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拥抱快乐

1966年的6月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月。聂元梓他们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通过电波传向世界后，它所引起的震波是两三天以后才传到我的北海中学。这就是三类校的特点，它不会成为社会风潮的领头羊，那些走上风上水的永远是得风气之先子弟云集的重点学校，不管是大学还中学，概莫能外。
    大字报播送的第二天，就传来四中、十三中等学校都出现了大字报，学生们也都不再上课的消息，但我的母校没有动静，大家仍在上课，可是心却不在课堂上，都期待着出点什么事情才好。转过天的上午上第二节课的时候，有个同学踏着上课铃声跑进教室，进来就嚷嚷，操场上贴大字报了，许多同学都在看呐。平地一声雷，这正是这两天我们心中想要的东西，它终于来了！同学们呼拉拉从坐位上站起来，向教室外跑去，教历史的女老师想拦，但只是做了做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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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场的北墙上贴着一张大字报，等我跑去时，已经有上百人围在那里，我挤进人群，把大字报看了一遍，记忆中是个三年级的学生写的，大字报的内容早已没有了印象，无非都是些要革命要批判资产阶级与修正主义，那些话都是从报纸上抄来的话。但它却是一团火，把校园里早就蕴藏着的干柴引燃。从这天上午开始学校的教学就基本瘫痪了，学生们都一个心思地干革命写大字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写出来的东西现在想来统统都是些屁话，可那时却觉得很神圣很尖锐很到位很有学问，当然还很革命，这才是最重要的。学校的领导和教书的先生没有人敢出来说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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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大字报的广播不仅把京城里的学生们引爆了，还在全中国引燃了雄雄大火。这场大火一烧竟然就是10年。为什么在那个六月里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皆是因为在此之前已经为大火的燃烧作足了功课，纵火者审时度势一蹴而就。
    从此我告别了课桌，再也不用上课了，没有了学习的压力，更用不着交作业，彻底地的身心轻松了。中学生们突然成了革命的小将，他们要做自己的主人，要在伟大领袖领导下向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做斗争。学校为学生提供纸张笔墨，昔日的文房四宝成了进行大批判的武器，学生对着所谓的封资修展开笔墨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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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48年前那个炎热夏季的生活再完整地呈现在眼前是根本不可能的。记忆被时光销蚀被岁月风化，剩下的只是零零星星的碎片。只记得一浪高过一浪的鼓吹革命的词语，散发着滚烫的热气从党刊党报的社论和文章中吹向青年学生，使他们热血澎湃向着一个崇高而虚幻的目标冲锋。所有的一切恶行都是在一个神圣的旗帜下完成，那就是：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最初时节，学生与老师都是对着校领导的，从校长吴秀到教导主任臧福兰还有一位姓盛的女行政人员成了学生和教师造反的对象。那位盛先生的名字被有创意性的学生根据谐音改成“剩稀饭”。她们都是学校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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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长，形势大变，批斗的对象不仅仅是领导层的人了，几乎每个教书先生也成了学生批斗的靶子，因为领袖说了17年来新中国的学校被资产阶级专了政，学校里的教师宣讲的是“封资修”的那一套，许多老师出身都是“黑五类”。这又被高举无产阶级专政大旗的革命者视为原罪。被革命的喧嚣弄昏了头脑的学生们，用领袖当年描绘湖南农民运动的样子给老师们戴高帽子，在大操场上进行批斗，排着队伍在校园里游行。长期被阶级斗争的教育灌输下的这些孩子们，早就从电影、戏剧、图书及在批斗的实践比起当年的“痞子”一点也不逊色，青出于蓝而又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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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先是来了一队工作组，椅子还没有坐热就又走了，说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学生运动。一些出身高贵的同学成了学校运动的领头人，他们成了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手里握着生杀大权。革命是有专利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只能有限度地参与革命。我的出身限制了我的革命性，想革命，想参加“组织”，人家说我的祖父是中农，血的颜色不纯，只能在“组织”的外围。看到那些以革命为己任的人物在校园里叱咤风云羡慕之余又多少生出些投错胎之感，只是在许多年后我才从心里感谢我的祖父，只因为他老人家会过日子，才让他的孙子没有进入到“造反”的行列，使晚年回想这段日子小有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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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8月份，学校已经不成为学校了，它成了“红色恐怖”的策源地，成了暴徒施暴的场所，校园里曾有过的书香被血腥味代替，昔日里温文尔雅的学子成了手持皮带面露狰狞的打手。尤其是在8月18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学生，又戴上红卫兵的袖章，再又金口玉言“要武嘛”，学校里的革命小将似乎有了尚方宝剑，愈发的无法无天。那个被当时称为“红八月”里，整个京城都散发着血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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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先看到的血腥场面是在护国寺大街。那是个下午，一个被反剪着双手的汉子被七八个革命小将推推搡搡地从一个院落中出来。到了马路上，那个汉子被打倒在地，仰面朝天。攥着捆绑他绳子的小将喊他起来，汉子不动。小将则拉着绳子就走。没出十米一条血痕就出现在黑色的柏油路上。我心惊胆战没敢跟着看。旁边有人说，这几个红卫兵是十三中的。那个汉子是个地主，抄他家时，翻出来一张领袖像，领袖的眼睛被烟头烧成了窟窿。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雨。听院里在十三中上学的街坊说，那个汉子就在雨中死在了学校的操场上。
北海中学的革命小将们先是把主楼西边的地下室（从前的音乐教室）当成了行刑室，后来又挪到最东边的地下室。在基本整肃了校园里的“牛鬼蛇神”之后，又像京城其他学校的革命小将一样冲向社会，响应伟大领袖“破四旧，立四新”的号召，向着社会上的“污泥浊水”发起了扫荡。他们不仅对社会上的“黑五类”施行抄家驱赶出京城，还对同学大打出手。对同学出手的理由是整治小流氓、小偷。行刑室里常常传来受刑者的惨叫。我也曾趴着窗户看过小将们行刑，但我没有恻隐之心，反而生出佩服之情，现在想来还是要问人性何在？那些天，我常看到一些人直着进来，横着出去。这些都是社会上的“黑五类”，他们是“阶级敌人”，是专政的对象，对他们只能是严冬般的冷酷！不能半点的温情。人性就是在这里丢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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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刚进校就听到有个初一年级的孩子被打死了。这个孩子我见过，但叫不出名字，高高的个子，说起话来大大咧咧的，和谁都是自来熟。听说他本是来报名参加红卫兵的，谁知找到了“组织”后，人家却认为他是小流氓，揍了他一顿后又拘了起来不让他回家。晚上他的姐姐来校找他，看到亲人姐姐如同遇到救星，他全身的委屈立刻暴发出来，要和红卫兵拼命，结果被活活打死。据说出手最狠的却是一个初一的女生。此事，是母校文革中的大事件，当时的“组织”头头为这条人命在西城分局关了两三年后被发配到了农村插队。这也是后来听说的。
    这些血统高贵红卫兵们在以卫道者的身份痛打同龄人时也种下了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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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失的母校——北京北海中学记忆（十五）
    1968年春夏时节，京城里的中学生们成了最无聊的一群人，虽然学校里有兵进行着名义上的军训，但平时没有人来约束这些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革命小将。即便有人来招呼着做点什么正经事，也要看小将们的脸色，高兴了陪你玩会儿，不高兴了扭脸就走，任谁也没有辙。无事可干的小将们充满着青春期的躁动有着使不完的精力，不发泄出来晚上都睡不着觉。于是小将们就自我寻找发泄精力的种种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