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雷午寨主 于 2025-6-11 22:28 编辑
遵李新一嘱发他的文章文革教训
李新一
我们这代人大部分都70多岁了，从上初中起十几岁的年龄段便赶上运动，参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每个人都身陷其中，似狂风暴雨，从天而降；似电闪雷鸣，震撼大地。一些不敢想的事，都陆续发生了；一些想不到的事，就在眼前。多数人跟随运动，当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受军训，批“走资派”，抓“五一六”，派性之争，文斗武斗，喊口号，看大字报，目睹路线斗争。今天对了，明天错了；今天揪这个，明天批判那个；没完没了，后来上山下乡，去插队、去生产建设兵团、去边疆，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因为文革，想上学，学校不招生；想读书，没书没条件；想安宁，遇到造反有理；想就业，城市没岗位；以为搞个一两年，没想一拖整十年；曾满腔热忱投入，结果多事与愿违。当时专注要打倒的人，后来都平反了；当时在台上最活跃的人，后来很多成阶下囚。那时我们年轻，但整个过程都经历了，虽参与程度有深浅，但亲眼见的，曾听说的，都留在记忆中，留在历史的长河里。有的不堪回首，那么多冤假错案，颠倒黑白，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复杂性，活到今天也能慢慢理解。有时会想，反思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通过分析梳理有哪些教训，也想告诉那些对此关注的人，让他们知其一二。 1.1957年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混淆了敌我和是非界限。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依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推翻了“八大”的认识。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把对彭德怀、习仲勋、邓子恢等进行审查批判当作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仅事情的性质被完全判断错了；而且又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这个论点就更是不清醒的了。后来这个论断被称为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确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使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 2. 在毛泽东看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已经是坚持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再退的界限了。如果再退，就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刘少奇对包产到户特别是分田问题“没有顶住”在困难面前动摇。毛泽东把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的分歧，特别是把解决经济困难过程中采取的暂时性措施，认作阶级斗争，定性为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符合实际的。这种看法归根结底反映了人们对于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历史局限。这种局限通常还由于国内外形势的起伏变化，而变得愈加明显。 3. 1964年7月，从苏联党“变修”的所谓教训和夸大国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出发，党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最初称“四清”运动）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刘少奇对整个国内政治形势作出更为严重的估计，认为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历史证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缺乏正确认识和实践经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发生指导方针上“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面对战争的威胁，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威胁，再加上台湾国民党当局企图反攻大陆；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也施加了巨大压力，使得我们的危机感日益增强，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对战争威胁和对中国不利的一面做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过度的反应。再加上我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处在对外封闭半封闭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对国际形势的过于严重的估计和过度的反应，就使得党内容易接受当前国内的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错误论点，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日益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4. 从50年代后期开始，党和国家在政治生活逐渐不正常，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现象滋长起来，经过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斗争，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更是受到严重损害。使中央和不少地方、单位的一些领导人的权力过分集中，又缺乏有效监督制约机制。邓小平后来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5. 文革的发生，与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密切相关。60年代的前几年，在怎样从国情出发问题尚未完全搞清楚的情况下，随着经济调整的深入，党的领导层对国内形势和调整政策产生了一些不同认识。毛泽东把调整中出现的一些事物当成资本主义，把党内与他不同的意见视为修正主义，从而对当时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认识随之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之所以采取“文革”这种极端形式，是因为他认为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已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被所谓“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才能“避免出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高度集中的状况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法制建设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革”的发动和发展。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只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全国人民艰苦创建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前所未有的浩劫。毛泽东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些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因受到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阻扰而无法推行，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毛泽东把他所认定的这种情况同他总结的苏联共产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表示深深的忧虑。 6. 毛泽东确信，中国正处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紧急关头，从长远看，付出“大乱”的代价是值得的。并要在人民掌权的情况下，再来一个“天下大乱”，以达到“天下大治”。这既违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违背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他所强调指出的党内和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也不符合事实。他所说的修正主义的含义非常模糊，把许多不属于修正主义的东西，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都当成修正主义来批判。他把不赞成他的错误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看成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看成是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因而必须发动群众加以批判、打倒。毛泽东的这些错误观点所以能够形成，党内所以难以抵制，许多人甚至接受这些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的理解中是有一些严重局限甚至错误的。