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办北京知青赴内蒙古临河县插队五十周年纪念庆典倡议书

陆鹏九

    1973年，部分地区进行了大中专的招生考试；1974年，北京市教育局到外地在知青中招收教师。两件好事中都有二条不成文的条件就是“未婚"。总有一些不甘心命运摆布的人，他们还来不及对自己婚姻的选择反思和回味，今生今世不敢奢想的机会突然摆在他们面前了，他们也要上大学，也想回北京，他们拖着那“一头沉”的另一边挣扎着往前挪，往起飞。

    县文化馆的与贫农女儿结婚的北京知青田淼，看到不少知青纷纷返京，又热血沸腾了。他开了大龄未婚的证明，拿着患有“神经末稍炎”的诊断书，在县安办办好了病退的全部手续，就等着北京市劳动局首肯了。不想有人向县安办泄露了实情，说他不仅娶了妻，还生有一儿一女。他急了，把家里唯一的一只羊杀了，仅有的20斤大米提上，带着老婆到了安办。安办主任是个和善的老头：“小田呀，可不能唱秦香莲哪!”又转向他的妻子，“他回北京你同意?“妻子不仅点头，而且当场立下了字据。这才转危为安。

    事情可不像想象的那样容易，一家4口人回到北京的时候，田淼的父亲刚刚落实政策，自顾不暇，更没有力量帮儿子、管孙子。这一家人开始了辗转迁徙的生活。孩子们不懂事，看到隔几天就搬一回家，觉得真好玩，真新鲜。吃粮是议价，住房要掏几倍的租金，全靠田淼一个月不到40元的工资。想当初，为了改换门庭找了个贫农的女儿，可如今偌大个北京城没有贫农女儿的立锥之地。婆婆开始劝儿媳；“跟他离了吧，这样的日子没法过。”田淼又回到内蒙，找贫农的岳丈和亲属们商量。贫农们的态度一个鲜明：“缺钱、缺粮我们帮；离婚可是万万使不得!”“休妻’’的戏没演成。

    这个长得弯眉细眼挺俊俏的媳妇，在北京城开始谋生了。给缝纫厂做活，到菜站打临时工，以后又到学校去做炊事员，其间经历的苦难，一言难尽。

在他们回到北京10年后的一天，我叩响了他家的门。

    这是北京小巷深处大杂院里的一间小屋。矮矮的，黑魆魆的。“因为我爱人一直没有户口，这是单位按单身给我分的房。”男主人向我解释。写字台、书架上摆着《古文观止》、《日汉大辞典》、《论油画艺术》。墙上是他的油画作品。他指着其中的一幅告诉我，这是复制品。原作已被日本博物馆收藏。地下立着一幅没有画完的题为《永恒的力》的作品。画面上，佛祖涅粲，弟子们在痛哭。我一边欣赏着他的画，一边听他大谈敦煌之行，大讲画中的人物迦耶和阿那的故事。这时，他的妻早已提了菜篮出去了。他又告诉我，现在正抓紧补习日语，准备东渡，到那里办个人画展，积够了钱再去欧洲、美国。

   “你走，妻子同意么?”“我早就开始吹这个风了，我把丈夫的职责都尽到了，她还有什么不同意的?!”他的妻，就是那个贫农的女儿，操着西北，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她的户口在今年4月总算解决了。儿子参了军，女儿上初中，在跟爸爸学画。虽然都是喜讯，虽然都充满了希望，可从她的眉间，我看不出畅快和欣悦，倒象是隐藏着忧虑。也许，正如田淼所说，“我们家不安定的因素太多”。

 

 

陆鹏九

三

 

    这又是一个泣血的故事。北京女二中六六届的毕业生王琦生性活泼、开朗、热情、好胜，也能吃苦。一下乡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爱上了本村的回乡青年张培廉。张用一辆独轮车把王琦的全部家当从知青点推到他家，两人成了夫妻。在她的奋争下夫妻二人都当上了教师。先民办，后公立；从农村，到城里；终于熬得差不多了，才发现没有弄上文凭这是最大的失策，没进过大学门是终生憾事。她拼命地复习功课，也穿插了托人，找关系，当她终于考取了教育学院教学系的时候，已年满38岁。她太要强了，样样事情都想争个高低。在县城重点中学教毕业班的时候，得了一场伤寒。只休息了10天，她就拖着虚弱的身子来上课了。一堂课讲下来，虚汗淋淋漓漓。然而上学与工作不同，38岁与18岁不一样。一次教学分析测验，别的同学都考八九十分，而她只得了6 7分。她开始玩命了，每天晚上学习到深夜，清晨5点钟又起来接着干。学校离家很远，她每天第一个到校；锻炼、值日、文体活动样样不拉。终于，她病倒了：病毒性脑膜炎。当我赶到医院看望她的时候，她在说着胡话，嘴里不停地念叨：“F，F，点乘，叉乘，……"是病毒侵蚀了脑细胞，是用脑过度、身体虚弱丧失了抵抗力。县医院奋力抢救，请来专家会诊，切开气管，送到北京。北京宣武医院神经科的医生宣布了无法医治以后，我们从火车上接下来的是一个植物人。没有了听觉、视觉、触觉。再也听不到她那爽朗的笑声，再也看不到她那欢活的身影。

