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上山下乡50年断想

无声

金大陆研究上海文革史:   拿不到第一手的东西
(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0月24日 转载)

　问：请介绍一下你们的研究情况和成果。

　　金大陆： 按一般的情况，做史学首先是做资料长编，然后做运动史，做政治史，然后扩展开来做社会史、生活史等， 以及经济史、教育史、文化史、外交史、艺术史、体育史、、、、、、等等。

　　问： 资料积累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你们如何工作的？

　　金大陆：我自己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的资料工作，当然包括运动史和政治史的资料，不能写，不能发表没关系，放在那 儿，只要你有这个心，有这个准备。哪怕是为后人作准备。我跟光耀，还有自由撰稿人李逊合作，也积累了很多的资料。你看我们在到处奔波，到处查询，到处爬 梳，有的房子几十年都没人进去，里面的灰尘厚厚的几层，野猫在里面下了小猫，要进去，.得戴着厚厚的口罩。这个过程我就不讲了。我们确实收集了很多的资料。

　　同时我有一个观点：在今天这种状态下，你拿不到中央高层第一手的档案，你就绝对做不成第一流的运动史的东西。所以，拿不到第一手的东西，做政治史、运动史的难度就很大，这是最大的障碍和问题。所以，现在我和光耀特别注重上海地域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力图在上 海文革史方面有所突破。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和复旦大学历史系正着手共建一个“资料库”的平台，主本在复旦历史系资料室，副本在社科院历史所资料室。我们 有个清醒的认识：这个资料库的建设比我们自己多写一二部书都重要。

　　现在，我做了很大规模的《上海文革日志》，已经一百多万字了，最后的成果可能要超过二三百万字，厚厚的 几大本。能出版最好，不能出版也没关系，最后自费印刷出来送给图书馆，送给需要的人，为文革研究打下基础，尽心尽力就是了。我们这一批文革研究者都是牛， 不说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拓荒是我们的职责。我自己还做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和徐景贤这几个人的文革年谱。坚持许多年了，每个年谱以中共“九 大”为界分上下编，都分别有几十万字了，这个东西还要长期做下去，这个年谱，我只能说将来如果出版的话，也只是个初编。因为我不可能把看不到的上层档案也 涵盖在里面，所以也只能是做一个初编，等待资料开放一些，再修订出二编。将来是期待后人做三编、四编等，继续做下去。但是，我可以保证，这里面起码有不少 的东西是我第一次发现和采用的，是北京高层也没有的。因为我人在上海，很多史料在上海，是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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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公共新媒体，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管控趋严。上海社科院金大陆是专业学者，他们这样的人都不能发表多年来苦心经营的一些研究文章，这是国情决定的，我们大家都深刻的理解。多年来我在知青网上因为各种原因散失了大量辛辛苦苦收集的资料和用超级链接制成的图表数据库，可以说在互联网上写作和储存文字资料是非常不稳定的。本人从来没想过写书，因为我认为我们所从事的上山下乡探讨是一项非常困难和不可能很快得出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最后结论的。其实专业学者也好，业余探讨者也好，最大的障碍是“你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对真实历史本来面目的探索与自然科学的探索一样都不会在任何时代终结。我对比较悲观的“后人写史”不太认同，我们也算后人了，但是我们对毛泽东，邓小平能做出准确的历史评价吗？如果说毛，邓这两个时代离我们太近所以很难对他们的功过是非进行正确的解读，那我们离秦皇汉武，孔孟老庄的时代够远的了吧？如果没有司马迁，后人们能从哪里看到秦汉时代比较真实客观的历史记载？尽管秦始皇焚书坑儒，尽管汉武帝对司马迁赐予“腐刑”，但是我们今天还是看到了《论语》和《礼记礼运》大同书，看到了《史记》。知青一代不会对自己经历的历史命运真相的探讨善罢甘休，尽管我们这一代并非人人都赞同这种探讨，尽管我们的历史传统和当前的国情注定了独立思考的艰辛，但是古人都能在逆境中发奋治史，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回望历史，为什么司马迁要忍受莫大的屈辱发奋治史？因为他想到了“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  因此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据说对文革上山下乡的评价中有一种“天降大任论”，我觉得这种说法在不同的理解方面都能说的通。知青探讨上山下乡的历史责任不论是“天降大任”还是“常以天下为己任”，总之都是责无旁贷！至少我们不会面对“坑儒”或“腐刑”。人类文明历史的发展还是令人鼓舞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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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珍宝岛战斗爆发，1969年8月我们到了兵团，10月是战备最紧张的时期，林彪发出一号通令，全国进入战备高潮，准备迎接核战争。不久后，中美开始接触并修复关系走向和解，基辛格见到了毛泽东。苏联也派柯西金访问北京，但没让他进城，只让他在首都机场见了周恩来。顿时间战争疑云消散，兵团也逐渐将工作重心从战备转向生产。有一天我听到连队干部在他们宿舍里议论兵团的未来，他们说“这些孩子不知道他们的户口要转成农业户口了，将来他们男生和女生就在这里结婚安家立业”。近年来查阅资料发现邓小平在文革前曾对新疆上海知青的前途做了指示：

