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不去的记忆……老北京的根与魂 【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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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唱起来的，一直唱到今天。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让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接班”，八一学校想出个办法，组织同学互相帮助，让优秀生带动落后生，提出的口号是“像在战场上抢救负伤的战友一样抢救学习落后的同学”，掀起一股学习热潮，那年八一学校几乎全数考上高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考进重点高中。但考进去的往往都感到巨大的压力，自然包括我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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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的学生成份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另一方面，也集中另一类精英，就是曾被我们认为是“异己”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包括朱之鑫在内。党要求我们把他们比下去，我们按党的要求努力了——可见我们当时的思想有多么狭隘、扭曲。
    四中的学生成份确实很复杂。我们在“文革”中曾认真统计过同学的家庭出身。奇怪的是，同学们都争着往坏里报。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高干子弟，不报“高干”报“革干”；“知识分子”子弟报“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因为“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知识分子的名声要“坏”。象陈凯歌他们就要报“高知”，只报“知识分子”似乎有隐瞒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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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四中的学生成分中号称五“高”，即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和高级资本家，外加高级民主人士。“民主人士”的地位很特别，很多人都受到冲击，他们的孩子也就往“坏”里报。四中有个出身统计表，同学们“踊跃登记”，五花八门，什么名目都有——有填“军阀”的，大概是起义将领。还有一个填“奴隶主”的，简直就象是从数千年的坟墓里蹦出来的，后来才知道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阿旺?晋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过去是西藏的领主，这么填也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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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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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批斗过老师，更没打过老师。杨滨校长已去世，原副校长刘铁岭当了校长，他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老师也跟约好了似的，一见面也是这句话。原教导主任赵济敏老师，和我根本不熟，见到我紧紧紧握手说：你表现得也不错，你还保护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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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护了老师？这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过，连班主任田佣老师我没有保护过，我只是没顾得上批斗他而已。赵济敏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统一口径——那些往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了，你们还记着干什么，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干嘛这样编假话说给大家听呢？看来文化革命实在是说不清楚，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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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四中和所有学校一样，也有过大规模的批斗，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就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赵济敏那时还是年轻教师，算是他们的“黑干将”，跟在后面。有人做了个大木枷，套在他们头上。周坚快气疯了，黑着脸叫人拿下来。那次批斗会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我们怎么没有批斗过他们呢？但四中的老师，不仅没修后算账，反而设法把学生保护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也有报应。我参军后，我们部队接到一封外调函，说我在“文革”中带着众多红卫兵抄了李莲英的孙子的家，有一批珠宝和字画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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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那个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他有过继儿子，自然也就有孙子。我在“文革”中从未抄过家，那外调函上的地址刘兰塑胡同就在四中旁边，我隐约记得去过那地方。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人们对“打砸抢”的红卫兵印象极坏，尤其是在部队。可我百口莫辩，只好自认倒霉。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当兵后雄心勃勃，入伍不到一年就入了党。可外调函差不多把我的前程全给毁了。当时我在北海舰队航空兵报道组，组长刘桂枫是个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的人。他观察了我一阵，似乎看出我的困惑，于是给了我一次出差机会，让我“顺便”核实一下。他说：“是你的你就认错，不是你的就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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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到北京，找到刘兰塑胡同的那个小院，一眼就认出来，说明我确实来过。我敲开门，主人是中学教师。我向他说明来意，他顿时眼中充满敌意，说他手里有证据。我请他拿出证据来。他取出一张纸，上面的确是我的笔迹，但看过后我快炸了。那上面分明写着：各路红卫兵，这家虽出身不好，但某某是人民教师，并得到过政府奖励，请不要查抄。下面是四中红卫兵的大印和我的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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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想起前因后果。六六年“红八月”，此人拿着他的奖状到四中请求保护。当时掌管大印的徐东熙正接待来访者，就让我去看一下，于是我陪着他转了一圈，给他开了这张证明。这是以我的名义保护他的证明，并不是抄家的收据，反倒恩将仇报。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有他的道理：在他看来，所有红卫兵都是一回事。他是红卫兵的受害者，红卫兵就都是他的仇人。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凡报应总得有人来承受。
    在“文革”中，学生保护老师的例子也不少，但往往需要某些条件，比如当时冲击较小的军界干部子弟，象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品，杨成武上将的儿子杨东明，张国华上将的儿子张小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四中的薄希来和薄希成，身在困境中帮助过老师。他们的父亲薄一波被打倒，他们从中南海搬到一个小地方。在那里他们保护过老师，特别是他们在实验二小的老师霍懋征，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曾是他们的班主任。我在杂志社工作时拜访过霍懋征，当我提起认识薄家兄弟时，她动情地说，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他们兄弟曾把她藏在自己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