    她的丈夫精心地护理着她，农村的婆婆、小姑轮流伺候，就这样维持了4年，她终于消耗完了，130多斤胖胖的女子变成一具木乃伊。带着永远的遗憾，走了。

戏剧性的是在王琦死后，她丈夫的续弦竟又是一位北京知青。她叫李楠，插队时与王琦同组。在少女时代；就悄悄爱上了这个貌不惊人语不出众的当地青年。没有人知道她的心思。她怀着这一丝情愫，拖着农村艰苦环境落下的病体，10年前病退回了北京，一个人孤单单地打发着光阴。

    她跟王琦是好朋友。得知王琦再也不能恢复知觉以后，她向张吐露了真情。她在北京默默地等着他，尽心尽意地关心和帮助着自己的朋友和他。

当地人都说张走了桃花运，一个知青走了，竟然还有后补的!

半年以后，他来京与李楠结婚。他和王的女儿也都到了北京，大女儿考上了民族学院，小女儿上了初中。

    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几个朋友想约张出来聚聚，嘱我联系。当我拨通李楠单位的电话时，对方告诉我：“李楠不在了。”我追问。“她明天会不会来上班?”对方只好实说：“李楠在前天去世了。”电话未挂断，我就止不住泪水刷刷地流下来。我与李楠并不很熟，只见过两三面。我知道她有心脏病，知道她对丈夫一心一意，对两个女儿无微不至。我悲伤，是为这些苦命的北京姑娘；我悲伤，是为这些痴情的女子；我悲伤，更是为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她们手捧生母骨灰盒的情景恍如昨日，她们好容易遇到这个可以替代母亲位置的善良女人。我悲伤，也为这个交桃花运的男人，他和她只作了一年的夫妻，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3个月。他怎么能承受这又一次的哀伤。

    当我去悼念死者、安慰亲属时，李楠70岁高龄的父亲拉着我的手泣不成声，他哑声哭喊着；“我没法说，我不能说，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她为了什么把身体弄成这个样……”她才38岁。

    痴情女子多薄命。这话也许当真：王琦的舅舅、叔伯多在海外，几次接她到国外读书，如果不是为了农村的丈夫、大西北的家，她也许早就飘洋过海了；李楠独身一人平静地生活，寿命不会这样短暂；为了同一个农民，两个女子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当我与张培廉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好象是做了一场梦。象是对我，又象是自言自语，他说：“北京，不是我该来的地方；北京人，不是应该我娶的。”送走了第二个妻子，他也准备回自己的家乡了。

 

 

陆鹏九

四

 

    我的周围，有着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他们争相着浮现在我的眼前，涌上我的笔端。简直可以称作“一头沉”现象了。我对他们是那样的熟悉，我对他们的隐忧了如指掌。这些当年的傻姑娘，傻小子；如今的东方女性，仁义丈夫。

    要回北京听课了，刚进11月，她没有毛裤，只好穿上羽绒裤去。不是没有条件织一条，而是她很少想到自己。除了女儿，她心中只有丈夫。因为他在自由市场卖烟，一蹲就是一天，给他织了纯毛的新毛衣毛裤。知青们要聚会一次，大家都去找她，她在忙不迭地给丈夫包饺子。“就这么一顿饭，让他煮方便面还不行?”“我们老汉(当地人的称呼)可是受苦人。”对丈夫由衷的体贴，让人感动。

    她与他有没有距离?有没有磨擦?这是显然的。她的又一篇论文被华北五省市化学学会选中；1990年20省市的化学年会她受到了邀请。全家人回了北京，要去军事博物馆参观。女儿说：“我爸去了能看懂什么?”妈妈批评，姥姥教育，他也跟着去了博物馆。

    可怜可敬的“一头沉”的女人们，她们为人妻，为人母，付出了比其他女人更大的代价。

    男同志似乎宽容、超脱，可也不容易。田淼刚娶回媳妇的时候，第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是让妻子读书。该进什么学校，上哪个年级?好在大队学校没那么多条条框框，白秀花坐在了二年级的教室里。“看××老婆上学喽!”起哄似的，先是小孩儿，然后是那些女人、小伙子，直围得教室里无法上课。一考试，白秀花只得了20几分。“算了罢，还是回家挣工分吧。”