“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派工作团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师和农2师塔里木垦区作长期安置计划的考察，把该垦区作为安置上海知青的基地。这项计划曾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支持，他指示："将童男童女分别组织部队，生产打下了基础，劳动熟练了，有对象结婚，就在边疆安家。"鼓励上海青年在新疆安家落户，既缓解了大城市的就业压力，又可起到屯垦戍边的作用。一举两得，是有深远考虑的。”

回想当年我听到连队领导议论我们未来的远景，现在与老邓文革前的批示比较来看是多么的相似？这让我们情何以堪？当时连队有多少人真正安心一辈子“扎根边疆” ？ 我看一个没有！当时除了十五，六岁的孩子们不懂人情世故外，老三届的越是表现积极可能越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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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在那个年代经历了与我们关系比较大的三次运动，第一次是红卫兵运动，第二次是上山下乡运动，第三次是走后门运动，对这三次运动毛泽东都发表了最高指示，试比较这三次最高指示：
1，红卫兵运动：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
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 泽 东            
1966年8 月1日        
（《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注：根据修改件刊印）”


2，上山下乡运动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刊载于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3，走后门运动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④

④毛泽东复叶剑英的信，1974年2月15日

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纪念馆>>毛泽东纪念馆>>毛泽东传>>《毛泽东传》（1949―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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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毛泽东对上述三次运动发出的当时见报或以文件下发的最高指示外，近年来新媒体还披露了当时一些未发表的与这三次运动有关的最高指示：


1，红卫兵运动
“1967年5月16日，毛泽东在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讲：“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486页）


1968年8月8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谈高等学校问题，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②
（②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吴德谈话记录，1968年8月8日。）

2，上山下乡运动
“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

毛泽东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1968.10.13


3，走后门运动


毛泽东说：“现在走后门的人有成百万，也包括江青、张春桥你们自己在内，我也算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京大学去上学了。她们当了5年工人，提出要去上大学，我没办法，给谢静宜等人说了，他们不得不收。这些上大学的人，也不是坏人，上大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批？”
毛泽东最后一次长篇讲话 (2)文/ 赵一楠2011年02月23日13:20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张玉凤自述代毛泽东批文件惹的风波始末

惟一的一次代批文件惹风波
    由于毛主席年事已高，很少参加政治局会，也很少和大家会面。他惟一和大家联系的渠道就是文件。这些文件，大多经周总理批给大家传阅。总理批文的习惯是从主席写起直至每位有关人员阅批。主席很尊重总理的意见，很多时候，他看了就圈阅了。但有些要拿主意、观点的，主席很想听听其他人的意见，特别是分工主管人的意见。而文件又先送到他这里，就拿不准，不好发表意见。主席让我告诉总理：“以后这类文件，应该让其他同志先看。我看了，批了，别人就不好发表意见了。”
    毛主席倾听大家的意见，就是在晚年也很注意。通过这些小事与大家沟通情况，使一些中央的决定和政策尽量不发生一言堂的事情。
                                                   
