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记忆

北山峰

天蓝 发表于 2015-1-13 15:08
作为版主，保驾护航是应该的。
在这里我祝：
           您的大作在这里大放异彩！

感谢天蓝版主的热情祝福！

天蓝

         北山峰大哥不用谢，这是应该的，您就好好的在这里发表您插队时候的故事吧。

艾陆

山峰大哥我期盼着你能早日发表咱们插队期间的趣闻奇事，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那时苦中求乐的精神。

北山峰

         

                                             四

      

     我们高中生都特别关心政治、关心国际和国家大事，政治敏感性比较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密切关注中央领导的重大活动动向。那时学校只有几份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每天早上报纸一来，同学们都争先恐后跑到传达室，乘报纸还没送出去赶紧看一看有什么重要新闻。有一段时间我们班的同学发现，参加党和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中央领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国家主席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的领导人就很少出面，既使出来排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都往后错了好几位。过去，中央的重大活动，毛主席出来后，紧接着就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可文革开展以来，紧随毛主席出来的是党和国家的第六号人物，担任中共中央第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然后才是周总理、陶铸、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戚本愚等。我们对这些变化非常敏感，经常在一起议论。刘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可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变化呢? 我们都感到莫名其妙，觉得不可思议。

      有一次，我们高三年级的四十多个同学聚在一起，对中央领导发生变化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总体上认为：既然是搞文化革命，顾名思义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对教育、文化、文艺等领域进行彻底的改革，可是从一开始就把革命的主要目标变了，含沙射影的指向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干部,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按照党和政府人事变动的规程，只有在正式的会议上对干部做出任免决定后，才能重新在各种政治活动中排定坐次和出场的顺序。但是，中央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怎么就对中央的高级干部做出了那么大的变动呢？我们对这些不正常的变化有很多疑虑，想通过上访弄个明白。

北山峰

      于是，我们就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把每次中央的重要活动的人事变动情况都摘录下来进行梳理。然后，由文笔出众的同学执笔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一封上访信，共罗列了十八个问题。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他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为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把他放到应有的位置呢？文革刚开始时刘主席的排位虽然靠后但还是出来了，可后来为什么根本就不见他的身影了呢？中共中央第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由于生病已多年没在公开场合露面，为什么在没有见到中共中央作出人事决定的情况下，他却成了紧次于毛主席的第二号人物呢？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为什么很少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活动呢？为什么排位都与他们的身份很不相符，而后来就根本见不到他们出来了呢？此外，还对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副总理李富春、陶铸、李先念、薄一波，组织部长安子文、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人的变动情况提出了质疑。

       在文化大革命中给中央写上访信，这事非同小可，没有一定的勇气和魄力谁也不敢干。我们谁都意识到，这封上访信有着重大的政治责任，闹不好会犯严重的政治错误，那可能就要影响自己的前程了。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在一起进一步的核实查找的资料，几经讨论修改后才定稿。最后，由所有参加讨论的同学逐一表态认可，大多数同学认为要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上访不动摇，但也有个别同学心有余悸打了退堂鼓。

       当天晚上九点多锺，我们四十几个同学拿着三份用蜡纸刻印的材料去上访。我们从丰台乘火车到了北京站，下车后步行大约七、八里路，到了离北海南门不远的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信访接待站。我们到时虽然已过了十二点，但是，接待站的人非常多，上访的人们排了长长的队伍，排到我们这儿就有一百五十多人了。上访的人来自全国各地，有干部、有工人也有农民，他们有的是为自己申冤，有的是为自己的亲人鸣不平，还有的是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干部来向中央反映文化大革命出现的各种问题，请示如何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北京的七月已进入伏天，虽然是半夜三更，但天气还是有点热。我们四十多人除留三个代表排队等待接见外，其他人都到外面乘凉，谁也没有一点睡意，闲着没事我就和来上访的人聊天。