    小学二年级尚且跟不上，自然不能理解油画艺术、人体解剖、佛祖涅椠。

记得有一篇文章写过这样的话：低质量的婚姻使高质量的人痛苦。这样议论我不知道是否恰当，我只知道不要去搅动他(她)们心底里那池痛苦的死水，既成的事实就让它维持下去吧，人生岂能事事如意?世界总不那样完美，这是常情。

    我的文章该结束了，似乎言犹未尽。我没有写那受丈夫虐待冻死在山里的北京姑娘，也没有写那拖着8个月的身孕还在大渠上担土的身影，更没有去写他们脸上的皱纹、手上的老茧。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他们本人已经习惯了不唏嘘感慨、不触景生情，或许是他们的心也象是包上了老茧变硬了，不那么多愁善感。伤感有什么用?然而，当他们决心踏上故乡的土地实现叶落归根的最后夙愿的时候，当他们携儿带女、准备告别第二故乡的时候，他们酸涩的泪水禁不住淌了下来。为自己辛酸的20年?为青春的消逝再不返?还是留恋这洒满了自己苦辣辛酸的土地?他们知道，等待自己的，决不是微笑和鲜花。他们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一页该翻过去了。还是那位毅然与丈夫分手回到北京的女知青说得好：“生活就象海。而我们这些人潜到了海的底层。我看到了污泥浊浪，也发现了珍奇异宝。与他的结合，我至今不悔，那是历史的必然；我不怨天尤人。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也得到了幸运儿所无法了解和体验的一切。”

 

逗你玩

    一组“和农民结婚的知青们”文字，是实实在在被历史无情碾压过的碎片写照。且多数因“阶级”问题无法生存而无奈选择的“姻缘”。无产阶级继续革命在文革步入顶峰，这是GCD执政后的最大悲哀。

陆鹏九

深谢逗你玩朋友对65老插的关注与理解！

 

问候逗你玩朋友！

 

陆鹏九

 

                   后 套 成 长 历 程 马大为/文

个人简历：

1946年l月出生于河北省南宫市。

1965年7月于北京师大一附中高中毕业。

1965年8月到内蒙古临河县白脑包公社三八大队三队插队。

1970年任白脑包中学民办中学教师。1979年转为国家公办教师。

1980----1985年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函授学习，毕业。

1986年----1992年任内蒙古乌海二中语文教师，中教一级。

1992年2月调入北京海淀永丰中学。1995年秋调入北医附中。

1997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2001年兼职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高中教研组教研员。

2002年被任为海淀区语文学科带头人。

2003年4月退休。

2003年9月至2011年兼任多所民办大学《大学语文》、《文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美学》、《中国文化导论》、《阅读与写作》等课程。

2006年----2009年出版有“一考通”出版的《大学语文》、《文学概论》、《古代汉语》、《美学》的课程同步练习和模拟试题等教辅资料。

2013年自费出版《实际应用语文学》。

正文：

1965年8月9日，北京火车站出现了一个历史奇迹，发出了—列北京驶往内蒙临河的知青赴内蒙河套插队的知青专列。六百多名热血沸腾的知青，小则十三岁，大则十九岁、二十岁，刚刚中学毕业，就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告别父母，告别首都北京，满怀革命激情，奔向后套，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去。

我就是这六百多名知青中的—员，北师大一附中高中毕业，脊柱侧弯，身体残疾，出身地主，因大学不录取出身不好的子女，我未考大学，也不愿做小学教师，自愿申请下乡，是师大附中的第一批下乡毕业生。

从65年到86年，我在后套生活了21年。这21年是新中国最悲惨的历史阶段，也是乾坤扭转，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更是我生活最坎坷、最苦难的阶段，苦辣酸甜，铭记于心，刻骨难忘。

 

陆鹏九

—、下    乡

（—）决定下乡

我是1962年从四十三中考入师大—附中高中的。北师大—附中是北京市历史最古老、教学质量最高的中学之—，是我一直向往的学校。

在四十三中的三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的三年，也是我的政治生涯初受挫折的三年。初—年级，我是班长、学习委员、语文课代表。但班主任是一位女性、语文老师、其夫是留苏人士，极左。她讨厌我的出身，又讨厌我桀傲不训的性格，在60年的节食运动中，因我不理解，末节粮，撤掉了我的一切职务，并定性我为“不满社会主义的地主阶级子女”。初二年级，奶奶突然得了半身不遂，经紧急治疗，有所恢复，行为不便。家庭生活的担子—下子转到了父亲和我的身上，父亲要上班劳作，我要读书，奶奶要有人照顾。经济困难时期，初中生上半天课，课后作业很少，于是我就有了时间读书，也有了时间伺候奶奶看病，熬中药。还学会了做饭、操持家务、洗衣、缝补衣物、拆洗棉衣被褥等活计。但我的学习仍是全班优秀。初三阶段，换了—个能力很强的女物理老师作班主任。她不但不讨厌我的出身，还喜欢我的学习能力，要求我协助语文老师的教学工作。班主任、几何老师、语文老师都因我的成绩优秀而喜欢我。在报考高中志愿时，她说我报的志愿太低，让我往高里报，于是我有了信心，报考了师大一附中。她说：“我相信你，没问题。”

