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朱维毅：三次插队的人生

屹梁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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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足够的自知之明，我的作品一篇也没有拿出去发表过，但这些幼稚的作品终归奠定了我后来写作的基础，对我来说，“虽丑犹荣”。

对插队生活的回顾和描写，促使我对4年多的插队经历一再反思，也终于让我下决心结束在城市的待业生活，重新投入到火热的“三大革命的斗争”中去。

1974年春节，父亲去江苏办婚事，终于使我有条件安排自己的命运了。我故伎重演，跑到派出所取出自己的城市户口，不辞而别地离开成都，第二次前往山西榆次县插队。当父亲在南京收到我的告别信时，我已经重新恢复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身份。后来听说，父亲在读我的信时落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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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插队，我选择了榆次县的另一个地点：东赵公社的大发大队。

大发是一个百十来号人口的小村，地处榆次县界的丘陵地带，以寿阳县为邻，村边就是石太铁路线，乡土人情和我第一次插队的石圪塔公社截然不同。石圪塔一带地处偏僻山区，民风淳朴，而这里的农民则见多识广，颇多心计。

村里有一个来自山西日报社的女记者蹲点，官居党支部书记。她的爱人原在晋中文工团做编导，“摘帽右派”的身份使他深感怀才不遇，于是索性也随老婆前来“陪蹲”，一举获得了一人之下百入之上的显赫地位。这两口子是东北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从军的经历，思想“左”得近乎极端，来到小小的大发村掌管起党政大权，自我感觉超级良好。他们属于插队干部，和我们这些插队青年相比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的户口和工职仍然保留在城市。为了迅速压制和打击大发的资本主义势力，两口子急需建立起一支亲信御林军，为此他们想到了一个绝招：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来组成一支“走后门”到大发插队的知青队伍。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高明的攻关措施。在上山下乡的意义逐步由扎根农村转变为曲线就业时，老一辈人把插队的孩子送到谁的手上是至关重要的。很久以后回想起来这段经历，我才悟出这两口子的良苦用心：知青们都是通过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关系投奔于女书记麾下，他们自然要把女书记夫妇视为自己的政治和前途的依靠。有了这种“族长”式的地位，书记夫妇调教和控制这群知青易如反掌。同时，通过接纳和关照这些年轻人，书记夫妇在榆次、太原、北京三地建立起了一个可靠而有效的社会网络，扬名造势和攻关逐利都变得游刃有余。知青们对女书记夫妇的依托和信任，使这两个中年文人在这个被他们称为“斗争极为复杂”的大发村里获得了协助他们开展阶级斗争的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卫队。

大发村前后来过40多个知青。有从榆次县其他公社转来的北京老三届，有从黑龙江建设兵团转来的北京知青，还有从榆次和太原来的中学毕业生，人员的构成远远比杏林塔的知青复杂得多。我是通过晋中地委的一个关系介绍来的，和女书记的渊源最浅。经过一年多的城市待业，我不愿再回到知青已悉数撤退的那个与世隔绝的杏林塔，而急于投身到一个有人群、有冲突、有挑战的环境。当听说大发村是一个当记者的女支书在领导农民们战天斗地，我对那里几乎是心驰神往了。

进村时，村里只有4个从太原来的知青，我是第一个北京知青。一到大发，立刻感到难以适应这个新环境。我和那几个“插龄”不如我，却先我而来大发的山西知青很难走近，共同语言几乎连一句都没有，而当地农民又远比山区的老农们难相处得多。说到底，以前的4年插队经历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少涉世经验，我既不知道如何缩短和那些工于心计的农民的思想距离，也无法和那几个紧随女书记于鞍前马后的“山西派”知青成为朋友，同时我也不愿通过靠近和紧跟书记夫妇来打开被动局面，因为进村不久我就开始怀疑这对夫妇那种代表社会主义真理的自我定位。我能做到的是通过玩命苦干来争取周围的认同，再有就是“坚持原则”，把任何我认为不够正义的人和事统统列入我的对立面，对看不惯的事，开口就顶。70年代初的时尚是捍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倡导“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个人得失和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相比，自然微不足道。

这种自我定位无法获得正面效果，我既没有得到农民们和“山西派”知青的接纳，也没有得到书记夫妇的认同。1974年夏天村里推荐工农兵学员，我得到的票数倒数第一。大家对我的私下评价一言以蔽之曰：脱离群众。我上学的努力再次落败。

现状迫使我重新审视自己和环境。我发现，书记夫妇积极倡导的斗争哲学有些过激。他们对大发作出的“政治环境复杂”的判断其实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村民的历史成分复杂。大发在抗战以来一直处于国共两派力量的拉锯地带，造就了一批善于辨别政治风向，立场左右摇摆的老人。这些老人一旦对书记夫妇的施政纲领抱有微词，便被纳入阶级斗争的反派阵营。第二是大发村民倚仗临近铁路干线和靠近县城的地理便利，见多识广，不甘于土里扒食，通过各种途径牟取收益的意识比较强烈，因而和书记夫妇发起的学大寨运动产生了一定的抵触。面对这样的环境，书记夫妇把“斗争”当作改造大发的首要任务。我的个性和世界观决定了我具有苦干的自觉性，却缺乏“斗争”的技巧，再加上我上不靠女书记，下没有人脉，身边又缺乏朋友，自然要成为孤家寡人。通过深入的观察，我感到村民们对女书记的反弹并非阶级间的矛盾纠纷，而是对生存方式上的认识差别。把一年到头挣不到几块钱的一群不甘于“共同贫穷”的农民上升到阶级对立面去看待，未免牵强。反观村里作为最高领导的书记夫妇，我也实在无法把他们推崇为革命正义的化身。

在大发的两年，最令我发愁的就是无休止的夜间大会。知青们每天晚上刚端起饭碗，就能听到广播喇叭里通知召开名目繁多的会议。开头语通常是：“全体党团员、组长以上的干部、全体贫下中农、全体知识青年、全体基干民兵、全体入党入团积极分子……”这群人一集中，全村有模样的也就基本都凑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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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推荐工农兵学员时，全村农民一致推荐了我，女书记也着实推动了一番此事。但直到我走，她也没有兑现发展我入党的承诺。我很理解她。至今，她和她的丈夫在我的往事记忆中既不是反派，也不是英雄，他们具有那个年代的政治弄潮儿的典型特征：激进，自信，好斗，又不乏功利心。

这次推荐上大学，全公社只有一个名额，去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直到发榜时才揭晓。就是为了这一个名额，整个东赵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一共推荐了两百多名城市知青和回乡知青。我的入选，让我第一次理解什么叫作幸运儿，什么叫作成果。我去的是阜新矿业学院，学的是矿山测量专业。对于自小喜欢文学的我来说，上这样一个大学注定了我一生要走很长的弯路。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我在这个专业磕磕绊绊地一直读到了德国博士，但最终还是完全改行了。这可能就是宿命，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在那个年代我没有更多的选择。何况这是我走上社会7年来在历经命运的九曲十八弯后第一次获得的奋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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