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大乌珠 于 2014-11-9 10:58 编辑
主动下乡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国家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病退、顶职、独生子女、工农兵学员等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城市里的适龄青年，如果在体育、艺术、外语等方面具有非凡才能，也能得到不下乡的赦免牌。“走后门”的现象比比皆是，当时流行：“有上等后门的进部队当兵，下等后门的进工厂当临时工，没后门的闲散在家，等候时机。”报章上很快涌现出一批“扎根农村”的知青典型，现身说法如何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猛烈抨击各种“走后门”的不正之风。 政治形势云谲波诡，底层群众的选择也就因人而异。哈尔滨高三学生张文慧的家教比较传统，父亲的事业心很重，对子女要求也严格。事实上，张文慧也有过一次机会。报考哈尔滨京剧院时，唱功、形象都不错的她已经通过面试，最终名额却被挤掉。妹妹文萍回想，如果那时候父母也走走后门，帮一把，姐姐的命运可能会不一样。 1976年，张文慧主动选择下乡，去了黑龙江省建三江管局勤得利农场工程队。她会写信告诉家里盖房子很累、农场出什么大事了，却不轻易流露内心的情感。 很快形势变了。1977年恢复高考，人人都想请假回城复习，那些坚定的扎根派们也迅速转向。同学之间已不复下乡时的天真烂漫，明里暗里、有你没我的竞争多了起来：有门路的，耍手段的，各显其能。张文慧是班长，连队领导担心请假的人多了，人心散掉，没有准她的假。想进农场的文艺团体，发挥自己的特长，领导也不同意。在后来屡屡被描述成“翻开历史新一页”的1977年，张文慧的前途像被设定了一样，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年月，报章、电台宣传的知青典型，无一不是刻苦耐劳、热爱劳动、生活艰苦朴素、关心政治和阶级斗争的。在要求进步的青年眼里，入党意味着组织上的认可，也是提干、改变命运的先决条件，这成了张文慧晦暗前途里的一丝希望，个性单纯的她却再一次成了炮灰。多年以后，这些过往只浓缩成一句话“因入党问题发病”，记录在她的入院病历上。 没有人确切知道张文慧当时的内心隐痛，她尝试自杀，未遂。连队领导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通知张家接人。父亲接她回家后，对这段细节讳莫如深。妹妹文萍至今不知道压在姐姐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具体是何时何事。
回娘家 文萍只比张文慧小一岁半，命运却迥然不同。她没有下乡，1978年考上大学，学医；弟弟张兵1979年也考上军校。张文慧回家后，一住二十多年。文萍和张兵回家时，很少在大姐面前说自己高兴的事情。“她会在意的，会觉得你们都上大学了，成家了，有孩子了，我什么都没有。” 父亲去世后，80多岁的母亲身体也不好，需要人照顾。2009年，文萍看凤凰卫视《冷暖人生》，知道了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存在。她开车带着张文慧去考察，拜见当时的院长、科主任、护士长，才办理入住。 起初张文慧很不适应集体生活。白天她不像大伙儿一样坐在餐厅里，一直站在墙角边。日子久了，后背磨出一块厚厚的茧。有一次想家想得不行了，夜里从房间门上的小洞钻出来，站在院子里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文萍为此很纠结，春节时便把姐姐接回家，住几个月再送回来。张文慧不想回医院，“我在家也不闹，也不给你们添麻烦，我为什么就不能在家呢？”好的时候，张文慧帮着刷碗、搞卫生、洗衣服，做家务没有一点怨言。等不及文萍下班时，张文慧会自己去院子里散步。她喜欢在大街上看车，能看上一两个小时。有过几次，情绪不稳定，看着看着就往马路中间走。文萍看不住，只能再送走。 天气好的时候，护士们会带她们到楼下院子里晒太阳、跳大绳。“文艺分子”张文慧这时候会露两手。“风吹着杨柳，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水流，哗啦啦啦啦，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忙呀，原来她要回娘家。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了一个胖娃娃呀，伊呀伊的喂。”她唱这首《回娘家》时，满脸欢喜。 为了照顾和了解姐姐，文萍自学了精神分析，2006年还通过国家心理咨询师资格二级考试，她的愿望是退休后创办一个康复机构，接姐姐回来。 知青科的多数老人没有张文慧这么幸运，有的家属杳无音信，有的一年半载打个电话，有的送来时就把遗照相框准备好了。对他们来说，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很有可能是此生的最后一处栖身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撰稿/沈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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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9 11:01:35
发表于 2014-11-11 15: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