考上了我向往已久的师大—附中，心中非常高兴，上大学的梦想就有保证了。高—年级，我努力学习，奶奶病危、去世，一度耽误了学习但我自学能力很强，学习没有落下。我喜爱文科，忽略理科，理科成绩不高，但因我喜欢哲学的原因，我喜欢朱正威老师的生物课，尤其他讲的遗传学和生命的起源，为我开扩了视野，我非常喜爱，也非常欣赏他的教学风格。

高二年级，正在我努力学习梦想考上理想大学理想专业之时，与同班同学田士忠交好的一位学长告诉我：大学不录取出身不好的学生，尤其是文科，绝对无望。尤如晴天霹雳，将我的梦想、人生希望击了—个粉碎。我痛苦、迷茫……接着，去人民大会堂听会也不允许了，为的是防止“阶级敌人破坏”。我成了“阶级敌人”。出身好的同学去人民大会堂听会，我被留在教室上自习。59年春节，我曾以优秀少先队中队干部的身份，被彭真市长邀请，去人民大会堂参加联欢会，是第一批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小学生干部。现在，我，一个高中生，却成了阶级敌人。我想不通。呜呼，哀哉！又接着，我们的文学小组被解散，原因是班主任董先生说我们是“裴多菲俱乐部”，成员是几个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啊，天啊，学习有罪！！

高三年级，因为我喜爱文科，历史、哲学、文学，多有涉猎，不想放弃自己的爱好，又因当时我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坚信自己是—个忠诚、坚强的革命者，决定按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所说的，到工农运动中去，证明自己是—个真正的革命者。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我是—个真正的革命者，我的所学，我的才干，一定会在革命实践中得到验证，我会脱颖而出的。所以决定上山下乡，投入刭三大革命的烘炉中去锻炼成长。我在完成高中学业的基础上，开始为参加社会实践做文化知识方面的准备。接着，在共青团九大的“向革命化进军”的号召下，向学校领导递上了下乡志愿书，而且按了血手印。我与同学们有个约定：他们把大学的教科书给我寄—套，我在农村自学大学课程，同样要学到大学知识，达到大学文化水平。

高三毕业体检时，我被查出脊柱侧弯，身体残疾，但因早被董姓班主任视为“阶级异己分子”，他根本不把体检证明当回事，置之不理。

七月，市里招集初高中毕业生学习，介绍市里的就业安排，高中生可以到小学当教师，不愿意的只有—条路----下乡。接着，在动员中学生下乡的会议上，在山西（徐锦）、内蒙（丁志礼）插队的知青作报告，讲述农村的优裕条件、美好生活，号召大家前往。参会人员多数深受感召，填报了下乡申请。

八月初，下乡批准书下来了，要求按通知要求办理消除户口的下乡手续。我独自办了手续，才告诉父亲。父亲大吃一惊，他本来是希望我考上大学的，但他不了解当时大学录取的条件。他也希望我做小学教师，与他—起生活，但我不喜欢小学教师的职业，中国有句老话，“家有半斗糠，不作孩儿王。”我有更大的目标，想做不凡之人，男人当有鸿鹄之志，但又无法言明。父亲非常生气，无法接受。我请了姐姐、姐夫来劝说父亲，父亲才勉强答应我下乡。八月九日，父亲送我到北京站，我第—次见到了父亲为我落泪，心里非常难受，想想他一个人孤单地生活，我才懂得了我的不孝，但为了更远的目标、更大的事业，我斩断情丝，告别老父，走上了西去之路……

 

陆鹏九

（二）下乡火车上

    城里知青集体下乡插队，这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事，也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造”。幼稚的我们，怀着满腔的赤诚，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烘炉中去经受锤炼，心情无比激动，无比兴奋。大家在火车上又说又笑，畅想美好的未来。年龄较大，心情复杂沉重的我，心中盘算着下乡后的人生路程，不免一阵凄凉，丢下五十多岁的老父孤独度日，心中不由有一种罪恶感，但非如此，无以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革命史上，很多中共的先烈，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就是背叛家庭，革自家的命，我也走向了这条路。在学校召开的欢送我们四位同学下乡的大会之后，刘超校长向我班团支部提出发展我入团的问题，他说：“人家都响应党的号召，下乡革命了，你们还不批准人家入团？”但是，团支部还是没有通过，他们说，“像他这样出身的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还需要考验。”

