

一往无前的奋斗一定会得到报偿。

在又一个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的季节，山月写信告诉吴宇今年春节不回家过年。吴宇不甘心，给山月回信，信中说：我最近读到一首俄国文学之父普希金的诗——《理智与爱情》，山月，我抄下来，你也读读，相信一定也会喜欢的：

理智与爱情

少年达弗尼斯在追逐多丽达，

他叫道：“美人啊，等一等；

只要你能说一声：‘我爱你’，

我就不再追逐你，请爱神作证。”

理智教她说：“不能说，不能说。”

但爱神鼓动她说：“你最令我钟情!”

"你最令我钟情“牧女自言自语。

于是两个人心里燃起了爱情，

达弗尼斯拜倒在美人儿的脚下，

多丽达投去的目光也脉脉含情。

”快跑!快跑!“理智反复叮嘱，

爱神却说道：“不要走，快点答应!”

牧女没有走--幸福的牧童

握住她的小手，颤抖个不停，

他说道：“你看，那边菩提树下，

有一对鸽子在拥抱，在恋情。”

“快跑!快跑!”理智又一次说道，

“快学它们的样子!”小爱神再三提醒。

于是美丽的少女双唇掠过了微笑，

笑得是那么甜蜜，那么温柔多情。

于是她立刻投入了心上人的怀抱，......

眼睛里迸发出欢乐幸福的火星，

“愿你幸福!”爱神低声地说道，

那么理智呢？理智却默不作声。

吴宇送的那手抄本诗集，夜静人深时山月常常翻读；扉页上，有吴宇的一首充满阳光，又笔力刚劲的题头诗，

大地礼赞着阳光，

百鸟合奏着晨曲，

飓风唤起海啸，

于是我们歌唱……

这次再翻阅手抄诗是在山月已经怀上了贫下中农的孩子，山月给吴宇写了绝交信之后，怀念着那段情窦初开的时光，山月已经又无法回头，吴宇，你希望“我们歌唱”，歌唱我们美好的青春，但我、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我在农村走到这一步，实在是无回天之力，你理解我吗？原谅我吗？我没有珍惜我们的初恋情感，我好痛悔，好对不起你呀

吴宇读到这封“绝情书”时，吴宇竟急奔武陵山而来，他想挽回山月，挽回他们曾经的初恋，

当得知山月有了身孕，已怀上——孩子？——贫下中农的孩子？

吴宇不知所措，他呆在那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还能说什么呢？他转开头，呆呆的望着杨嘉琳落户的一坑二林三坡和四湾的武陵山野，沉默良久后，一咬牙，从挎包里掏出一本新笔记本，递给杨嘉琳，说：

“我在扉页上还为我们的未来写了一首小诗，但一切梦都落空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读读，留着纪念吧。”

杨嘉琳接过那本新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就看见了吴宇用他那浪漫的笔触，写下了一首短短的四行诗：

请采摘我们携手种下的花朵，

撒向未来的年华。

从那芬芳中，

我们会迎来一个绚烂多彩的人生。

送别吴宇走了几十里山路，在乘船回重庆的当晚，他在甲板上铺开信纸，又为山月写一首诗：

你像一枚珍奇的种子，

引起邻里亲友的惊诧。

如今你要扎根武陵山中，

在那里，独自发芽开花。

憨憨叙述

养父关爱：

父亲对子女的爱，往往不善表达，山月的父亲，这个大资本家的狗崽子又在文革中自顾不暇，更糟的是他在文革中又深深陷入了“罗广斌反党集团案”。

提起罗广斌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不知道，他是从国民党的渣滓洞关押了400天后逃出来的革命者。解放后，他和杨益言共同创作了红色经典小说《红岩》，书中有许云锋、成岗、江姐等英雄故事，这本小说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

