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鼻子品天下（连载2）：民办小学

龙行天下

政治实在不好解，
几经波折也难学，
作文不愿仿八股，
面对饥饿事更绝。

林翔云

第九章 山雨欲来
除了“政治活动”以外，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我都满腔热情地投入：每一年几个法定节日是我“大丰收”的日子，校园里张贴的谜语我象风卷残云般地全部入帐，至今有一位组织者还“欠”着我十几支铅笔呢！全校的中国象棋比赛我得了亚军！体育方面也有几张奖状收入。文艺演出也是我的爱好之一，我的歌喉不错，一首童声独唱还被录制在校园里播放了半年；朗诵也行，演“双簧”、变魔术都是我的拿手好戏，还写过相声剧本《猴子吃鸭子》，自己登台演出。阅览室、图书馆、师生俱乐部都是我课余时间最常去的地方。校刊经常发表我写的文章。
唱歌是我所好，但我真正喜欢的是曲子，好的旋律我会在晚上偷偷地哼到睡不好觉，而有的歌词我往往记不住会唱错。记得第一次听音乐老师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我们都被歌词感动了，我觉得歌里唱的就是我妈妈，只是不用说“那过去的事情”罢了，因为现在就是这样的。其中一句“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我听成“我们坐在高高的骨堆上面”，觉得有点恐怖，就把它唱成“我们坐在高高的骨堆旁边”，有一次被老师听到，问我：“‘上面’你为什么唱成‘旁边’呢？”我不敢说出“骨堆”两字，就回答说：“我怕摔下来，只好坐在旁边”，把同学们都逗笑了。直到现在我还是唱“我们坐在高高的骨堆旁边”，改不了了。
有一天早晨从学校的广播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俞丽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实在是太好听了，我偷偷对一个同我比较要好的同学说：“再过五百年，这么优美的旋律肯定还会流传，但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领袖’、‘英雄人物’可能没有一个被人们记得住。”
好友说：“当心隔墙有耳，这句话要是被别人听到你就要挨批斗的。”
团支书要发展我入团，条件是“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说：“可以，但要多给我助学金，否则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向谁要去？”
团支书看我这么“顽固不化”，就懒得同我谈了。
有一天我和班长侯金波还有一个同班同学黄登亮一起到学校附近的一条小溪游泳，小溪不宽，平时水宽只有几十米，那天可能是上游地区下大雨，水好像深了一些。我们来来回回游了几趟，准备上岸时才发现登亮不见了！我们赶紧往回游到小溪中间，看见黄登亮在一个漩涡里挣扎着。我和金波都没有救人经验，一面喊着“救人”，一面手忙脚乱地拉扯着黄登亮，又怕他挣扎时把我们也带进漩涡里去。我拉着登亮的一只手游了一小段，交给金波拉一小段，登亮的脸已经变成紫红色，很吓人，我们也吓坏了。刚巧我脚底踩到了石头，可能是一块大礁石，劲头一下子大起来，我和金波都踩在石头上一起用力，终于把登亮拉出漩涡中心，直到岸边。我们又用一块大石头按着登亮的肚子，让他把喝进去的水都吐出来。
有了这一次的经历，后来几次从水里救人我已经显得“老练”多了。
一天下午，班级活动是“自习”，任平军同学要我陪他去学校医疗室看病，说他可能是感冒了，有点发烧。我同他到了新华楼医疗室，许老师——我们那时候对校医室医生和护士都这样称呼——给平军测了体温，三十八度半。方老师过来摸一下额头，问了几句话，就开了药方嘱咐平军“多休息，吃了药很快就会好了”。
我看平军“没事”了，就说：“我也好像有点发烧，顺便也测一下体温吧？”
许老师拿来体温计要我夹在胳肢窝里，一会儿拿出来一看：三十九度半！冲着我说：“你怎么这么不在意？！都烧成这样了还在上课！”命令我立即“住院”。
等到平军去延安楼宿舍取来我的棉被时，我已经昏昏沉沉地睡在新华楼一楼的“住院室”里了，平军还给我送来“病号饭”，说是方老师和许老师吩咐“大膳厅”的“大师傅”专门做的，就那香味我都能觉出是我从出生以来都没能吃到过的美味佳肴！
虽然发着高烧，我竟然狼吞虎咽很快就吃光了，然后马上钻进被窝里睡觉，也不知任平军什么时候离开。
    朦朦胧胧地，觉得身子轻飘飘的浮在云端里，听到或远或近的口琴声、笛子声还有更多的女声独唱或合唱，好像是《红梅赞》，也好像有《谁不说俺家乡好》，含混不清的欢歌笑语，就象是在一次学校组织的联欢晚会里，但更象是在天宫里，在王母娘娘举办蟠桃会的圣地，在众仙女们游玩的地方——可能是前几天刚看过越剧《天仙配》的缘故吧——我不知身在何处，想要睁眼看看又实在舍不得离开这么美好的境界。
远处传来几个女同学轻轻的话语：“醒了，他好像醒了。”
“我说过，他不会有事的。”……
我几乎从来不曾与女同学讲话，也从不同她们打交道，再加上我有“阶级异己分子”的“自卑感”，亲眼看到过她们在乡下插队劳动时参加生产队批判“富裕中农”那种凶巴巴的样子，连男同学我都不大愿意搭理，这时候却突然觉得她们就在我的周围，簇拥着我，关心着我，才发现她们平时是带着假面具的。不知为什么，从来不会流泪的我，这时候泪水不知不觉却从眼角挤出来了。
“云哭了，是不是我们把他吵醒了？”
我听得出是黄丹萍同学的声音，不敢再“装睡”了，睁开眼睛，不好意思地看着围在床边的同学们——全班的女同学居然一个都不少！原来她们刚刚晚自修“下课”回来，新华楼全部是女生宿舍，我们男生平时绝不敢对着新华楼多看一眼，怕被其他同学看到说笑话，甚至说是“爱上谁谁谁”了。
在我们眼里，新华楼是那么神秘，高尚，仙女们居住的好地方，今天我竟然有幸“造访”还“客居”了一夜！
    在方老师和许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护下，我很快恢复了健康，又回到延安楼，继续过着芙蓉楼（教室）-延安楼-大膳厅三点一线的生活，但我永远忘不了在新华楼的“一夜情”，忘不了那一场病。
    从这一天开始，我觉得生老病死其实都是自然规律，酸甜苦辣都是人生必须亲尝的味道，都是幸福时光，都是美好时刻。
李果绶老师是个政治嗅觉特别灵的人物，一九六五年年底他就嗅出了空气中的一些火药味成分，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当天，他就叫我给全班同学朗读一遍，并且还提醒同学们要多关心时事，“一场史无前例的暴风骤雨就要到来”。