北山峰

      有一位从毛主席的家乡湖南来的干部，他是一个机械厂的厂长。文革前，这个厂管理的特别好，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产量年年增，质量也越来越好，是全省的先进单位。厂里的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敢想敢干，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可是，自从文革开始后，自发组织的造反派给厂领导班子提意见贴大字报，攻击厂领导对工人搞“管、卡、压”，只拉车不看路，走的是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造反派还召开批斗会，把十一个厂领导班子成员一个不剩的全都拉上了台，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他们不仅受到政治上的污蔑，而且受到精神上的摧残。下班挨批斗，上班还要组织领导生产，厂长整天心里顾虑重重，思前想后不知如何是好。有一天，这位厂长正在办公，造反派的头头领着一大帮工人闯进了办公室，要他交出厂长大权。厂长说：“我是市工业局党委任命的，你们没有权力免我的职。”造反派头头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群众说了算。”厂长严词拒绝：“群众没有这个权力，何况你们也代表不了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告诉你们！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不会把权力交给你们！”造反派头头一看说不成，就开始领着人查抄办公室，锹开抽屉把工厂的大印抢走了。造反派夺权后，工人们不知听谁的好。厂长在群众中的威信高，许多人贴大字报说他是革命干部，不能夺他的权。但是，这些群众被打成保皇派，态度强硬的被称为铁竿保皇派，有的也被拉上台批斗，从此，这个好端端的一个厂子陷入困境，厂长看在眼里疼在身上。他到北京上访的目的就是要向中央反映情况，讨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讨个公道。中央信访办接待他的同志是这样答复他的：象你们厂的情况大多数单位都这样，能够告诉你的就是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的革命行动，正确对待自己。真金不怕火练，要在群众的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考验。话说的都对，可当前厂里的问题自己还真是无可奈何。   

北山峰

还见到一位来自哈尔滨供销社姓张的干部。据他说，五七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上学时，由于自己性格直爽，平时话比较多，对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有自己的看法，结果被带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他被迫离开了难以割舍的大学的校门，被下放到大兴安岭林场劳动改造，在荒凉的深山老林砍伐树木。伐树可是个力气活，他一个身单力薄的知识分子哪里受过这样的劳累。他在林场劳动改造了五年整，终于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回到哈尔滨市后，被分配到市供销社的一个偏僻农村的小店。供销社系统的人员大部分来自农村，文化水平普遍比较底，由于他的工作能力强，成绩显著，没两年就调到市供销社机关搞业务工作。虽然因为右派的问题几次提拔他都错过了机会，但是他没有抱怨，仍然踏实的努力为党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文革前供销社的书记提拔他当上了供销科长。可是他这个科长的位子还没有坐稳，文革就开始了，厄运再次降临到他的头上。右派问题又被扯了出来，他再次成了最早被打击的对象。在批斗会上他申辩说右派问题早已有结论了，你们不能再按右派分子对待我，但造反派斥责他：“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你是右派永远也翻不了身！”他很快被剥夺了科长的职务，每天在机关院里打扫卫生，时不时的被拉出去批斗，批斗会完了有时还被押着游街。就连提拔他的那个书记也受到牵连，造反派指责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为右派分子翻案。就凭这一条罪状，这个书记也被打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无奈之下，他只好出逃到北京上访，看看自己还有没有出路。接待站的同志答复他，你当过右派，历史的污点是摸不掉的，你要继续接受群众的监督，在文革中好好改造自己的思想，不能有抵触情绪，相信党、相信群众，你会有出路的”。这一通冠冕堂皇的话让他仍是无可奈何、心恢意冷。        

北山峰

还有一位姓王的来京上访的中年妇女，她的老家是山东，说起来她还是离我们老家福山县赵家村不远的老乡呢。她家是个农民，那年她四十一岁，有两个男孩，大的十六岁，小的十二岁。爱人姓李，比她大八岁，老李喜欢木匠活，下了工没事干他就自己学木工，没几年他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木匠师傅。凭着这手艺他给人家打家具，为本生产队和外村制作和修理木制农具，自然有一些额外收入，日子过的越来越好。文革前一年，他翻建了住房，搭起了门楼，屋里屋外、院内院外干净整洁，谁见了谁夸，可以说她家的日子过的比谁家都好，在全村首屈一指。但是，一个外来户竟然在本村出了头，这难免使有的村干部和一些人对她家又羡慕又嫉妒甚至嫉恨。特别是村长总是刁难老李，别人找老李干木匠活，村长就以大田活多为名限制他外出做工，还在社员会上以农业学大寨为名批评他不务正业。后来村长下了死命令，不管老李每天外出向队里交多少钱，就是不许外出打工。老李也急了和村长顶撞起来，不让外出打工他就硬走。时间一长和村干部的矛盾越来越深，村长以少分口粮，多摊义务工等手段卡老李。可老李不管不顾不听那一套，到后来他村上的活干脆不干了，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村。文革开始了，到处都在批资本主义、批修正主义，老李不得已回了村。从此，老李家就不得安生了，一件件祸事接踵而来。村里很快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斗争的矛头第一个就指向了老李，污蔑他是干扰、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坏分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小爬虫。村里一开批斗会，第一个被压上台的就是他。老李不服气，硬是和造反派理论顶撞，每次斗他让他低头他就是不低，逼急了他就破口大骂：“你们这些混蛋好赖不分，共产党里怎么会生出你们这些狗娘养的？”造反派那能容得他这样猖狂，立即上来几个棒小伙子，一通拳打脚踢把他打的鼻青脸肿。造反派又给他加了一条反对共产党的罪名，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扣在他头上。他被关进了队里的牛棚，每天只允许家里人给他送两顿饭，而且不许多送，故意饿着他。