    我们这个知青小组，是师大附中和四十三中的同学联合组成的，师大附中四人，四十三中五人，四男五女，高中三人，初中六人，团员五人。看着这些年幼的弟妹们，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则我年龄大，二则我是学文的，三则我的生活经历比他们要复杂得多，但我的政治身份最低----非团员。正在沉思之际，跟队送行的带队老师、我的班主任----董先生把我叫到列车长室跟我谈话。他首先向我转述了团支部开会的情况。我知道，团支部是在他的操纵下，团支部的意思实际上就是他的意思。我说：“这无所谓，谁真革命，谁假革命，让历史去说吧！”他最后说：“你这个人很有才，路走对了，你会是个了不起的人：路走错了，会是大反革命。希望你好好把握。”我心理想，这是他的真心话。因为我在他的政治课上，和他进行过争论。在那个年代，有人专门打击我们这些出身卑微的人以显示他们的“革命”。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后来，他在文革中充当干将的表现，证明了我对他的认识。

 

陆鹏九

                               二、厄运丛生

    我，作为一个文科爱好者，高中时就自学了一些大学课程。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我只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韬光养晦，深入了解社会，尽快掌握生产技能，寻找知识与生产相结合的路，打开一条新的生路。但是，我太幼稚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我们这些人生存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成了社会最低层的人。在这条路上，我艰难挣扎了几十年。挫折多，成功少；辛酸苦难伴一生，—部辛酸史。

刚一下乡，我就注意学习：观察农民的劳动过程，寻找劳动的窍门，争取早日掌握多项农业技术。由于吃苦，学得快，深受老农和队干部的重视。我还与李得路一起，深入农户，为农民办实事。因我们知青收工较早，家里有人做饭，就到队干部家帮助挑水，减轻干部的家庭负担，深入了解农民生活状况。但却被知青小组冠以“不遵守组织纪律，自由主义”的帽子。我据理力争，用毛泽东开湖南运动调查会的例子和“四清”工作队干部工作条例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进行争辩。他们就无话可对了，但也埋下祸根。中国有句老话，枪打出头鸟，我就是个出头鸟，必然遭打。

在知青小组里，知青小组作决定，要先团员会议决定，其他知青无条件参与。他们制定的那些极左的片面的像军队纪律一样严格的规章制度，限制了我们深入群众，了解社会，广交朋友的自由。我比较年长，社会经验较多，根据生活实际，反对那些不切实际的规章制度，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小组领导并不接受。于是，就被告到了四清工作组、大队、乡里、县上，尤其是那位主管知青工作的副县长那里。

由于我在公社整修广播线路的工作中表现出色，在劳动中善动脑筋，帮助社员家干了—些实事，如整线路、修喇叭、挑水、捣糕，劳动表现也比较突出，在社员中受到好评，威信较高，在村俱乐部领导的改选中被选为副主任，并决定发展我入团。古话说“枪打出头鸟”，我哪里知道，这伤害了知青小组的某位领导，厄运已经在阴谋中孕育、产生。这些人会上争论不过我，专门会在领导面前哭泣，让领导以为我有多坏，欺负她们有多严重。主管知青工作的副县长相信了她们的汇报，质问我：“你怎么欺负了李××同志？必须老实交待！”。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内蒙后套地区是64年开始“四清”、65年结束的，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66年，中共北方局又决定对四清成果进行复查，按中央新的阶级斗争精神进行重新考察、验收。

起初，是县、社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我村的工作组组长是公社干部张××。因是本地干部，又是实在人，工作比较实在，我又表现比较突出，在摸底阶段就安排我作南组的召集人和记录员。在南组会议上，我按照毛泽东关于开调查会的方法，尽力调动群众畅所欲言，所以社员群众放下包袱，说出了真话。其内容是：四不清干部并不是坏人，有能力；四清后的生产队干部班子不团结，能力差，集体生产长进不大；希望增加领导班子新成员，搞好团结，把生产搞上去，让社员得到“四清”的更大实惠。我按实际情况做了记录和汇报。

实际上我已经闯了祸：—，我站在“四不清”干部的立场为“四不清”干部翻案；二，我攻击“四清”以后的革命领导班子；三，地主子女反对伟大的四清运动，为四清干部喊冤叫屈，妄图推翻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四清”运动。

这时，公社“四清”复查工作队的队长是主管知青工作的某副县长，经常到我大队、我知青点来。还借了我的一本胡华（人民大学教授）主编的《中国革命史》，再无归还。社员告诉我，他在四清前曾在俱乐部唱过二人台中极黄的段子“十八麻”，他是由临河县副县长提拔到盟里的领导职务的，人既年轻又有才干，很有发展前途，但是在“四清”运动中，因男女作风问题被降回县里任副县长。

