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拥抱快乐

在我的母校，在正统文化的教育下，在这口口相传的“江湖故事”中，同学之间漫延着一缕缕千百年来固有的“江湖义气”。它对男孩子们的成长不无裨益，使他们更有男子汉的气魄。“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古来已有的行侠仗义，侠肝义胆，为哥们两肋插刀，这些在课堂上学不到，只有游走在社会中才能得到。但这也是一柄要命的双刃剑，使用不当就会伤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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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插队45周年，同班同学莫克组织了一场聚会。莫克是个热心肠，年过六旬仍有童子之心，喜聚不喜散。与多年不见的少年伙伴再见，竟相拥而泣。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当年的那些风流倜傥的小哥们已经成了祖父级的人物，老友相见个个鹤发鸡皮。一路风雨一路坎坷，昨日的一切已随雨风而去，留下的是含饴弄孙，享受着天伦之乐。老同学相会共同回忆少年事，也是我辈人的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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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莫克的聚会，我也与近40年不见的尔东相聚。在小学我与尔东就是同班同学，到了中学我们又在一个班，自然就显得格外亲近些。我家与他家相距不远，在小学时，我就是他家的常客，到了初一上半天课，他家又成了学习小组的地点，到他家就像到了自己的家。他是家中老小，上边有两个姐姐，他在家里受宠是正常的。老母亲对他的爱也能让我沾点小光儿——我常常分享伯母给他的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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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余年不见，当年的小白脸变成了又高又壮的白胖大汉，只不过脸上刻满了岁月留下的痕迹——青春不再。两人手臂双握互相端详，极力从对方的面孔中找寻当年的记忆，唏嘘之间喟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几十年的老兄弟有着说不尽的过去，道不完的从前。借莫克备下的好酒，哥几个用几十年的话题充填了短暂的聚会。令人小有遗憾的是，尔东直到现在仍然漂泊在外想回京城故地而不得，且日子过得小有艰难，令人同情。而他却也能面对现实安贫乐道，保持心态平和，这也是令人慰藉的地方。（在这里我再一次祝老哥们过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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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年的初中生活中与尔东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共同创造过许多“光荣业绩”。而最初的、让我永远记住的，也让我们在全校师生面前“露脸”的“业绩”，是初一寒假前期末考试的作弊事件。
    平心而论，上了中学我虽然学“坏”了，但学习成绩也还说得过去，我没有厌过学也不是死教不会的主儿，也不需要在考试上耍点小手段来让自己的分数上及格线。尔东的学习成绩虽然不及我，但也不是坏得一塌糊涂，也没必要通过这样的小聪明来争取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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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期末数学考试时他脑袋里进了水，还是搭错了筋，隔着通道他就居然向我扔纸条。我也傻，还捡起来看。只见上面写着“把某道题的答案告诉我”。我不高兴了，这不是我的行事风格，我把纸条给他扔了回去。这一扔，扔出了大祸。监考的老师看见了我扔的纸条，当做作弊的证据上报了教导处。说起来，母校虽然是京城里未入流的中学，学校对校风还是抓得挺紧，对作弊的恶行也采取绝不姑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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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证据的那张纸条上只有尔东的文字并没有我写的答案，仅凭这样一张纸条就定为作弊成立，校方可能也觉得证据不是那么确凿。于是，班主任曹先生和教导处的王英老师先后找我谈话，别的都忘了，只记得他们其中一个人问我：“心里想不想作弊？”这样的问题实在应当算是诱供。我当时的回答是：“想”。这个回答出自于这样的心理活动：如果作弊能得到100分，为什么不呢。而我要做一个诚实的人。我还天真地认为，虽然想，但我没有作弊，我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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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还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情。在曹先生找我谈话时，班里一个与我有隙的同学手捧一堆草稿纸，说这是从我的位子里找到的，是作弊的证据。我当时说，这不是我的，这是上个班的同学留下来的。当时，初一时我们上半天课，考试也是分作两部分，试卷也是不同的。我位子里的那些草稿纸是就前一班考试的同学留下来的，如果仔细查验，应该能分别清楚。我不知道学校是否也把这些栽赃的草稿当成证据。但我明白了什么叫投井下石。这位同学到了初二受到了空前的孤立，或许是和他的脾气秉性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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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前，一张白纸黑字的布告张贴出来了。我与尔东受到了警告处分。那时心情非常悲哀：我是冤枉的，我没有作弊。学校处分的只是我的想法而已。后来在我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更大的冤假错案后，明白了这就是“中国特色”。
    那时，我还担心这回要挨揍了——老爹一定会狠狠地揍我一顿的——此事我一直没敢向爹妈说。老师给我写的操行评语上一定要记一笔的，我休想再瞒天过海了。再就是按照规矩，考试作弊，成绩是要取消的，我还得补考。
    奇怪的是，我担心的两件事都没有落实。一是曹先生没有在期末总结上提一字作弊的事，二是我的考试成绩有效，并没有让我补考。后来，当我有机会看自己的档案时，也没有任何记载。我的老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他的儿子在中学里受到过张贴布告处分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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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的母校——北京北海中学记忆（十四）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我的头脑中对它的记忆是从1966年6月初开始的。
在这之前，我的北海中学的生活学习还一切照旧，虽然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呼啸已经是震天价响，中南海飘出来的风雨已是飒飒有声，那些先知先觉的贵胄子弟们已经在京城西北边的贵族学校中酝酿着如何对资产阶级造反而进行串联和秘密集会，而我这个市民家庭出身的中学生浑然不觉。
    还记得，我唯一一次去教语文的周先生家，在她那逼仄的小屋里，有一台硕大的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正播放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那熟悉的声音，他的抑扬顿挫的声音里充满着正义与凛然。这个声音全国百姓都耳熟能详，中共对苏共的《九评》好像都是这个人播出的。周先生手里拿着一份当天的《人民日报》，那上面刊登着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大作。播音员正是在念这篇文章。周先生对我说，“要出大事了”。我不懂，但假装懂。周先生知道我不懂就不再说什么了。哪里会想到，在半年后，周先生因为家庭出身的“黑”与“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流毒”被他的学生“打倒”，编入“黑帮”队列，不仅关押在学校还被剃成阴阳头。当她说“要出大事了”的时候，先生会估计到日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