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拥抱快乐

2009年11月29日，维一回复曹一凡，同意参加《暴风雨的记忆》一书的编撰。
曹一凡在北京，负责约稿及收集图片；北岛在香港，负责文字编辑；维一在美国，负责协调和编校。
    在约稿前，北岛确定了稿件编辑原则。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尽可能保持客观立场，要能把完全对立的声音汇集起来。”北岛说，为了尽量容纳当年不同的视角和立场，他们特别选取了当年具有代表性或争议性的人物，同时也兼顾不同类型的角色。“重要的是通过个人的视角、感受、情绪等细节，去展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可感性，从而最大限度地还原那些历史事件和场景。”
    “老兵派”、“造反派”，悉数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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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各派别
    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要想把各个派别，各种人的观点都反映出来，并不容易。”曹一凡说，当时北京四中有两大派别：“老兵派”和“造反派”。“老兵派”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造反派”主要出生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算是“文革”中的激进派。
北岛和曹一凡都属于“造反派”，同其他“造反派”都还有些联系。问题在于“老兵派”，虽然“文革”中他们也倒台了，但由于生活经历和环境的差异，他们同别人并不交融，彼此也没什么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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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一凡最先找的是刘辉宣，他们是高一（五）班的同学。
    刘辉宣是北京四中“老兵派”的代表人物。他1965年考入北京四中，“文革”中广为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正是由他谱的曲。 口号喊出来非常偶然。“当时，我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也没有涉及出身问题。但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先声夺人，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刘辉宣在《昨夜星辰昨夜风》一文中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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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鼓吹“血统论”的歌迅速传播全国，成为红卫兵的“战歌”。反对之声也如约而至。为评判这首歌，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上发表了《出身论》，因此入狱，最终被枪决。“血统论”后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评判，刘辉宣为此也吃了不少苦头。各路红卫兵都追着他打，争相批斗。巨大的恐惧让他做好了随时被枪决的准备，有段时间，每天都在家里练习“慷慨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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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宣答应了曹一凡的约稿，但不是给他写，而是将两篇访谈录给了曹一凡。一篇是讲西城纠察队，也就是“老兵派”的事；另一篇谈高一（五）班的事。北岛在这两篇文章的基础上，摘取一些内容，做了大量的改写，最终成文。
   “我觉得很自然，只要是有人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不管是对‘文革’还是对我感兴趣，我都会说给他听。”对于“文革”期间的事，刘辉宣早已释怀。而遇罗克之死，刘辉宣认为与《出身论》并无关系，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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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态度是先看事实，动机都是次要的。完了以后，就说我们影响到什么程度。如果不太重要，那就过去了；如果很重要的话，那承担嘛。”刘辉宣说。
之后，北岛和曹一凡又争取到高三（五）班红卫兵的头儿、教师劳改队队长刘东和“老兵派”领袖秦晓的参与。最终在《暴风雨的记忆》中，共收录了三篇“老兵派”的回忆文章。   
    除了“老兵派”和“造反派”以外，北京四中还有一些人什么派别也没参加。影响较大的有赵京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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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京兴是六六届北京四中初三（三）班的学生。赵京生的父亲是个裁缝，家庭条件比较差。这种家庭背景在四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 “赵京兴是个真英雄。是个跨了时代的人，又有胆，比我们看得不知道远多少。”曹一凡说。
    1967年初，赵京兴在《中学生文革报》上读到遇罗克的《出身论》，非常赞成。当时还和同班同学组成“红旗”战斗队，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学文革报》。　在一次同“老兵派”的辩论中，赵京兴引起遇罗克的注意。遇罗克给赵写信，此后频繁来往，直到两人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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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就认为，《出身论》只是个简单的真理———父母的政治面貌当然不会像血型那样是可以遗传的。若无‘血统论’，它本来是不言自明的，用不着那么多人摇旗呐喊，更用不着遇罗克献出生命。但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化，我才明白，它触动的实际是某些人感情背后的权力与利益。”赵京兴在文章中回忆道。
　  1968年底到1969年初，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发布后不久，赵京兴便写了“我为什么不去上山下乡”的大字报，申明自己不参加上山下乡的理由，他认为当时的政策歪曲了毛泽东的指示，纯粹为了解决就业问题。而自己的志向是从事理论研究，通过其他方式同样可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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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发表之后，赵京兴很快被“工宣队”隔离审查。
　真正让赵京兴获得牢狱之灾的，是《哲学评判》。这是赵京兴送给女友陶洛诵的生日礼物。在这篇“不到十万字的论文”中，赵京兴阐述了自己对哲学的独立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哲学命题。当时，赵京兴只有十八岁。
    1970年，赵京兴被西城区公安局逮捕。此后每次政治活动，赵京兴都会成为活靶子，什么罪名都往他头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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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答应写文章，也是希望澄清事实。”赵京兴告诉南都记者，他同遇罗克的关系一直都有误传，《哲学评判》一直也有传闻，甚至被人叫做《历史哲学》。他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有所订正。“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事实是怎么回事，尽可能在篇幅内表现出来。”赵京兴说。     “不需要怎么说服，参与者对书的意义都是基本认同的。”北岛和曹一凡当时找了五六十个当年北京四中的“老三届”，大部分人的稿子都交过来了。经过北岛长达半年时间的编辑和梳理，最终确定了目前十八个人、十八篇文章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