后来几乎每一个星期我都得向全班同学念两篇“重要”的报纸文章，但我念得出来，却理解不来，“裴多菲”俱乐部、团结工会、布拉格之春还有“叛徒”铁托等等我都耳背能详了还不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后来“批判”三家村倒引起了我的兴趣，邓拓、吴晗的《燕山夜话》写得好极了，比我原来最喜欢看的《羊城晚报》“五层楼下”的小品文还有味道，早知道我就会多看北京的报纸了，而不是等到现在批判的时候再看。
但我最关心的还是中考和高考：我一面在初三年级填报高中或中专的志愿，一面又在高三年级填报大学志愿，两边的毕业考和“大考”都在准备，直到五月底才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掀起”，同班同学早就写了好多“小字报”在批判老师了，只是被学校领导“扣压”才不能发表。
六月一日清晨，刚起床听到同学们在议论“小字报”的内容，我顾不得洗刷完毕就跟着人群往贴满了小字报的地方挤，铺天盖地的纸片贴得几面墙壁都不留余地了。我注意到同班同学们写的内容，无非都是发泄一些平时对老师的不满而已，但有一篇看的人最多，我也详细看完，是我同班一个年纪最大的同学写的，他说有一位老师平时看女生不是看她的脸，主要是看她的胸部和下身，几个同学叽叽喳喳议论到底是这位同学自己喜欢看女生的这些地方还是老师喜欢看，有的女同学已经在骂“流氓”了。
其他班级的小字报围观得最多的也是这一类的内容，有一张小字报还“揭发”有一位男老师特别喜欢去学校医疗室让女护士检查下身有没有毛病。有一些涉及到“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小字报反而并不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和围观。
随后的几天里，同学们开始“搜索”老师们的“罪行”，最先有人发现语文试卷中一些词语排列“有问题”，例如排在“邢燕子”后面是“灰心”，“革命队伍”后面竟然跟着“疏散”等等；有的同学把卷子对着灯光照，发现“毛主席”的后面有“反动”的字样，于是追寻出卷子的老师，要他们“坦白”“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
我把《语文》课本翻了一遍，竟也有了“重大发现”——陆定一写的《老山界》里有一句“不管三七二十一，抢了一碗就吃”，几个同学一讨论，认为这是“污蔑工农红军”，“把毛主席领导的军队写得象土匪一样”，我执笔，大家七嘴八舌就写出了一篇“声讨”陆定一的小字报，虽然那时侯还不知道陆定一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当权派”，反正写这样的文章肯定是“坏蛋”，批判是一定不会有错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中国人认为“六六大顺”成双成对的大好日子对我来说却是最“不顺”的一天！学校第一张大字报终于出笼，贴在“大膳厅”门口，一下子吸引了数百人围观，我也挤到前面“看热闹”，大字报的题目是“郑××要把学校带向何方？”郑就是现任的校长。我慢慢地往下看着，却突然发现了自己的名字！头脑里轰的一下几乎昏倒，揉一下眼睛再看，没有错！这一段讲的是郑校长“有意”培养“白专学生”，举的第一个学生例子就是我，说我有一个伯父“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立法委员’，一九四九年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还当什么“部长”，驻某某国家的“大使”；我的爸爸则是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参加过“反共救国军”，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这些事连我都不知道，急忙看“作者”是谁，原来是一个同班同学。奇怪的是这位同学从来不会写作文，每次作文老师给的分数都不超过三十分，今天怎么写出这么高水平的文章来了？而且文中有些字、词我估计他连看都不曾看过。还有他怎么知道我的那么多“家底”呢？我竖起耳朵听围观的师生们在议论这位同学：“他老爸是县委统战部长，前两天他到县里去向他老爸拿了好多材料”，原来如此。
但我还是不大相信，虽然以前也有风闻。晚上回家时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当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
父亲说：“我连国民党员都不是呢。”
“那你怎么承认当国民党的‘官’呢？”
“他们说我是，我就是了，反正一条罪状是反革命，一百条也是反革命。”
几个同学的父母到我家，“拜托”我说服他们的子女不要参加什么“革命”，安心读书，有的人早已对自己的子女“现身说法”或者举实例说明“反右派”的时候那些积极分子后来都没有好下场，但子女们都听不进去，希望我能以同龄人的身份“规劝”他们。有一位刚刚从马来西亚回国的学生爸爸还说：“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搞倒，你们年轻人不懂事不要瞎闹。”
我听了吓一跳，因为报纸上还天天有刘少奇“主席”的新闻报导，便问：“你怎么知道的？”
那人答道：“前几天我在马来西亚报纸上看到的，国外早就有议论了。”
我想，除了毛主席，谁都可以打倒的，也就不怎么在意了。
    家长们的嘱托我并没有记挂在心，自己最担心的是同学们把我看作“另类”或者叫做“阶级异己分子”，可第二天回到学校发现情形并没有象我想象的那么坏，同学们只是叫我“白专”，连“分子”二字都还没有连上去。于是我仍旧与同学们一起“研究”材料，一起写大字报，而且表现得更积极，因为怕他们说我是“白专”。
有几个同班同学的父母就在我们学校教书，其中有一个同学说他爸爸晚上睡觉时牙齿会“嗒嗒”作响（中医叫做“磨牙”，一般是由于消化道里有虫子活动引起），大家一分析，便断定是他爸爸半夜“向台湾的蒋介石发电报”；另一个同学的妈妈有洁癖，平时卧室是不让任何人进入的，即便是她丈夫进去坐一会，碰过的物品也都要擦洗几遍还嫌不干净，同学们便判断她“肯定是美蒋特务”，在卧室里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大家不但急急忙忙地写了几大张大字报，还连夜到公安局“报案”，说是发现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公安局的人接待了同学们，表扬我们小小年纪警惕性这么高，还要我们继续“侦察”，一发现蛛丝马迹就要马上报告。于是同学们便分成几个小组，每日二十四小时擦亮眼睛盯着这两位同学的家。遗憾的是，白忙了几天一无所获。大家怀疑是因为写了大字报“打草惊蛇”，几个好同学怪来怪去，弄得不欢而散。

