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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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恶作剧的意外效果，让我既错愕又得意，到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时，各路红卫兵追着我屁股后面打，把我从家里拎出来批斗。有一阵，连我也做好被枪毙的准备。据说江青说过着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个歌子吗？血统论，血统论啊！那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我听了吓得腿都软了。我甚至像阿Ｑ那样想象自己上刑场时的表现，以免死得很没面子。后来没找到江青此话的出处，显然是人家吓唬我的。一九六六年年底，我从外地“串联”回来，在“革委会”遇见秦晓，他满脸无奈地说：“你们搞的那个破玩意儿尽添乱，现在红卫兵彻底完了。”我惊问怎么回事，他说：“血统论呗，中央文革要批红卫兵了，现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不久就开始了对红卫兵的清算，把“血统论”归罪于刘少奇。“血统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红卫兵特别是“西纠”的清算，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种种劣迹而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先把打死人的那几个纠察队员抓起来，紧接着是对“血统论”的公开批判，最后与刘少奇挂上钩，称之为“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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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丧钟就是这样敲响的。
    红卫兵在溃散前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红卫兵的行头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味的。当初穿军装是为了表示向解放军学习，可到了后来，帽子要呢子的，军装要料子的，鞋子要皮子的，什么三接头，将校呢，将军帽，成了时装秀。风气就这样败坏了。更甚的是，红卫兵和“西纠”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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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举行成立大会。我去了，那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西纠”发言，主张不管运动如何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个我的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却成了“联动”的首领。“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四人，他是“三平”之一。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是最勇敢的言论，其实也正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号了。接着几千个“联动分子”去冲击公安部，被干警打得屁滚尿流，他们重新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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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正是这事让老人家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一网打尽，孔丹、董良翮、宫小吉等被抓了三百多。第二年，公安机关似乎又想起“血统论”，把我也抓进去。那时监狱已人满为患。
     四中的政治氛围很奇特，总体来说，大家都很友善。四中的“黑帮子弟”太多了，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希永、薄希来、薄希成三兄弟，北京市长彭真的儿子付洋、付亮两兄弟，国家科委主任张劲夫的儿子张渤海，还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源。父辈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甚至“叛徒”、“特务”，但大家还是朋友，没人歧视他们。刘少奇被打倒，清华的刘涛，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都受到迫害，只有刘源源在四中平安无事，不但我们待他好，对立派的同学，还有“革委会”、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都没对他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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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在四中的身份有点儿特殊。他应在前一届毕业，保送北大，但因生病休学一年，留在四中做团的工作，正好赶上文化革命。在我们这些刚考进四中的新同学看来，他是老师，当然也就是造反对象，但在老同学眼中，他还是学生。他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我们贴过他的大字报——谁让他是校团委的工作人员呢？后来他被高年级同学选进革委会，让我们莫名其妙：这老师怎么也成了红卫兵？马凯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偏偏又坚持原则，一急满鼻子的雀斑就会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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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凯常常被我们捉弄。一些同学去查抄档案室，马凯挡在门口不让进，我们就贴了他的大字报。后来在“血统论”的辩论会上，我们就故意臭他，要他表态，他先是不肯，后来逼急了，涨红脸说：“同学们，我坚决不能同意你们这个口号！”我们哄堂大笑。其实早就知道他的立场，其实孔丹、秦晓和周坚这些头头们也都不赞成“血统论”，不想招惹他们，但马凯就不一样了，他有教师背景。
    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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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初中上八一学校，高中考进四中。这两所学校毫无可比性，四中号称天下第一中，八一学校现在只是个三流中学。其实就教学方面讲，四中的资源并不比八一强多少，也不比其他学校强多少。四中的老师也一直告诉我们，四中无论师资还是设置并无特别之处，关键是高质量的生源。八一学校是干部子弟学校，固定单一的生源，决定了一般化的教学质量。我在八一学校是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学生个个全都聪明得成了精，老师讲课不用费劲，课本内容往往简略带过，高兴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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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哪儿见过这阵势？眼见着就跟不上了。第一学期我是团支书，班长是曲明光，第二学期曲明光离任，我当上班长，王来强担任团支书——原因很简单，曲明光的成绩掉下来。其实我的成绩更不灵，但田佣老师似乎很看重我干事的那股劲头，舍不得罢免我，但我相信，到了高二，就是他不罢免我，我也得自己请辞——成绩一落千丈，根本顾不上班里的工作。我们班同学你追我赶，成绩最好的都不是班干部。在我印象中，最拔尖的似乎是李大成和季如迅。李大成平时不哼不哈，每到测验和考试必定是满分；季如迅是个大活宝，整天嘻嘻哈哈，尽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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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朱之鑫，此人做事极有章法，风格洗练。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在一次化学试验中，我们配制一种叫乐果的农药，要心灵手巧，用滴管滴得极均匀才能完全溶解，稍有差错就会有沉淀物，最后全班只有三四个人做了出来。老师举起朱之鑫的试管对大家说：“多漂亮，香槟酒一般！”我才头一次知道香槟酒的颜色。我自信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可那天我的试管里一片浓雾，让我丧气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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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上还有一些知识型的同学，也是我在八一学校从未见过的。曹一凡最有意思，他满嘴讲得都是一些知识含量极高的笑话，在我眼中，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狡猾的教授，有些笑话，答案得到大学课本去找。“文革”中，他告诉过我一个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谜底是“又圆又滑”。那是他从大学里的大字报上看来的。
这一切让我得出结论：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无法相比。我还怎么当班干部呢？这纯粹是靠天份，而不是靠努力。我看出四中教育的症结就是竞争，这是应试教育的根本，优胜劣汰，天经地义。这是我在八一学校体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