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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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个人分别是：牟志京、刘辉宣、陈凯歌、周孝正、秦晓、杨百朋、刘东、冯永光、王祖锷、赵振开（北岛）、印红标、李宝臣、黄其煦（维一）、赵京兴、白羽、高中、唐晓峰和曹一凡。
    曹一凡当时还想找在“文革”中出身不好（地富反坏右）的同学也来写。他们在“文革”前就被打倒，“文革”中也挨了不少打。但没有一个人答应。“这也正常，当年挨打的同学，现在也是大学教授，你说他还愿意出来写他那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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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写历史
　
    要抢救历史，应该提倡大家动笔做起，而不是依赖几个名人靠不住的回忆。
北岛希望当事人不带任何评价地回忆过去。
   “现在还不是反思‘文革’的时间。”北岛说，“文化大革命”非常复杂，应该趁当事人记忆力还好，记录下当时人的视角、感受、情绪、立场等细节，通过细节来回复历史原貌。只有等“文革”资料丰富了才能反思，否则会破坏当时的现场感。　“如果连历史背景与脉络、派系背后的利益冲突、革命话语及斗争方式、个人本能的压抑与释放等都没搞清楚，‘反思’从何谈起呢？”北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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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比对带来差异。在《暴风雨的记忆》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刘辉宣究竟有没有打过牟志京一事。
    牟志京是六七届北京四中高二（二）班的学生。他曾激烈地反对“血统”论，并创办了《中学文革报》。
在回忆文章《似水流年》中，牟志京详细回忆了他在北京四中被刘辉宣打松一颗门牙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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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牟志京带朋友赵颐庚去宿舍。宿舍里有人问赵是什么出身，赵不愿回答。很快就冲进七八个手持武装带的红卫兵，问是哪一个。
   “为首的那人方脸盘，个不高，但肩很宽，目光凶狠。上去就给了（赵）一拳。我见状便朝那大手喝道：‘你凭什么打人？’他转身朝我走来，站在我跟前，上下打量着我说，‘看你蛮会打架的样子，不过，老子不怕你。’话音未落，一拳就向我脸上挥来……后来才知道，那个为首的就是为‘对联’谱曲写歌的刘辉宣”。牟志京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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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宣的回忆文章《昨夜星辰昨夜风》中，坦诚自己曾打过“牛鬼蛇神”和流氓，并没有提到打同学的事。　“我打过不少人，还真是没打过同学，我当时也不认识牟志京。”刘辉宣对南都记者说，曹一凡曾把牟志京的文章发给他看。“看完之后，我就说了两点：第一，没这事，真没这事；第二，你还是把原样给登出来”。
   “当时在学校‘开我的批斗会’，我有一个策略，一上台就给自己安一个罪名，说我打过人，向同学们请罪。”刘辉宣估摸着牟志京就这样给弄混了，“他可能被外班的打过，我又冒出来承认自己打过人，这事在他心里就挂上了”。　为什么不把事情说清楚，还让照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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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牟志京‘文革’时挨过揍；第二，我‘文革’时揍过人，这不就完了。这个理在这儿，具体这个事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能说明牟志京没挨过打吗？能说明我没有打过人吗？我们有过这行为，那就有这责任，我让他一定要登出来，就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刘辉宣对南都记者说。　北岛乐见这样的比对。“根本不存在所谓历史的客观。人的记忆具有模糊性、选择性和排他性。你把不同的回忆放在一起，远比轻易下定论或空谈‘反思’更有意思。”他说。“要抢救历史，应该提倡大家动笔做起，而不是依赖几个名人靠不住的回忆。”维一告诉南都记者，过去的回忆录，仅为名人专利，使历史被强势群体霸占，这样的历史往往一面倒，且大多是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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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个完整全面的实体，不会因人的观察而改变。但人的观察却会因为心中的壁垒而改变历史映射出的色彩和形状。”维一说。
同一件事，不同当事人的观察，在书中也得到强调。最明显的是赵京兴和白羽的例子。
白羽是北京四中70届的学生，已经超出“老三届”的范畴。但最终还是把他加了进来，因为他在“牛棚”看守过赵京兴。“把他们俩儿的回忆一比对，那就非常完整了。”曹一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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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白羽看管赵京兴的回忆中，提到一个细节：“我经常向赵京兴请教各种学术问题；他则欣然指点，侃侃而言，让我受益匪浅。有时批斗回来，赵京兴会告诉我今天批判稿写得怎么样，哪些地方批得好，哪些地方应该怎样批才深刻，我简直就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批判他的发言稿的”。
    “这种事，你是根本没法编出来的，都是活生生的事。也正是这样的细节一点点汇成了现在这本书。”曹一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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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出来后，“老兵派”的强烈反应倒让曹一凡有些意外。
  “‘老兵派’对普通人的生活，对他们迫害过人的生活并不了解。”曹一凡说，他们没想到“造反派”其实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有自己的爱情，有自己的善良，有自己的追求，都是阳光的。“他们发现，当时平民子弟关心的事情，当时的追求，其实并不比他们差”。
“之前只知道，‘老兵派’带着原始股来，一直在压迫我们。”曹一凡说，现在也开始看到了人的另一面。当时大家追求的很多东西，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想革命，都有共产主义理想，只是每个人具体走的路可能不一样而已，“说白了，大家都是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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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从当年到现在，“老兵派”同“造反派”间的隔阂，并没有因了解而稍有减弱。
   “也不可能减弱，这和权力的远近有关。”印红标说，为什么“西纠”有权威性，完全是因为他们是中国最高级干部的子弟；中学“造反派”之所以要造反，也是因为他们对权力不满，要评判权力，批评出身。
    离开北京四中后，经历暴风雨后的同学各自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