龙行天下

正是聪明伶俐时，
志得意满猛求知，
忽遇文革狂风骤，
生怕同学抛弃自。

林翔云

第十章 小镇文革
同学们开始给每一位老师设“大字报专馆”，“专馆”上面贴满了“最高指示”和林彪语录，还有就是“雷锋叔叔教导我们：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看来所有的老师都是我们的敌人了。
第一个“大字报专馆”就是给“政治嗅觉”最灵的班主任李老师设立的，他的“罪行”不算严重，只是有些“资产阶级思想”而已，比如爱吹牛、爱出风头、穿好一点的衣服、对女同学“特别关照”——我认为只有最后一条可以算作“资产阶级思想”，但其他同学认为只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都是“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党八股》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等等。全班每一个同学至少都得写一张大字报，所以也挖出点有趣的“新闻旧闻”，如一张大字报的题目叫做“李老师脱光衣服做啥？”引得大家都去看，内容却令人大跌眼镜，原来说的是李老师在“支援农业”下乡时有一次跑到老乡家里脱光了衣服抓跳蚤，不知这算什么“罪状”。
其他老师的“专馆”内容要“丰富”一些，后来居上，黄老师的“专馆”还有其他班级学生来参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已经不止一条了。我“揭发”的“宣扬资产阶级金钱至上的思想”已经不引起人们的兴趣，可是他女儿却不能饶恕我。
给苏国祥老师建立“大字报专馆”时，同学们知道我和苏老师“不寻常”的关系，强迫我写大字报“揭发”苏老师的“罪行”，我宁死不从，也不提供任何对苏老师不利的话语。
    后来的大字报越写越离谱，有的干脆在纸上随便画画，谁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觉得纯属浪费纸张；有的同学开始写脏话粗话骂人的话，反正随便乱涂乱写也没人阻拦你。我猜想已经没有什么内容好“揭发”的，“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结束了。
    有一位女同学写下一篇内容非常含蓄的大字报又把大家的“热情”鼓起来了，那一天学校的各个角落都贴着“快去看2416号大字报！”引得全校师生都往一个方向走去。我赶到的时候听见人们纷纷议论着“到底是哪一个老师干的”，谁都猜得到肯定是“桃色新闻”或者“腐化堕落”这一类事，在2416号大字报旁边有人还画了一个大大的漫画，上面画着一头大公猪，背上趴着“高小姐”。想不到过了几天竟然听说公安局来学校逮捕了一个老师，罪名是“强奸幼女”。这老师也曾到我们班教过一年数学课，同学们于是纷纷猜测某某某、某某某是不是也“有事”，猜到最后我们那一班的女同学们都不来学校了。
工作组说来就来，先是找各个班级写大字报最积极的学生谈话，接着找“黑五类”的子女谈话。找我谈话时问我在“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黑）中“算老几”，我说：“我不是，我老爸算老三”。
没想到来人竟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你们这一班学生成分最复杂了，几乎没有一个红彤彤的！”
原来大家屁股都不干净，你臭我也臭，彼此彼此。
    到了往年放暑假的日子，同学们问工作组放不放暑假，工作组没有回答，于是大部分学生自己给自己放假回家去了。我也随大流回家去等待“复课闹革命”。
回到镇上，按惯例得先到居委会“报到”——参加政治学习、义务劳动，表现积极者也许会被安排到国营企业工作，这是所有城镇“知识青年”唯一的“出路”，否则只能“浪迹街头”。居委会黄主任先给大家讲镇上的“阶级斗争”：“云的爸爸看报纸最积极，但他报纸是倒过来看的，巴不得蒋介石早日反攻大陆。”
私下里黄主任对其他人说：“国民党要是打过来，云带着他的亲戚肯定先砍我的头！”
