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大乌珠 于 2014-8-24 09:59 编辑
(超强度的劳动改造并没有让我父亲趴下。) 对于自己最终能够闯过“三关”,我爸说是因为他心中一直有“三气”,这三气是:1.鼓起勇气;2.压下火气;3.永不泄气。鼓起勇气就是坦然接受批斗,既要坚持真理,也要勇于承担责任。有就有,无就无,是就是,非就非,绝不含糊;压下火气就是面对造反派捏造事实,蛮横无理时,自己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冲动上火,让他们抓住小辫子;永不泄气自然是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自己,同时,更要相信时间,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在《我所经历的1976》那篇文章中曾经写道:“‘文革’开始即被打倒,在‘九一三’事件后一度被‘解放’,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又被‘靠边站’的父亲,与外界几乎是隔绝的,他每天所有的事情就是躺在一张老旧的藤躺椅上翻看书报。”我爸看到我这篇文章的校样时,已经是那期《收获》付印前最后一次清样了,我爸几次三番跟我说,你们只看到我躺在藤椅上看书报,但我其实和外界并不隔绝。我爸当时就坚持要我将这一段改掉,可我觉得与外界隔不隔绝好象并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再加上《收获》付印在即,也不允许对文稿再有大的变动。对此,我爸耿耿于怀。我当时并不理解我爸的较真,等到这次我写这篇《老运动员》,再次向我爸问及1976年“总理遗言”案中他所经历的前前后后时,我爸又一次说到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后,也就是我写到的父亲又被“靠边站”的那一段经历和心态。 我爸在经历了“批判关”、“政审关”和“劳动改造关”后,被造反派认为“案情特别复杂,态度特别顽固”,拖至1972年后,谭启龙同志调来浙江,贯彻党中央[1972]16号文件时,才第一次被解放。尔后在调整加强各级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时被掺进沙子的杭州市委任命为市革委会工业办公室第一副主任(主任系军代表),抓了约半年时间的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工作。时至1973年,浙江的形势又风云突变——“四人帮”直接插手浙江,指责、批评浙江的批林整风是搞层层批判检讨,是纠缠历史旧账,走偏了方向。造反派也在王洪文直接或间接的授意下,掀起一股“反潮流”的浪潮。从此,浙江本已好转的局势急转直下,动乱重新升级。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从批林整风转向批林批孔运动。紧接着,江青又大搞突然袭击,以个人名义写信给驻浙部队20军防化连,并派迟群、谢静宜给防化连送信送材料,“放火烧荒”,指责浙江的“批林整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生事物,是开历史倒车的“右倾复辟思潮”。各路造反派闻风而动,推波助澜,层层揪斗“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我爸也被作为“复辟势力”再一次打倒。 1974年6月,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加重,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于1975年1月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他顶住“四人帮”的阻挠和压力,开始了对全国各条战线的整顿,短短一年,就使国民经济、文化教育、部队建设等各方面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派出工作组,帮助解决浙江的动乱问题。 当时主持浙江省委工作的谭启龙同志,坚决遵照小平同志关于批判派性、整顿组织和把生产搞上去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工作。他主持召开了省委工作会议,确定把杭钢、杭丝联、杭州重机厂、杭州齿轮箱厂等8家著名企业,作为批判派性、纠正“双突”、增进团结、促进生产的试点单位。省、市抽调很多干部力量,协同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共同进驻试点单位,开展工作,总结经验,指导全面。我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又被重新安排工作,由市委派遣并任命为杭州重型机器厂工作组组长,率领工作组进驻杭州重机厂搞整顿的。当时的杭钢和重机厂是“文革”以来的两个重灾区,情况特别严重,生产完全瘫痪,但经过工作组日以继夜的努力工作和整顿,短短的几个月,便开始人心安定,生产走入正常,混乱不堪的局面得以扭转。重机厂面貌的大变,其实只是全省、全市普遍开展整顿后初见成效的一个缩影。然而,形势刚刚有所好转,又遭遇风云突变。1975年11月,中央转发毛主席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经邓小平同志转交的两封信的批示,由此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短暂的大好形势旋即又逆转,我爸也在工作了短短一段时间后,第三次“靠边站”,重新被晾在家里。才刚50出头的父亲,脑子和精力都处于最清晰最旺盛的时期,却像一头被人遗忘在笼子里的困兽,辗转四顾,无人搭理。 父亲对于这样的现状感到忿满和茫然,他始终在苦苦思索:局势究竟要乱到什么时候,乱到什么程度?文化大革命究竟还要搞多久?毛主席说过“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可现在已经乱了整整10年,难道还没有乱够乱透?国家这副烂摊子最后又怎样收场?爸爸的心里虽然一直倒海翻江潮起潮涌,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很平静而自然地承担起一个家庭主夫的角色。每天早上,他都会拎着一只竹篮子,晃晃悠悠地逛荡到龙翔桥菜场买点小菜,然后拎着小菜篮子穿过东坡路,沿着西湖边的湖滨公园绕到人民大会堂对面的马路上看大字报,从各派大字报的种种言论和信息中,冷静思考,分析形势,静观事态发展。 1976年周恩来总理的与世长辞对我父亲精神上的打击无疑是摧毁性的。我记得那年冬天特别寒冷,西湖都冻成了大冰坨子,人可以在上面骑自行车。1月8号那天早晨,天色灰蒙蒙的,凛冽的寒风像飞刀一样在窗外发出“嗖嗖”的声音。我和姐姐挤在被窝里谁都赖着不肯起床,自然界的冰冻三尺和人世间的阴霾漫天让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助,只有彼此依偎着的被窝里是温暖的,我们对这种温暖的依恋无法言说。 爸爸冲进我们的小屋时脸色发青,对我们说话从来都是慢声细语的他破天荒地对着我们大嚷:你们还睡着不肯起床啊!总理去世了!总理没有了呀!我和姐姐听闻此言,掀开被子“噌”地从床上跳起来,我的第一感觉是:天塌了! 爸爸捂住眼睛,泪水无声地从手指缝里流下来。我们从小到大没有看到过爸爸流眼泪,我和姐姐抱住爸爸,我们都哭了。 当时我们家只有一只九寸的黑白小电视机,从早到晚,全家人都围坐在这只小匣子般的电视机前看总理逝世后的一系列催人泪下的场景,播音员沉痛的声音和令人肝肠寸断的哀乐锤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电视屏幕上王、张、江、姚夸张而拙劣的表演更让全家人反感和愤怒。 接下来的1月9日到1月15日这一周,大概是有史以来中国大多数人最悲痛也最难熬的一周,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追悼会不让开,灵堂不让设,黑纱不让戴,怀念总理的诗文不让发表。上面竟然还传达下来这样的精神,大意是: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周总理来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要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 (待续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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