    众所周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主席都是亲理政事。他最反对那些什么事都靠秘书做的干部，批评秘书专政。可是他晚年，特别是在患眼疾期间，不能看文件、看书了。他一向崇尚提倡的作风也不得不改变一些。看书、看文件，就需要别人读给他听，有些文件圈阅也需要别人代劳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曾按着他的指示，代他批示过一份，也是惟一的一份文件。那就是那件人们熟悉的批走后门的来信。信是叶剑英元帅写给主席的，反映有人借开展批林批孔，批老干部的问题。
    毛主席听我读完这封信后，想了想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讲完这段话后，他停顿一会儿接着又说：“谁没走后门?我自己也走了。走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毛主席讲这段话时，我习惯地从茶几上抓起铅笔递给主席。这次主席竟破天荒地让我来写。我很单纯，既然主席让我写，那就写吧。于是我拿起主席平日批文件的铅笔，在写有“主席”二字的空白处，写下上述批语。写好后我又说了一遍给主席听。主席说：“对，就是这样。”批示内容定下后，我请示主席：“这份批示是否先告诉总理一下?”主席点头同意。我与总理通了电话，告诉总理，“这段批示是由主席说，我写的。其中猖獗的獗字，我还没来得及查字典呢!”总理笑着说：“猖獗的獗，是犬旁加厂再加……”总理说完这个字怎么写后，想出个极简单的办法说：“你就不要查字典了，空在那里，送过来我添上好了。”于是我将这份文件转到总理处。

    不料，我代批的这封信竟惹来一场风波。我平时喜欢练字。特别喜欢毛主席写的字。一有空，我就照着主席写的字，照着写、练。久而久之，有的字写得还真有点“像”了。这份批件，在中央政治局会上讨论贯彻时，竟被江青看出了破绽。她说：“这个指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写得不像。”并当众指出哪几个字不像。她这么一说气氛有些紧张了。汪东兴因事先了解此事，就说：“不是主席写的也是主席说的，这种话不是别人能编造得出的。”
    后来，我听说此事，着实吓了一身冷汗。这样的问题，不是用单纯和无知就可以解释的，可实际上还就是那么回事。好在那时主席、总理都在，什么事都能说得清。当我把这件事报告主席后，主席笑了，他说：“以后凡是办这类事，应该注明，是谁嘱咐做的。就会避免闹笑话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多年了，不管是经验还是教训，对我都是极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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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走后门运动的过程比较复杂，各种来源的毛泽东对反走后门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有的资料说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说“你们也走后门”，有的资料说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说“你们也走后门”，有的提到资产阶级法权，有的没提，多年梳理下来发现毛泽东是在多种场合与很多人多次说过对反走后门的看法和指示。在网上看到一篇“全文”，真假读者自辨，毛泽东曾提倡读马列原文，否则容易受骗 （被人脱离全文引用只言片语给人造成困惑）。注意，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和场合说过大同小异的对反走门的指示，还专门发过中央文件，因此坊间流传各种版本，下面转载那篇“原文”：

同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谈话
毛泽东
1975.05.03
毛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到会者一一同毛握手。
（在与周恩来握手时，周说：快一年没有见到主席了，想念主席。）毛问：怎么样？还好吗？（周说开了三刀，消化还可以，前天向主席问候了。）
（在与叶剑英握手时）说：老帅呀。
（在与邓小平握手时）说：小平呀。
（在与陈锡联握手时）说：你要挂帅呀。
（在与纪登奎同志握手）纪说：最近刚见过主席一次了。
（在与吴德握手时）说：吴德有德呀。
（在与陈永贵握手时）说：你的信好啊。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三分之一在中央。不要住在钓鱼台，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不要住在钓鱼台。
（在与吴桂贤握手时），吴说：主席好，我是吴桂贤。
毛说：我不认识你啊。
吴说：我六四年见过毛主席，国庆节参加观礼的时候。
毛说：不知道。
吴说：延安儿女问候你。
毛问：你是延安人哪？ （周恩来：她是河南人，陕西西安的纺织女工。到延安去看了。）
（在与苏振华握手时）说：管海军靠你呀，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比小指）。
苏说：现在大了一点了，现在这么大（用无名指作比）。
（在与谢静宜握手时）说，你当了大官了，要谨慎呀。（谢答：我不想当大官，但是现在官做得越来越大。）毛说：试试看吧，不行就（作手势）搞不好就卷铺盖卷。
毛说：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对不起春桥。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办了一个大学，很多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好。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唐），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他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在这里我同小平同志谈过一次。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经验主义。你［周恩来］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是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就写了文章？那时代还不认识他，好象不认识（张春桥说：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 （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来学说。巴克来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
（江青说：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毛说：嗯。
毛说：那是谁？
（张玉凤：江青同志。）
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文章《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象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什么帮，什么广东帮、湖南帮，粤汉铁路长沙修理厂不收湖南人，只收广东人，广东帮。罢工的时候，还没有修这条铁路，二○年、二一年、二二年，这三年我是在湖南搞工人运动，粤汉、安源煤矿，湖南一些工厂，株洲、萍乡、粤汉路、株萍路、安源煤矿、水口山锡矿，名日锡矿，其实没有锡。
无锡锡山山无锡
平湖湖水水平湖
常德德山山有德
长沙沙水水无沙
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县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孙权要搬家，老百姓说，宁饮扬州水，不食武昌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料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他（指叶剑英）看不起吴法宪。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说吴法宪不行 。
（毛要叶剑英念了一首辛弃疾的诗）
南 乡 子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说：此人（指叶）有些文化。“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看不起吴法宪。黄吴李邱不是曹刘，刘是刘震，曹是曹里怀，就是吴法宪不行。
（周恩来说：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吧，主席休息一下。）
（到会者与毛一一握手告别）
（在与周握手时）毛说：还是三句话。
（在与王洪文握手时，王说：按主席的指示办。）毛说：你不要（作手势翻过来翻过去）。
江青说：听主席的。
张春桥说：按主席的指示办。
姚文元说：照主席的指示办。
（在与陈锡联握手时）毛说：司令官呢。
（吴桂贤说：主席保重。）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