他也喜欢下中国象棋，跟我下了几盘，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中国象棋有一种玩法：赢棋的人故意不把对方“将死”，而是想方设法让对方“老王推磨”，以羞辱输者。我常常让黄主任“老王推磨”，推半个小时还在推，有的同学偷偷叫我手下留情，给他一点面子，我不干，心想这种人就得给他难看才会学乖。
其实我不怕他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父母喜欢打麻将，那个时候禁止打，也买不到麻将，我去砖瓦厂“偷”了一筐洁白的高岭土回家，自制了一幅“土”麻将，引得邻居们都偷偷跑来我家玩。黄主任经常吃过晚饭、到街道上吼几声“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反对打麻将”、“反对……”放下扩音器就直奔我家同我的父母和邻居搓麻将了。
我问过爸爸：“黄主任说你‘报纸是倒过来看的，巴不得蒋介石早日反攻大陆’，是真的吗？”
爸爸说：“报纸倒过来看是真的，蒋介石反攻大陆我倒不希望。”
我问“为什么”，爸爸的回答是：“还没等到开战我们就会全部被枪毙。”
街道上贴的大字报也不比学校少，有的商店被大字报封得密密实实根本不能做生意了。我爸爸已经改行做染衣匠，在别人的店门口摆一张小桌子，上面放几条染过的旧衣服，再放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永固染衣室”，意思是我们染过的衣物不大容易褪色，过路人看到了就会把家里穿旧褪色的衣服拿来给我爸爸染，也有人拿着装过日本化肥的人造纤维袋子来染成各种颜色回去做衣服，穿在身上还挺时髦，叫做“的确良”。爸爸的惨淡“经营”还是维持不了全家人最低的生活标准。
同一条街上有一家染衣店是“公家”办的，就来我们家贴了好几张大字报，内容是我爸爸起的店号有“封资修”的“味道”，而且还想“永远顽固不化”，应该“砸烂”。
有了学校里的经验，我知道人人都是“不那么清白的”，让自己的好友查了一下，果然写大字报者的姑父、舅舅也都有“历史问题”，几个朋友毫不客气地回敬他一摞子大字报，对方老老实实地再也不吭声了。
由于三月份发生的邢台地震，这里也经常传说要地震了。有一天傍晚，居委会通知说可能会地震，所有的居民都不准在家里睡觉，通通到镇操场集中，但“四类分子”必须到派出所报到，不能同家人在一起。我们在操场过了一夜没事，就回家了。过一会儿爸爸也回来了，有说有笑的：“我们在派出所更加安全，看守所的钢筋水泥墙壁那么厚，我看可以抵御七级地震！”
古镇中学有一对右派夫妻陈礼敎和谢美兰，这一次成了运动的重点批斗对象，学校特地在镇体育场临时搭起了一个土台批斗他们。正当批判大会达到高潮的时候，有个女孩子跳上土台，高呼：“打倒陈礼敎！”
“打倒谢美兰！”
“陈礼敎谢美兰不投降就叫他们灭亡！”
突然见她飞起一脚踢向陈礼敎，又一巴掌打向谢美兰，只见谢美兰嘴角流出了鲜血。我想，这是哪一户人家的女孩子这么狠，是不是跟陈家有仇？
旁边有两个人一问一答解开了我的谜底——原来上台打人的是陈、黄的亲生女儿陈孝英！
关帝宫前的“大字报专栏”“脱颖而出”，终于成为小镇“阶级斗争”的“最前线”，起因是镇竹器厂厂长陈国投组织厂里的职工集中对一个“社会青年”侯斌发起总攻，挖出了侯的“狼朋狗友”大部分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而且还在下乡“支农”时组织过什么“竹林七贤”。但侯也不是“好吃的果子”，他的家庭成分是工人，“家庭出身”绝对没有问题，虽然没有上过中学，记忆力却出奇的好，讲话出口成章、引经据典，这一回有了施展拳脚的机会了——他无所顾忌地愤笔疾书自卫还击，每一张大字报都忘不了加上几条马恩列斯毛的语录，件件堪称“精品”，看的人直呼“过瘾”！
镇里派了许多人给大字报编号、抄录，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是为了将来的“秋后算帐”。我也是每天吃过晚饭就直奔“最前线”看大字报，一张都怕落下。看到精彩处也抄在笔记本里，心想等到这场运动结束了，写一本“文革小说”倒也不错。