1957年以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系列“左”倾理论观点和某些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构想，被当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进行了广泛宣传，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竟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这样，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一时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由于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崇高威望，使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发展，对他的个人崇拜越来越严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这种体制方面的缺陷，使为人民所尊重的领袖毛泽东在犯错误时未能受到限制，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使党终于无法制止“文革”这场严重灾难的发生和发展。 7.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走资派”“左派”“右派”这些概念提出明确的判别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那些具有很大任意性的概念和助长过火斗争的内容，却在很大范围内激化了盲目的造反行动和严重的社会动乱。后来文革全面地扩展到工农业生产领域，这是导致全国大动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1967年初，以上海造反派的“一月夺权”为发端，出现全国性的“全面夺权”，全国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并在许多地方演变成动用武器的“内战”。在党纪国法被弃置不顾、国家的司法公安机关无法行使职权的情况下，夺权更多的是为一些野心分子，社会渣滓，提供了不受约束地纠集在一起滥施破坏力的条件。这一股反社会势力，成为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制造动乱所依靠的社会基础。这场“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全面否定新中国成立17年来党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成就，冲击全国各级党政机关，其结果给一些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致使其中不少人被提拔到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岗位上来。全面夺权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失去了应有的权威，难以正常工作，几近失控的混乱局面，是毛泽东没有料想到的，于是，毛泽东决定派军队全面介入地方工作。事件表明，“天下大乱”“全面内战”的局势已发展到难以控制的程度。这种情况是“文革”的发动者所没有预料到的，而这一灾难性局面又恰恰是“文革”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必然结果。 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都是在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在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的条件下，为争夺权力而发展起来的。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革”毁弃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整个国家陷于严重动乱，这就造成一种条件，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它的尖锐性和突发性是毛泽东始料不及的。毛泽东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 8.1974年下半年，毛泽东把商品经济与“变修正主义”“产生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与“林彪一类如上台”的忧虑联系起来。因此，限制等级制度和破除特权思想，避免社会因贫富悬殊而产生两极分化现象，是他一直致力解决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他显然误解或教条化理解了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与此相联系，表明他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也存在不少模糊认识。这是他发生晚年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的病情加重，10月起侄子毛远新担任了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政治倾向、思想观点上是一致的；这时，一些蓄意挑拨的情况反映对毛泽东的判断和决策产生了很大影响。76年2月2日，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日常工作。反映了毛泽东既对邓小平、叶剑英这样的老同志不放心，但又不愿把党、政、军大权完全交给“四人帮”的矛盾心态。 从这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继续加重，身体极度虚弱。虽然他明白，对于“文革”这场运动，在党内外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仍然肯定和坚持“文革”，并希望能对这件“大事”有个定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为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前提。 9.“文革”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受诬陷的有38人，其他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受诬陷的有382人。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共230万人。副部级以上的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5%；有六万多名干部被迫害致死；集团性的冤假错案近两万件，涉及干部达几十万人。所以，“文革”实际上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经过十年内乱，我们的党风被破坏了，社会风气明显不如以前了，道德水准下降了，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迷信以及各种错误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为2.3亿多人，占当时全国人口总数的近四分之一。1976年全国总人口达到9.37亿，比1966年的7.45亿增加近1.92亿。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动摇或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任务，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群众运动的方法去搞上层建筑的“革命”，只能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实践证明，“文革”这场内乱极大地损害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声誉，玷污了人民民主专政，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程，必须予以彻底否定。 “文革”是在我们的党探索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失误。曾经把离开生产力发展谈论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做法，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一些认识和做法，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加以反对；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阶级斗争导致扩大化。“文革”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是根本没有事实根据的，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和敌我。“文革”中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文革”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革”否定了新中国以后大量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成就，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党的探索和比较正确的认识。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还要进行“文革”，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文革是一种“左”的和极左的思想理论的产物，它同时又在一种极端的状态中暴露了这种思想理论的荒谬性。
邓小平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 文革，但应该说文革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革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1977年8月，十一大政治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革”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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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6-11 22: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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