无声

文革中“四人帮”反走后门和老干部通过毛泽东“反反走后门”之间的错综纠结令人叹为观止，也留下了学界和坊间至今梳理不清的历史课题。邓榕的回忆录就提到他家是走了毛泽东的后门才得以让她和老邓的小儿子从农村“推荐选拔”到江西老邓身边上大学，后来老邓复出又都跟着老邓转学到北大和北京医学院，文革中没听说过工农群众推荐转学一说。我举老邓的例子可能让反邓派心里好受一点，但是毛泽东给老邓开的后门，怎么算？ 通过下面这篇网文可以一叶知秋还是一叶障目读者自辩：

三十四师的高干子弟（附文革中走后门问题）_江湖夜雨十年灯_新浪博客

无声

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中发 [1974]8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抓紧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

　　                                     中共中央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

　　（这一文件发到县、团级、可向基层群众传达。）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原文件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无声

文革对于我们来说影响比较大的有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运动，走后门运动，是否可以说这些运动都是自发的？红卫兵是清华附中发起的，文革上山下乡是蔡立坚，曲折发起的，走后门呢？没有权力想走后门走的通吗？实际上走后门当然不是人人可走，但是影响了所有人，最早向毛泽东抱怨走后门的是李庆霖，毛泽东掏自己腰包给老李300元，没有给他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不知学界如何解读？而且毛泽东还说了“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处理”，中央文件也说了，“

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毛泽东自年青时代所追求的革命就是要求平等，文革之初废除高考也是为了让更多的劳动人民子弟能有更多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他又要求城市的知识分子，大学生，中学生应该到工农兵中间去什么都干干，然后呢？这些人去与工农兵相结合是在什么意义上的相结合？是去锻炼一圈后再回城？还是让他们去当工人，农民？老人家是否知道城乡二元户籍制的厉害？是否知道当工人和当农民完全不是一回事？

文革还出了三件令人费解的事，一是毛泽东在68-3-30批示中提到小学毕业生也有分配问题，二是毛泽东在68-12-21动员中提出大学毕业生也要上山下乡，三是毛泽东在68-10-13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两点让人困惑不解：

1，“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两年不办，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

这段话到底是对谁说的？似乎把大学和中学两批毕业生混起来说了？“大学两年不办。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这段话显然是对文革在校大学生说的，意思是说大学教育革命斗批改不继续进行了，让大学生按“四个面向”分配到工农兵中去当普通工人，农民，当时对大学毕业生分配的中央文件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几个文件后面都不忘给大学毕业生发工资和定级的事，这就乱套了，带着国家干部工资下乡去当农民？似乎毛泽东对此没弄清或不在意？但是周恩来明白，因此当时周恩来主持出台了“补充文件”，他让军队农场接受大学毕业生，“锻炼”的内涵鲜明！