不久，否定前段复查工作的新的四清复查工作组下来了，是包头市机关抽调下来的干部。我成了四清复查工作的斗争重点。接着就撤销了我的俱乐部副主任职务，取消了我的基干民兵资格。那位副县长、乡工作组组长亲自坐镇，由四清复查工作组组织社员开会对我进行了批判会。但由于我的坚持，据理力争，批判没有成功，反而是我讲的道理更受当地农民信服。这位副县长气得在骨干总结会上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你们他妈的这么多人，就干不过他一个！”实际上并不是我厉害，而是事实胜于诡辩，山高遮不住太阳，阴谋家才是最虚弱的。

我当时非常奇怪，我的表现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的，群众对我的评价也是知青中较高的，为什么突然来了个—百八十度大转弯呢？后来我才知道，我被告了黑状，我被定位为“反革命子女”。

那位副县长还向我提出了三个问题：一，你为什么攻击“四清”后的干部班子？你为什么为四不清干部翻案，否认伟大的“四清运动”？二，你为什么反对知青小组领导的决定？三，你怎么欺负了××同志？要求我作出全面交待。我当时如坠五里云间，搞不清、弄不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从何而来。但我沉思，一位县长大人，为什么直接偏向一位二十岁女子呢？想起农民对他的介绍，我恍然大悟。

在这位副县长的指挥下，67年春，我公社召开了下乡知青批判会，批斗新兴大队的两位知青，以“流氓罪”、“ 反革命”罪将二人逮捕，将其中的章汉夫定为“反革命份子”，判了三年徒刑。我被点名提前参加这次教育会，实际上是陪绑，是警告。

在那种“万马齐喑”的形势下，只有忍，因为叫天不应，呼地不灵，无人敢对我表示同情，更无人说一句安慰的话。尤其是参加公社知青批斗会后，我预感到自己已无前途，无出路，于是，我想到了死。并决定实施。

当时正值六月割麦时期，由于腰椎残疾，又由于自己手脚慢，不想再受人讥笑，我一个人包了一块麦地，四周无人。但是心情低落到极点，我决定将自己送入黄济渠那滚滚的流水之中。

那天特别热，吃了中午饭，我拿上毛中，约好与贾德仁去黄济渠去洗个澡。但贾德仁没来。我就—个人来到了黄济渠畔。举目—望，渠中黄水汹涌，接近渠坡，浩大的水势，很是可怕。我先用河水擦了擦身，接着抓住岸边的水草，沉了下去。我是个旱鸭子，不会游泳，往下一沉，猛地没到了脖颈，凉凉的河水一激，脑子突然清醒，我不能这样死去，死得不明不白，我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祖宗，人生路漫漫，还应该再抗挣一步。于是我抓住水草，又慢慢爬了上来，洗了洗身上，回到了知青点，下午没出工，躺在炕上想了一天一夜。我决定：坚强地活下去，与害我势力斗争到底，再不屈服，宁做硬汉死在广厅之上，不做逃避斗争的冤死鬼。我当时的处境恰如鲁迅在《自嘲》中所写：“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己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只因不学疏御术，立即颠身变缺肢。”（冯雪峰《塞童》）我也只能像鲁迅先生所写的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而且，我用我的一生实践了这四句话。

后来参加县知青大会才知道，狼山公社的下乡知青有一批是高干子女，而且与中央有直接联系，与四清复查工作组发生了理论争论，工作组讲不过这些高干知青，县里很是头疼，于是拿我乡知青开刀，要把知青带来的这股反对地方封建势力的新风压下去。于是抓了两个有缺点的社会知青作靶子，掀起一个全县性的整治知青，让知青做绵羊的运动。我就成了第一批陪绑人。但是，两个月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知青中的一批骨干掀起了造反大潮，砸了县安办，在县礼堂批判了这位迫害知青的县长。全县各公社知青代表上台，用血泪事实控诉、批判了他迫害知青的残暴罪行。我参加了这个大会，没有介入，但心中得到了一丝安慰，挽回了一些自尊，增加了斗争的勇气。我给呼和浩特造反派去的支持信收到了回信，《内蒙古日报社》给我发来了特约通讯员聘任书和资料，《巴盟报》发表了我的诗歌《毛主席语录板》，我的情绪才开始有所好转。

 

陆鹏九

三、参加文化大革命----在两派斗争中纠结

66年秋，在文革的大形势下，女知青学城里红卫兵的样子，剪掉长发，留了男分头，表示破四旧立四新。我当时告诉她，革命不在形式，而在精神实质。

城市红卫兵到农村串连，扩大革命火种。当时，农村青年还处在封闭状态，对他们那些极“左”的想法并不接受。我们几个知青到三八二队，与来串连的城市红卫兵交流，了解他们的思想、做法和目的，想跟上文革的大形势。也感觉到他们的行为很过火。当年冬，大多数知青都回京省亲，感受文化大革命的气势去了，只有我们三两个人留守。我的父亲已被遣返回老家，北京已经无家了。