龙行天下

小镇文革也乱套，
没事揭发就骂到，
离校回家也一样，
也有精品赶紧抄。

林翔云

第十一章 “革命”与吃饭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命”也不能当饭吃——因为社会动荡，我的母亲不敢再去“偷割柴草”卖钱，就同几个邻居到蔬菜大队买菜挑去十几公里远外的村子里同农民们换番薯，我经常走几公里到路上“接番薯”回家，弱小的肩膀已经能承受一百斤左右的重物了；第二天再挑到集市上卖，母子俩就这样辛辛苦苦每天也能挣几毛钱，或者赚几块番薯作为全家的口粮——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包括后来“上山下乡”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我每一次看到毛语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我都在心里把它改成“世间一切事物中，番薯是最宝贵的……”
我的五弟六弟出生和命运都差不多——都是送人抚养又被退回——六弟三次送人都是因为“不吃不喝”被退回来的，兄弟姐妹总算留下一半。
母亲的第八个孩子——我的七弟出生得真不是时候，竟然在“文革”的第一年出来这个世界看热闹！很快地，我妹妹、三弟、四弟同样的命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刚出生就要送人抚养——母亲背着我们偷偷把他卖给邻县的一个农民，我和哥哥恨死了母亲。
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哥哥约好，想到七弟的养父母家偷走七弟，正张罗着准备出发，却听到小客厅有动静，我们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门口往里面张望，只见妈妈跪在奶奶的相片前，流着眼泪说：“娘，新妇（闽南人称呼儿媳妇为‘新妇’）不孝，我知道你恨我，又一次把你的孙子卖掉了！你的孙子们也都恨我，但我实在没有办法，不卖的话，全家人都会饿死。”
我和哥哥面面相觑，从此再也不敢动“偷回七弟”的念头了。
同我妈妈一起卖菜的一位邻居叫“阿妹”，丈夫是个搬运工人，虽然家庭成份“很好”，但也同众人一样过着苦日子。一个儿子小时候得过脑膜炎，成了弱智，与我同岁，我初中毕业（已经差点就被“保送”去念大学了）时他小学一年级还没念完，天天跟五六岁的孩子们一起念着童谣、唱着儿歌。我一听到他唱的儿歌就头痛，替他难受。
弱智儿的祖母有一次对我妈妈说：“我的孙子就是永远留级念小学一年级，按现在的政策到十八岁时政府也会给他安排工作的；你的孩子读书读得再好，政府也不会给他安排工作。你这么多孩子以后不知还要吃多少苦呢！”
她是非常“现实”的人，黑市上的大米涨价的时候她就骂“臭政府”，经常挂在嘴上的话是：“如果大米的价格降到一斤四毛钱就‘光明成气’了”，真要降到四毛钱的时候她就改口：“降到三毛五就‘光明成气’了”。
弱智儿的姐姐陈琦比我大两岁，小学时与我同班，那时候我们常常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中学时虽然不在一起了，但周末回家时还是经常在一块玩。突然有几天陈琦见到我就马上躲开，好像躲避瘟疫一样。我不解，有一次见四周无人，便追上走在前面的陈琦问：“你最近怎么一直躲着我？我得了麻疯吗？”
陈琦答：“我妈说了，你比麻疯还要可怕！”
“为什么？”
“我妈说：万一有一天我要是爱上你，一辈子可就完了！”
我心里想：要是她真的爱上我，我的一辈子才真的完了呢——单单照顾她那弱智的弟弟就让人够烦的。
    学校通知“复课闹革命”，我以为又能安分守纪地专心读书了，急忙带着一个星期吃的、用的物品到学校报到。一进学校大门，迎面走来一队老师，个个蓬头垢脸，手上都拿着锄头、粪箕、竹扫把等劳动工具，唱着“我是牛鬼蛇神”之歌，黄老师看到我还对着我扮了一个鬼脸，分明是说：“I have money，I like money。”我不敢面对着他，低头走过。
    从几个同学的叙述里我基本了解这一个多月来学校发生的大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师们几乎是在十八层地狱里煎熬，已经有好几位老师被斗死或不堪折磨自杀了，最惨的是有一位老师竟然投入学校的夜间厕所里自尽，第二天叫他的家属和其他“牛鬼蛇神”老师把他捞起来继续批斗，说是“畏罪自杀”。
    原来“复课闹革命”是假的，通知全体学生到校是为了“推选”一些同学去北京，据说“毛主席要亲自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班可以“选”一个，条件是家庭成员和亲戚里不能有“反动分子”。全班一个一个“站队”，全都“不够格”，最后勉强推出一位三代赤贫的侯施恩同学赴京。次日中午，有同学又打听到侯的一位姑父是国民党员，但侯已经起程，追不回来了，同学们非常担心，万一到北京“暗杀毛主席”该当何罪！