山月在原著中，选用养父文革期间担任《红岩》副主编事的一份检讨，向读者阐述“罗广斌反党集团案”这个话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我的错误，集中到一点，就是跟错了人、站错了队、走错了路。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自己不但没有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反地是紧跟了从罗广斌叛徒集团到刘、张一伙阶级敌人，站在他们一边，为他们反军、翻案、篡权、复辟的阴谋卖力效劳，抬轿子，吹喇叭，制造舆论，上了贼船。林副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站在那一边，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是个首要问题，其他都是附带的问题。”我所犯的错误，是根本立场的错误。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有罪的，我向毛主席请罪。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一、“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是“五．一六”、“三老会”有组织的罪恶阴谋。

整个翻案活动，是在被中央文革清除的戚本禹一伙的支持和指示下进行的；是在刘结挺、张西挺操纵、支持下进行的；是在同“三老会”头目紧密勾结下，盗用群众组织“专案调查组”名义进行的。我参予这一活动，就是站在了这条黑线上；

二、“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是阴谋篡权复辟。

在“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中，“五．一六”、“三老会”的主要罪恶阴谋之一，是在思想上散播和鼓吹“受压就是左派”的极“左”思潮；混淆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在政治路线上，企图用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代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组织上，搅乱阶级阵线，把一伙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阶级敌人，打扮成“左派”、“革命干部”，总之，是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篡权复辟；

三、“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为叛徒罗广斌的罪恶历史翻案；2、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和篡权阴谋翻案；3、为毒草小说《红岩》和为肖、李、廖翻案。他们企图通过这三个方面的翻案，在政治路线上，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在解放前后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五．一六”、“三老会”和罗广斌叛徒集团煽动极“左”思潮，制造分裂，将自己伪装成所谓“正确的”路线，对抗和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组织上，则是为了把罗广斌一类叛徒、特务继续包庇下来；把肖、李、廖一类三反分子“解放”出来；为刘、张、“三老会”、“五．一六”在四川、重庆营造独立王国作好干部准备。总之，他们的右倾翻案是直接为打开两个所谓“突破口”，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

我参加他们的翻案活动，所犯错误的要害也正在于此。

四、我在整个翻案活动中所犯的主要错误。

1、为叛徒罗广斌的罪恶历史翻案：

自从罗广斌自杀身亡后，我就积极参予了为叛徒罗广斌的罪恶历史翻案的调查。1967年5月，我与文联几个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同事去北京上访，走访了公安部、中央接待站，想了解中央领导对此案的态度，后又到成都调查罗广斌的历史。我们的所谓调查，其实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其目的不仅在于要翻罗广斌叛徒历史的案，还企图同一伙叛徒、特务、反革命串供，伪造历史，上欺中央，下骗群众，捂住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招降纳叛的盖子。是对革命群众揭露罗广斌叛徒面目和刘少奇这条黑线进行的猖狂反朴。但我当时未能认识到“翻案”的严重性，我之所以顽固地站在他们一边，是认为在文联机关，自己与罗广斌都是资反路线的受害者。罗广斌案如果翻不过来，自己仍不免“受压”，“命运相共”，就决定了自己必然要为罗广斌亡命奔走。

2、为“罗广斌叛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和篡权阴谋翻案：

“罗广斌叛徒集团”利用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他们的包庇，又利用了“工作组”

推行资反路线，以及用“左”的面貌玩弄两面派手法，蒙蔽了文联工人和革命群众，拉拢象我这样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阴谋上台的。……篡权后，他们在文联机关疯狂推行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叛徒、特务的面目，巩固后方，插手社会，妄图在全市篡权。在这个过程中，我积极支持和追随了他们。当时，我被他们的“党员”招牌和极“左”面貌所迷惑，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派”，由此认为，只要紧跟他们，他们就能把自己从资反路线的迫害中“解放”出来。正是由于这种“私心”，我接受了他们的拉拢，把自己绑上了“罗广斌叛徒集团”的“战车”。