我和王晶、李得路经过研究，由我执笔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反映后套阶级斗争严峻形势的信,寄了出去。

67年春，农村产生了造反派。在我大队，以大队原妇女队长、劳模的儿子王贵宝为首的干部子女贴出了第—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四清”后期上来的大队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复转军人鲁三开，与其妻----妇女副大队长杨玉莲。我嗅到了一股“保皇”“反四清”的味道。我们前年刚到本队时，正是“四清”工作扫尾阶段，“四清”工作队的留守人员钟、李二同志，专门关起门来，给我们介绍了“四清”工作的进程、阶级斗争状况和遗留问题。工作组说：这个大队外号“小台湾”，解放十六年，大队干部班子—直与旧势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始终有人告发大队书记贾永发，说他与旧势力关系很深，大土匪李海伦与他有亲戚关系，他曾涉嫌参与了毒害土改时民兵大队长李××的案件。当时虽经审问，但苦于无有证据，无法查办。贾永发本人，身高体壮，说话笨嘴啄舌，但人很能干，很会来事，在五十年代初，曾在挖二黄河的工程中获得“劳模”称号，入党，当了十几年书记。他的两个弟弟分别是三队、四队生产队长，他们与他们的亲戚形成了全大队最大的权势集团，其中一个弟弟是公社流氓团伙骨干、下台的“四不清干部”。现在，王贵宝等人把矛头指向了鲁三开和杨玉莲，我们深深感到阶级斗争的一种火药味，这是反“四清”势力为“四不清干部”翻案的集团出现了。这是反动势力的覆辟活动。作为下乡知青，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我们当然不能容忍。

我在生产劳动中也听到过社员们的各种议论，说贾永发好的人占多数，但也有人说刘生祥是好人的。刘生祥，其父××，本队社员，老贫农，因揭露贾永发的历史问题而成为贾永发的死对头，其长子是年轻的新生干部，有文化，坚持按党的新政策办事，受县乡两级领导首肯，在三八大队是贾永发的对立面。“四清”运动中，因贾永发的问题查无实据，无法定案，在民众中拥护度高，继续担任大队党支书记，刘生祥则调到本公社的中心大队任书记。

我与之一起干活时间较多的贫农刘太基是与刘生祥一个系统的。刘太基是一个干活非常认真的人，我很尊敬他，社员也说他有当队长的能力。在干活过程中，他经常提到刘生祥的事情，所以，依据“四清”工作组留守人员的介绍，我就有了对刘生祥的初步认识──此人是党的好干部。

王贵宝的大字报提醒我们：现在，王贵宝作为大队干部子弟，第一个向 “四清”新干部发起了攻击，而且大字报中的理由非常无知、无趣，根本站不住脚，所以我就认为：王贵宝是保皇派，是贾永发集团的夺权信号，是对四清运动的反扑。

年初，《内蒙古日报》造反派掌握了《内蒙古日报》领导权，给我发来了回信，聘请我为《内蒙古日报》特约通讯员，月月给我寄学习资料。

这时，回京的知青相继回来，他们看到了大字报，各有想法。我首先向王晶表达了我的看法，王晶又与知青组长共青团员田淼、魏秀珍等交换了意见，我也向李得路谈了我的看法，于是本小组五位知青有了统—的认识，保卫毛主席领导的伟大四清运动，回击保皇派的挑衅行为。于是，由王晶提议，成立了《韶山》战斗队，制作了袖标，发表了第一张大字报，给保皇派以迎头痛击。得到了中心大队书记刘生祥等贫下中农的支持。

这时，富裕中农鲁×的长子，鲁金良，因偷盗被判四年劳改释放。他马上投入了王贵宝阵营，以其较多的社会钻营经验，掌握了这—派的大权。于是三八大队的两派形成了。

此时，公社也产生了两派，以杜××为首的造反派把矛头指向了公社党委书记王殿臣。王殿臣是三八二队人，与贾永发的历史关系盘根错节。而以陈海明为首的保守派死保王殿臣，把矛头指向了外调社长、复转军人石全福和副社长贺××。于是，我们就与公社造反派结成了同盟关系，并且得到了县造反派的支持和支援，造反派的领导邢树新和我们建立了组织联系。

接着，我们开始了对四清工作组交待的问题重新展开了社会调查。走了很多地方，访问了不少的人。

我们的大字报始终指向大队书记贾求发和公社书记王殿臣，揭露的是历史问题、复杂的社会基础问题、流氓团伙问题和他们在多次政治运动中的右倾问题，其中也涉及到某些私人问题。

