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图文】 犹太人的家教，惊醒世人

拥抱快乐

启示：     创造性与灵感都是智慧尖端的产物，而它们的产生恰恰是在大脑放松的状态下形成的。不管大脑多么聪慧，长时间地紧张、过度疲劳地思考，都会开始麻木。看来“智慧是需要充足休息的”，还真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简单道理。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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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犹太数学家当年考大学被百般刁难，凭借天才智慧震惊考官！                      本文整理自爱德华·弗伦克尔作品《爱与数学》，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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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当时我正上高三，面临着报考哪所大学的问题。莫斯科有很多大学，但只有一所大学设有纯理论数学专业，那就是莫斯科国立大学。这所大学的俄语名称是“MoskovskiyGosudarstvennyUniversitet”，缩写为“MGU”，它的力学与数学系实力非常强，在苏联首屈一指。
    俄罗斯的大学入学考试与美国学生参加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不同。报考力学与数学系要参加4门考试：数学笔试、数学口试、论文写作和物理口试。像我这样获得最高荣誉（苏联时期的最高荣誉是“金奖”）的高中毕业生，只要第一门考试取得最高分5分，就会被录取。
    当时，我在数学方面的学习内容已经远远超出高中范围，因此，我觉得莫斯科大学的入学考试对于我来说应该如探囊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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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我过于乐观了。我收到的第一个预警信号是一封信，是我就读的一所函授学校寄给我的。这封信并不长：“如果你想报考莫斯科大学，请来我校办公室面谈，我们很乐意为你提供咨询。”信中还给出了申请者可去莫斯科大学校园里拜访的具体地址和访问时间。收到这封信后不久，我就乘了两个小时的火车，来到莫斯科。学校的办公室很大，里面摆着一长排课桌，还有几个人正在忙活着——有的在打字，有的在批阅试卷。我做了自我介绍，并拿出了那封信，随后有人把我带到一位娇小的、30岁出头的女性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道，语气并不那么正式。
   “爱德华·弗伦克尔。”
   “你准备报考莫斯科大学？”
   “是的。”
   “哪个系？”
   “力学与数学系。”
   “哦。”她低下头，然后又问道：“你的国籍呢？”
   我回答道：“俄罗斯。”
   “是吗？那你父母的国籍呢？”
   “这个……我母亲是俄国人。”
   “你父亲呢？”
   “他是犹太人。”
   她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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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对话，你可能觉得莫名其妙。事实上，当我写到这里时，也觉得荒诞不经。但是，在1984年前后的苏联[大家记得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写作的《1984》吗]，调查人们的“国籍”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在苏联，公民随身携带的国内护照上专门有一栏，要求人们填写“国籍”。这一栏排在第五行，前四行是：(1)名字；(2)父亲的名字；(3)姓氏；(4)出生日期。因此，国籍又被称作“pyatayagrafa”，即“第五栏”。在出生证明上同样要求填写本人国籍和父母国籍，如果父母双方的国籍不同，父母可以从中为子女选择一个国籍。我就属于此类情况。
   “第五栏”存在的真正原因就是确定一个人是不是犹太人。拥有其他国籍（如鞑靼人和亚美尼亚人，也会受到歧视和迫害，不过其受苦程度比不上犹太人）的人，同样会被甄别出来。我的“第五栏”虽然表明我是俄罗斯人，但是我的姓氏（也就是我父亲的姓氏，一听就知道是犹太人）却让我的家庭情况暴露无遗。但是，即便我没有使用父亲的姓氏，招生委员会同样会发现我的犹太血统，因为申请表明确要求填写父母的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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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样的规定，这位女士确定了我的犹太人身份，并告诉我：“莫斯科大学不招收犹太人，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你根本就不能申请莫斯科大学。别浪费时间了，他们不会录取你。”
   我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你给我寄来这封信，就是因为这件事吗？”