过了几天，没等到去北京的同学们回来，“大串联”开始了。有的同学还是想去北京，有的要去井冈山，有的说要沿着红军走过的路来个“两万五千里长征”到延安去……我年龄太少，胆子也小，哪里都不敢去，只能回镇上老家。有几个同学去井冈山后失踪，再也没有回来。
镇上的红卫兵组织象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冒出来，起初都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来各种名称出现了，如“捍卫真理”、“毛泽东主义”、“驱虎豹”、“过得硬”、“刺刀见红”、“漫天雪”红卫兵，还有“工人赤卫队”、“鲁迅兵团”、“挺进队”、“特务连”等等，这可乐坏了我的一个邻居黄昆，这位老兄原来是削木屐的，偶尔煮点浆糊、配一些墨汁卖，后来开成印染店，印背心、袋子。“运动”一开始，他便印些语录在原来印校徽的徽章上，旁边贴着翻拍的毛泽东像头，居然也卖出不少，赚了“第一桶金”；用薄薄的铝片冲压出毛泽东的头像（毛主席像章）又赚了不少；后来红卫兵经常“城头变换大王旗”，把“战旗”和袖章上的字洗掉换上其他文字，这更是他的拿手好戏，除了“红卫兵”三个字用“毛体”以外，其他文字都要请我的爸爸书写——我父亲的书法尤其楷书在当时可是全县鼎鼎有名的——黄昆发“国难财”，我爸爸也跟着拈光，“发”一点小“国难财”。
有一次一个红卫兵组织要印战旗“红卫军”，“红卫”两个字有现成的，“军”字一时找不到“毛体”，几个人模仿毛的笔迹在纸上乱写一通，我爸爸写的最不像，黄昆从来不曾写过毛笔字，这一回“涂鸦”竟然涂出“最像”的“毛体草书”文字出来，众人都称“奇”。后来黄昆逢人就讲：“别看我不会写字，‘毛体’我可是一流！”
黄昆偷偷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有个年轻人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询问毛的草书算“什么体”？总编回答：“这叫‘龙飞凤舞’字。”这年轻人找词典，查出“龙飞凤舞”的意思就是“涂鸦”。
其实那时候“发财”的机会还是有的，但我的父亲不敢“发”，怕惹是生非，他只敢在春节前几天写几张春联在街上卖，赚点钱过年——我常想，要不是卖春联的话，我们家几十年的春节都不知要怎么过了。
父亲偶尔偷偷代人写家书，“润笔费”随你送多少都可以，穷人家不给也行，我们家还得倒贴纸笔墨汁。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太婆又来“烦”父亲写信，唠唠叨叨地说了半天，我看到信纸里只有寥寥几个字：“母一切均好勿挂，儿在外身体自珍。”但父亲还是按老太婆刚才说的话一句不漏的重复说了一遍，阿婆显得非常满意，末了我的父亲问：“地址呢？”阿婆急忙说道：“我是信女，不是弟子！”显然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这里人信佛很简单，拜佛却挺复杂而又麻烦，成了镇上妇女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佛”在这里包罗万象，观音、土地、玉皇大帝、地藏王、“王爷”、“将军”、关帝爷、关平（这里叫“平爷公”）、周仓、灶君公、财神爷、“康王公”、孙悟空、猪八戒、二郎神、海龙王，还有“普度公”、“七娘妈”、各路“仙姑”等等，无所不拜，应该算是各种“民间信仰”的大杂烩，也有点像印度教，万物都是神，都要拜。有人千里迢迢去山西拜关公，有人则每年都要去浙江普陀山拜观音，而且据说要连续三年每年去拜一次，不可间断。
我从小就看到祖母对佛很虔诚，每年三个“观音佛诞日”是不吃荤的，但平时有吃一点荤菜，所以还够不上“菜姑”的标准。我妈妈也虔诚，但没有钱买票乘车、船去普陀山，只能在家里拜拜观音、土地公和我们家几代的祖先。
“破四旧、立四新”轰轰烈烈地展开，镇上有点历史、文化的物品被一扫而光，地藏王宫和关帝宫一夜之间变得空荡荡的——有人听说第二天红卫兵要来“破封资修”，连夜把佛像等转移到哪里去了，庙里庙外贴了许多毛的图片和语录；康王宫本来就已经兼作“文化站”，这一次彻底变成“文化宫”了；镇西北的雪峰寺，红卫兵冲进寺里，把和尚、尼姑通通赶走，给住持广培大师戴上高帽游街，说他“跟尼姑睡觉”，寺院被“改造”成“耕山专业队”，让农民进去加工茶叶；……
红卫兵越来越“革命”，命令全镇的“四类分子”出门时要带黑色袖章，上面印着“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字样，以便“革命群众”容易“辨认”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无情打击”。医院的“挂号单”上面印着“家庭成分”一栏，明明白白告诉病人和家属：“阶级敌人”是不准看病的，这叫“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当然没有人会在这一栏上面填“地主”或“富农”字样，所以其实人人都可以挂号看病。现在有了“黑袖章”就不会有人“混水摸鱼”了。
我爸爸也领到一个“反革命分子”黑袖章，但从来没有带上过——他干脆不出门，在家里看报纸，练书法。幸亏这一段时间没有得什么病。