北山峰

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踏上了漫长的上访路程。她先到了公社，公社的书记、主任等领导干部倒是都在，可他们都在忙于写检查，那有功夫管她的事。没办法只好又找到福山县政府，可县里照样没人管。她没有灰心，又乘火车来到省城济南。省政府有信访接待站，她排了两天队终于挨上了个。可接待人员说，你反映的情况我们给你记下了，各地这方面的事特别多，具体问题我们不可能一个个地管，只能依靠当地政府来解决。接待人员给她开了一封信，信是写给烟台地委的，请他们帮助解决。一个农村妇女能拿着省里开的这封信就觉得心里踏实多了，有了上方宝剑下边的人不敢不办。她急急忙忙的从省城返回了烟台，找到了地委接待站，她把省里开的信递给了接待人员，那人看了看二话没说，拿起钢笔照方抓药，又给烟台市委写了一封同样内容的信就把她打发走了。就这样一级一级的往下推，她只好再次找到公社，把县里转来的信交给了办公室的负责人。这位同志对她说：“如果是以前，用不着公社领导出面，我找你们大队的头就能把事情办了。可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别说我，就是公社的头也管不了。白白跑了半个月，一无所获，她只好先回到村里。然而，她外出告状的事情让村里的造反派头头知道了，这下可惹恼了他们，越发加紧了对老李木匠的迫害，三天两头斗，又是挨骂又是挨打，大热的天连口凉水都不给喝。一个多月后，老李被折磨的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了，四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得够六、七十岁。老李看告状无望，无奈之下，他在一天深夜趁看守他的人没注意，解下身上的裤腰带含冤悬樑自尽了。噩耗传来，他家里的又气又恨，四处寻找造反派的头头，但是这帮人一看出了人命，一个个都跺了起来。她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小头目，可这小子还挺橫，硬说老李寻短见是他自找的和他们没关系，更可恶的是说老李以死来对抗文化大革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她实在忍受不了，人死了也不得安生，老天怎么就这么对我们无情呢？她不甘心就这么了结，把两个孩子寄托在临居家，又一次踏上向上申冤的路程。省里不管用，她来到北京告御状，我这次见到她时，她已是第二次到北京上访了。

北山峰

第一次，中央接待站和省里一样给她开了一封信，要求省里给她解决问题。她想，这回是中央写的信，下边的人不敢不给办。谁想到，到了省里还是和上回一样又往下开信。她急了，没等办事人员写完信就愤愤的起身就返回了北京。但是，当她再一次见到接待站的工作人员时，她无发忍受心中的怨气，气愤的质问：“你们中央的信都不管用，难道我的冤就没地方申了吗？”工作人员说：“我们十分同情你的遭遇，实话跟你说，我们每天接到反应的问题特别多，现在这种形势确实没办法解决问题。恐怕只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能解决，你一定不要灰心，相信党早晚有一天会给你解决问题的。”上访是不管用了，她只好含冤回家等待出头之日。

听了这些令人悲伤的事情，我感到特别奇怪和震惊，文化革命怎么成了整人的运动了呢?

接待站地方不大，没有几张椅子可坐，我们一会儿站着，一会儿走走，这一夜谁也没睡，一直等到快中午了，才轮到接见我们的代表。时间不长，代表们出来了，跟大家说：“接待站的同志接受了咱们的上访材料，不过，咱们提出的质疑他们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只是说看革命形势的发展可能以后就明白了。”

到中央去上访，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校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间成了学生们纷纷议论的中心话题。不言而喻，我们参加上访的同学心里不免都有些压抑，生怕有意外的事情发生，尤其是这次上访的组织者和上访材料“十八条”的执笔者心存余悸，生怕这场有很大政治风险的行动给他们带来灾难。其实，我们提出的这些疑问，许多同学也都有同感，大家都期望着能很快解开这些疑团，揭开这场政治风云背后的神秘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