   “是的，我想帮助你。” 我朝周围看了看。很明显，办公室里的人都明白我们谈话的内容，因此没有人表现出惊讶。这样的谈话肯定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大家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他们的目光闪烁，根本不看我，好像我是一名垂死的病人一样。我的情绪低落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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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莫斯科大学的这次面谈经历从头至尾都显得很诡异，有人也可能会认为，与我交谈的那位女士是出于好心，为了提醒我和其他学生，并帮助我们。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莫斯科大学的招生考试一直比其他学校早一个月，没有被录取的学生仍然有机会申请其他学校。
    我和父母就这件事进行了长谈，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报考莫斯科大学至少对我没有什么坏处。于是，我们决定不放弃，同时在心里祈祷一切顺利。
    第一场考试在7月初进行，是数学笔试，共包含5道题。考生们都觉得第五道题太难了，根本无法解答，它就像这次考试的“第五元素”。但是，我却能够解答出所有题目，包括第五道题。尽管我知道，无论阅卷人是谁，都很有可能对我存有偏见，尽量找出我试卷中的不足之处，但我还是非常详尽地完成了整个解答过程。然后，我反复检查了论证与计算过程，确保准确无误。在乘火车回家的途中我对自己的表现十分满意。第二天，我把我的答题过程讲给叶夫根尼·叶夫根尼耶维奇听，他确定地说，我的回答没有任何问题。看来，我已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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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场考试是数学口试，安排在7月13日进行，那是一个星期五。
    那天发生的很多事，甚至其细枝末节，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考试被安排在下午比较早的时间进行，因此，我和母亲上午就从家里出发，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我在考试开始前几分钟走进考场，考场设在一间比较普通的教室，里面坐了15到20名考生，还有四五名考官。首先，每名考生要走到教室前方的课桌前，从桌上的一大堆试卷中抽取一份。每份试卷上写有两道题，正面朝下，叠放在一起。抽取试卷的程序有点儿像摸彩票，因此我们也把试卷称作“bilet”（彩票）。试题总共有100道左右，所有考生事先已经被告知了相关情况。对我而言这些题已经烂熟于心，所以我不在乎会抽到哪两道题。抽完试卷后，每名考生要坐到一张课桌前，用考官提供的白纸作答。
    我抽到的两道题是：(1)已知三角形内切圆的半径，求三角形的面积，并列出算式；(2)求两个函数比的导数（只需列出算式）。这两道题我都准备得非常充分，甚至闭着眼睛都能回答出来。
    我坐下来，在白纸上写了几个算式，然后整理思路。这个过程大约只花了两分钟，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于是举手示意。教室里有好几名考官，都在等待着考生举手。但是，诡异的是，他们根本不理睬我，目光似乎从我身上直接穿过，就好像我是空气。我坐在那儿，高高地举着手，可就是没有考官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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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10分钟之后，又有一两名考生举手示意。考官们一看到他们举手，立刻飞奔过去。一名考官会坐在举手的考生旁边，倾听他的解答。我就坐在不远处，所以能听到他们交谈的内容。考官们很客气，大多数时间都在点头，偶尔会提出一两个问题。整个过程十分正常：考生答完试卷上的题目之后（大约10分钟），考官会再提出一个问题，让考生口头回答。这些问题都十分简单，大多数考生都对答如流。然后，他们的口试就结束了。
    首先举手的那两三名考生已经完成考试，显然他们都拿到了最高分5分，于是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考场，而我仍然坐在那儿。最后，当一名考官从我身边经过时，我一把拉住他，直截了当地问他：“你们为什么不理我啊？”这名考官比较年轻，像是刚刚博士毕业。他朝周围看了看，然后轻轻地说：“对不起，我们被禁止跟你说话。”
    在考试进行了一个小时左右之后，两名中年人走进教室。他们迅速地走到教室前的桌子旁，向坐在那儿的一个人做了自我介绍。那个人点点头，然后朝我指了一下。很显然，这两个中年人就是我要等的人——我的口试官。
    他们走到我的桌旁，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其中一个人身材瘦削，动作灵敏，另一个则体型微胖，留着大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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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比较瘦的那个人说道（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讲话），“我们开始考试吧。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已知三角形内切圆……”
    他立刻打断我：“圆的定义是什么？”
    他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这与其他考官的温文尔雅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在考生完整地回答试卷上的问题之前，其他考官不会提出任何其他问题。
    我回答道：“圆是平面上与已知点距离相等的点的集合。”
    这是圆的标准定义。
   “错！”那个家伙兴奋地大喊一声。
    这个定义怎么可能是错的呢？他停顿了几秒钟，然后说：“圆是平面上与已知点距离相等的所有点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