麻沙老农

当年福建沿海不少居民把番薯当主粮，甚至有的人家连番薯都难以为继。另一方面还要防止所谓资本主义复辟，以免吃二遍苦。其实连番薯都吃不上了，还能苦到哪里去？

龙行天下

文革还是缺吃穿，
街头巷尾仍混乱，
美了邻居印袖章，
老爹写字把食换。

林翔云

第十二章 “破旧立新”
“革命”总是不彻底的——有一个“满清的遗老遗少”还留着半个世纪多的长辫子，人站着辫子垂到地上还可以饶两圈，红卫兵硬要把它剪掉，他是宁肯掉脑袋也不掉辫子，被拉出来游了几次街，辫子竟然还是保下来；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家庭妇女在街上摆了一桌酒菜然后点上三支香、烧着“金纸”拜“天公”，路人劝她不要这样“明目张胆”，“被红卫兵看到了会游街戴高帽的”。
她的回答也有趣：“我这么虔诚，上天会保佑我的”。
还有一件事直到今日还被镇上的人们津津乐道：有一个当年的“武装部长”、民兵营长在受命砸一尊泥菩萨之前，嘴上念念有词：“佛祖佛祖你不要怪我，是头头们叫我砸的，你如果要惩罚就惩罚他们吧”。
几年以后此人还是疯了，人们都说是“报应”，“菩萨找他算帐”。
    读书人诚惶诚恐地把所有“封资修”的书本（几乎所有的旧书，包括大学教材和参考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原著以外）交出来烧毁或冒着生命危险藏在不易找到的地方。红卫兵随时都有可能抄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的家，街道上天天有人因为“私藏”什么东西而被游街示众。有个大学生写的日记被抄录成“大字报”贴在“专栏”上供大家“批判”，我一字不漏地看完，非常欣赏这位大学生的文采，“相见恨晚”。
    我们家本来也有几件比较高级的家具，小时候我就非常欣赏，但被我的奶奶在“大跃进”年代捐出来“大炼钢铁”烧掉了，只剩下一个衣橱，外表雕刻得很精美，两扇橱门分别刻着“藏珍”、“蕴玉”，我用墨汁把这四个字涂黑，两边的雕刻部分贴上一幅对联：“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这个唯一的“传家宝”总算逃过一劫。但弘一法师亲笔书写的几张字条——那可是我的伯父因为与法师挚交才“有缘”得到、我的爸爸视为命根子的无价之宝——却还是被红卫兵抄走了，不知被烧了还是流落在哪里。
父亲有一位好朋友陈旻，听说抗战时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解放前当过云南省或者昆明市的邮电局局长，这一次被整得很惨，红卫兵因为他是福州人——与邓拓同乡，加上吴晗又是他的老师，就认定他是“三家村”的一分子，批斗时把他的一条腿都打断了。有一次陈旻对我的爸爸说：“腿被打断我都不觉得怎么样，就是闻一多先生亲手给我刻的印章被‘抄’走我最痛心”！听他们的讲话后我才知道，闻一多就是因为不给当时的昆明市警察局长刻一个印章而被暗杀的！
我曾问他：“你当‘官’的时候有没有‘腐败’过？”
他想了一会儿，说：“有。有一次我午睡睡不着，就打了个电话给远在玉溪的手下给我放一首流行歌听。现在想一想，这得占用一条宝贵的线路多长时间啊？！”
    陈旻的家庭很不幸，老婆出生于云南一个少数民族——彝族或傣族？——家庭，人虽然长得标致，脑筋却不会“急转弯”。有人怂恿她揭发自己丈夫的“罪恶”，全家人就能“过关”，她竟然真的去“自首”，讲了一些丈夫在家里说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害得丈夫被斗得差点没命。“运动”结束以后，她不能原谅自己，只要一看到丈夫就神经错乱、呼天喊地，直到老公“走”了，她的病才不治而愈，这都是后话。
    吕培明的妈妈学习裁缝，用报纸练习裁剪，不小心把报纸上的毛泽东像剪破了，闯下大祸，被剪了阴阳头、戴高帽游街，脖子上挂着一块大木牌，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还用红墨水划了一个勾（判死刑的意思），斗得死去活来。
有一位邻居因为年仅八岁的儿子撕了一张“毛语录”擦屁股，也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游街示众，一时想不开自杀了。
镇上有个油贩子偷偷地做食油买卖，被红卫兵抓到，戴上一个高高的纸帽子，上面写着“投机倒把分子、贩油犯×××”游街，红卫兵叫他敲着锣吆喝“我是投机倒把分子”，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就要站在凳子上猛敲几下锣，然后讲述他如何贩油、如何“挖社会正义墙脚”的“罪行”。一个外地的油贩子跟着走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红卫兵离开、围观的人也不感兴趣跟了才凑上来：“你家里还有多少花生油？”当场成交了一笔大买卖。以至于这位油贩子后来还在“想念”“运动”、游街给他带来的好处：“我不用做广告就财源滚滚！”他真的挺喜欢戴高帽游街呢！
有一天我看到红卫兵们“抓到”一个“特务”正在游街，听周围的人们介绍“抓特务”的过程：原来是几个小孩看到山上有人吃树叶、喝脏水，到镇上一说，红卫兵们便认定这个“怪人”就是“特务”无疑。游街的当天晚上，“特务”饿死在街上。第二天红卫兵们又叫来医院里的医生解剖了这个“特务”的尸体，发现胃里只有嚼碎的树叶、草根，跟抗战英雄杨靖宇将军一样。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标语高高地飘扬在全镇最高的建筑物上面，像我们这种“混蛋儿”都只能龟缩在家里面不敢出来“乱说乱动”，以免引火烧身。但随后的一场演出却又唱出“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大家又无可适从了。
