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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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曾经在“文革”暴风雨中心经过的人，用这种方式，将暴风雨中的记忆留下，或许这是对那个疯狂时代的细节的补充，从而为重新认识那个时代，提供线索和史料。通过这本书，可以对那个年代有更为切近和深入的认知及理解。那是整整一代人终生难忘而又不堪回首的青春年代，事实上也是对衍生出《七十年代》以至《八十年代》的那个“六十年代”的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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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北岛，1949年出生，本名赵振开，曾用笔名：北岛，石默。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1978年同诗人芒克创办民间诗歌刊物《今天》。1990年旅居美国，现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戴维斯大学。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著有诗集《北岛诗选》、《太阳城札记》、《北岛与顾城诗选》，中短篇小说集《波动》，译著诗集《现代北欧诗选》，散文集《失败之书》，《时间的玫瑰》等。最短的诗歌作品是生活，诗歌内容只有一个字——网。维一：上海出生，自幼居北京。初中肄业后，先赴内蒙古阿荣旗农村挑水种庄稼，再去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砍树种橡胶。后回北京闭门读书，到故宫博物院看大门。“文化大革命”结束，先在北京的研究所和科隆的大学读考古，后到哈佛大学及法兰克福大学访学。现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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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作者：刘辉宣
    刘辉宣，笔名礼平，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一九四八年九月生于张家口，一九五一年随部队进驻北京。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九年入伍，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员、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一九八零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议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二零零八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 “战歌”就是我谱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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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托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与遇罗克当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教研室小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史康成，也是他们一伙的。当年我们为这口号打得不可开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捕，史康成受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工宣队关进学校，正好与史康成为邻。我们俩，一个是因为鼓吹“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血统论”，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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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这玩意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血统论”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反对——它本来就很烂。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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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口号流行不到半年就臭街了，连我们自己也知道错了，甚至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错的。他的被捕让我不解：是我们错了，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一九七零年他被枪毙时，我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这到底是想干什么？
    红卫兵喊出那口号带有很大的胡闹成分，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那首该死的歌，让我对不住周围的很多人。我们班主任叫田佣，是个青年教师，只比我们大七八岁。后来当了四中的副校长。田老师六十岁退休时，点名要见我这个班长。徐金波他们和我一合计，说干脆给老师祝寿吧。寿宴中拉起家常，当我知道田老师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时，十分惊奇，于是问：“您什么时候结婚的啊？”田老师用筷子点点我鼻子，说：“你还问呢，都是你的那个破歌，害得老师好久找不着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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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我们一指头也没动过田佣老师。他很有威信，同学们都喜欢他。但政治上的魔咒比什么都厉害。“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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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就此而言，“血统论”选错了对象，为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人家可什么都不怕。正是这一强大对手，最后把我们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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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运动有其复杂性——怀疑过，思考过、反抗过，其中包括不少当年的学生领袖。我称他们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相对而言，红卫兵中另有一帮疯狂派。这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冲突碰撞，就土崩瓦解了。当时四中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他“文革”前就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文革”中写文章、办报、组织团队，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精英，像马凯、薄希永、秦晓和李三友等。我们这些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可见其威信和影响了。这是四中。另外还有八中的陈晓鲁，六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起的理智派。陈晓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泼冷水，老是说：“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充满无奈和不屑。我校有个徐小岩，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凡事不卷入，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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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丹他们热情洋溢，本想在“文革”中有所作为，结果差点儿送了命。孔丹和董良翮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一九六七年判决书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前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一个多月了，四中就一直顶着，全校都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八一八”前夕，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才匆匆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