3、为毒草小说《红岩》和为肖、李、廖翻案：

毒草小说《红岩》本身就是一部翻案黑书，是直接为刘少奇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树碑立传的。《红岩》小说又直接同肖、李、廖问题相联糸。在革命群众揭露了这本黑书的反动本质及其在刘少奇黑线下炮制出笼的阴谋以后，我们“罗广斌叛徒集团”的人千方百计进行反扑，竭力为《红岩》并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同时利用同一个班子大肆肖、李、廖翻案。我们为肖、李、廖翻案的罪恶目的，还在于企图打开所谓重庆文化大革命中的“突破口”，把肖、李、廖一伙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解放”出来，实现其反革命篡权。而我对此，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积极予以支持的。

4、我积极为“罗广斌叛徒集团”整个翻案活动扩大社会影响：

我不仅直接参予和支持“罗广斌叛徒集团”的右倾翻案活动，还十分卖力地为他们扩大社会影响，四处兜售他们的翻案黑货。我在当时有影响的小报上，发表他们炮制的翻案文章，为他们寻求社会支持。我参加《造反军战报》的编辑工作，就抱有这样的企图，希望利用这个报纸抛出为罗翻案的材料。这表现了我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顽固性。尤其严重的是，江青同志送罗广斌的四卷《毛泽东选集》，是经过我的手带往成都的，致使“罗广斌叛徒集团”的人拍成照片公然登在翻案小报上，用来大肆招摇撞骗。

我之所以参予和支持“罗广斌叛徒集团”右倾翻案活动，将自己陷入翻案复辟罪恶的泥坑，完全是由于自己没有彻底背叛资产阶级家庭，仍然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使然。通过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年的学习，我认识到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今后，我一定要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深挖其所犯这些错误的根源，以同错误决裂。我决心今后在党的教育下，走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努力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立场，脱胎换骨，向党和毛主席赎罪！

1972年元月19日

养父的检讨读完，，令山月惊讶的是爸爸竟见过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

江青既然送给罗广斌四卷《毛泽东选集》？为什么又因为江青说了“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就不许“罗广斌叛徒集团”翻案？这，有点让山月犯糊涂。

但杨嘉琳又竭力想到有养育之恩的父亲，她不想在绝望中太怨恨父亲……

这次回渝，在父亲巨大的阴影中，杨嘉琳再次感到抬不起头。不过，父亲经10天的治疗后，病情大大好转了。杨嘉琳又该回农村了，她没有给已上班的吴宇道别。就回山湾了。

很长一段时间，杨嘉琳都走不出“罗广斌叛徒集团”那长长的阴影中

后来当父母知道山月在农村结婚的事木已成舟，给她寄去了60元钱，30斤四川省粮票，另外，还是买了一床新被盖，。，爸爸在给他们结婚的祝福信中写了一首词，以勉励山月：

忆秦娥


谱新页，

传统观念誓决裂。

誓决裂，

雏鹰展翅，

红梅傲雪。


战天斗地齐飞跃，

甘为工农洒热血。

洒热血，

前程似锦，

炉火正烈。


山月结婚，措手不及，无以为赠，

试填《忆秦娥》一首，以为纪念，

望与小磊共勉。

——爸爸

1975年2月10日赠

龙行天下

憨憨叙述 发表于 2017-1-8 13:03
山月5 蹉跎岁月中，山月依然有满满的情感
770035c716ec  作者 憨憨故事
2016.11.15 16:20 字数 5469 阅读 1 ...

人在乡下太无奈，
硬被强暴怀孕来，
后悔未能寻真爱，
再遇已然奉子在。

龙行天下

憨憨叙述 发表于 2017-1-8 13:04
养父关爱：

父亲对子女的爱，往往不善表达，山月的父亲，这个大资本家的狗崽子又在文革中自顾不暇，更糟的 ...

文革牵涉太混乱，
红岩作者受大冤，
山月父亲被牵连，
还为婚事献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