在两派斗争中，我们有三个纠结。第一个是历史问题缺乏证据，难以落实。依据法制基础知识，办事要重证据，没有证据支持的问题应坚决地放弃。但我们不懂这—点，钻了牛角尖，即极“左”了。第二个纠结是遵重历史与遵重多数群众的矛盾。历史上搞不清的问题，我们何德何能；我们揭露这些历史问题、某些人的私生活问题，引起了民愤，得罪了地方势力，自然也就得罪了多数群众，使得一些私生活有问题的人怕被揭露他们的糗事，使得—些依靠当权派蔽护的人更忠于其家族势力。第三个纠结是对贾永发缺乏辩证分析，没有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没有重在他解放后的表现。贾永友本身是贫农，在党的教育下，是跟党走的，十几年来，基本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四清”后仍任命他为党支书记就证明了这—点；他在维护群众利益、抵制极“左”政策方面的表现深得群众拥护，而我们却认为他对党阳奉阴违，我们太幼稚了；他的—些亲戚被定为“四不清干部”，仍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应当作敌我矛盾对待；“四不清干部”的错误，有个人原因、社会原因，不应归罪于贾永发本人的品质和权谋问题，还不说极“左”的问题。

后来，生产队—级的形势自然—边倒，对我们越来越不利。于是，在那位投机分子、劳改犯的煽动下，对立派挑动村民，在一天晚上围攻我们的住处，查抄、没收了我们的一批书籍、资料，对我们进行围殴。我记得很清楚的是车官刘二，抱住我的腿想把我打翻，我狠狠地抓住了他与他力争，告知他，我绝不会绕了他。因我和李得路给他家挑过水，捣过糕，他也没有加害我之意。他放了我的腿。我没有在肉体上受到伤害。（后来，89年在乌海刘仲生家喝酒，我们兄弟三人无拘无束地喝了一宿，毫无介蒂。）

在批斗贾永发的过程中，贾永发利用我们的幼稚，抓住一个词语的不同解释，反说我们辱骂他，挑动起群众之间的争斗。我们尝到了看起来善良、朴实的大队书记的厉害，这个经过解放十几年政治运动的老油条确实非同—般。

后来，公社、县及知青的造反派虽然对我们进行了声援，但我们终究还是吃了—亏。

68年，在全国大联合的形势下，成立了革委会，公社的造反派取得了优势，掌握了实权。但在大队，仍保持了“四清”留下的领导班子，实际上是对立派得势了。在鲁金良的指挥下，以借生产队放假开大会的名义，对立派对我们三位知青骨干来了—个突然袭击，很多人围攻我们，我们奋起反抗。他们把我们三人绑了起来，押上了大会批判台，但很快就在一片斥责声中不欢而散，给我们松了绑，我把捆我的绳子扔在了房顶上。

公社革委会得知此事，对他们提出了批评。从此，我们又因生产队分成两个队，我们去了南队，两派斗争基本结束。

南队队长是刘太基，与我们无派性矛盾，我们知青又是重要劳力，于是生活也走向了稳定。

现在，回忆历史，反思自己，总结过去，我认识到：

我们介入文化大革命，增加了社会混乱，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我们也是极“左”路线的毒害者，其原因如下：

首先，被极“左”的假马克思主义洗脑。以后，经过学习，我才懂得：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一二阶段的思想，在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否定了马克思的武装夺取政权思想，提出了和平斗争、议会斗争，用和平竞赛、选举夺取政权的思想。列宁、斯大林没有理解恩格斯的思想。中国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阶级斗争论只能造成民族分裂、对立、互相残杀。尤其是执政党夺取政权之后，还搞阶级斗争，只能证明农民政党的自私、狭隘与残暴。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这些幼稚无知的中学生，在农村搞阶级对立、族群斗争，制造混乱，撼动了当时的政局，自然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承认和支持。但他们也知道，我们听的是毛泽东的话，做的是共产党要求做的事。我们又是孩子，幼稚无知，所以他们也能原谅我们。

第二，“四清”的极“左”大形势和极“左”思维是我们犯错误的根源，尤其是“四清”工作组给我们的介绍，是最根本诱因。

第三，从我个人来讲，由于个人命运的挫折，越挫越想改变，极“左”就成了一根救命稻草，想通过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拥护文化大革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这种私心正是对真理的无知，是小知识分子的革命幼稚病。

到70年军管，流氓军阀余洪信的军阀作风、流氓作风，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有些人革命是假的，流氓是真的；马克思主义是假的，个人私利、耍阴谋是真的。再加之林彪事件、批林批孔批周公、邓小平复职又被打倒，粉碎“四人帮”等事件，使我们真正认识到：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