不久传来中央“某位领导同志”的讲话，说是“有成分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镇上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又蠢蠢欲动加入各种红卫兵组织。我仍然乐当被“滚蛋”的“逍遥派”，不为所动。只是看到有些同学“大串联”回来、吹嘘外面如何如何又让我心里痒痒的，但周恩来的一席讲话（大意是“大串联暂停、明年四五月再举行”）就让我“吃了定心丸”了。
为了布置“红海洋”，红纸、红布供不应求，黄昆用红色染料染纸卖得很红火，我爸爸为布店把白布染成红布也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俩都真心实意地希望文化大革命“深入、持久地”一直开展下去。
很快地，草绿色的布匹（用来制作红卫兵服装）也告罄，我帮父亲试用黄、绿、棕三色染料配出草绿色，连附近几个市镇的百货商店都用车拉着白布到我们家排队等染了。但好景不长，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染料买不到了。我到学校找余老师，他对染料也不熟悉，就介绍我到厦门找另一位在大学里教有机化学的老师，借来一本《染料化学》，我硬着头皮“啃”了几个日夜，发现有一个方法可以试试，于是就用米糠、稻草、造纸厂排出的废碱液加上硫磺等化工原料试验，竟然制造出父亲日思夜想的草绿色染料出来！
    染料解决了，其他化工原料还是经常买不到。我不得不自学起《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制碱工学》、《生物化学》等大学里化学专业的所有教材，这些教科书是到各个学校向老师们借的，“参考书”则是到各地的旧书摊甚至废品收购站里找出来、用极其低廉的价格购买的——一本几分钱，最“贵”的一毛钱——有的书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找出来“参考”。
我试着用草木灰、石灰、碳酸氢铵（化肥）、食盐、硫磺等容易拿到的材料制造纯碱、小苏打、大苏打、烧碱、硫化碱、液体肥皂、“太古油”等等染化助剂，全部获得成功。也曾想过偷偷地卖一些赚钱，但父亲“胆小”不敢卖，少量制造都只是自用而已。
有了这些成功的实验以后，我甚至设想将来要是写一本小化工科普书——《新编鲁滨逊漂流记》，描写一对情侣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利用化学知识求得温饱的故事，肯定会有销路的。
有一天夜里我和父亲一起在做硫化碱实验的时候，由于需要高温反应，虽然已经做了一些防范措施，但还是发生了爆炸，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把我们都吓懵了，气浪把“实验室”冲得一塌糊涂，灯也灭了，室内一片黑暗，我叫着“爸爸”，爸爸也应了一声——没事，等到点灯看清楚，所有实验器材都碎了，而我和爸爸只是负了轻伤。
邻居们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我轻描淡写地对他们说：“刚才不小心打破了一个热水瓶。”他们信以为真都回去了。
像这样的爆炸后来又发生了一次，所幸没有伤到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做实验更加小心，也就没有再出什么事故了。
    看电影是年轻人当时唯一真正的“文娱活动”和“夜生活”内容。离镇上不远有两个部队营房，每个星期天都在露天放映电影，老百姓也可以站在旁边观看。“运动”一开始就放映“批判片”——据说都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同志‘亲自’点名批判”的——单单这样的传说就让军民们兴奋不已了——有《早春二月》、《清宫秘史》、《武训传》、《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林家铺子》等等，同学们消息都挺灵，每次有“毒草片”放映都会来邀我同行。有一次看《武训传》等到半夜后才开始，天亮看完回家，让家里人着急得到处找。还有一次跑了几公里又等了几个小时才放映，片名打出后才知道是《雷锋的故事》。
镇上的影剧院放映的影片越来越少，《草原英雄小姐妹》我总共看过几十遍，后来去看的目的是欣赏那几首儿歌，还有电影“正片”放映前加映的《新闻简报》。有一次看到“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接见×××”的时候，后面突然一个农民叫起来：“糟糕糟糕，中央出奸臣了！”大家都回过头去，听他继续在讲：“毛主席身边那个长着奸臣脸！”一下子整个影剧院大乱起来，几十个年轻人围过来把他扭送去派出所，后来听说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罪名当然是“现行反革命”，直到“林彪事件”过后差不多一年才释放出来。（林彪死了、甚至几个月后全国的报纸都已经公开了这个“天大的新闻”，而“反林彪”的人还不能放，理由是“谁也不可能比毛主席聪明”，这种荒唐事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理解”，现在的年轻人是绝对“想”不出来的）

麻沙老农

游几次街，清明遗老的辫子还在，看样子红卫兵的心还很软。油贩子游街反而促进花生油销售，也算是意外收获。我当知青的时候，也买过油贩子的菜籽油，每斤2元。当时如果没有投机倒把，将面临无油之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