“两年不办（大学），天塌不下来。以后重新搞，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这就更有意思了，似乎“叫他们统统毕业，下去同工农兵去混”也包括中学生？因此在68年10月13日毛泽东还没决定让中学生只去农村与农民混？否则他就不提工厂了吧？特别是他提出“从农村、工厂中工作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学”，这句话可是专对中学生说的吧？要上大学就要先去当工人，农民，问题在于人人都想去当工人，怎么摆平？再有，说是把在农村，工厂中表现好的中学生选来上大学，谁选？有权力的人选吧？至少有权力的人对“海选”上来的人中谁去上大学有最后决定权吧？后门能避免吗？

2.毛泽东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还说了：

“有的地方人太多，省级机关就七千人，至少要减六千人，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这段话中毛泽东似乎开始体会工农区别了，但是他还是象提出大学生上山下乡一样又提出机关干部下放农村当农民，还是带着干部工资和级别下乡插队当农民？实际上那些人都去五七干校了，与大学毕业生一样几乎没有真正插队落户（非转农）当农民的。

最后，68-12-21动员出台，还是捎带着大学生，但这回中学生变成主角了，一是大学不办了（高中也没办），二是中学生只能下去与农民混，而且要“非转农”，三是要靠别人选拔才能上大学去。这就出现社会问题了，走后门运动来了，因此李庆霖来了，最后毛泽东在1975年说“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为了追求平等， 为了反对走资，才废除高考发动文革，最后落到“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

看来发动革命和能否完成革命不是一回事，特别是对人性的革命.

走后门，还在走！

无声

很多人把文革定性为权力斗争，认为文革是“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县（包括重要厂矿）五级领导干部，共7118人）上毛泽东失去政府行政工作的领导权后“二线”对“一线”的反夺权，起因之一是他认为例如北京市那样的行政重镇对于中央党的领导发动的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类政治行动出现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我个人认为文革的权力斗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陈云，老邓都说了发动文革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官僚主义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叶剑英说文革是为了战备（上海华东师范冷战研究所李丹慧资料），这些领导人似乎对于毛泽东夺回权力后（打倒刘少奇）的“最后一搏”没有特别关注。例如对于上山下乡被很多人认为是“卸磨杀驴”，是利用完红卫兵就赶走了事。这种说法很“解气”，但在历史真相面前似乎是隔靴挠痒，因为没有深入问题的本质。文革上山下乡对于老三届和69届来说毫无疑问的是匆促草率发动的一场社会运动，那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把一切推倒重来”的无可避免的结果，例如文革之初废除高考停课半年，本打算先进行教育革命取得成果在半年后开始重新招生，中央文件说了预计1967年上半年开学。当时停课半年毛泽东说让大学生参加运动去接受锻炼，也包括高中毕业班的学生，中学主要进行教育改革，主要是找出废除高考后如何推荐选拔大学新生的路子来。其实毛泽东的目的远远不仅如此，《五七指示》被学界一些人说成是文革的目标蓝图是比较准确的，即文革不仅要“打倒”，而且要“新建”，也就是破旧立新。但是毛泽东认为“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并非那样浪漫和简单，红卫兵运动出现是毛泽东因势利导的专利，没有红卫兵“一万年也解决不了问题”，但是红卫兵运动出现的新问题是打倒了旧政府的“一线”之后红卫兵要充当“一线”的角色，“潘多拉魔盒”打开无法收拾了！到了1968年教育革命教育改革连影子才有那么一点点，怎么办？不要紧，有周恩来！可以说上山下乡运动是继红卫兵运动后的“二次革命”，红卫兵运动是革“走资派和反对文革者”的命，上山下乡是革“革命者”的命，这个“二次革命”属于毛泽东对文革设计中的斗批改，也就是他说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们讲要搞到底，什么到底呢？这是一个问题。估计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兵简政、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在这个“到底”中不仅仅是中学生上山下乡，城市闲散人员疏散，还包括机关干部精减，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从一贯的主张与工农兵相结合，工农兵都干干（例如他特别看中王洪文工农兵什么都干过）转变到了1968年10月的新说法，“减到哪里去？还不是中国境内？一个工厂，一个农村，还是下放农村为主，工厂不能容纳好些人”。

到了1968年底，三年大限已到，毛泽东要收摊了，九大要召开，文革要结束，破旧大功告成，立新要重新上路.路向何方？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