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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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校门是灰砖和石块构筑的牌坊式建筑，校名由郭沫若题写。
   《中学文革报》。由四中学生牟志京等于1967年1月18日创办，创刊号刊登遇罗克的《出身论》。 “文化大革命”前夕，四中云集的子弟包括“一二三”，刘少奇的儿子一个（刘源源），彭真的儿子两个（傅洋、傅亮），薄一波的儿子三个（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再如像谢富治的儿子，谢觉哉的儿子，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都在北京四中，将军级的子弟就更多了。
   “我当时就认为，《出身论》只是个简单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当然不会像血型那样是可以遗传的。若无‘血统论’，它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那么多人摇旗呐喊，更用不着遇罗克献出生命。但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触动的实际是某些人感情背后的权力与利益。”赵京兴在文章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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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年到现在，“老兵派”同“造反派”间的隔阂，并没有因了解而稍有减弱。“也不可能减弱，这和权力的远近有关。”印红标说，为什么“西纠”有权威性，完全是因为他们是中国最高级干部的子弟；中学“造反派”之所以要造反，也是因为他们对权力不满，要评判权力，批评出身。
    3月，《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以下简称《暴风雨的记忆》）在内地出版。这是一本关于北京四中的回忆文字结集，十八位作者都曾是北京四中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属于“老三届”，即1966年、1967年和1968年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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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一凡、北岛、维一三人任此书主编。北岛是核心。
    在书的序言中，北岛写道，“北京四中是北京乃至全国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曾处在暴风雨的中学，在这小小的舞台上，展开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
就在这个舞台上，高干子弟、知识精英、平民子弟被推拉上阵，大幕拉开，剧情浓缩了一个中国。
    这本书中的文字，真切记录了“文革”暴风雨怎样冲刷一代人的心灵，又如何影响他们的一生和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国家的未来。
    “暴风雨过去了，如果什么记忆都没留下，我们不仅愧对自己，也愧对我们的后代———所以才有了这本书。”北岛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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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风暴眼
    由于高干子弟云集，内部消息灵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心。
　  1965年夏天，16岁的北岛考上北京四中高中部。在《北京四中》一文中，他形容自己是“小瞎子终于摸进天堂门”。让他更惊喜的是，同住一栋楼的“发小”曹一凡也考进了北京四中。两人都在高一（五）班。
   四中是当时北京最好的学校之一。“我1964年考入四中初中，当时北京城区的男校，没有比四中分更高的了。”本书作者之一、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印红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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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离长安街很近，正门不远是西什库教堂，后门对面便是林彪的住所。四中以拥有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子弟而闻名。“在男校里四中考分要求最高，西城区是国务院各大机关和家属集中的地方，所以四中有很多国务院各大部的子弟。”印红标告诉南都记者。
   “文化大革命”前夕，四中云集的子弟包括“一二三”，刘少奇的儿子一个（刘源源），彭真的儿子两个（傅洋、傅亮），薄一波的儿子三个（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再如像谢富治的儿子，谢觉哉的儿子，徐向前的儿子徐小岩都在北京四中，将军级的子弟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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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都是凭真本事考进去的。”曹一凡说，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在北京四中念完初中后，没能考上四中的高中。虽然陈毅时常去北京四中，但陈小鲁最后还是不得不去了北京八中。
    表面看来，当时的北京四中学风正派、欣欣向荣。但在“文革”爆发前，“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显然有什么东西被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北岛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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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文化大革命”爆发，四中停课，北岛、曹一凡以及整个“老三届”瞬间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当时，北岛和曹一凡同属于北京四中的“造反派”。
由于高干子弟云集，内部消息灵通，四中曾一度是北京中学红卫兵运动的中心。
　  1969年，北岛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工人；1971年，曹一凡被分配到西城碳素厂做烧火工。此后，两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北岛成了知名诗人、作家，曹一凡则成了成功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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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北岛回到阔别十三年的北京。北京的剧变让他震惊，“我在自己的故乡成了异乡人。”北岛在《城门开》的序言中感叹道。
记忆中的北京四中也早已消失。1986年，北京四中校舍全部翻建。面对这个白色现代建筑群，“我试图辨认，但一点线索也没有，茫然摇摇头。”北岛写道。“我生在北京，在那儿度过我的前半身，特别是童年和青少年———我的成长经验与北京息息相关。而这一切却与这城市一起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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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岛决意用文字来重建自己的北京城，由此开始了《城门开》系列文章的写作。写作过程中曹一凡惊人的记忆力为北岛写作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尤其在《北京四中》一章中。
2009年10月，曹一凡到香港探望北岛，再次聊起北京四中的往事。“记忆那么好，历史那么独特，应该编一本书。”北岛建议曹一凡可以和维一（黄其煦）合作，编一本关于北京四中“文革”的回忆录。维一是北京四中1966届初三（一）班学生，与曹一凡是多年的朋友，去年出版了《我在故宫看大门》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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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四中的印象特别深，一直想给学校留点什么。”曹一凡说，正是在四中的那三年，让他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他接受了北岛的建议，并为此四处联系。
由于联系出版社、编辑稿件等原因，北岛最终参与进来。“这恐怕也和我编《七十年代》有关。”北岛说。
   《七十年代》是由北岛和李陀在2009年出版的一本回忆“七十年代”的文集。收录了阿城、朱正琳、陈丹青、北岛、张抗抗在内的三十篇记忆文字。“如果追溯历史，势必要从七十年代推向六十年代，必须要到‘文革’的暴风雨中寻找答案。”北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